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管理的理论贡献：基于中文研究成果的诠释
韩 巍 曾宪聚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
摘要： 西方管理学界对何谓“理论”“理论贡献”多有讨论，但至今依然令人困惑。基于对理论的“谱系式”理解和提出的“理论建构影响因素模型”，以几篇中文论文为范本，重点剖析了有关研究在“问题意识、深描、情境解读、构念和机制”等方面的理论贡献。以期倡导更多中国管理学者从自己熟悉的组织生活而不是从西方概念和文献中去建构更有解释力的本土管理理论。
关键词： 本土理论； 问题意识； 情境解读； 深描； 构念； 机制
1 莫衷一是的“理论贡献”
近30年来，西方管理学界为理论贡献(理论)[注] 笔者通过梳理理论专题文献及研读《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一书认为，对于何谓“理论”“理论贡献”，管理学界其实并无共识，但却约定俗成地强调研究的“理论贡献”。一定程度上，“理论的”如同“科学的”已成为一种宣称“学术性、严谨性”的修饰语。
当今，大部分高中学生在学习数学内容时都喜欢用单一的思维去审视和理解课本，而且都采用的是比较陈旧的方法来解答习题，在解题思维上显得比较呆板，缺乏变通.而习题又是教师对学生传达自己解题步骤和核心技巧的载体，所以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至关重要.
WEICK[28，29]曾在AMR期刊上分别提出了两个极富启发性的措辞：“disciplined imagination(有约束的想象力)”和“disciplined reflexivity(有约束的自反性)”。可惜，管理学界在想象力、自反性方面似乎并未积极响应其号召。而国内管理学界的问题则令人唏嘘，碍于学术共同体跟风、修补型研究的主导地位，加之缺乏应有的反思，很多学界同道们还远未从这些“洞见”中获得足够的启发。绞尽脑汁[1～5]。何谓理论，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对理论比较相近的理解涉及“构念、关联、模式、解释或因果解释”和“理解 ”[1，3，5，6]。基于彼此哲学立场 (范式) 的不同[4，7]。有人强调“预测[1，3，8]、预见[5]”；有人强调“描述、猜测、发现、记录、梳理”[8]；有人强调“生成性机制/因果机制”[9]；有人认为理论是表述“风格”[10]；还有学者以为理论就是给复杂的经验世界上强加的一个概念秩序[7]。有人则认为“理论不重要，‘理论化’才重要”[11]。有人则希望“让理论(方法论)研究暂停10年”[3]。但无论是否形成共识，从未停止过的理论研究已经“繁荣”得让学者不胜惶恐[5]。管理研究的本质是实用性[12]，“没有什么比好理论更实用”[9]，理论研究却又普遍缺乏实用性[7，13]。
管理知识的生产，离不开哲学反思[14]。(科学)哲学为管理研究提供了更多选择。尽管范式争议暂时难以消弭，至少英语世界已经取得了实质进步。管理学者对批判-诠释范式的倚重正在加强[15]，多元范式都有各自的成长空间，质性研究也不再被多数学者所质疑[16]。在多元范式视角下或许可以得到一个重新认识理论的折中方案，不像SUTTON等[3]的否定式判断，可以认为“假定、概念、假设、命题、模型(图示)”作为一个连续统(continuum)[17]都是理论的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描述、解释，最终是为了深化对管理实践的“理解”，从而推动管理实践符合社会普遍期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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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念(概念)向来是管理研究的基石之一。毋庸讳言，管理世界的绝大多数构念来自西方，但假若管理知识更是情境依赖的[51]，那些西方构念又在多大程度上指向了大家的自身生活就显得可疑[41,51]。由此，如何寻找本土管理构念，且在“多视角-多质疑-多争论-多反思”的路径上反复揣摩就变得非常必要。
2 建构理论的启发性原则
