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剧变20年来西欧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西欧论文,剧变论文,意识形态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被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称为“极端的年代”，不仅是由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还是由于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顺势而生，随后又逐渐衰落，最终走向灭亡。苏东剧变对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为西欧社会民主党(含社会党、工党)带来不小的震动。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遭到失败，这本该为一直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持批评态度的社会民主党带来好运，结果恰恰相反，西欧社会民主党受到严重冲击。面对这种情况，西欧各社会民主党积极探索走出困境的道路，实行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革新。社会民主党的这次革新在当时来看是卓有成效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赢得选举胜利，或单独执政，或联合执政，欧洲政治版图呈现出一片耀眼的粉红色，被西方学者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神奇回归”。但是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后，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纷纷在选举中落败，尤其是2002年法国总统选举，法国社会党领袖若斯潘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被极右政党领导人勒庞挤出局，这被认为是第三条道路破产的标志。到2010年5月，在比较有影响的西欧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是由社会民主党执政。回顾苏东剧变后的这二十年，西欧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可分为前后两个十年，前十年是西欧社会民主党积极应对苏东剧变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第三条道路”，承认资本主义是惟一选择，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实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仅获得了执政或参与执政的机会，还推动了西欧经济社会的进步；后十年社会民主党纷纷丧失执政地位，又重新陷入困境，但是并没有放弃变革的道路，只是变革不再涉及意识形态领域，仅限于具体策略的变动。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民主党经历了由奉社会主义为圭臬到只承认社会主义是其思想来源之一的过程，尽管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社会民主党还是认同社会主义这个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标签的。但是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后，西欧的政治和舆论天平普遍向右倾斜，最能反映这种右倾情绪的是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悲观主义最明显的显露就是几乎完全相信有一种永恒的、严厉的共产主义制度能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福山运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一步指出，80年代清楚地显示了“西方的胜利”以及“对西方自由主义切实可行的制度性替代在总体上已经枯竭”，这是一个世纪性胜利。
这种普遍的右倾情绪在社会民主党内部产生巨大反响，被称为“布莱尔的精神导师”的安东尼·吉登斯就认为，由于共产主义的死亡，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再有对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从本质上说是正确的，至少在此刻，没有人能够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体制的结合之外找到任何其他的有效选择——尽管它们各自都有很多不足和局限。①吉登斯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承认资本主义是惟一选择的前提下，针对传统的区分左与右的政治话语及政治运作模式提出来的，确切地说，“第三条道路”是想在传统左翼的国家干预主义模式和新右派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之外寻求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这条道路本质上不是制度的选择，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治理方式的调整。吉登斯称，“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曾认为，资本主义能够、也应当不断地被修正，这样它就会失去(在定义上)许多原有的特征。但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于是剩下来的问题或争论所关注的是，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对资本主义进行管理和规治。”②“第三条道路”提出后在西欧各社会民主党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99年3月吉登斯的德文版《第三条道路》在德国出版时，施罗德发表了题为《老左派和新左派》的文章对其进行评论，文章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第三条道路”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959年的哥德斯堡代表大会以来就已经抛弃了“老的民主社会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早已不是那种对市场极不信任并且日益指望国家的“老社会党”了。③言下之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对“第三条道路”是支持的，并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早就开始了。此后不久，施罗德与布莱尔联合发表了题为《欧洲：“第三条道路”/新中间派—布莱尔和施罗德的共同声明》的文件，这是布莱尔和施罗德关于“第三条道路”设想蓝图的概括，被认为是“第三条道路”的宣传走向顶峰的标志。法国社会党是西欧众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中较为激进的一支力量，法国社会党一开始就以怀疑的态度看待英国工党的“第三条道路”。1998年若斯潘在党内演讲中表示，“如果第三条道路是在共产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之间的道路，我支持它。如果它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道路，我反对。”④这实际上是否定了对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的支持。尽管如此，法国社会党也承认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自己的目标与手段，与资本主义达成某种妥协，即一方面强调在世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刻“必须思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必须“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关系”；另一方面又承认党必须在其中开展活动的现实，不主张与资本主义制度决裂。⑤
