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精神实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是科学发展观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它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精华和最本质的东西。对这一精神实质的准确把握，直接牵动着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准则，影响着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未来的广度与深度。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精神实质，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一致性的理解；有助于探究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追求历史进步的价值取向；有助于实现科学发展观理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自觉转化。
本文认为，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应从多层面去把握：从理论层面上透视，它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从政治层面上透视，它所追求的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完整实现；从实践层面上透视，它所追求的是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理性效果。
一、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应本着“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第17页)。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人与社会之间“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从理论层面上透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乃是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7页)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三个和谐统一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该制度按照资本的多寡把人群划分成不同阶级，社会总资源为资本服务，资本为少数利益者服务，少数利益者按照资本的秉性——追求剩余、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通过资本的疯狂扩张和吞噬，必然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关系的冲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够最终达到三个和谐统一，是因为该社会制度的轴心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社会的生产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主体，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整个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宗旨，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惟一尺度。因此，追求每个人的全面发展乃是该社会制度的本质要义，人的目的论替代了资本的目的论。故它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
1.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之所以有着“追求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内涵，首先是因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发展，是在深刻地揭示发展是人的尺度与自然尺度和谐一致的重要价值哲学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生命进化不同方向的智慧选择，体现了对发展与生命的意义、人在自然界中的正确地位、生命问题与认识问题的关系、自然秩序与人类智慧的自然倾向的关系、类的问题与规律的问题、生命过程与自然进化过程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肉体生命质量与精神生命的品质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思考的智慧。尽管现代人类进化从形式到内容还很不完善，但已经能使我们明白无误地意识到如下事实：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是在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变化过程中不断发展的。人类在自身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实践中不断探索、实践并反思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的是人的历史进化与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所提供的诸多条件，同时人类的劳作也改变着自然的内部结构、功能与演化过程。人类的智力进步应当包括如下内容：人类意识能够对自然生存条件作出越来越准确、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灵活的适应。人类智慧旨在保证我们的身体完美地适应自然所给予我们的生态环境，再现外部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它显示了逻辑思维与生命自然、无生命物质的密切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之所以有着“追求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内涵，其次是因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发展，是在成功地总结国内外发展实践的经验教训、甄别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发展重大现实问题、利用制度优势产生自觉调控意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理论与实践代表了当下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反思和考量的一种高度与深度。在自然经济状态下，贫弱的工具理性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天命论”、“感应论”、“符咒论”的窠臼中。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推进中，自然被资本定义、肢解和通约。它被作为工业化资源而受到无限制的开采和破坏；被作为获取资本利润的商品而受到肆无忌惮、惨绝人寰的交易和侵吞。自然受到人与资本的双重奴役，其合理性、合法性受到威胁。当前，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又出现新性状：一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模式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复杂多样，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困难；二是发达国家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走了一条只考虑当下资本既得利益而忽视后代长远利益、先污染后治理、先开发后保护的道路；三是由于国家与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摆脱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它们始终面临着资源被进一步掠夺、环境被进一步破坏的严峻局面。我国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存在着一些矛盾：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约束不断加剧，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资源供需矛盾愈来愈凸显，生态环境被污染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保护资源环境的体制还很不完善，等等。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要课题。当代人类运用技术与资本所构成的强大动力，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巨变并引来了一系列的反应；在科学发展观看来，无论这些反应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必须给以超越。社会主义发展观不是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社会总目的，而是追求发展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辩证统一，努力清除人类有关自然界的偏见或成见，努力纠正人类有关自然界的错误决策或行为，努力营造符合人的尺度与自然尺度相统一的美好的生态家园，这些是科学发展观应然判断的核心内容。
