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多样性、可变性特征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变性论文,多样性论文,我见论文,特征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回眸追朔一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千姿百态、色彩斑澜、变化多端的“魔画”，显示出现代西方哲学的多样性、可变性特征。这一特征不仅表现在哲学的对象、内容、主题和方法上，还表现在哲学派别存在的形态、理论表达形式和发展态势上。对其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在“动态变化中”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从而窥视现代哲学的发展轨迹，预示21世纪哲学发展的趋势。
一、现代西方哲学多样性、可变性特征的表现
现代西方哲学，是以对自古希腊直到德国古典哲学为“终结”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和摧毁为前提而兴起的。所以从它产生那天起，就具有和传统哲学完全不同的观念、思维方式、哲学主题、哲学对象和方法，以及派别存在形式和表达方式。如果说，传统哲学“终结”前是以“大一同”自居，那么“终结”后的西方哲学则变成了多元化的“万花筒”。在哲学总体上呈现出主义繁多、学派林立、更迭迅速的多样性、可变性特征，其实质上是多元性和新颖性的表现。这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最显著的特征。
首先，表现在现代西方哲学变革所引起的哲学对象、内容、主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哲学表达方式和形态上的多样性可变性特征。现代西方哲学变革首先冲破了传统哲学的实体观念和形上理性，从而转向现实生活世界和直面事物本身的哲学思考。哲学自身实现了由客体到主体、由理性到非理性、由抽象到具体的世俗化、具体化转向。人与科学成了哲学关注的主题。生活世界是人的世界，于是人的存在和价值，人的非理性的情感、意志、直觉、信仰及人的意识、行动都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这在哲学存在的形式上，就出现了众多的人本主义、非理性主义学派，如意志主义、直觉主义、人格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现象学、新托马斯主义等。直面事物本身的哲学思考，又把哲学界定在了经验、现象的范围内，这导致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化倾向。于是科学的认识、方法、逻辑、规律及科学的语言表述都成为哲学分析、研究的对象，实证主义、马赫主义、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和历史主义等科学主义学派粉墨登场。一时间哲学舞台上出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并存，各种主义繁多、学派林立的局面。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更迎来了一个科技进步、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哲学作为“思维对时代的把握”，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哲学思想、学派更迭迅速发展很快。这使现代西方哲学的哲学思想研究、存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可变性特征更为显著。
其次，表现在20世纪科技、社会、文化的繁荣进步，哲学内部、哲学派别之间相互接近、理论上的交流、对话，出现渗透、分化和融合的趋势。尤其表现在本世纪30-4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以来，各学派内部、学派之间的渗透、分析和融合。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并存的局面被打破。许多哲学派别在思想、观点及存在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而且在哲学内部和学派之间又融合或分化出许多学派，出现了大学派套小学派，同一学派中又有许多在哲学思想、观点、方法上有很大差异的哲学家。甚至同一哲学家，前后不同历史阶段观点也极不相同，如维特根斯坦。所以很难确定某个哲学家就是属于某个学派，也很难确定某学派是实用主义学派或分析哲学的哲学派别。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被冠以20世纪西方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严格讲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思潮，在其发展中，融合和分化的特征最为显著。甚至有学者这样讲，现代西方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种主义、多少个学派。
再次，表现在“后现代主义”“后哲学”“后文化”崛起，哲学的研究对象也由科学与人的问题转向对整个社会的关注，研究视角也拓展到整个社会。科学、人、社会、文化等诸多问题都成了哲学研究的对象。后现代主义在哲学思维方式上发生了进一步变革，使哲学研究更接近大众生活，哲学研究面更广，被称为哲学的“泛化”，内容更细致、繁杂、深化，被称为是哲学的“细化”现象。这使现代西方哲学在研究内容、存在状态、理论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更为丰富、多样。后现代主义对传统哲学的“消解”，以及理论上的多元化相对主义、反中心主义倾向，也使20世纪西方哲学的多样化、多元性、可变性、新颖性特征更为明显。
再次，表现在哲学方法和手段的多方面新的探索。在西方哲学中，方法意识历来是很强的。现代哲学的变革，也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哲学方法的变革。“现代哲学的三个创立者提出了三种崭新的方法，即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摩尔的语言分析方法和皮尔士的实用主义方法。”（注：[美]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1年版，第3页、第18页。）这三种方法又引出其它一系列新的哲学方法。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兴起，西方哲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侧重于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角度深入研究社会发展的诸多问题，各种社会哲学学说争相发展。这也呈现出现代西方哲学方法上的多元性。
总之，思想更迭、派别众多、变化频繁的多样性、可变性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最显著特征。
二、多样性、可变性特征的成因
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这种多样性、可变性特征，国内曾有学者认为是“哲学内在危机的表现”，是“缺乏更新能力、缺乏生命力的表现”。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下结论的问题，更不是一个简单的评价问题。如何看待现代西方哲学的多样性、可变性特征，实际上反映了我们以什么态度，从何角度，从总体上认识、分析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20世纪西方哲学、能否把握20世纪西方哲学的脉搏。五光十色的现代西方哲学，折射着人类的思维、智慧、愿望、感情、意向和要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众多问题给哲学提出的挑战的一种反映。深刻地反思、认识它在内容、思想、方法、形式以及发展上的多样性、可变性特征，不仅可以对其有一个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可以由此窥视现代哲学发展的轨迹、人类思维、认识发展的轨迹、乃至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一种理论的本来面目，不是仅仅按这种理论的创立者的观点来转述就能说明，而要放到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才能显现出来。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多样性可变性的认识也只有放回到它所产生的科学、哲学、社会发展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认识。当我们这样看它时，会发现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呈现的多样性、可变性特征实际上是它在适应、追求、把握现实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本身受到限制时的一种突破。应该说20世纪科学的多元化发展、人类社会多向度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实践的多元化，要求理性、哲学的多元化发展，使哲学“不能专断于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更不能限制于某一特定的阶层”（注：[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页。），所以说现实的多元化是哲学的多元化的基础。具体分析现代西方哲学的多样化、可变性特征的形成有诸多因素：
