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问题——兼与邓野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役论文,过程中论文,国共两党论文,中条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往研究1941年中条山战役①的著作论文并不少见，但研究到中条山战役过程中国共两党的交涉及其相互态度问题的，却只读过刘贵福的一篇。②因为刘文占有资料有限，因此多少有点语焉不详。近来读邓野《日苏中立条约在中国的争议及其政治延伸》③一文，见有专节讨论，而且引述了多种国民党方面的史料，尤其是文章注意到，中共的一切政策策略的出发点，都是基于“对谁有利，对谁不利”这一标准，眼光独到，颇具新意，读后很有收获。
不过，邓文注意到国民党对中共抗日态度发生怀疑，同时却又根据毛泽东当年说国民党用“激将法”引诱八路军参加作战的说法，得出蒋介石此举是“一石二鸟之策”，说蒋的目的是“中共如果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甚至说，日本人这时是一面大举进攻国民党守军，一面却主动配合重庆朝野对中共的攻击，故意散布“中共与日军不冲突”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最后则认为，因为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激将法”，日本攻晋南的中条山，毛泽东却执意要部队到晋东南和冀南去作战，“就是不在晋南”配合国民党守卫中条山战略根据地，从而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
依据史料分析论证，得出某种分析或结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问题是，邓文上述这些判断或近似结论性的观点，却缺少可靠史料的分析与论证，多属推论或猜测。讲蒋介石实行“一石二鸟之策”，搞“激将法”，只有毛泽东当年的电报猜测为凭。说毛泽东故意要部队去远离战役进行区域的晋东南和冀南作战，是不让蒋介石的激将法得逞，也未举出史料来佐证。认定日军电台在战役进行期间散布“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同样没有史料来支撑。
而且，即使是推论，也要合乎常理常情，合乎逻辑，邓文的上述推论本身也颇多不合情理之处。
如，文章讲蒋介石搞“一石二鸟之策”，一为逼中共出兵，藉机“消耗其实力”；一为中共坚持不出兵，即从政治上打击之，实为蒋之“激将法”。这里，前一法，通过种种办法逼中共出兵，或可认为是“激将”。而后一法，即中共不出兵，进而从政治上打击之，与“激将法”有何联系，让人费解。而且，照邓文所举史料和常理，蒋这时要中共出兵，目的理当是要八路军帮助牵制进攻日军，以解中条山国民党守军之围。怎么就解释成了逼八路军出兵，反而是要消耗八路军的实力了呢？
再如，文章说“把国民党的要求称作激将法，表明蒋的一石二鸟之策，毛已了然于胸”，并认为毛泽东故意让部队去远离战区的晋东南和冀南“配合”，成功地使蒋之策略“失效”。但问题是，文章同时也承认，蒋激八路军出兵之法“失效”，顺势从政治打击中共之策却实现了。这也就是说，蒋之一石二鸟，毛化解了一击，却没有避免另一击，那又如何能说毛对蒋的“一石二鸟之策”，“已了然于胸”呢？
同样，说“晋南之役期间，日军电台多次广播称中共与日军从不冲突，其实就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也有逻辑上的问题。因为，照常理，日军在作战期间公开透露某些信息，理当是为有利于自己作战目的服务的。国共之间虽有矛盾，却同属抗日阵营，均为日军之敌，说这个时候日军电台有意透露共军消极抗日的消息，“为重庆朝野攻击中共提供口实”，让人颇难理解。因为，提供这种口实来引起国民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向中共施压，中共为避嫌，照理势必做样子也要打给国人看，这岂不是给正在进攻的日军自己找麻烦吗？
鉴于邓文上述推论漏洞太多，似是而非，容易造成读者对历史的曲解，笔者不能不对国共两党为何会围绕着中条山战役的配合问题，发生严重分歧和激烈交锋，以及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予积极配合的情况，依据现有史料，做出与邓文略有不同，但可能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分析与说明。
中条山战役爆发前的国共关系问题
要了解国共两党为何会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的问题上相互指责和意见冲突，仅仅着眼于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冲击，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知道，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是如何制定中共对日作战的军事战略和策略的；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之后两党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1940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谈判曾经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军事局面，等等。而对理解1941年中条山战役过程中中共为何视蒋介石的要求为恶意，坚决加以抵制，更必须要了解，1940年秋冬八路军“百团大战”的进行，和1941年1月爆发的皖南事变，对中共此后的军事政治决策，和它对国民党的态度，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
简而言之，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对日作战的问题上，基本的想法是，考虑到中共力量还太过弱小，因此必须避免过早的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公开的场合，要求军政领导人向各方解释，说红军不会打阵地战，不会在平原作战，不习惯被集中指挥，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只能独立自主地在山地打些游击战。④而在内部，他则明确地告诉各级领导人，红军不应集中作战，尤不应“暴露红军目标，引起敌人注意”，应“暂时把我军兵力一概隐蔽并养精蓄锐”，以便分散做群众工作。⑤他给中共谈判代表的指示则是：第一，红军在对日作战中只能“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坚持依傍山地不打硬仗的原则”；第二，红军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第三，红军的主要任务应当放在“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方面，而不应放在作战方面，“因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⑥