尽管西方管理学界于何谓理论并无共识，但在研究的认识论转向上已取得显著进步。研究者意识到过分简化经验世界的代价，将理论探讨引向对“复杂性、模糊性、矛盾性、对立性[15，18]、时间性[19]、多层次[20]”的关注，并提出了一系列启发性原则：对比分析及与之匹配的8步原则作为建构理论的有用工具[21]；强调悖论在理论建构中的作用[18，22]；主张在“异常”中寻找机会，以“去一致，去相似，反事实推理”进行概念搅拌从而建构新颖的理论[23]。有学者还将矛头指向已有知识的基本假定[24]，将“质疑”作为一种方法论，挑战已有理论的基础[25]，以及建立新的认识论脚本，采纳更具实践导向的资源拼盘方法建构理论[26]；甚而主张用“实践逻辑”取代科学逻辑[27]。
值得深入思考的是：理论与“事实”的关系，“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事实上缺乏数据，或者说，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比如，马奇用到很少的样本，……一个场景抵得上一千个数据”[30]；大量理论研究根本没有严格的证明[5]；“理论可以不依靠‘经验可靠性’而在思想市场赢得胜利”[31]；加之理论的自证预言。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TSOUKAS[32]会怀疑“客观表征”，而STARBUCK[33]会“放弃”执着于了解“真实”世界；同时，研究者的偏见几乎不可避免，多数人执著于用被训练、灌输的概念和理论来认识世界[9]。而且，正是“认知和概念间的关联及其内容塑造了大家看到的内容”[34]。此外，管理学者对于研究的态度也令人不安，“我们告诉学生忘掉那些难以测量的东西，或者删除那些与他们的理论观点联系不够紧密却有趣的数据/证据”[3]。
方法论研究通常不被认作典型的理论贡献。但选择如何呈现经验素材不仅决定了理论的可能性，更反映人们对理论理解上的差异。一向被认为是缺乏理论的人类学和民族志的深描，正表现出人类学家们的谦逊姿态，即从不意图强加给读者任何“权威观点”，而是“邀请”读者通过阅读文本参与到基于主体间性的理论建构[50]。但对于中国本土管理而言，这都是非常缺乏的环节。目前，管理学界存在太多不说究竟发生了什么，却乐于宣告已发现了什么的研究！
1)对于第①类维修条件导致的维修，对所有部件进行CM或PM；对于第②类维修条件导致的维修，不对MC进行任何维修。针对MC的维修为不完全维修，针对AC的维修为完全维修。
图1 理论建构的影响因素模型 [36]
3 中文本土管理研究的范例
在英语世界里，关于中国管理的理论贡献被认为乏善可陈[37]，因此，大家有理由好奇中文论文到底有没有理论贡献，是否存在任何启发性的 “好主意”。
与陈春花等[38]的做法相似，笔者在知网里，用“本土管理”“本土研究”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删除了一些无关的篇章，发现大多数研究涉及“哲学反思、认知方式、研究路径”等认识论、方法论议题[38，39]。与多数学者单纯强调“情境独特性”不同，吕力[40]侧重“视角”的本土性，认为 “情境独特性”无法确证，也无法否证；视角的独特性才是本土与非本土的真正分水岭。笔者进一步认为，真正的本土研究，一定是“本土现象、情境”和“本土视角”共在的研究。现象、情境都是特定视角下的认知产物，难以割裂开来。当研究者的意识聚焦在某种本土现象的时候，其视角也一定是本土的。否则，大家最多看到的是“西方视角”下的“本土现象”，自然容易回到主流范式“非本土”的老路。
理论贡献有多种可能性，对于持后实证主义观念的经验研究者，现象背后的深层次“机制”远比变量关系重要[52][注] 值得关注当前涌现的某些“机制”研究，是否仅限于用“学术概念”附会式地表征“现象(事件关联)”而并非深层机制的挖掘。 。鉴于笔者对领导研究的一系列探索，放弃了主流基于领导类型的研究路径[49]，一直试图建构出一种能体现“领导-下属的互动”关系，体现互动之“历史、社会化”情境性，尤其是“内化”为领导、下属认知、行为习惯的理论框架。
( 1)经验视角 常识而论，这是不是大家所熟悉的中国人的(组织)生活？这是不是大家所熟悉、理解、内化的中国人的(组织)情境？(它一定不是概念化的，而是生活形态的)。
( 2)理论视角 如果人们所掌握的现有知识(以西方居多)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有没有可能提出新猜想(如谱系式的，囊括概念、机制、模式、意义等)？基于大家的认知能力，是否会眼前一亮[4]。
( 3)实践视角 理论推向实践，并非全然由理论的品质所决定，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36]。即使在学术圈内部，囿于读者认知能力和社会潮流的影响，也难保哪种理论更受青睐。这是因为理论走向实践，即使是错误的理论被检验也是实践者的选择。否则，无论“证实、证伪”连检验的机会都没有。理论应该有用，但“有用”却不是其唯一判据。错误的理论未必不能得到“证明”，毕竟，人的生命非常有限。
