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潜台词（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潜台词论文,冲突论文,亨廷顿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核心国家与冲突的避免
在1993年的文章中，亨廷顿对文明间冲突的预言引起了最激烈的反对意见和最强烈的怀疑主义。现在，在《文明的冲突》中，亨廷顿区分了两类危害世界秩序的冲突。第一类， 他称之为“断裂带冲突”， 在1993年的文章中曾作过说明，但在新著中却得到了亨廷顿更多的关注；断裂带冲突一般发生在“来自不同文明的邻国之间，同一国家内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和试图创建新国家的集团之间，恰如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所发生的。”巧的是，“断裂带冲突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尤为盛行”。亨廷顿对这种倾向的解释是很有趣的，因为他主要不是用核心文明的价值观来解释，而是通过对现在以及将来几十年流行事件的独特猜测来解释的。排他性文明解释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伊斯兰的“圣战”观念和伊斯兰的扩张历史上，同时还集中在20世纪穆斯林人民反对西方的或真或假的牢骚上，例如，他们对西方支持以色列的反对。亨廷顿没有完全彻底地讨论这些长期因素，他还提到了年轻人膨胀体和中东的其他特色：伊斯兰文化缺乏强大的、类似儒教文化的中国和西方文化的美国那样的文明“核心国”。享廷顿的多文明世界秩序理论认为，当每个文明都有一个强大、稳定、受普遍尊重的核心国时，稳定和秩序就能得到最好的保障。这是传统多极均势理论的文明翻版，传统多极均势理论认为，体系内部的和平需要每一极都是稳定的、强大的、有权威的、因而也是可以预测的。
如果核心国在多文明均势中的作用的确重要，那么，美国政策和世界秩序的未来分析，就都必须遵循两条重要的原则。第一，美国不应该蓄意冒犯俄罗斯或中国，也不能蓄意破坏它们的稳定。俄罗斯和中国分别是东正教和儒教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做这类事情，否则长此以往美国的权力就会衰落，至少是相对的衰落，树立美国可能无法控制的新敌是非常愚蠢的。但是，认为应对俄罗斯和中国采取有节的冷静政策的主要论据是，这些国家是核心国家，而核心国家是应该得到尊重的。
第二，美国必须恢复他们自己的西方认同。因为不论好坏，他们构成西方的核心国家，如果美国沦为巴尔干式的分裂状态，那么体系将毫无益处。西方需要其核心国不仅提供内部的凝聚力和能量，而且充当对付其他文明的领袖，以防止这种处理滑向另一类可能的冲突，即“核心国战争”。由于现时代从来没有发生过核心国冲突，因此亨廷顿在书的最后一章，不是阐述核心国冲突的历史，而是陈述一场假想的美中之间的核心国战争，战争由越南挑起，并扩展到中东。剧情没有预示胜利属于哪一方，是西方—俄罗斯—印度联盟？还是伊斯兰—中国联盟？因为亨廷顿认为，任何这类战争的结局“都几乎不可避免的是，战争所有主要参与者在经济、人口和军事力量方面的急剧衰败。结果，全球权力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曾从东方转移到西方，接着又开始从西方转回东方，现在则是从北方转向了南方。”亨廷顿提醒道，这个情景可能是难以置信的，但这场战争的根源并不是：“一个文明核心国（美国）对另外一个文明核心国（中国）同文明成员国（越南）之间的争吵的干涉。”
因而，这种情形及其文明均势的总体分析的教训就是，“在未来时代，……主要文明间战争的避免有赖于文明核心国防止对其他文明冲突的干涉”。例如，这种所谓的弃权原则将阻止美国为防止中国武力收复台湾而进行的干涉活动。第二个同样重要的维护世界秩序的原则是联合调节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协商以遏制或中止，源自他们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断裂带战争”。
西方认同的重建
与亨廷顿的同名文章不同，其新著的书名上少了一个问号，这样，读者或许会误认为他是在预测冲突，而不是在描述被他看作阻止冲突先决条件的某种东西。他对秩序的描绘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基于这样的观点，即后冷战全球政治可以通过互动的文化认同来最好地理解。这种世界中的秩序的先决条件，是文明及其核心国之间稳定的均势；秩序面临的主要威胁，至少从短期来看，则来自于伊斯兰。这既是因为伊斯兰缺乏核心国，也是因为伊斯兰属于亨廷顿所称的内心深深不满的“挑战者文明”，伊斯兰可以利用这些不满来动员年轻而热情的群众。亨廷顿对秩序描述的第二部分是，西方尽管总体上是一支衰落的力量，但西方对于体系的稳定仍然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美国需要恢复并重新坚持其西方认同的原因所在。他写道：“如果美国被非西方化，那么西方就会被收缩为欧洲加上一些人口极少的海外欧洲移民国家。没有了美国，西方就变成了一个人口只占世界很小、并且还在缩小的部分，处在欧亚大陆末端的一个小得微不足道的半岛文明。”
美国重新恢复西方认同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虽然从纯粹实用的角度来看这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业，因为一个软弱或分裂的核心国家对于体系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而且如亨廷顿所言，西方人努力维护西方文明的存在，不是因为西方文明是普遍的文明，而是因为西方文明是他们的文明。