1937年8月22—25日，毛泽东曾在张闻天的支持下，专门在陕北洛川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上述方针来统一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从他的各种谈话和指示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国民党把红军全部送上前线，“使不集中，强使听命”，“变为蒋之属下”，尤其是“企图迫使红军打硬仗”。⑦他坚持一要独立自主，二要只打山地游击战，中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扩大红军”。虽然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博古等都坚持部队应当立即投入战争，并相信部队能打大仗，不同意放弃运动战，不同意警觉性过高，认为红军的保存发展也要靠打胜仗、树声威，但是，毛泽东、张闻天等还是用强有力的理由促使与会者通过了相关的决议。他们的理由就是：国共两党“在阶级上根本是敌人”，代表着“两种政策，两个前途”。要想使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一切工作准备过渡到工农资产阶级联盟的民主共和国”去，就必须考虑到自身的情况，按照自己的步骤行进。因为“防人之心不可无”，国民党催着红军上前线难保不会“含有恶意”和“阴谋”，“希望我们削弱、减少”。而且红军出动后，“日本将集中力量对付我们”，届时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反而不利。因此，会议的结论性意见仍然是，革命的基本利益高于一切，为“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必须把保存和发展自己力量放在第一位。对日作战必须坚持游击战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红军的主要任务是分散以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⑧
中共内部对于毛泽东及洛川会议的方针，虽然一直有不同意见，1937年11月底王明等从苏联回国后带来共产国际“抗日高于一切”的方针，也曾多少冲击了洛川会议的方针，但是，由于毛泽东主管军事，因此部队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把主要的工作放在了发动群众和创立敌后根据地上。也正因为如此，中共的正规军也很快就从1937年8月下旬开始参战时的3.4万人，4个月后就发展到9.2万人，到1938年底已发展到16万人，1939年春天即已发展到22万人，1940年6月更发展到50万人，并且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创立了大片的敌后根据地。⑨还在1940年春夏，毛泽东就已经在“苦心思索”，今年如何再扩军30万，1941年达到100万，“中心点是二百万军队”的问题了。⑩
由于中共兵力和地盘的急剧发展，国民党还在1939年初就已经深感危机了，因此，也就有了1939年1月五届五中全会及其随后一系列“防共”、“限共”措施的出台。随着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加以限制，两党之间的摩擦自然日渐加剧。1939年春天，受到英、法与法西斯德国签订慕尼黑协定，祸水东引的刺激，苏联开始把英、法等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很快，苏联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转而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之间的妥协，导致共产国际在欧洲实行的阶级统一战线政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向。这种情况影响到毛泽东，他也就更进一步把国民党视同英、法资产阶级的一丘之貉，相信资产阶级叛变是必然的，国民党“防共”、“限共”活动的加剧，一定是它想要勾结日本或投降日本的一种预演。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国民党所以要加紧反共，“原因在于共产党是投降的最大障碍，不反共则不能投降”。因此，他断言，“目前形势的特点在于：国民党投降的可能已经成为最大的危险，而其反共活动则是准备投降的步骤”。(11)
既然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必然叛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自然也就会进一步发生改变。一直到1938年底1939年初，即使毛泽东对蒋介石国民党始终抱以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出于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中共中央仍旧公开表示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主张与国民党“共同建国”。而进入到1939年夏季以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已明显地发生变化了。它先是提出“真假三民主义”的问题，斥责蒋介石宣扬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共产党坚持的才是真三民主义。接着干脆放弃了三民主义的争论，直接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1940年初，毛泽东发表了他的“新民主主义”论。该主张的核心之点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鲜明地排除了与代表所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集团继续合作建国的一切可能性，公开提出了共产党，即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他公开宣布：共产党今后将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政治地位的，由“无产阶级领导或参加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12)
