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逻辑
朱兆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成功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同时也是一条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功之路。从价值层面来看,这一发展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国家利益整体为上的理念,以及西方文化所强调的个人自由创造的理念,能够很好地融合起来,从而使国家在学习西方现代化发展经验的同时,在社会价值没有发生撕裂的前提下,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利益和最大价值。
根据对新渥下坞和仁川横坞山塘的钻孔施工情况统计,采用ZT—25型钻机,在Ⅷ~Ⅹ级岩石地层中导向钻进速度约为3 m/h,回扩进度也为3 m/h,因此对于40~60 m洞长仅需14~20 h即可完成导向钻孔,从钻孔到铺管一般7天时间可全部完成。如遇风化岩或砾石土则钻进速度更快,效率较高。
一、中国道路为什么没有完全接受西方的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西方的国家权力进程不同。 具体来讲,近代西方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反面的角色。正是在资产阶级与封建王权不断抗争中,自由的价值才不断得到彰显和实现。英国的《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宣言》以及美国的《独立宣言》都是这一历史过程的价值遗产。对王权的不断批判,对国家权力的不断制约,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诉求。伴随着以自由和法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以英法为主的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跨进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在西方人的历史记忆中,国家权力是一个一直值得高度警惕的反面角色,是妨碍个人自由的最大敌人。西方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也在不断地证明,越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个人的自由才得以拓展,社会经济才得以繁荣,自由是比国家利益更重要的社会价值。恰恰相反,新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扮演了一个具有历史使命感的正面角色。国家的统一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国家的富强是全体中国人的最高价值,而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国家权力,是能够带领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政治力量。没有国家力量的强大,没有国家权力的集中,就没有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动员能力。失去了这样一种政治力量,国家的整体利益就无法实现,个人的价值也无法体现。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家权力一直扮演着一种非常尴尬的历史角色。一方面,国家权力必须承担起民族自强、反抗列强压迫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它又成为国民获得自由平等权利而诉诸权力制约的对象。无论是晚清的自强运动,还是孙中山的民主实践,在中华民族没有获得完全独立的前提下,一个只拥有个人自由而没有强大的政治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权力,是无法真正承担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总之,无论是近代中国,还是新生的中国,国家权力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必然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之路,同时也决定了自由的价值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地位。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西方始终扮演负面形象。 一方面,他们以自由平等等文明理念为标签进行思想渗透;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在传播自由理念的同时,不断地进行战争掠夺和殖民统治。遍布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连绵不断的战争都是自由世界向不发达世界扩张的副产品。而两次世界大战正是由西方列强挑起,又是在西方列强之间直接展开的战争。在无数次的历史战争影像中,西方列强、西方的自由,无不令中国人民对它的核心价值心有余悸。我们无法想象,一种自称是自由文明的国家,对待落后的国家时,为什么具有那样的侵略性,那样的不宽容。这也能够解释近代中国精英阶层为什么要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什么要师夷之长以治夷。当代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继续以自由民主为旗帜,对不符合西方政治制度标准的国家进行政治干涉和武装入侵,最为典型的自由口号是人权高于主权。这种政治宣言,无论如何,对一个落后的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组织来讲,都是无法接受的。其实从东西方国家不同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的精英阶层,对自由的社会价值和历史贡献,是有着自己的正确判断和明确认知的。遗憾的是,西方的自由理念和政治模式,在面对两种或者多种文化价值相互冲突的历史际遇中,总是扮演着一个不光彩的反面角色。这就让本来在西方文明历史演进过程中,一直扮演积极正面角色的自由价值本身,蒙上了一层消极的色彩。一种以自由为核心的文明,如果它是以一种西方文明优越感和征服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人民面前,这对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厄瓜多尔被认为是未来铜矿新增供应最有前景的国家。铜是所有矿业公司都希望拥有的第一资产,但是其勘查难度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成功的价值逻辑
中国人民有着一个共同的国家利益,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继近代以来中国被动融入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我们又认定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是能够动员和组织人民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的政治基础。这样一种认知不仅是当下全体国人的诉求,而且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它已经逐渐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诉求。这种价值诉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国家利益整体为上的理念。我们从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明确了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这一地位的确立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历史使命的。因此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是比自由价值更为重要的社会核心价值。与西方现代化发展进程所不同的是,我们赋予了国家权力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对社会各种力量和资源进行统筹的主导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需要制定出台各项改革战略举措,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权力在国民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战略作用。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腾飞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力量无时不发挥着巨大的平衡作用和强大的引领作用,而国家力量的背后就是强大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就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与改革开放前所不同的是,我们把国家利益和个人自由竞争的领域做了一个很好的界定。我们把绝大部分需要充分竞争的自由留给了市场和个人,把国家权力对社会资源的影响力集中在少数的部门和行业,这和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完全剥夺个人自由竞争的政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一条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同时也是一条蕴含着独特中国价值的成功之路。这种新时代的中国价值一定是融合了东西方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从思想价值层面来说,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历次磨难中,能够最终站立起来,一定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智慧有着特殊的韧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有关。而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实践中,我们之所以能够富起来和强起来,也一定是吸收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优点和长处。那么我们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是如何融合了东西方两种不同价值,同时又能实现经济的腾飞呢?