苏东剧变后社会民主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变还体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关于两个概念——“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争论。苏东剧变后，西欧右翼势力极力宣扬社会主义已彻底失败、资本主义已取得最终胜利，他们不仅攻击共产党，也攻击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尽管一直强调民主社会主义与前苏东国家的“现实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区别，但是在这样强大的攻势下也陷入被动局面。此外，由于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纷纷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这就使社会民主党人感到存在概念上的混乱。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玛斯·迈尔认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已使“社会主义”大大丧失信誉，如果继续使用“民主社会主义”概念，它所造成的误解会超过它对人们的启发，坚持旧的名称是没有好处的。社会民主党应该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改用“社会民主主义”来表达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实践。迈尔的主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和左派知识分子中得到了许多的共鸣，但是也引起了不少不同意见的反驳，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委员、著名工人运动史专家赫尔加·格雷宾教授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前主席汉斯—约亨·福格尔，他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没有过时，放弃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会造成一场悲剧。对于这两种意见的激烈争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其中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明确表态。199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发表了一个文件《社会主义—关于处理一个概念的困难》，介绍了争论双方的观点，但是完全回避了对这场争论下一个评判。此后的情况是，在社会民主党的文件和涉及社会民主党的论文和著作中，社会民主主义一词逐渐取代了民主社会主义。关于“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认为，现在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Soziale Demokratie)既不同于民主社会主义(Demokratisher Sozialismus)，也不同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传统上使用的社会民主主义(Sozialedemokratie)。在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中，主体是“社会主义”，“民主”为形容词，这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以“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为目的。而新的社会民主主义(Soziale Demokratie)将原来的一个词(Sozialedemokratie)断成两个词，使“社会”一词变为形容词，用作民主主义的定语，这表明社会民主党人已认为社会民主党并非是想向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回归，而是要对社会民主主义概念作出新的解释，以淡化原来的社会主义色彩；表明社会民主党是以赋予当前的民主制度以“社会的”内容为目标，而不再谋求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⑥
总的来说，苏东剧变后社会民主党人普遍承认，共产主义，或者被社会民主党人称为“现实社会主义”失败了，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惟一选择，这是社会民主党人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一基本判断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选择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进入21世纪，西欧各社会民主党纷纷在选举中落败，有学者认为欧洲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失败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以“第三条道路”为标志的变革的失败。笔者认为尽管如今“第三条道路”确实不如当初在西方那样红火，但是以选举的挫折来断定社会民主党变革失败有些片面和武断。其实“第三条道路”概念的提出是形式重于内容，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在选举前提出新的概念——“第三条道路”目的就是吸引选民的关注，进而赢得选举的胜利，它的具体及其可行性反倒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在党领袖的大肆宣扬下，再加上媒体的配合，“第三条道路”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以及社会民主党对美好未来的承诺吸引了大批选民。但是轰动效应只是一时的，随着媒体逐渐失去对“第三条道路”的兴趣，选民也发现社会民主党的承诺并没有兑现，“第三条道路”因而也就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光。面对这种情况，西欧各社会民主党一方面任其静静地消逝；另一方面试图寻找新的理念来代替“第三条道路”，但是从近十年社会民主党的举动看来，变革并没有停止，并且“第三条道路”所代表的变革方向也没有发生改变。
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德国社会民主党始终坚持不同于老左翼的执政方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2003年实施了较为激进的社会福利改革——《2010规划》。这一规划包含30条具体措施，涉及劳动力市场、税收、医疗、科研和养老金等各个方面，其核心是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这场改革带有新自由主义的色彩，许多改革措施比德国传统保守派的主张更加自由化，遭到了公众的抗议和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批评。但是这场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很明显的，总的来讲，目标还是应对全球化挑战，思路还是改革传统福利制度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主基调和政策取向都与“第三条道路”一脉相承。
2007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了新的党纲《汉堡纲领》，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二战之后通过的第三部纲领，也是第一部在该党执政期间通过的纲领。《汉堡纲领》明确了社民党的基本价值观和长远目标，其突出特点就是重新强调社会公正，并在纲领中保留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甚至还多次出现社会民主党曾极力回避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⑦对于这个纲领，舆论普遍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了调整，意识形态重新向左倾斜。但是也有学者指出，这只是社民党应对当前政治形势的策略性左转。就整体观察，社民党并没有把自己十几年来根据时代变化做出的转型一笔勾销，而是依然据此确定自己的发展战略。⑧笔者比较认同后一种看法，我们可以从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最新动向看出些端倪。2008年，德国社民党副主席安德丽亚·纳勒斯和英国工党政治家乔恩·克鲁达斯开始合作起草一份共同战略纲领。2009年4月初，这份名为《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文件在英国和德国同时发表，这一文件旨在替代施罗德和布莱尔1999年共同推出的“第三条道路”。⑨文件对当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出了评判，“这不只是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而且也是民主和社会对市场权力进行调控和管理的失败”，文件也对“第三条道路”进行了批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和‘新中间’模式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这样，它们就低估了缺乏调控的市场的破坏潜力。它们误读了发生在欧洲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认为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已经让位于更加个性化的、精英的文化。然而，新资本主义并未建立起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但是文件也指出，“尽管我们在民族国家层面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我们还要认识到资本是在全球范围运行的，而民主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这一认识使德国和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走到一起，并在这一过程中使彼此强大。”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尽管文件对“第三条道路”和“新中间”模式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提出了批评，但是文件的提出还是旨在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这一点与“第三条道路”并无实质差别。并且文件指出，“我们拥有对美好社会和一种更加公正的经济的愿景，它能够创造一种安全、绿色和公正的未来。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资本主义现在必须对民主承担义务，民主也要进行更新和深化。”这里强调的还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调整。