韩巍等[48]曾提出“机会型领导-幻觉型领导”的本土领导构念(以下简称韩巍论文)。笔者承认，韩巍文无法满足一般读者在研究方法上的设想，它直接来源于作者的生活经验和灵感。该论文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仅就常识而论，组织中为什么会有大量“不合格的领导(也未必是嫉贤妒能！)”，不可避免地，它涉及整个社会的“领导生产机制”。虽然笔者清楚领导权力来源的西方成说和本土的主导性说辞。但在现实生活中，却难以看到“德、能、勤、绩、廉”兼备的领导样本，反倒容易发现某些“无德、无能、无才”的领导在各类组织中的存在感。这就是该论文“理论思考”的直接来源。鉴于学术表达的需要，笔者从领导的“支配性”出发，基于常用的“支配策略(制度、角色、地位、仪式)”，结合一般意义上组织行为(方向-目标-秩序一致性)的理性假定和组织生活的常识假定，建构出一种新的领导类型划分方式，从而凸显了机会型领导-幻觉型领导的本土性，并声称“是否有助于对中国组织现实的深入理解，是否对读者产生某种启发，尤其是中国本土领导实践的改观”作为评价的依据。
随着县级防汛计算机网络的建成，实现了基于网络的全省防汛部门之间IP电话互通，不仅为水利系统内部的语音通信带来便利，而且节省了可观的长途话费；基于网络的邮件、FTP、DNS等应用服务为水利部门之间信息互通、文件交换提供了可靠平台，有力促进了水利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换。
借助“理论建构的影响因素模型”，省却于本研究主旨关系不大的要素，以下重点探讨“洞见(问题意识、情境诠释、构念和机制)、研究程序(深描作为方法论)”。作为范本的论文之严谨性、规范性暂时不予讨论，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已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大可相信审稿人、编辑的眼光。简言之，判断取决于一种非常个人的标准，“洞见以下皆为修辞”(见表1)。
表1 本土管理研究范本及理论贡献
3.1 问题意识
从事本土管理研究之首要，是对问题“重要性”的感受。笔者之见，缺乏“历史感、社会化过程、情境意识和互动结构”的管理研究都非常可疑。郭毅等集中发表在2010年的3篇文章(以下简称郭毅论文)，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即如何“直面现实”，且具体化为“中国共产党的资源动员机制”和“红头文件”作为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改革“制度事实”的诠释。
中国管理研究者远比西方学者面临更多的挑战，由于在重大社会转型下的学术姿态，绝不只是对于企业、组织行为(无论成功与失败)的“符合论”式重现，而是要在与“历史、社会、情境”的对话中深切反思“ ‘我是谁’、‘我有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和‘我可以向何处去’”等基本议题[42]。郭毅论文紧贴中国人“内化”的思维和认知习惯，提出“活在当下-生存理性”这一总体性隐喻。“活在当下”是因为人们始终“活在历史”，而所谓进步，就是借由当下去对话历史，深刻反思并展望未来。“生存理性”作为个体、组织生活的一种基本策略，勾勒了某种行动边界，也预留了进一步想象的空间，从中不难看出某种可行性-可能性间徘徊的意味深长。
郭毅论文对“语言塑造社会事实”的敏感，促成其对“红头文件”与“国企行为”关系这一独特的本土管理现象的关注。该论文区分了“语义、语用”的显著差异，提出一个总命题，“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红头文件’通过使用特殊的言语系统，影响并制约了改革进程中的各行为主体，并使国企改革进程按照一定的路径和方式展开，从而构建了国企改革的‘制度事实’”[44]。基于笔者对叙事研究的了解，涉及人类行为的文本属性，并不觉得这个研究十分新奇。但至少在管理领域未见这种系统梳理“红头文件”在企业行为中发挥“建构”作用的研究。当然，稍有遗憾地，郭毅论文过于重视“文本分析”的形式化呈现(如规范性)，只在单方面诠释某种“客观事实”，忽视了其特别强调的“内化(主体间性)”过程。“红头文件”不仅是“制度事实”，更是体现“政策-对策”主体间博弈的界面，如果延展开来，聚焦于被规范者的权宜应对，企业决策者如何“揣摩”红头文件并内化为具体的行动策略，则对本土管理的独特性会有更深的把握。“政策文件、口号标语”从来不缺乏，但人们如何解读、解构并将其转化为实际的认知和行动才是重中之重。