科学发展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的注重，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和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基点上，充分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协调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的辩证关系。如：经济发展应放在生态文明的框架中来考量；用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不可再生能源；强化自然资源稀缺意识，严格禁止外国资本对国内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交易行为，积极推进自然资源进口战略；严格禁止在重大江河流域实施拦水、截水工程；消解“城市构建摩天高楼规模效应即现代化”的观念，积极开发和运用新型环保建筑材料，弱化水泥、木材等建筑意识。其二，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但并未轻视乃至无视自然存在的价值，把自然看作是单纯的客体或人的发展手段，而是主张在考量人的发展时须以自然的发展为前提，既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也尊重自然的地位和价值。在以人为本时，人不可以按照自身的掠夺性、征服性、贪婪性来随意改变自然、吞噬自然；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方面拥有第一责任主体的地位。应当树立人与自然平等的观念，以新型的法律关系、伦理关系来协调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三，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工具理性的应用需确立伦理善的取向。科学发展观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精神的统一，要求克服工具理性在一种疯狂而贪婪地开发自然意志的驱动下因违背自然规律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法国学者贝尔纳·斯蒂格勒指出：“科学的技术化就在于无视原型。”(斯蒂格勒，第4页)作为工具理性的技术以一种知识的位移产生一种形而上学方法的程式，在赋予自然的程式化和器具化的同时，便搁置了自然的原型，使自然与人相对立。工具理性追求那种使人类征服自然的知识形式，把对自然的本质的判断急于转化为对自然的深度掠夺和高效侵吞的工具手段；并且主张通过抽象、分析，把自然界看成是数学上可掌握的、可推论的、可计算的客体世界，同时也看成为市场上可量化的、可通兑的、可交换的商品。科学发展观则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应当做到：把自然纳入到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同自然的发展统一起来。人对自然的科学认识与实践与人自身的价值追求、理性选择、审美情趣、能力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生动体现。
2.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之所以有着“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内涵，首先是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它是对人类历史上的人本主义哲学观念的改造与提升，也是对中外人性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样式的变革和改进。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实践中形成。在自然经济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依靠血缘和宗法关系连接起来，并形成相关的严格规定的差等关系。人与人之间被经验、权威、长老、辈分、等级所编排。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状态下，物的关系遮蔽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在开拓私人财富和私人生存空间的同时，程度不同地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商品经济对人与人关系中内在维度的改变，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隔膜、高度私密化的制度，使人与人之间变成孤立原子的关系；对资本的贪婪性和高风险的市场竞争迫使人与人之间变成狼与狼的关系。科学发展观与旧的认识观念和旧的实践样式有着本质区别：一是旧的发展观和实践样式把“物”作为追求发展的终极目的，从追求“实物物品”到追求“物品的符号”，把需求丰富的人变为异化的人、单向度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被物化、异化和幻化；而科学发展观则把“人”作为发展的终极目的，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一贯原则。二是旧的发展观和实践样式把资本作为人的等级划分、人的价值评价、人的权利表达、人与人的矛盾能否根本解决、社会发展的效能检验等的唯一标准，而科学发展观则把提升每个人的生存质量、改善每个人的发展条件、激发每个人的创造能力作为关注对象和评价核心，使人人都能够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三是旧的发展观和实践样式的伦理核心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原则，人与人之间外在形式的存在虽然是开放的、自由的，但内在私向化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之间是原子封闭式的关系，嵌入的是“霍布斯丛林”秉性；而科学发展观的伦理核心则是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利他主义原则，发展是群体活力的激发，而不是少数人意志的显现，发展不是个人力量的简单社会加总，而是具有整体进化意义的能动性个体存在的群体互动结果。所以，科学发展观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方面实现了如下重大突破：旧的认识观念和旧的实践样式存在着内容与形式的背离，固守私有制、绝对个人主义价值观、资本的绝对至上性原则等发展观的实质内容，必然与追求发展的普遍性、发展价值的普适性、发展人权的彻底性、人与人关系的公平与公正性等诸多形式根本背离；科学发展观则以奉守公有制、每个人的全面发展、集体主义、利他主义、人民意识、不断满足人民利益和人民需要为实质内容，必然与追求发展的普遍性、发展价值的普适性、发展人权的彻底性、人与人关系的公平与公正性等诸多形式根本一致。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之所以有着“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内涵，其次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人类心智的提升和伦理道德的进步，有着“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的深刻寓意，而这种寓意的显现主要来自先进政党借助于先进制度的实施并通过营造社会环境的内外部条件，对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系统进行自觉导向、调控和整合。