20世纪的最后十年，西欧社会民主党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最终转型——承认资本主义是惟一选择，21世纪的头十年，尽管社会民主党人对自己的执政理念和方略几经调整，但是都不再涉及意识形态的变化。不过，社会民主党理解的资本主义与老牌的资产阶级政党所理解的资本主义还是存在差异的，“社会民主主义革新者所接受的惟一选择资本主义与撒切尔夫人‘别无其他选择’的资本主义内涵是不同的。后者意指别无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之外的其他选择。不仅指对一切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而且指对任何试图用公共政治权力之手来干预市场秩序的企图。而社会民主主义的革新者所说的是一种全球化时代中变化着的新的资本主义，它与社会民主主义者追求的对资本主义的改良目标是一致的。”⑩
毋庸置疑，苏东剧变后西欧社会民主党以“第三条道路”为代表的革新，一度曾唤起社会民主党的生机和活力，帮助社会民主党取得选举胜利，同时也对西欧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进入21世纪，随着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相继在大选中失败，欧洲政治总体向右转，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粉红色欧洲”的盛况相比，如今的社会民主党显得有些落寞，“第三条道路”已很少被人提及，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变革的道路依然在继续，只是与20世纪90年代大张旗鼓的变革相比，今天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显得更加小心谨慎。在法国社会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有影响力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失去执政地位后，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转型、变革的探索肯定会更加曲折、艰难。但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民主党转型、变革的大趋势不会变，因为促使其变革的大背景没有变，社会主义转型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托玛斯·迈尔指出，当前欧洲社会民主党面临着六个共同的任务：首先是经济改革；第二，改革福利国家；第三，新的执政方式；第四，新竞选政策，即努力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第五，明确什么是公正、平等；第六，全球化不能只是经济全球化，还需要政治全球化，需要可以调控全球化市场的政治制度。“第三条道路”就是要讨论和解决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就此而言，“第三条道路”的这种讨论是谈不上失败或消失的。因为靠社会民主主义的老传统、老办法解决不了这些问题。(11)可以预见的是，只要这六个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社会民主党的改革就会继续下去。而在意识形态方面，西欧社会民主党也不会重回老路，去执著于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是会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继续探索新的治理方式，以谋求执政的地位。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转型一直是社会民主党变革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苏东剧变后社会民主党人已完全抛弃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寻求消除社会弊端、促进经济社会进步的方法，其结果就是与右翼政党政策的趋同。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党的身份特征危机，即西欧社会民主党无法在实现变革、争取选举胜利的同时保持党的自身特色。激进政党的性质决定了它需要有自己的身份特征，不能只把选举胜利当成惟一的目标。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卢森堡就提出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对于社会民主党人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个惟一的决定性的要素，它把社会主义运动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区别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适足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装饰品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12)但是就目前的趋势来看，社会民主党早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目的，其政策主张也越来越与右翼趋同，其结果就是陷入身份特征危机，丧失传统选民。当然，保持党的身份特征，并不意味着就应该无条件固守传统、拒绝变革，适时地变革组织结构、政策策略等是包括右翼政党在内的世界政党发展的大趋势，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但是，社会民主党必须解决好身份角色的定位问题，否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社会民主主义无法实现其基本价值和变革的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自己的身份特征，它将无法建立稳定的社会基础，欧洲社会民主党将陷入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衰落之中。”(13)
注释：
①Will Hutton and Anthony Giddens,On the Edge:Living with Global Capitalism,London:Jonathan Cape,2000,pp.9-12.
②[英]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③见格尔哈德·施罗德：《老左派和新中派》，载《第三条道路一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④Robin Wilson,"Liberal soc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progressive politics",Renewal,Vol.7 No.4 Autumn 1999,p.17，转引自裘援平、柴尚金、林德山：《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⑤⑩裘援平、柴尚金、林德山：《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36页。
⑥[德]见托玛斯·迈尔著，殷叙彝译：《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译者前言第11-12页。
⑦《汉堡纲领》的具体内容见张文红译，殷叙彝校：《德国社会民主党基本纲领(汉堡纲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7年第4期。
⑧罗云力：《德国社会民主党新基本纲领——〈汉堡纲领〉评析》，《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2期。
⑨《建设一个美好社会》的内容见张文红译：《德国社民党和英国工党超越“第三条道路”》，《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
(11)托玛斯·迈尔、罗云力：《托玛斯·迈尔教授访谈纪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
(12)[德]罗莎·卢森堡著，徐坚译：《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页。
(13)周穗明、马志良：《金球化的矛盾与“第三条道路”的失败》，《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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