几乎就在毛泽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新民主主义政权目标的同时，国民党也进一步强化了“防共”、“限共”的军事政治步骤。这一年7月16日，国民党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强硬地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限令中共将分散在华北、华中各省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各种名目的武装力量，“扫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13)10月19日，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总长白崇禧更联名发出“皓电”，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所规定之本地境内”。(14)
一方面，毛泽东相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必然叛变；一方面，蒋介石所代表的中央政府又以如此强硬的方式硬要把中共军队驱赶到旧黄河河道以北的狭窄地区，这就不能不让毛泽东更加怀疑蒋介石可能怀有险恶用心。他在1940年秋天开始反反复复地猜度蒋介石这时到底是何意图居心，分析蒋到底是倒向英美集团的可能性大一些，还是倒向德意日集团的可能性大一些。到11月初，他最终认定蒋介石是准备投降日本，是“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为此，毛泽东一度甚至决定要组织15万精兵从华北打到国民党大后方去，以粉碎蒋的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15)此举虽因共产国际明确反对而未实行，但是，1941年1月新四军皖南军部在北移过程中被国民党军歼灭7000人的严重事变，还是促成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政府关系的破裂。
194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持下通过决定，明确认为，皖南事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由革命到反革命的转折点或分水岭”，“蒋介石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已经日益反动，毫无希望了”。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动员全国人民，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组织抗日民主的国防政府，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政策，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16)换言之，中共中央已经准备另立中央政府，彻底否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了。
由上不难了解，在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前，国共两党关系正处在一个严重危机的时期，双方之间原本就缺少信任，这时更是毫无信任可言。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在思想上和心理上都已经不承认蒋介石的那个中央政府了。虽然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干预，中共中央并没有公开采取政治破裂和另立政府的行动，但中共拒绝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发生关系已是不争的事实。(17)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你一国，我一国”，你蒋介石的损失与我无关。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有没有《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中共的态度都不会有所改变，蒋介石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因此，过度强调《苏日中立条约》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影响，无论是从中共的角度，还是从国民党的角度，恐怕无助于理解这个时候两党关系的实际状况。
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的真意所在
邓文用来说明蒋介石在中条山战役即将发生之际，要求中共配合作战，是“一石二鸟之策”，举了两条史料以为证明。
一是军令部长徐永昌5月5日日记所录：“蒋先生命(刘)为章面询周恩来，当兹敌将大举攻我晋豫，十八集团军能否击敌，或即放弃抗日立场。”(18)
一是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5月8日日记中所记：“下午党政军联席会报。刘为章提议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如果中共部队不策应作战，显然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众意旨，是自弃也，且其结果将引起共党内部之分化。如其出兵抗战，则足以协力打击敌军，亦国之幸也。当时对刘为章甚有赞佩之意，后为章报告时，说明此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19)
上述两则资料，所谈均为刘为章转述的蒋介石的意见，内容也基本一致。徐永昌记的是：要么中共出兵配合政府击敌，要么即是放弃抗日立场；唐纵记的是：如中共出兵协助抗敌，则“国之幸也”，否则显系违反抗战立场背离民意，“是自弃也”。这两条记述的字面意思应当不难理解，即政府希望中共出兵助战，以证其仍在抗日，否则即等于表示放弃抗日立场。用这种方式劝告中共配合作战，确有威迫之嫌，因此毛泽东称其为“激将法”，应当也不错。
问题是，从这一劝告中如何就能看出邓文所谓“如果中共出兵，可以消耗其实力，如不出兵，则以放弃抗日立场之名，从政治上打击中共”的“一石二鸟”的意思呢？尤其是，说让中共出兵，是意在要“消耗其实力”，实不知所据为何？
在上述两则资料中，唯一有所不同的，只是唐纵的记述中多了一句刘为章的提议，即：“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部队协助国军打击敌军在晋南之蠢动”。发动各机关各团体促中共出兵抗日，充其量也只是“激将”之一法，与“消耗其实力”的推理似也不成逻辑关系。何况，唐所记为刘报告称，此一提议“系委座嘱其与周恩来谈话，因而有此提议”。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此一发动各机关各社团呈请中共出兵的提议，是蒋的意思。相反，倒是可以看出，这是刘根据蒋嘱其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因而自己有此提议的。说中条山战役期间“策动社会舆论出面向中共喊话，其背后的操盘手……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亦恐未免有些武断。