科学发展观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至少有着四个方面的内容：就发展所构成的机会而言，社会制度的公正性应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无贵贱、相互平等的关系，人人均有着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平等权利与机会；就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的分享而言，社会制度的公平性应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关爱、扶贫济弱的关系，人人均有着不断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权利和福祉；就发展所促进的人类心智进步的意义而言，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应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高情感、高智慧、高德性、高境界的和谐关系，人人均有着文化培养、道德熏陶、情操陶冶的社会资源共享权利；就发展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增长的意义而言，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应当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助互惠、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关系，人人均有着勤劳致富、财产合理合法被保护、社会捐赠、接受他人及社会扶助的权利与机会。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之所以有着“追求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内涵，还是因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其人的内涵首先意指人的现实性和具体性。所谓现实性的人，就是处在一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处在不同的文化习俗中的人，反映着不同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血亲关系和信仰关系的人。所谓具体的人，就是具有异质性或差异性的人所构成的人群共同体，是人的存在的矛盾特殊性、个别性的显现，也是人的内在属性的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是人的自我意识所彰显的生命活力存在的根据。人的差异性所带来的矛盾性状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所带来的生理、心理和精神领域的相互区别、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状态；二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所带来的本能、私欲、需求方面的利益竞争关系；三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所带来的观念与信仰上的价值冲突；四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所带来的认知、评价及审美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价值不趋同的特征。从世界的客观性原则来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是客观的、必然的、绝对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差异、排斥与对立，是由矛盾世界的本质所决定的。然而，从世界的主观性原则来看，这个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又是可协调的、可转换的、可使之成为积极向上的历史驱动的力量。关键取决于历史主体对客体的矛盾必然性的深刻认识和把握，并通过条件的创造与整合，由矛盾发展的否定性环节直接过渡到肯定性环节，从而实现矛盾的消解或积极转换。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关键取决于有一种关注全人类解放、具有“追求每个人全面发展”伟大历史使命感的先进政党的主体担当，有一种能反映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超越执政党自身的局限性而具有普世性、科学性、公正性的先进社会制度安排，有一种追求科学发展并崇尚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先进指导思想和文化的牵引，有一种最具有实践变革力和创造力的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
3.追求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之所以有着“追求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和谐”的内涵，首先是因为科学发展观深刻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社会辩证关系的本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私向化目标的实现与人性中的社会化倾向和利他主义价值原则的追求同构。在社会主义社会，极度个人主义的消解、社会共有理念的追求、“物”的社会关系被真正人的社会关系的摒弃、社会发展目标与人的发展目标的一致，必然导致人与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有着同条共贯的和谐关系。从历史进化的角度透视，当代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矛盾，本质地表现为三种性状：
(1)日益鲜明而又丰富的人的个性化的存在与发展，与社会结构、体制机制等方面日趋变化和不稳定性状之间的矛盾。整合并协调这种矛盾，需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则和要求，倡导四种主要原则：一是责任原则。责任是分内应做的事情，是局部对整体意志的践行，承担应当承担的任务，完成应当完成的使命。所谓责任原则是指当代和谐社会急需建立全方位的人与社会之间的责任关系。社会系统各个部分的运转，都应当在社会整体发展的框架中以责任的形式加以明确并履行，成为负责任的公民、负责任的家庭、负责任的企业、负责任的政府、负责任的国家；只有各个组成部分都负起责任，社会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特别是，人的个性化追求应当承担对行为本身及后果的社会责任考量；变中不变的社会职能和灵魂也要为人的发展担当起创造并提供充足的社会发展条件、机会和便利的责任。二是对象化原则。人与社会的和谐需要强化“人的社会化倾向”和“社会的人性化倾向”。人与社会是互为对象化的关系，个性化发展的现代人愈来愈需要从对象化的社会中，来确证人的本质内容的丰富性存在；同样，当代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也愈来愈需要从对象化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中、从社会的人性化改革的实践中，来确认社会存在的属人本质以及社会自身发展的生命活力。因此改革开放必须以人为本，我们的政策方针应当充分考虑人性化目标的改善。三是价值同构原则。人与社会有着共同的价值准则：人的种的关系的进化与人的社会属性的提升。两者的实现离不开两种价值的同构：人只有通过向社会的奉献才能体现人的价值，社会只有将发展的成果公平、公正地回报于人民，才能体现社会的价值。正因为如此，科学发展需要注重人与社会价值同构的原则。四是多样化原则。现代社会对传统社会的替代，其内在性特征之一是多样化。所以，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关系，需要强化“多样化”意识。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构建多样化的结构，这个多样化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指不同的社会阶层履行不同的职责，社会成员享受各自的权利。同样，社会体制机制的安排也应当更能接纳人的多样化需求、多样化个性、多样化审美尺度。当然，一个社会的具有真、善、美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对人的多样化价值追求有着更深层次的指导与提升作用。
