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纪念彭真同志诞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奠基人论文,周年论文,我国论文,社会主义法制论文,彭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0月12日，是彭真同志诞辰100周年。彭真同志长期领导和主持民主法制建设工作，特别是1979年以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主持制定了现行宪法和一系列基本法律，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
一
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彭真同志担任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主持常委会的日常工作，那时就开始起草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等。新时期，彭真同志重新恢复工作，1979年2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法制委员会主任，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被补选为副委员长，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他诸多的国务、党务工作中，具体主持各项法律的起草和制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
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受到迫害的彭真同志，深刻认识到搞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1979年2月，他在法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要抓紧搞七部法。法制委员会从3月份开始工作，到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审议通过了刑法、刑事诉讼法、地方组织法、选举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彭真同志当时已七十七岁，夜以继日地工作。由于过分劳累，他发高烧住进医院，就是在住院期间，也没有停止工作。
彭真同志十分重视制定民事和经济方面的法律。为了起草好民法，他曾细致地了解和研究各国的民法，提出民法典和单行法同时并进。在他的主持下相继制定了婚姻法、经济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继承法。1984年彭真同志提出要搞民法通则。同时，他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艰巨的任务是加强经济立法，形势要求我们抓紧经济立法，
要抓紧搞好。从1979～1988年，五届、六届全国人大，在彭真同志领导下制定的法律有88件（五届41件、六届47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5件（五届19件、六届16件）。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1980年8月，中共中央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建议，对我国当时的宪法进行修改。大会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彭真同志任副主任委员，具体负责主持宪法的起草工作。在进行了充分的酝酿部署之后，他认真地听取了汇报，又集中搞了三个月的调查，召集宪法修改委员会先后开过五次会，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
彭真同志在抓紧制定法律时，十分重视立法体制的改革。1982年制定宪法时，对立法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一是把原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的部分权力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其他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制定。二是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法律制定行政法规。三是肯定了地方组织法关于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与宪法、法律不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四是国务院各部、委可以制定规章。这就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法律为骨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内的法制体系，在维护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发挥了各方面积极性。同时，还对授权立法、法律解释等问题做了规定。立法体制的改革，对于加快立法，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
彭真同志对法律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是亲自过问，特别注意从政治上、原则上把关。例如，1982年制定宪法时，对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如何规定党的领导？有各种各样意见。如何统一认识？彭真同志说，要用事实统一认识。他回顾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中国人民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是亿万人民在长期斗争中作出的决定性的选择。彭真同志亲自在宪法序言中写了这一段历史，通过历史事实统一认识，坚持党的领导。
关于刑法，彭真同志说，刑法是解决刑事犯罪问题的，决不能把应该属于党纪、政纪和民法处理的问题列入刑法，追究刑事责任。尤其不能企图用刑法解决一切问题。这就划清了犯罪与一般违法、违纪的界限。
关于刑事诉讼法，其任务是什么？草案原来写的是“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彭真同志对我们说，对犯罪要依法惩办，但不能冤枉好人，要从两方面规定。为此增加了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同时，彭真同志把“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改为“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这就明确了方向，对依法打击犯罪，不冤枉好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民法，在制定民法通则时，对调整的范围、原则有重大分歧。彭真同志决定，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民事活动中各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的原则。这就明确坚持了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
关于民事诉讼法，彭真同志强调要总结自己的经验，要给调解委员会以足够的法律地位。当我们向他汇报，有的反映，“官告民一告一个准，民告官没门儿”时，彭真同志十分重视，要我们对这个问题认真研究。后来，他决定在民事诉讼法中增加了一条：“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这条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确立了行政诉讼制度。
三
彭真同志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搞好立法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他经常对我们说，搞好立法工作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他说，搞立法要有理论指导。1979年在制定刑法时，彭真同志亲自在第一条中明确写上，刑法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第二，从实际出发。彭真同志经常对我们说，立法一定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如果脱离实际就行不通。他在民法座谈会上说，我国的民法从哪里产生？要从中国的实际产生，从中国现实的实际情况出发，这是立法的根据。他说，什么是民法的母亲，就法律体系本身说是宪法，但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十亿人民是母亲。他要求我们在立法时，一定要摘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并多次深入基层亲自进行调查研究。第三，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彭真同志一再对我们说，立法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就是实践证明正确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他要求我们很好地研究掌握党的方针政策，对制定法律中的有关重大问题，要向中央请示报告。1979年8月，彭真同志专门起草了“关于草拟或修改法律、法规应先将问题和意见报经中央批准的请示报告”。他在主持起草法律时，对一些重要原则问题都要事先向中央请示报告。他特别强调党的领导和广泛发扬民主的一致性。他说，党的主张经过民主讨论，可以更好的集中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如宪法，中央讨论过八次，在公布全民讨论后，根据各方面意见做了不少修改，提交大会的草案又经中央讨论过，但大会审议后，再次根据代表意见做了不少修改。所以彭真同志说，宪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第四，强调要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广泛、充分地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集中。他提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管什么事情，要面向人民，为着人民。立法工作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发扬民主，在民主基础上集中。他在制定法律时，亲自召开会议听取意见，并告诉我们，不要只汇报同意的意见，要着重汇报不同的意见，要鼓励大家讲不同意见，敢于争鸣，使我们制定的法律能够避免一些错误。第五，强调法律的严肃性，不能朝令夕改，但是情况发展了，要及时修改。
彭真同志不仅抓立法工作，而且强调法的贯彻执行。他经常说，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立法非常重要，但立了法就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如何才能很好地得到贯彻执行呢？彭真同志强调以下几点：一是把法交给人民，让人民了解、掌握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用法律来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办事。二是强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不管你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要遵守法律。三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党也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有人曾提出，是地方党委大，党委书记大，还是法大？彭真同志明确回答，法大。他说，法是党中央领导制定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哪个地方党委，哪个书记，比党中央还大，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还大？！彭真同志常对我们说，要充分认识法制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不要以为立了法，就都会依法办事了，必须充分地认识健全法制是长期、艰巨的任务。
四
彭真同志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也一直在考虑如何完善人大制度。他对人大制度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完善选举制度。彭真同志说，选举是基础，人民选举代表组成县人大，由县人大产生县政府和省人大代表，省人大产生省政府和全国人大代表，这样一层一层，可以使人民掌握国家、民族、自己的命运，所以选举非常重要。第二，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和工作。过去，地方人大没有常委会，人民代表大会开过以后，平时没有活动。彭真同志就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问题，专门向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写了报告。这一建议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认为这是重大的改革。第三，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为了保障代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广泛发扬民主，在宪法中规定，代表在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同时规定，代表在大会开会期间，非经大会主席团许可（这是原来有的），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这是新增加的）。还规定，代表应当同原选举单位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为了使代表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强调了对代表的监督，选举法就代表的监督、撤换和罢免做了具体规定。第四，从程序方面保障充分发扬民主。1979年以后，彭真同志要我们注意研究程序方面的问题。他说，过去我们注重民主的实质，对民主程序注意不够，民主实质是重要的，但只有好的民主程序才能保证民主实质的实现。为此，在制定法律时，要研究程序问题，对有关程序做出规定。彭真同志专门主持制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对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更好地发扬民主，加强人大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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