当然，西方文明最终可能是无法维持的。因为所有文明都是人类的创造，都是有生有死的。理论家和哲学家，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都是西方人，他们几千年来一直试图确定文化衰落的征兆，同时争论两个严肃的问题：宿命论问题和相对论问题，亨廷顿就是以这两个问题结束他的著作的。
今天几乎没有一个历史学者承认曾读过已故汤因比的著作，更不用提对他的崇拜了。享廷顿没有这种禁忌。汤因比认为文明是历史的单位，是最小的“明确研究领域”，每一种文明都是阶段性向前发展的，不同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极其相似，因而足以形成文化变迁的一般理论。在所有真正的文明中都可以看到的、不可避免的衰落转折点，就是当他们联合为“普遍帝国”的时候。一种文明的普遍帝国标志着真正的艺术和精神创造物的终结。下一个阶段就是衰落，衰落采取的形式是外部入侵、内部反抗和革命，或者通常是两者兼而有之。
亨廷顿或许在引证汤因比，但他不是宿命论者，而且他还清楚地发现汤因比的哲学用于从文化均势的角度分析世界秩序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根据汤因比，在这种均势中，至少有一半文明已不复存在。汤因比认为，印度、伊斯兰和中国文明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达到了发展巅峰。而亨廷顿却出于某种原因推断它们今天仍然健在。
他写道：“许多事情是可能的，但没有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西方的核心问题是，它是否有能力阻止和倒转内部腐朽的过程，这和任何外部挑战都是相当没有关系的。西方能够自我恢复，还是持续的内部腐朽会简单地加速西方的灭亡，或者使之屈从于经济和人口方面都更有活力的其他文明呢？”
当亨廷顿罗列“道德沦丧的表现”时，他更象一个关心社会的市民，而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学者。 他认为西方“道德沦丧的表现”是：1.反社会行为……的增加；2.家庭衰败，包括激增的离婚率、私生子、未成年怀孕和单亲家庭；3.“社会资本”的减少，所谓“社会资本”，亦即自愿联合会的会员身份，以及与这种会员身份相关联的人际信任；4.“职业道德”的普遍衰败……；5.对学习活动和智力活动的责任感日益减少，在美国它表现为水平低下的学术成就。
这样一张清单不会让多元文化主义者有所领悟，多元文化主义者只会强调，被亨廷顿称作“衰败”的东西，事实上是早就应该结束了的白种—男性霸权的终结；被亨廷顿称作“低水平成就”的东西，则纯粹是一种对理想主义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受白种—男性统治的客观布道的倒退。这些是相对主义者的反驳，没有任何一个论据可以失败它。但是，恢复西方认同及其具体表现，如在稳定的家庭、过硬的学术和有竞争力的工业中的具体表现的斗争，却并不是基于同相对主义者一样的逻辑和道德立场上的纯粹偏好。两个更为实行性的论据已经研讨过了，它们是：第一，牢固的文明认同，特别在是核心国中，对于全面和平至关重要。第二，多元文化主义不仅对于受到威胁的白种男性，而且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坏政策。多元文化主义只会制造紧张关系、引发不满和社会冲突，并破坏总体的繁荣与幸福。对于那些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没有获得过一流教育、职业和生活质量的人来说，这不是一种服务，而是一种羞辱。文化相对主义之所以错的第三个原因是，文明不是牢固密封的和不可比较的。亨廷顿认为，在所有文明之外，存在一个类似文明的东西。它或许是虚幻的，被错误界定的和“空洞”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证据何在呢？诚如亨廷顿所写的，“学者们可以很容易地确认文明史上文明发展程度的高潮和低潮”。要是没有一些外在的关于何谓文明的尺度，他们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此外，在所有文明中，似乎存在一套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和禁令，例如，乱伦和乱杀都是错误的。注意到了这些后，亨廷顿又提出了一个求同存异原则，作为弃权原则和联合调节原则的补充。求同存异原则，即“所有文明中的人民都应寻求并努力扩大与其他文明的人民存在共性的价值观、习俗和惯例”。
最后，进化生物学和对人类特征与个性的生物—化学研究，为了解人类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新方法，收集了一大堆证据。这些证据使人们越来越难以避免以下的结论：人类本性预先决定人们以某种方式活动和生活，如果人们过于经常和持久地违背这些自然禁令，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集体，他们都会出现被社会批评人士所正确指称的“病症”。
50或100年以前，亨廷顿的哲学或道德分析， 只要一点点就足以让世人瞠目结舌了。今天，它肯定是令人恼羞成怒的，但那只会使它变得更重要。《文明的冲突》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政策处方是否被证明是恰当的，而在于亨廷顿从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引伸出这些处方的振奋人心的方式。这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了世界政治背后的力量，以及如何在未来世界秩序中，将社会稳定和个人自由同时实现最大化的方法。（全文完）
摘自美国《Orbis》杂志1997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