(2)形式化、感觉化的人的发展偏好与日渐无序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整合并协调这种矛盾，需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规则和要求，倡导三种精神：一是“传统价值再发现”的精神。在现代化社会改革推进中传统价值观受到了挑战：漠视历史、轻视经典、无视传统成为一些人的偏好，人们热衷于碎片式的生活感受、感觉化的生命理念、视觉化的价值标准、从而使人的存在与发展陷入了形式化、感觉化的窠臼之中。科学发展观十分注重传统与现实、经典与现代、传承与创新等辩证发展的关系；尤其是，在传统的价值链条延伸中重新发现并确认真理在不同时空背景条件下被澄明、被过渡、被转换和被链接的事实。“传统价值再发现”的哲学内蕴是：任何社会的发展没有绝对的中断和绝对的否定，现代化创新需要修饰经典、挖掘传统、倡导科学。二是积极构建“新的理性精神”。随着数字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复杂性日趋严重，社会结构的重组和人的行为的失范带来了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某些无序状态；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使当代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对理性作用的理解产生了分歧：主张科技创造一切、科技决定一切的“理性至上”观点的人，对科技理性发展的社会功能负面效应熟视无睹；主张科技扭曲人性、科技危害社会的“拒斥理性”观点的人，对科技理性的积极意义悲观失望；主张人的意志、幻觉、情绪和无意识决定一切的“非理性至上”观点的人，把当下的人类视为受理性欺骗的迷途羔羊。科学发展观则倡导一种新的理性精神：发展是人与社会关系的有序与无序辩证转换的统一；传统的理性应当接受新时代精神的审查，理性始终是指导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科学发展对传统理性进行反思时，需要有一个辩证否定的态度，否定其失去现实必然性的教条程式，保留其历史与现实相链接的必然性环节和真理内容。同时，应该对非理性的积极作用给予新时代的肯定和重视，但这必须在理性的整合与导引下来实现。三是探索创建“新的人文精神”。现时代人文精神的缺失，从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量，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用科技化、工程化的文本来解读人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因和目的因，把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单方面地归结为“人对物的改造和变革”的结果，视社会为“科技之宫”、“工程社会”；另一方面，用单一的经济指标或货币兑换的尺度来诠释人与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和效果，把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丰富内容简单地归结为“物与物交换原则的对象化产物”。上述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极易导致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漠视，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遗产的毁弃，对人的未来发展前途的进步性的消解。科学发展观呼吁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创建：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发展方式替代单纯的经济增长方式；用对人的生命的当下关怀与终极关怀来修正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发展弊端；用营造或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规范、新的社会惯例、新的社会文化习俗以及新的一套社会制度文明，来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的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
(3)追求利己主义行为的个人与拥有历史普遍性特征的社会进步规律之间的矛盾。从人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是人性中灵与肉、善与恶的较量，恶的历史驱动与善的精神力量的提升贯穿整个社会进步的每一过程中。经济发展规律、人的发展规律要与历史进步的规律统一起来认识。应当从历史进步的规律中寻求解决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人的发展的不全面性的答案，从历史必然性中认清历史偶然性的偏差，从而坚定社会进步的信心。因此，科学发展观主张要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进步观念，摒弃当下人群中所充斥的无信仰、无道德、无社会进步可言的悲观主义谬论，批判“历史无规律性、无客观性、无逻辑性”的观念及断定社会无进步可言的怀疑主义哲学教条。应从本质上把握社会进步的辩证内涵：一是社会进步是矛盾辩证运动的推进过程，它理应包含着欲望与理性的较量、邪恶与正义的斗争等；把进步理解为纯粹善的力量驱动是片面的、不科学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改革开放进程中所出现的某些方面的社会问题，来否定当代社会进步的事实；不能用市场经济推进中尚存在的不完善的环节和问题，来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的进步事实；不能用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个别判断的不适用，来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指导社会进步的意义。二是社会进步不是直线性的推进，而是波浪式、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我们应正确对待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挫折和曲折，不能因十年“文革”的历史挫折而否定社会主义总体进步的事实；不能因苏东事件的发生而全面否定《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性的历史哲学判断。
二、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完整实现
从政治层面理解，科学发展观有着强烈的“人民意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表明其精神实质就是实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该宗旨鲜明地表达了党对自身所担当的历史使命的深刻认知，并深刻地阐述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本质联系。实践表明，该宗旨与科学发展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第一，社会主义讲发展，说到底，这个发展应当为谁谋利益？由我党的宗旨而得知：我们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把一切发展视为民所望、民所需、民所用、民所享，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正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立场。第二，社会主义讲发展，说到底，这个发展成果应当由谁来分享？对此问题的回答由对上个问题的回答所决定。由党的宗旨而得知：一切发展成果应由人民群众来分享。第三，怎样服务？所谓怎样服务也就是服务的方式、方法和手段问题。这个问题同以上两个问题紧密相连，也是必须作出回答的。由我党的宗旨而得知：一切发展都要转化为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质量水准；转化为人民群众投入科学发展实践的积极热情的焕发；转化为有助于人民群众生活内容、方式及指标的改善。上述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
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之所以是追求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完整实现：