而且，不仅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看不出蒋介石让中共出兵的意图中，有“消耗其实力”的意思，就是当年记述上述两段话之人，也没有听出蒋的这个意思来。
徐永昌听出的是，蒋介石这时因为害怕中条山作战失利，因而试图用这种方法逼中共出兵相助。故他在日记中颇不以为然，特别以两字表示反感，认为：“错极”。其解释称：“此时惧敌无用，求共亦只遭其轻视而已。”(20)可知在徐看来，蒋这时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甚至是屈膝求共而已，全然没有什么谋略和计划。
唐纵听到此话，和徐的感受不同，他是在心中感佩“委座之贤能诚不可及也”。但这也不是邓文解释的意思。要知道唐感佩什么，则需要多读几则唐的日记，了解唐这段话究竟是佩服蒋的何贤何能。
自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高层多数主张厉行压制肃清之策，唐对此颇感担心，一直主张处理中共问题应“深思筹算”，“不能简单决定”。因而对蒋介石“想缓和中共的决裂”，极为赞成，叹其“谋国之心，亦良苦矣”。中条山战役开始前和战役开始后，唐还两度正式呈文说明反对从军事的角度来设计解决中共问题的办法，“主张政治斗争重于军事斗争，分化重于防制，(加强)宣传的战斗性以瓦解中共”。(21)
不难看出，不仅唐想不到用逼中共出兵以消耗中共的办法解决中共问题，而且在他心目中，蒋也不是如此“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22)之人。因此，他之佩服蒋在这一问题上之“贤能”，显而易见也不是因为蒋想出了什么“消耗其实力”的办法，而是蒋想到了唐苦心孤诣想要运用而不可得的“用政治方法解消共产党”的具体手法，即借助舆论使中共或不得不出兵抗战，或为保实力而冒失去公众舆论同情自陷于道德困境的危险。
记述蒋介石上述言论之人如此解读，那么提出这一做法的当事人蒋介石自己又是怎么考虑的呢？对此，邓文估计因缺乏材料，因而没有只言片语的说明。故这里需要就已知的蒋介石日记的内容，稍加梳理与分析。
从蒋日记看，他应该是在1941年5月2日得到电报，注意到日军大规模增兵于晋南，有发动进攻迹象的。电报对日军的进攻危言耸听，认为日军此次有渡河攻洛阳、甚至西安的危险。但一连几天，蒋介石都估计，第一，日军“决心肃清我在晋各部队”；第二，“日军必不敢过河侵洛(阳)潼(关)”。因此，他的计划仍是如此前几次抵抗的办法一样，集中力量于晋南，与敌一战。只是，注意到此次日军调动兵力极多，因此从蒋介石到徐永昌等，其实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次作战未必能够保住中条山根据地不失。但蒋介石坚决否定了将晋南部队南撤过河的意见，他的态度是：“严令晋南各军团结一致，死中求生”，“虽被其歼灭亦所不畏”。不过，蒋并非真的毫不紧张。他确信必须死守中条山根据地，虽败亦不能轻易放弃。然而对可能再度遭遇败绩，其内心里也不能不感到“愧愤无已”。惟以其一向之性格，他又总是要暗自安慰自己，因而在日记中记称：“无论胜负，已尽人事。故此心泰然无惧，即使晋南失守，亦不过如此，并无妨碍我抗战之计划也。”(23)
由战役发生前数日蒋日记所记情况，可知蒋介石这个时候确实陷于中条山保卫战的严重危机感之中。换言之，徐永昌的判断理当不错，即蒋介石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明知中共已经因皖南事变与中央政府撕破了脸，中央政府也一直没有改变中共军队必须按照《中央提示案》命令撤至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要求，他却置中央政府的颜面于不顾，反过来要求中共帮忙了。虽然蒋介石国民党这次在做法上采取了用公众舆论来施压的策略，但明眼人一望即知，蒋是在求中共，而非想要乘机打击中共。
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是这个时候饥不择食的还不仅是一个蒋介石，而是整个国民党高层，甚至包括理当亲共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在内。
据徐永昌日记所记，5月7日下午日军开始发动全面攻势，9日上午党政军会报中崔可夫就明确提出建议，应立即下令让八路军出兵助战，以牵制进攻日军。会议当即决定两案：一、令卫立煌指挥朱德作战；二、以蒋委员长名义下令并说明，日人乘我内部摩擦将侵及洛、潼，八路军如尚不放弃抗战，应即加入作战。
徐永昌对此颇有异议，称：“共军不加入作战，国军是否即不能抗日？如此妥协将置委员长前令于何地？如必取第二案者，应仍加入一句，即令其并遵行撤至河北作战命令。”
当晚，徐又打电话给蒋介石，强调：“共军之打敌与否，全视与彼有利与否，如其有利，我不要求彼亦打(开战前及开战初为证)。否则，乘我要求，答我以必打(其实是看我打，遇机尚要捡我便宜)而不打。事前是宣传，事后是要求。我必落个急时抱佛脚，事平不还愿。”他的意见，应告诉中共代表周恩来，前日要中共出兵之话是警告性质，同时亦不必令卫立煌指挥他们，以免自降身份，使中共自认奇货可居。他说：“我们真要对之妥协，亦必待敌人此次攻击过去平息后再与商讨，不应在敌人进攻时示弱。”
对此，蒋介石也在电话中表示赞同，并决定照此意见由刘为章再向周恩来进行转达。只是蒋还是提出，要加上“彼亦有军誉与人格及对国家的良心，这次敌人进攻，十八集团(军)打敌不打敌，即证明其与敌妥协不妥协”一句，以为会更有激将的作用。(24)
蒋介石日记中对其授意刘斐(为章)要求中共出兵之事未提一句，也足以说明蒋此举并非深谋远虑，且毫无让蒋感到得意之处，只是病急乱投医的一着。有关蒋将此役与中共联系起来的日记，只在9日的日记中才有出现。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中重申日军“决无渡河攻洛之兵力”，同时提到：“中共藉此要胁(挟)，应淡然处之。”(25)这后一条显示，他这一天已经得到了延安方面8日回复的意见，即“配合作战”“不成问题”，惟须先“解决新四军问题”、“速发饷弹”和“停止反共”等。对此，蒋自然视为要挟，故颇感无奈。
10日，刘斐再向周恩来转达蒋、徐商量好的意见，请中共郑重考虑，周恩来此次做了比较积极的回应。因此，蒋介石在次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一情况，并开始感到了一些希望，称：“中共对晋南战事或能望其表示击敌，余仍以诚挚待之。”(26)
由上述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由于中条山对防守河南洛阳以及陕西西安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因此，蒋介石国民党无论如何不愿轻易放弃。中条山以北、以东，又都靠近中共的武装根据地，在日军大举进攻，眼看中条山不保的情况下，蒋病急乱投医地想到了请中共帮忙，却又不肯放下身段，一定要拿人格、军誉、良心，甚至是抗日不抗日相要挟，结果就弄成了左右不讨好的局面。不多方占有和深入研读史料，简单地说蒋介石要求中共出兵是想要“一石二鸟”，或藉机“消耗其实力”，或藉机“从政治打击中共”，恐怕都有过度解释之嫌。