3.2 深描
某种意义上，理论就是给复杂的经验世界强加的一个概念秩序[7]。……无论怎样对现在所谓的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学术定论。至少从‘管理角度’而言，这仅仅是‘对经理人和利益相关者有所帮助的一个好主意’”[35]。笔者在《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一书中，依旧没有发现更多关于何谓理论的共识[36]，它或许只能是一个“连续统”,包括“假定、概念、假设、命题、模型，图式(意义)”等多种“半成品”[11，36]。但建构理论则更加复杂，它关乎真诚，研究者、研究对象的社会化过程(如生活经验、工作经验和专业学习)，涉及洞见(如问题意识，构念、机制，模式和图式)、研究程序(如语言)、批判性直觉(如哲学反思)，以及与“学术研究”相关的“营销行为(学术平台、推广技巧)”和那么一点儿“运气”(见图1)。
沈毅于2012年发表于《管理世界》的这篇论文则是一篇难能可贵的深描范本(以下简称沈毅论文)。该论文首先应该感谢《管理世界》(审稿人、编辑们)的宽容，允许作者用近12页的篇幅叙述了在中国企业转型背景下某企业发生的，看起来饶有兴味的“关系动态”。笔者先提供一个粗略的编码，以“重现” 沈毅论文聚焦的一幅关于体制转型背景下“领导模式”的生动画卷。按时间顺序(文本的故事线是基于笔者的认知兴趣)，遴选了70多个关键词(见表2)。沈毅论文的理论旨趣在于组织领导与下属间的“关系”形态，如何从“主从关系、人缘关系、朋友关系”渐次转型。在组织领导模式方面则相应呈现出“集权式领导、人缘式领导、人心式领导”的类型转换。换言之，这是沈毅论文在深描中提出的理论。而按照笔者对于组织领导的理解，则无意于领导模式的挖掘，更侧重对“权力”的理解，借由沈毅论文的深描和文本的开放性，得以建立一个新的二阶编码，以开拓另一种理论旨趣。其基本结构为制度情境-权力来源(权力分配)，而“领导-下属互动”及“领导风格”只是相对次要的问题。
当然，沿着蓝海林论文的思路，如果继续追问中国企业战略选择背后的“权力结构”，尤其是纵向权力分布，还可以进一步识别哪些是真正顶级的“掠食者”，哪些不过是啃骨头、喝汤的“谋生者”。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市场上为什么会有那些跨国性、全国性、区域性的“赢者通吃者”，跨领域霸主、行业霸主。
表2 转型背景下本土管理的可能面向
质性研究一定是“诠释循环”的，无论是沈毅，还是笔者都不必过分担心结论的“暂时”性。读者完全可以反复利用这份“珍贵”的文本去建构自己的理论言说。显而易见，除了少数为了某种理论“结构”所需的学术标签以外，几乎所有的关键词都是“原汁原味”的日常语言[39]。不过，笔者缺乏沈毅论文中所表现出的乐观情绪。这份蕴含着中国企业(组织)管理缩影的文本，多年后或许依然持续散发着光芒。“进步、发展”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线性化过程。
3.3 情境诠释
情境不是外在的“客观事实”，是主体对于外在影响因素认识后的主观感知，且内化为自己的行动依据[51]。笔者对战略的涉猎有限，但鉴于曾经的咨询经历和课堂教学之需，对中国企业“非教科书”式的战略选择(如“无关多元化”)存有好奇，当然也有困惑，笼而统之地认为是一种典型的“机会主义(中性的看法)”行为。
蓝海林等于2011年和2012年发表在《管理学报》的这两篇文章(以下简称蓝海林文)，颠覆了市场一致性假定，从“市场分割性”与“经济全球化的回应/行业多元化程度”两个维度去重新思考企业的战略选择，提出4种不同的策略(角色)类型，分别为“先锋、徘徊者、坐地虎、玩家”。在笔者看来，是一个直观、巧妙且具有极强隐喻性、解释力的“类型学式”[6]的理论贡献。
研究中国企业，不涉及企业如何与政府系统的周旋，无论是“干净”与否，都会严重削弱其结论的可靠性。这是笔者所理解的中国情境之重要面向，即复杂的“政商关系”[51]。正如蓝海林论文所描述的， “建立政企关系：学会运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去影响当地政府，从而减少市场分割性的负面影响。……相当多的企业学会了与政府打交道的方法，包括利用自己的制度地位(如中央企业)、关系资源、甚至经济手段去建立与上一级政府的关系，然后通过上级政府影响下一级地方政府的决策”。蓝海林论文对于情境的认识还体现在 “中国独特的情境不仅调节了一些关键战略要素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程度与方向，甚至完全改变了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关键要素”；“情境不同于环境，‘情境更多地是指企业与企业之外的各种因素的前后、内外和上下的关系以及交互作用’”，而且是“动态演化”的。可以明确地说，只有充分认识情境的“交互作用(即主体间性)”以及“系统性作用(完全改变了……战略行为)才有可能弄清楚中国本土企业的战略选择空间。