其一，是因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是党的宗旨所指向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它既诠释了以人为本的人的具体范围，指明了以人为本的人是一个历史主体性的范畴，更为科学发展观找到了得以贯彻和落实的、生动而又鲜活的实践主体力量。在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人民”的内涵会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深入、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人”同样是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而不是纯抽象的、空洞的。它是当下现实中的历史主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制度环境里，人民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变革活动的主体能动性更为高涨，因为此时的人民已经不再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处于被统治和受压迫的地位，是指与统治者和侵略者等“敌人”相对立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也不是指因为拥有巨额资本从而掌握财富并把持发言权，而与社会弱势群体相对立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而是指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成为国家主人的所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今天的“人民群众”既包括有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这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也包括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它是一个充盈的、内容丰富的、包含有多样化层级的整体力量。相反，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强调的“民本”、“人本”或者“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人的理解既是抽象的，也是狭隘的。它们以抽象的人为口号，掩盖、遮蔽现实的、具体的、由社会制度不公正而带来的人的等差性，从而淡化和模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根本矛盾。所以它们对“以人为本”的强调是以实现、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为宗旨的，只具有工具性含义。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科学发展的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体现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上，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当前在深化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内涵方面值得思考的问题有：从政治上说，如何更好地行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对此，政府要通过各种手段营造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信息交流与发布机制，使公民与政府之间在参政议政方面有着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公民与政府、群众与干部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多数情况是因相互间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另外，应尽快有条件地推行基层政府的直选制，但实施的方式、路径、步骤应充分考虑地域习俗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从经济上说，培育和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和实力重在两个发育，即当下中国个人资本市场的发育；当下中国中产阶层的发育。从文化上说，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这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和制约了国家主人翁作用的发挥。当务之急是解决人口众多的农村青少年的教育流失问题，否则它会成为影响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人口素质障碍。
其二，是因为科学发展观所依赖的主体力量与党的宗旨内涵的人民性同构，集中地体现了与唯物史观有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的一致性。唯物史观认为，历史由现实人的活动而构成，作为现实人的历史主体应当是所有积极参与并创造现实历史的实践活动的人。人民群众既是生产实践活动的主体，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能动创造的主体，更是不断追求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实践活动的主体。并且，马克思主义把是否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或历史创造者看作是划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最根本标志，认为唯物史观和群众史观在实质上是一致的。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第16页)因此，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明确了发展的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这表明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分不开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赖以依靠的主体力量只能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只能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和艰苦创业、前赴后继的拼搏精神来实现。科学发展观在实践中的检验和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
就科学发展观追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的完整实现而言，当前亟待重视的问题有：一是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权力与资本的互动关系是人民群众最感到不满的问题之一。资本对权力的侵蚀和购买以及权力通过交易向资本的转换，必然导致社会某些方面的腐败。它极大地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受到挑战。处理好权力和资本的关系，需要创造更有效的社会防腐制度和权力监督形式。另外，为人民服务与为纳税人服务并不构成矛盾的焦点，问题是不能按照纳税数额的高低来提供社会服务的多寡。西方的资本与占有社会服务资源和条件成正比关系。而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既要关注为纳税人服务，更要关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社会服务的公共资源不能因资本强弱而被少数人垄断和占有，恰恰相反，越是社会弱势群体越是应当成为社会服务和保障的重点对象。二是把拥有主体地位的、自觉维护合法权益的人民群众，与具有主体概念却行使非理性行为的群众个体加以区别。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既是经济增长黄金期、也是风险频发和矛盾凸显期的社会转型期。在重点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方面，我们严肃处理了一系列恶性事件，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极少数人个人利益膨胀，视国家大局利益不顾，借维护人民群众正当权益为幌子，滋生出极端非理性的行为，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安全。政府应当敢于和善于运用法的形式认真处理新形势下少数群众维权不当的矛盾，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正确维护和树立人民群众主人翁形象，正确维护和树立人民政府执政为民、行使权力的形象。