中共回应的经过与拒绝出兵的原因
邓文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何拒绝配合国民党的中条山战役，没有具体的解释与说明，只摘录了毛泽东5月9日和14日两则电报的内容，一是强调我们决不要被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动；一是强调我们要配合也不要在晋南，而应当放到晋东南和冀南去。其结论是毛泽东用这种办法使“蒋之激将法失效了”。这一解读，也不准确。
如前所述，中共在军事上与国民党冲突摩擦的问题，由来已久，与《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中共对苏日条约的态度，并无多少关系。实际上，如果我们注意到1937年8月洛川会议的争论，我们理当注意到，因为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因此，毛泽东对军事问题最关心。而他处理军事问题的根本原则，又恰恰是邓文提出的那个“全部问题的本质和核心”，即“对谁有利，对谁不利”的原则。换言之，这和是不是配合国民党作战也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像毛泽东当年不主张太快出动军队上前线，反对打阵地战、运动战、正面战，甚至不主张集中作战，等等，表面上他强调的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国民党要提高阶级警惕性，实际上，却是因为他注意到当时党领导下的三四万部队是中国革命最后的本钱。如果贸然送到抗日的战场上，轻易地损失掉，无论如何都是不利于“革命的基本利益”的。
事实后来也证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1937年9月25日新编成的中共林彪的部队，即八路军一一五师，以4000余人的兵力，在山西平型关口前受命伏击日军的辎重队和汽车队，一战就损失了1/10，且相当一部分还是长征过来的团、营、连、排干部。(27)如果继续照此打下去，而且要和日军正规部队展开正面作战，其后果可想而知。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军事领导人都因此认识到了毛泽东这一军事思想的意义。包括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前总的领导人，平型关战役后也还是相信，即使对机械化程度和火力超强的日本第五(板垣)师团，如果在山地，还是有打胜仗的条件的。(28)
直到1940年秋冬发动“百团大战”之后，中共军事领导人的思想才彻底地转变过来。
“百团大战”的起因是日军对中共根据地加强了进攻，使华北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开始恶化。彭德怀力主要给日军以还击，结果是，两个月破袭战打下来，仅一二九师就损失上万人，多数参战部队损失都在半数以上；同时，日军却进一步加强了对八路军和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行动，根据地变得更小，更困难了。而且，不服输的彭德怀在野战中也亲历了消灭日军正规部队的不易。1940年10月底，即“百团大战”进行过程中，彭德怀、左权在山西武乡县蟠龙镇关家垴亲自指挥一二九师三个旅的兵力，围攻日军一部300余人，苦战一整天，仍有五六十名日军逃走，而一二九师则损失了500余人，是日军的两倍还多。(29)
对前总发动“百团大战”，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很赞同，以后更不止一次地批评过。而经过“百团大战”的严重损失，体验到根据地一连几年陷于严重困难的事实，朱德和彭德怀后来也都做了自我批评，认识到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是正确的，他们坚持的运动战观点是错误的。
由此可知，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发生时，除了国共关系已经严重恶化，双方仍严重地互不信任，许多遗留问题都未解决，关系难以缓和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1940年秋冬华北八路军刚刚遭遇“百团大战”的失利，正陷于严重的危机中，毛泽东对任何进一步刺激日军转向八路军的作战，都不可能表示赞同。因此，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战役发生前夕找到周恩来，要求八路军予以军事上的配合时，双方之间的这种交涉自然不会是顺利的。
依据当时的电报可知，5月7日，日军开始发动进攻。次日，毛泽东就接到周恩来报来的国民党要求配合作战的消息。他像以往处理类似问题一样，最初只是答复称：“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进而，他即提出要求，即(甲)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30)
5月9日，周再电毛，汇报与国民党代表谈话的情况，称对方声称如八路军未与日军在华北妥协，就应发动攻势，牵制日敌云云。毛泽东见到此段文字，当即表示了不满，复电称：“国民党现已大慌，却仍想用激将法使我为他拼命，所谓中共与日妥协一类鬼话可置之不理，对配合作战，可满口答应，请其速发饷弹等。”(31)
毛泽东马上与朱德、王稼祥等领导人商量了应付的办法。中共中央当天将国民党要求配合作战的消息电告了前线将领，说明：“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惟仍想用激将法，谓中共如不与日妥协，便应在华北发动攻势，制止敌进。”“我们方针，决不被其激将法所动，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32)
5月10日，国民党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配合作战。毛泽东针对卫电答复彭德怀，告诉彭宜巧加应付，要求彭“拟一部署计划电告，此计划中在太南太岳两线者战事发生时虽不是猛打，但应准备施行之，在其他区域者只做样子，不应实施。计划拟好后不急于告卫，但先复卫一电告以自当配合作战之意以鼓励之，仅在其催促时再以计划告他。另以一电给卫，请其转陈重庆速发饷弹。”(33)
这一天及次日，周恩来接连报称，蒋介石与他谈话，提出：“只要你们用游击战争的办法，切断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等，敌人一恐慌，一定会恢复原状。”“你们如配合行动，我决不会亏待你们，饷弹有了成绩后自然发给”，“各地反共捉人，要使他们安心，我一定命他们放人”。同时，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这时也找到周，说八路军应当给予配合，以便争取民心，并向蒋要饷。(34)