一方面，高校应届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通常会选择与自身所学专业对口的岗位进行求职。然而，随着社会人才市场的竞争不断加剧及社会生活压力的逐步增强，大多数毕业生在最后往往不得不放弃专业要求，选择从事与专业无关的岗位工作，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无疑给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岗位选择带来了更加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社会用人单位也同样面临着新的人才选择问题，符合岗位需求的应往届毕业生越来越多，求职者的学历优势、专业能力、职业素养等考量标准也变得更加多元化及复杂化，合适的岗位人才选择面临着更大的压力。[2]
连续血液净化对脓毒症患者的IL-6、TNF-α及PCT水平的影响 …………… 钟 俊，等(11):1328
3.4 本土构念
反观国内管理学界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法)方面，从开始接受“非主流方法”，到涌现出数量可观的案例研究、扎根理论研究，焦点却还是实证研究长期驯化的诸如“程序性、信度、效度”等规范性诉求。如果意图更加全方位地与国际接轨，当务之急就是要认真弥补(科学)哲学一课。当DIMAGGIO[4]阐释理论的3种不同旨趣，即“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人文主义”的分野时；当SUDDABY[7]梳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理论的)规范价值、理论自证合法性”等诸多可能性时，中国管理学界至少应当更加自觉地从“本体论、认识论”，而不仅仅是从“方法论(方法)”去把握不同范式的差异[14]，了解不同范式根本无法共享一致的理论评价标准[15]。
笔者基于上述判断和对理论建构的认识。挑选了少数满足这一标准的范本。与秉持客观判断的学者不同，对于管理研究，评价学术品质不宜采纳“民主制度(或是计量方法)”。这是因为这个圈子里评鉴人原本就参差不齐，彼此对于问题重要性的感受从来都是大相径庭。
3.5 本土机制
管理学者应从先行者那里汲取营养，关注杨中芳[41]的“本土研究路径”；“强调社会文化脉络；……；应从那些独特的、能反映中国管理特色的现象和行为入手，最好能采用民俗性的名词和概念，充分反映所探讨之管理现象的原汁原味”。特别是“详细描述所研究的现象”[39]。由此，回到“生活世界”，从研究者的自身生活出发，某种程度上，悬置或不再习惯盲目地用西方视角解读国人的日常经验。鉴于此，笔者以为彻底的非本土研究其实是无法想象的，而真正的本土研究一定关乎大家的生活，也一定是实用的。那些数量巨大的学术论文之所以显得“无用”，概因其与大家熟悉的生活近乎无关，或者只是提供了一种算不上漂亮的学术修辞(包装常识，或者远离常识)。无论它们如何与时俱进地变换表达方式，都难以带来多少启发[36]。因此，本研究为本土管理研究确立了以下尚显粗糙的标准。
相隔两地讲话，凭着一根线就能彼此听到，于众多的上海人实属前所未闻，有心试试这洋玩意儿的不在少数，反正又不要花钱，便有人进去拿起了通话器，果然，从听筒里传来了说话声。
张振荣的文章《你以为你是谁？》，文中提到的获奖，曾经时兴过一阵子。我也收到过这样的来信，只要你交钱，什么样的奖都可以给你。骗人的手法繁多，花样不断翻新。总有一些人醉心于名，醉心于利。获奖契合了一些心术不正、喜欢虚名的人的愿望。虚名挂在墙上，也能迷惑一些人，让老百姓上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等布衣一定要提高警惕，求真务实。
韩巍论文中，从作者的人生简史出发，通过定义“习惯性支配-服从、命运共同体错觉、惩罚(激励)想象、个体自我意识效应”等关键概念，在该文中提出了一个本土领导模型(见图2)。笔者确信该模型深化了人们对本土领导行为的理解，并通过几种典型的变异“互动机制”，即“共犯结构、荒谬决策的阻滞、正确决策阻滞的破解”，展现了本土理论可能的解释力。限于篇幅，在此不做详述。