三、追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理性效果
从实践层面上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就是追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理性效果。科学发展观所呈现的辩证哲学是唯物辩证法，而“又好又快”发展的哲学内蕴是唯物辩证法的深刻原理。好与快的辩证统一关系渗透在科学发展的现实运动的每一过程之中。“又好又快”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就是既要求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大起大落，又要求坚持好中求快，注重优化结构，努力提高质量和效益。“快”是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强调，“好”是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要求。好与快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又好又快”要求快以好为前提，把握发展的节奏和步伐，使较快的增长速度长期保持下去。如果单纯追求快速增长，忽视质量、效益、结构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就有可能出现盲目追求高指标，攀比高速度，导致经济大起大落。因此，只有在好的前提下，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持续快速增长。同时，快也是好的必要条件。只有保持较快的增长，才能抓住机遇，不断增强经济实力，更好地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这表明科学发展观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质量和效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个词序的变化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认识的深化，是对新阶段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的更深层次的把握和理解。
科学发展观追求又好又快发展的精神实质，集中地体现在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的哲学特征上。
首先，关于又好又快发展的全面性哲学特征。哲学的“全面性”深刻地反映了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真理性把握，反映了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在空间广延性理解方面的对称。人类的智力进化一方面表现在对客观世界能动改造的实践中，产生了对“物自体”的不断丰富的认识观念；另一方面表现在随着认识空间的逐步打开，获得了对对象世界的广延性和全面性的本质理解：从认知的片面性、局部性、碎片性和间断性提升为认知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因此，一种全面发展观念是对片面的畸形的发展观念的反思和批判。它要求在现实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确保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发展的全面性有着如下哲理：无论是从共时态还是从历时态来看，社会都是一个由诸多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子系统与众多环节、过程构成的整体性的有机大系统。在这个有机系统中，只有各个子系统的发展彼此相得益彰、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才能真正推进社会有机体的健康、稳定而快速的发展。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的构成要素之间、事物运动发展的过程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存在这种或那种、内在或外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机制。特别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越来越水乳交融地交织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渗透、重叠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之间只有彼此共同发展，才能真正地放大各自自身的局部功能和效应，实现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才能更好促进自身乃至社会的全面进步。
其次，关于又好又快发展的协调性哲学特征。哲学的“协调性”深刻地反映了人对外部世界进行能动设计、变革、改造和创新的本质。历史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产物。人按照自身的理性逻辑对对象化社会发展系统进行目的与客体、尺度与规则、审美与物态、效益与功能等方面的能动调适，其终极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与主观目的性的统一。社会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所构成的系统整体。如果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失调，就会带来经济的衰退；如果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失调，就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如果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失调，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所以社会有机体各个方面步调一致、相互协调，是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条件。科学发展观强调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而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
再次，关于又好又快发展的可持续性哲学特征。哲学的“可持续性”深刻地反映了人对时间范畴给予价值判断的进步意义。时间的发现为人类自身进化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解工具。流变的时间被人类自由自觉活动所定义、所诠释、所量度、所设定、所运用、所预测。在时间流变的坐标上发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链条关系，人类历史实践活动由此而获得相对的时间与相对的空间叠加转换的关系和意义，从而使人类的历史实践在时空相对放大和增长的意义上，实现了对自然时间和空间的超越，对当下生存资源和条件的有限性的超越。因此，“可持续性”的发现与重视既是人类对时间范畴意义的拓展，更是人类自身生存意义的扩大和延伸。