毛泽东得知崔可夫出面干预，极为不快。两天后，他措辞严厉地指示周恩来，要他转告崔可夫说：两年半来，国民党打日本打得很少，前年冬季攻势以来就没有打什么仗，而“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要告诉总顾问，要他不要随便乱说。国民党至今还说我军游而不击，甚至说我对日妥协等鬼话……我们决不为这些鬼话所动。”(35)
当天，他亦电告彭德怀，再度告诫说：“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36)
而为了应付这时沸沸扬扬的舆论批评，毛泽东则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和洛阳办事处负责人称：“向各方表示，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惟饷弹两缺，希望政府接济。”(37)
实际上，中条山战役进行仅几天时间，国民党守军的防线即被攻破。到5月中旬，守军已被敌分割全面溃散，再未形成成建制的有效抵抗。日军很快就进入到篦梳扫荡阶段，蒋介石也已下令部队撤离中条山。而八路军的配合作战部署还未完成。
5月16日，彭德怀制定好了配合作战的具体部署，计划用小部兵力在晋东南加以“配合”，对外宣传则说大部，实际主力仍集中整训。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等18日联名致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同时也解释了目前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所在。电报称：“目前方针是必须打日本，但又决不可打得太凶。不打则国民党不能谅解，中间派亦会说话，但如打得太凶，则有相反危险，日本将转向我们报复，国民党坐收渔利，并将进攻边区。”当然，出于宣传的目的，他们也提出：可以“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区则打得小些，使国民党觉得我们真在打就好了”。电报还附去了周转报的苏联顾问的意见，但指出：“恩来电是转给你作参考的。他电反映国民党及外国人的压力，我们不可不听，又不可尽听。望按此总方针调节我们的行动。”(38)
国民党因为在中条山战役中被聚歼十余万人，迁怒于八路军的不配合。《大公报》也一度在国民党方面的授意下，刊出社论及短评尖锐批评中共，国民政府军委会随后也以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暗示“八路军坐视不动”。(39)但中共中央这时的对日军事方针已定，它明确指示部队：今后应采取“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从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两面派的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武装实力与民众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为此，应避免“单纯的军事斗争”和“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要“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反对“一切只着眼到一时的痛快拼命斗争，而不知转弯的办法”，以免“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和“造成群众的恐惧”。(40)
紧接着发生在一个月之后的中共与苏共之间几乎一模一样的意见纷争，可以更进一步证明中共对中条山战役的策略，并非纯粹是对国民党的，而是毛泽东一贯军事斗争思想的一种体现，和他坚持革命功利主义的一贯风格。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了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瞬间爆发。苏联军方因为担心与德、意结盟的日本会与德国配合，对苏联实行两面夹击政策，因而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专电要求靠近外蒙古的中共八路军在军事上采取牵制日军的行动。
6月30日，中共中央得到苏联方面的要求后，即电告彭德怀称：“当日寇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望即准备一个计划，目的在拖住敌人。”(41)
因为“拖住敌人”容易被理解为要作战的意思，故中共中央7月2日再电彭德怀，特意叮嘱说：“日苏战争有爆发可能，如日攻苏，我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上的配合，长期的配合，不可妄动。”(42)
7月初，崔可夫再度转达苏联军方的情报，催促八路军加紧行动。毛泽东6日回电，对此一情报颇表怀疑，称：“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43)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开会研究了配合作战的问题，仍决定只限于在情报与破路两件事上予以配合。会议决定直接向共产国际提出：“某些在华苏联友人希望我军目前即发动向日寇的进攻，而不认真注意积蓄与保存在将来日攻苏时与苏配合作战的力量，这是有害的见解。”(44)
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顾虑其实和在中条山战役配合国民党作战问题上的顾虑是一样的。那就是，对八路军现状的担心。这时，中共中央“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业已确定，那就是“熬时间，储力量”。在武器装备等技术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尽量不用积极的军事行动刺激敌人。(45)
7月15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详细地说明了他的考虑。他说：“自苏德战争起，我们即加紧侦察和准备破坏交通，借以牵制敌人。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但由于日寇在华北已占据了四年，对大城市、铁路、矿山等已建筑坚固工事，且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我们每枪平均只有二十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火药亦得不到”。因此，“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那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46)
