经济学研究的社会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的经济学研究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折。由于种种原因，热衷数理化倾向，贬抑社会化倾向，已成为一种新的理论主流。尽管如此，社会化的理论倾向依然明显融合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学说体系之中。
当时与凯恩斯齐名的熊彼特，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派，同前者构成鲜明的对照。讲到底，这都是因为其浓烈的社会化倾向导致体系庞大而难以把握所造成的。他特别强调，区分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决不能人为割裂它们的内在联系。这个根本思想始终贯穿于其经济学研究之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和缪尔达尔则是另一种类型，即他们都是因为逐渐乃至后来非常突出社会化倾向，而从主流经济学家转换为非正统学者的。作为新奥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理论研究一直遵循始终如一的社会哲学和经济学方法论。他特别指出，许多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社会问题的本质存有误解，症结就在于把处理自然现象的思维习惯错误地转用到社会现象。他十分推崇个人自由主义，不过又把它的本质特征看作“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和“一套源于这种社会观的政治行为规范”。这就不难理解，他在4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研究为何充斥着如此强烈的社会化倾向的色彩。
缪尔达尔则强调，一个互相依存的社会体系所产生的问题，并无经济的、政治的和制度的区分，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为此，他自己把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转向制度经济学方向，认为这样做显然具有这种意义。他尖锐批评了许多经济学者过于强调科学性和客观性，从而忽略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
其实，在凯恩斯学派中间也不难发现社会化倾向的明显流露。罗宾逊夫人大概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严重的挑战，急需加以修补和完善。这一来，其严重贬抑社会化倾向的理论缺陷客观上正在得到弥补，且有进一步扭转的趋势。基本理论倾向的微妙变化，在不少主流学者那里表现得颇为显著。
一是贝克尔关于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他宣称，经济学已进入第三阶段，其研究领域包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其相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分析是最具说服力的工具，能够对它们作出统一的解释。其潜台词等于是说，经济学研究应该容纳社会化理论倾向。
二是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就认为，经济学方法论有很多混乱，它们只有依靠在传统的限制范围之外扩大运用经济学理论才能解决。所以，还应建立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阐述包括公共选择在内的问题。而奥尔森以利益集团为主题的集体行为理论，直接来自这样的基本信念，即经济学方法对于根本不同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以及对于政府问题、政治、社会状况等都是同样有效的。其关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特点以及给予经济发展之影响的分析，都有效地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科斯和诺思把制度和制度的变迁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并进而将一些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从而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应被理解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他们还试图修改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反对进行过于抽象笼统的研究，主张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尤其是，诺思甚至强调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认为它对某些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显然，他们的理论研究倾向都高度关注着社会性因素的重大作用。
四是对伦理学的融合。这可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70年代初期，他分别对社会选择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作了严谨的数理分析，其中不少论述居然包含着价值判断。8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学的性质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所产生的疏远已受到极大的损害，而更多地关注伦理学可以帮助福利经济学以及预测和描述的经济学得到极大的丰富或有益的发展。他还批评所谓的实证分析既回避了规范方法，又产生着忽略那些影响人类实际行为的伦理因素所带来的后果。其理论倾向可谓一目了然。
必须指出，这些学者的经济学分析都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或至少是正统学派所容忍的理论框架之内进行的。这意味着，继续单靠数理化研究倾向，显然无助于经济科学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重新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和融合社会化倾向已成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