科学发展观正是把握了上述哲理，智慧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凸显了人的需求的满足与自然的承载力之间、当代人需要的满足和子孙后代需要的满足之间、一个地区或国家人群需要的满足和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需要的满足之间所必需的平等、公正、公平的原则，其根本目的是要推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就科学发展观追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乃是当前最为紧迫而又重大的现实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反复强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我们要更深刻、更自觉地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下更大的决心、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现实的针对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方针，也是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发展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观，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城乡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得到改善，社会公平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可是，由于我国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特点具有明显的先天脆弱性；人口数量压力具有世界最强烈的人类活动规模和强度；相对贫乏的人均资源和生存空间具有明显的艰巨性，我国的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草地资源和重要的矿产资源则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加之，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主要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继续增加，以城市为中心的环境污染仍在继续，而且在向农村蔓延。尤其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一些企业或单位片面地追求GDP数量的增长，只注重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极力推行掠夺性消耗自然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社会发展出现了诸多问题：年年夺命的矿难、太湖蓝藻的泛滥、黑砖窑的童工事件等等。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待于变革，经济发展应当纳入全社会大系统中统筹兼顾，现实已证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仅仅靠GDP数量的增长是不够的，它应当有着更为全面、更为辩证的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的提出，反映了党中央对这些问题的高度重视，也代表了我们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思考进一步走向深化。
其次，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乃是现代性工业文明和西方近代追求进步观念的产物，它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理念。在近代欧洲，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的推进、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日益凸显。培根率先从科技决定论的角度阐释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原因，他坚持把进步作为一种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乐观主义信念，从而开创了审查进步观念的科学主义精神。18世纪法国历史哲学家蒂尔戈(Turgot)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进步不只是一种事实、一种见诸文字的有关人类过去的记载，它是人类反抗自然秩序的基本原则。(参见库马，第21页)正是这一原则，给了西方人如下误解：社会发展离不开人对自然的统治和奴役。工业主义精神之父圣西门认为，社会进步应当是科学技术对工业社会的牵引。(同上，第40页)而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把人力作用于物”。物即自然，对物的占有和开发就是对自然的占有和开发。经济增长的神话似乎可以通过人的主体性扩张，并利用科技工具理性手段对自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消费而成为现突。至此，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了如下注解：社会进步主要是经济指标的量度，它意味着向自然索取多少，机器转动次数有多少，烟囱冒烟有多长，产品的经济效益有多高。这种单一的、追求片面增长的方式，在今天导致一些人大规模投资、大规模生产和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和利用的发展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了贫富悬殊、社会不稳定、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严重后果。而平民教育、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环境改善、社会公平等社会进步因素，都被当作经济增长的代价而牺牲掉。显然，随着人类自身文明的进步和生存条件的改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值得检讨和反思并予以摈弃。
再次，“经济发展方式”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理解上有三点不同：一是“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着经济增长的内容，但又不等同于经济增长概念。“发展”是积极的推动，更强调经济发展对社会的正向作用和影响，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更多地强调数字的量度，它对社会既可以产生正向作用又可以产生负向作用。经济增长率主要是以要素投入增长为基础，一般以劳动力、机器、能源及其它物质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它以实物资源为主，但却没有提升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很容易被报酬递减定律所支配，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总和要素劳动生产率必然下降，经济增长率亦随之下降。二是“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经济质量意识，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似乎更强调量的扩展。所谓质量意识，主要是指经济发展必须能够表达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安全度、和谐度和共同富裕度。三是“经济发展方式”注重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的内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理念。
应当指出，“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发展的耦合性、关联性、价值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揭示了社会进步观念的本质：社会进步遵循着生产力发展的铁律，受人类利益、需要的驱使和生产实践活动的支配。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主要是生产力水平和人的解放程度。发展应当是追求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只有倡导一种旨在促进“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和谐发展的战略，人类的发展才能真正实现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发展应当是追求以人为本的原则：只有倡导一种旨在促进“全社会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发展战略，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丰裕才有真正的社会价值和属人的意义。总之，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本质上就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凸显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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