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者。他的探索，对于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起了先导作用。
第一，毛泽东较早发觉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弊端，并把“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课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对于苏联体制模式的某些弊端毛泽东即敏锐地有所察觉。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暴露了出来，使人们看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并非完美无缺。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试图改变建国初期照抄苏联的做法，1955年底即在党的领导核心中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1956年4月，毛泽东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1957年2月，又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既是毛泽东“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又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不完全成功之后，试图从学习苏联，仿效苏联模式，转变到走自己的道路，进行新的探索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开端。在毛泽东的示范和推动下，党内掀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积极探索的新风。中共“八大”前后，全党的探索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第二，毛泽东在探索中提出了许多对新时期的探索有影响、有启迪、有价值的思想。
在1956年至1957年夏天的积极探索时期，以及在60年代前半期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失误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诸如，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方面，提出了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两对基本矛盾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方面，提出了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作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地下工厂可以合法化，华侨投资20年、100年不要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主张；在分配制度方面，提出了要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个方面的利益，不能只顾一头以及不能剥夺农民的思想；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了要给工厂企业以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在总结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模式；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提出了要尊重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主张；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要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走发展工业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发展轻工业同发展重工业同时并举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以及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方面，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中国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至少需要100年以上时间的论断；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提出了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思想；在中外关系方面，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都要学习，但又不能照抄照搬的思想，等等。薄一波说：“小平同志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吸取了毛主席在探索过程中取得的对现阶段仍有指导意义的全部积极成果，包括当时没有照做或实际上后来又被毛主席否定了的正确观点。”（1993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毛泽东是真理的坚定探索者》）
第三，毛泽东在探索中的失误和遭受的挫折，也为新时期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毛泽东的探索起步是正确的，也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全党上下对迅速到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深入的科学研究，更缺少足够的实践经验，因而对于探索中已经获得的正确认识并不深刻，也不牢固；尽管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但并不等于在自己的实践中已经学会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加以在一系列巨大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脱离实际，当国内外形势发生某些变化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影响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很快发生了变化，本来正确的认识和主张没有能够在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由于指导思想发生了“左”的错误，使探索的实践走偏了方向，以致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两次严重挫折。然而“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同上书，第272页）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探索中有价值的思想火花和正确的思想观点，是一份宝贵的遗产，起了先导的作用；他探索中的失误和遭受的挫折，也是一份宝贵的遗产。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探索精神和探索中的正确思想与积极成果；一方面又从毛泽东的失误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并纠正了他的失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探索自己道路的伟大任务做出了杰出贡献。新时期的探索，决不是与毛泽东的探索毫不相干的“另起炉灶”。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00页）邓小平在这里全面而准确地概括了三中全会以后的探索与当年毛泽东探索的关系。
邓小平反复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5页）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这个基本点破题的，他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同上书，第2-3页）
在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之后，怎样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和途径是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我们党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改革开放是新的实践，新的创造。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同上书，第258页）关于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新理论和新政策，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属于这类情况。毛泽东曾经分析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但解决矛盾的正确途径是什么？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全党找到了解决这种矛盾的正确途径，这就是改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同上书，第113页）。毛泽东曾经提出过“向外国学习”的口号，但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并没有把它付诸实践。邓小平不仅恢复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而且作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新的经验，形成了新的政策、新的观点、新的思想。
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同上书，第369页）邓小平正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上，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发展中有继承，没有丢掉老祖宗；在继承中有发展，敢于突破陈规，超越前人，从而在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从上述可见，中国共产党开创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这是统一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就我们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过程而言，既要看到探索的结果，又要看到探索的源头，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作为统一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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