在这里，毛泽东对配合苏联作战问题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那就是，不论日军攻苏与否，中共都不可能在军事上采取作战行动予以牵制。毛泽东明确指示各地领导人说：“如日冒险攻苏，我之方针并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装备未改变前仍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时期的游击战争。”目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47)
在这里，毛泽东和以往历任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区别之明显，一目了然。他显然没有把苏联的存在看成是中国革命存在和成功的前提，更不认为苏联才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毛泽东并非不关心苏联的死活。毗邻的苏联的存在对于中共革命意义之大，没有哪个共产党人不清楚。仅仅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就一次性地得到了莫斯科提供的100万美元的援款。(48)这种无偿的、每次需要申请的临时性的援款，虽然不及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贷款的数量大，也不像过去按预算逐月提供经费那样解决问题，但是，它的象征性意义却十分重大。因为这清楚地表明，苏联无论多么需要蒋介石领导中国进行抗日，但它终究还是无法相信蒋介石，而必须支持和寄希望于中共。毛泽东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也深信中共革命本身的发动和任何一种进展，都离不开苏联的援助。但问题在于，在他看来，无论苏联多么重要，和中共自身的利益相比，苏联的安危都是第二位的。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苏联即使在对德战争中会遭遇到失败，相对于苏联深厚的国力和广阔的领土，再加上英苏结盟和美国参战，最坏也不过就是“变为长期战争”，“大局仍不利于法西斯”(49)；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和日本两个强大的对手，弱小的中共如果遭遇失败，那就注定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毛泽东对赖以为自己事业依靠和支撑的苏联尚且是如此态度，又何况对自己事业上的敌人国民党呢？
注释：
①中条山战役，当年也称晋南战役。但因为中共解放战争期间也打过一场晋南战役，为避免混淆起见，这里仍用中条山战役一词。
②目前仅见刘贵福在《抗战中期的国共配合作战问题——百团大战、中条山战役为中心的讨论》(《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有所讨论。
③见《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
④《毛泽东关于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致彭雪枫电》(1937年8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⑤《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意见致朱彭任周电》(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61页。
⑥《中央书记处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原则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3、53—54页。
⑦《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毛泽东关于阎锡山交涉红军活动区域致周朱彭任电》(1937年9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40页。
⑧《毛泽东关于军事和外交问题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毛泽东关于洛川会议将讨论重大军事问题致博林、彭任并告周叶电》(1937年8月18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1937年8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67页；《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32页。
⑨《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南方局致中央及前总电》(1939年11月14日)、《中央关于边区等问题与国民党谈判的方针给南方局的指示》(1940年1月10日)；《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报告提纲》(1940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31页。
⑩《毛泽东关于如何争取军队的问题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1940年6月26日)。
(11)毛泽东：《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6、209页。
(1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第1期，1940年2月。并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61页(收入《毛泽东选集》的文章在文字上有改动，在这句话里删去了“或参加领导”5个字)。
(13)转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5编(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编印，第227—230页。
(14)《何应钦、白崇禧致朱彭总副司令、叶挺军长电》(194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451页。
(15)《毛泽东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战略部署致胡服电》(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中心任务问题致周恩来电》(1941年11月3日)：《毛泽东给季米特洛夫、曼努伊斯基的信》(1940年11月4日)。
(16)《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194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0页。
(17)中共这时不仅拒不派员出席参政会，而且明令各根据地政府和军队不再向国民政府请示和报告任何事项。