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平等价值,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突出。 近现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和独立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影响下实现的,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变革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价值支撑作用。我们新中国的民主共和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经济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在具体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建立强大的国有企业来引领社会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些历史遗产,在今天对塑造社会核心价值,仍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精神支柱作用。值得进一步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注重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与前文所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国家利益整体为上的核心价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的引领之下,实现了高度的共振和融合。因为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也是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也是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前提,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前提。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曾经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让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如果仅看到前一句话,似乎违背社会公平的价值理念,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长期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初期的建立特区,开放港口,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战略,确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但国家又通过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精准扶贫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逐步实现了地区平衡发展、城乡平衡发展、社会共同发展的更大发展战略。这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唯有在中国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下才能得以实现。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现代化获得成功的主要动力。 与注重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一样,自由的价值同样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核心价值。我们无视这样一种社会价值,其实就是无视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发展行列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对中国人民自由创造力的一种贬低和抹杀。与西方自由价值作用所不同的是,我们把以个人自由创造为核心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很好地融合起来,融合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全体中国人的整体利益之中,这种价值的融合是通过以下途径来进行。在经济发展方面,首先是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然后是国有企业之间也获得充分的市场竞争;最后是原来大量的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和经营范围,不断向私营企业和外资进行开放。在市场经济不断开放的过程之中,我们发现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为核心的个人利益,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中,不仅和谐共存,而且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不断壮大。在政治发展方面,我们在强调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提倡各党派之间以及党的内部成员之间的协商民主,来代替西方的竞争性民主。这种政治制度安排,既确保了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党的强大的政治组织和动员能力,同时又融合了传统文化的协商形式与西方文化的民主形式。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国家利益和个人自由价值的最大化。这种政治体制和前面所说的经济体制又相互融合,高度统一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同样是自由的价值,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自由更多强调了个人的利益至上,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自由,是同时强调两种利益的平衡。或者我们换一种表达方式,中国人在追求个人自由幸福的过程中,不仅有个人成功的荣誉感,同时更有国家成功的荣誉感,民族成功的荣誉感。个人利益至上,从来不是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和谐才是立命之本。这也能够进一步解释西方的自由为什么既具有创造力,又具有侵略性,而中国人的自由更具有包容性。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 建国初期,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这是马克思主义注重社会公平的经济基础。经历了30年的社会实践,我们发现计划经济是没有效率的。没有效率的经济发展道路,显然不能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也不能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尽管它是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基础的。我们后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把公平和效率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并且也是借鉴了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价值理念。不断试错,就是不墨守成规,就是敢于自我变革,就是改革创新。
式中:表示对第m-1帧纯净语音的功率谱估计,表示对第m-1帧的噪声功率谱估计。α为调节系数,它的选取至关重要,其取值越接近1对“音乐噪声”的抑制效果越好,但是会造成比较大的语音失真,α取值0.95~0.99时效果较佳[6],max函数返回两个参数的最大值,SNRpost(m,k)表示后验信噪比,定义后验信噪比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开放包容的发展道路。 当我们抱定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我们就拥有了开放和包容的胸怀和眼界。我们既然认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目标,我们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并且接纳以自由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因为唯有拥有并且维护自由的价值理念,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人民的个人创造力,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有前瞻性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一条预设的历史前提,这就是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精英集团,它能够不断地在思想上自我革新,同时拥有强大的战略定力和历史前瞻性,能够不断引领全体人民迈向既定的奋斗目标,这样的政治精英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现实的历次挑战已经无数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拥有这样的政治品质和思想境界,能够始终做到不断自我革新,不断拥抱世界,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优秀文化价值的精华。这样的政治组织,才是我们全体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扬州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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