纵观前人的研究，大部分的电动汽车动力系统参数匹配设计采用高电压电池以满足汽车的动力性能要求，但高电压对汽车电路元器件的要求更高，且对人们的用电安全有影响。本文设计采用辅能源单变换器并联的复合电源结构的低电压电池作为电动车的动力源，对其动力系统的相关参数进行匹配计算。通过在ADVISOR软件环境下建模仿真，验证该匹配方案符合设计要求。
图2 领导-下属互动机制本土模型 [49]
4 进一步讨论
本研究中示例的范本主要作者，除沈毅以外，皆为笔者所熟识。他们的知识养成、思想轨迹、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不尽相同，但确有一些共同点。比照作者提出的“理论建构影响因素模型”[36]，首先，他们对中国管理实践都抱有一种基于现实经验而非单纯概念化的理解(批判性直觉)；其次，他们对管理现象的看法都不仅仅局限于所谓“专长”的领域(跨学科专业训练)；再次，他们都足够“年长”，亲身经历过一连串“剧变”的社会化过程(生活经验)，曾经或一直保持着对管理实践的深度介入(专业经验)；最后，笔者确信，他们对学术研究都稍多一些诚意。
如果参照主流实证研究标准，这些范本都存在缺陷。除了沈毅论文，其他文章得以发表未必不是作者话语权的体现。但主流研究者对“严谨性、规范性”的热衷，对“客观、事实、规律”的执着，或许只是反复凸显科学主义在其内心的根深蒂固。对于(本土)管理研究，所谓“客观表征”，更像是未加慎思的一厢情愿[32，33]，直白地说很可能是自欺欺人。更广义的社会研究，无论从研究者、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果而言，始终无法摆脱主观性，甚至是“虚构性(我们告诉学生忘掉那些难以测量的东西，或者删除那些与他们的理论观点联系不够紧密的有趣的数据/证据[3])”，研究者永远无法回避对于经验素材的剪裁。除非，研究者满足于把复杂的社会(管理)现象强行放置在一个过度简化的“变量关系结构”中。规范、严谨意味着恪守某种研究程序(语言风格、表达套路)。多元范式以后，具体讲，其实就是援引先例(正如艾森哈特与案例研究繁荣的关系)！比较通常对于规范性、严谨性的强调，笔者更愿意首先分辨研究者的“诚意”，是否直面现实，是否从熟悉的日常生活出发；更愿意看到研究过程的“透明(可见)性”，比如人类学独特的在场方式，就如同沈毅论文所展现的那样。
哲学上向来有“符合论”“融贯论”的分野[16]，尽管当下无法消解彼此的隔阂(也许永远都不会)。主流经验研究者取径符合论而沉醉于表征。却往往忽视了“理论与经验世界的复杂关系(作为一种强加的概念化秩序)[7]”、“理论与经验证明间的复杂关系(迪昂-蒯因命题)”。笔者无意于宣扬绝对的相对主义，只是强调管理知识生产的“相对性”。即不可能抱持一种绝对的经验主义“符合论”，也不可能抱持一种绝对的理性主义“建构论”，只能游走在“理性主义-相对主义”之间，最终诉诸大家的信念——对所谓“a better world”的想象。管理学术之所以要有经验基础，不是为了寻找什么终极的“客观规律(真理)”，而是对社会实践之“可行性”的响应；同时，管理学术必须强调“意义诠释、主观建构”，它是对未来之“可能性”的召唤。 正如管理学者们几乎都承认伟大的企业家、组织、群体更长于创造“可能性”一样，尽管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同理，更有启发的管理研究，也不会只是对生活世界(成功经验)的再现、复制，它必然是暂时的。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会发生企业成功、失败的故事，总是在追问“为什么成功、失败”？并非是一个中肯的问题。况且，管理学者给出的答案已经太多了。
人类的历史从来不缺乏“成功”的典范，国家、宗教、大学，少数商业组织等都拥有漫长的成长故事，自然也不乏成功的情节片段。管理学术的研究当然有呼应组织实践成功的必要，但那些成功因素或许从来不可能为人们建立起通向康庄大道的“必然之路”。管理研究终究是一种关于必要条件的探索，该清单也不该过长。管理学者们或许应该看得更加长远，在人类历史的尺度上，对“一时一事”成功的符合论式背书，尽管是很多学者血液里的“显性基因”，但勇于直面现实的不足，敢于直面自身的历史、社会、认知和表达局限性，才更有可能把大家引向更美好的未来。相较于生活世界，学者所提供的知识(中间产品)，无论是构念、命题，还是模式、框架，只能是“暂时性、情境性” 的，“因人(组织)而异”的，不可能具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可靠性、稳定性，也无从成为足可复制的有效知识，这是管理研究(理论生产)的宿命。
5 结语