(18)《徐永昌日记》第6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101页。
(19)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207页。
(20)《徐永昌日记》，第101页。
(21)见唐纵1941年2月20日、3月25日、4月20、21日、5月17日的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92、198、202—203、209页。
(22)在唐纵的眼里，只有共产党的领袖才是这种人。见唐1941年4月28日见张国焘后所记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205页。
(2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2、3、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并参见《徐永昌日记》，第99页。
(24)以上四段，《徐永昌日记》，第103页。
(2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9日。
(26)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5月11日。
(27)《林聂关于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和伤亡致毛朱彭电》(1937年9月26日)。
(28)《朱彭任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与我之战略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2月)。
(29)《杨尚昆关于华北工作的报告》(1941年2月19日)。另据潘泽庆在《关家垴战斗：百团大战中极具争议的一战》(《党史博览》2007年第6期)一文中称：当天被围的是日本第三十六师团的冈崎歉受大队，总共约500人，被歼灭400多人，突围逃走60余人，八路军伤亡600余人。又据“铁血社会”网友“装甲师101”根据日方资料考证，冈崎大队当天在关家垴的兵力应为560名，军官16名，有2挺重机枪，18挺轻机枪和18具掷弹筒，被歼400余人，八路军则伤亡2000余人。转见http://group.tiexue.net/soc/post_3522845.html。
(30)《毛泽东关于向国民党提出的要求事项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8日)。
(31)《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对日寇进攻惊慌失措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9日)。
(32)《毛、朱、王、叶关于对日寇进攻形势的分析与我们的方针致彭、左等电》(1941年5月9日)。
(33)《毛泽东关于配合卫立煌作战问题致彭、左电》(1941年5月10日)。
(34)《周恩来关于蒋介石要求华北我军配合作战等问题向中央的请示电》(1941年5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蒋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1年5月11日)。
(35)《毛泽东关于要总顾问不要随便乱说致周恩来电》(1941年5月14日)。
(36)《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配合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1页。
(37)《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均在敌后猛击敌人给伍云甫、袁晓轩两处长电》(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3页。
(3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目前方针问题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8日)。
(39)参见1941年5月21、29、30日《大公报》，均为第1版。
(40)《毛、朱、王、叶对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政策的指示》(1941年6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48—649页；《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212—220页。
(41)《毛、朱、王、叶关于情报与破路事致彭德怀电》(1941年6月30日)。
(42)《毛、朱、王关于准备在战略上配合苏军作战致彭德怀电》(1941年7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0页。
(43)《毛泽东关于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6日)。
(44)《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指示的决议》(1941年7月13日)。
(45)《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82—186页。
(46)《毛泽东关于我们决心在现有条件下最大可能帮助苏联致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653页。
(47)《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关于自卫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致黄克诚、刘少奇电》(1941年7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册，第654、656页。
(48)就已知莫斯科自1936年底至1945年抗战结束的档案文献记载，在此期间莫斯科提供给中共无偿援款应不少于500万美元。转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情况之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第1—2期。
(49)《毛泽东关于八路军新四军应取长期斗争方针致刘少奇电》(1941年7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册，第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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