鉴于此，本土管理理论的建构，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中国(企业)如何强大的背书，更应该对“我们何以可能”后提出深刻的反思、批判和建构，即“我们还应该，且能做些什么？” 换言之，不要再一股脑地忙于国际接轨(笔者承认，作为一名管理研究者的“智慧”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西方学术思想)，不要再执着于西方管理学界的认同、接纳(他们也早已坠入了自娱自乐的名利场)。中国管理学者需要“直面现实、深描经验、解读情境”，更要善用本土的构念、机制诠释、反思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尤其要在“经验发现(更是发明)”与“意义诉求”的对话中(诠释循环、反思批判)不断展现中国管理实践者、学者的理解力、创造力和想象力。武断地说，社会(管理)研究，最终取决于研究者的“信念”——是否依然期待一种经过审视的生活，是否依然珍视心中的道德律。相信敏感的读者一定能觉察到这与“经验事实”无关，更遑论人生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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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Interpretation on Several Chinese Works
HAN Wei ZEN Xianju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 There are many discussions on ‘what is theory’ and ‘what i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in western management community, but we are still lost. From a spectrum-form understanding on the theory and the author’s own framework of theory-building, this study illustrates how a few Chinese scholars made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of 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by their works which separately showed their sense of problem, thick description, context interpretation, constructs and mechanism building. The author argues Chinese scholars can offer more influential indigenous theory that helps us know deeper on ourselves only if we live in our lifeworld rather than rely much on the western concepts and literature.
Key words ： indigenous management theory； sense of problem； thick description； understanding context； construct； mechanism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2-884x.2019.05.002
中图法分类号： C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884X( 2019) 05- 0644- 08
收稿日期 ：2018-08-2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232014，71772130，71302107)
(编辑 郭恺)
通讯作者： 曾宪聚 (1978～)，男，河南唐河人。深圳大学(广东省深圳市 518060)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与领导力。E-mail：zxj@sz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