首先，科学的发展给予理性、哲学的启示。本世纪初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提出，代表了人们对不同世界体系的认识。它不仅给科学带来了革命，而且也给哲学以启示。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突破了统治哲学近两千多年的绝对观念，形成哲学的相对主义思潮。现代西方哲学在哲学上的多样性、可变性特征正是这种相对主义思潮的历史体现。它对相对主义原则，对抗19世纪独断论的绝对主义原则。反对绝对化，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主张知识是变化的、发展的，反对用一成不变的观点看待已有的科学知识体系；在哲学上反对把哲学变成包罗万象的体系；反对把理论和思想绝对化，包括反对把自己的理论绝对化，不承认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在哲学对象上从自己相对的一个角度、一个方面提出、论证自己的哲学主张，但并不排斥其它哲学的存在。例如20世纪哲学以非逻辑对抗19世纪逻辑至上的态度，强调生命、情感、意志、欲望对理智的优先地位，强调人性的多样性、复杂性，从而导致了哲学从这些角度的研究。正如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在《当代哲学主流》一书中指出“在20世纪的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性质的哲学职能上越来越独立了，哲学著作大抵只是多少单纯地表现在其中一个方面”（注：范燕宁，《对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对象和其特征的再认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正是由于现代西方哲学从内容、对象上各自从一个角度、一个方向的专门研究，这在整个哲学历史形态上就表现出一种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实质上是多元性的表现。也正是由于打破了绝对观念，现代西方哲学从内容、方法到历史形态上，也善于相对地随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需要更新内容、改变形态。这一点从实证主义到分析哲学的历史转变就是最好的说明。另外，20世纪科学发展对哲学不仅给予了启示、带来了变革，而且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20世纪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科学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人类社会生活和技术的发展，而且日益渗透到人类思想和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使得现代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很重的科学化倾向。西方哲学力图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提出为科学服务，对科学进行实证的原则。从孔德的实证论主义一直到今天的英美的分析哲学集中体现了这一倾向。这甚至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主流，20世纪也被称为“分析的时代”。这种科学化倾向，实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认识论转向”以及“现象还原”等一系列发展。科学的多向度的一日千里的高速发展，反映在哲学上，必然呈现出多样性、可变性特征。
其次，面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世界，哲学自身发展应用受到限制时，便酝酿着突破，去追求与外在世界的一致性、相应性。当哲学转向现实生活世界，当哲学家们从抽象的玄学王国走出来，直面充满变化和偶然性的世界，重新开始寻求哲学的“生活之根”时，感性的现实生活世界便带着迷人的微笑走进了哲学的视野。感性的外在的真实的生活世界是人们靠经验直接感受到的活生生的世界。它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瞬息万变、丰富多采的世界。它表现为人们现代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和人们实践、认识的多元化，这必然要求哲学思想与方法的多元化，才能把握现实。这正是导致现代西方哲学人学转向、非理性转向、实践转向、语言学转向、社会化转向、世俗化转向等哲学主题的转向，以及哲学方法、表述方式、存在形式上的变化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原因。它决定了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20世纪西方哲学多元化不断发变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最后，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哲学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实践领域，表现出对实践的关注，使实践成为本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向度。实用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皮亚杰哲学中都体现了这一实践倾向。实践、经验是具有多角度、多向度的一个过程，任何人都不能对之作封闭限制。社会实践的丰富性、复杂性、可变性，要求人们的观念、哲学思想必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社会条件下，哲学对实践完全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概括。所以这种反映是多元的、可变的。这也是导致20世纪哲学对象和基本特征上的动态性和历史性特点的重要原因。我们对其也必须在“动态变化中”去认识、把握和评价。
再次，20世纪以来，哲学、科学及各种社会文化成果的相互渗透、融合，也是导致现代西方哲学多样性、可变性的重要历史原因。哲学发展离不开科学、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发展。对知识和方法的寻求是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有的鲜明特色和取向。20世纪哲学不仅把研究对象拓展到整个社会，而且在研究方法和知识的寻求上，又有了新的突破。它吸取了现代政治学、逻辑学、语言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生态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使哲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多种社会成果相互渗透、融合，从而使哲学在内容、方法形态上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总之，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实践的丰富、人类认识的逐步深入和完善，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引起的诸多问题，都不断引起哲学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研究侧面，发生着新的、深刻的变化。所以说多样性、可变性，或者说其实质上是多元性和新颖性，是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20世纪哲学最显著的特征。现代西方哲学的多样性、可变性特征，是对19世纪以来，尤其是20世纪科学、哲学、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及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必然反映。从总体上看是哲学的一种进步和发展。多样性、可变性特征是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20世纪哲学把握时代、反映时代的具体的历史体现。这是一种积极的充满活力的态度。的确，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也不乏一些浅薄之说、短命哲学，但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然而它不代表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不能以点盖面，否则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20世纪哲学的本来面目，更无法把握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趋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方法来对待。
从上述分析可见，多样性、可变性不仅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显著特征，而且在新旧世纪之交，更会加剧哲学的变化，“西方哲学将会在多样化、现实化的方向上继续演化发展”④。随着社会现实的不断转型、发展，哲学研究也必然作出反映，哲学将更加贴近于现实、贴近于生活。它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各种社会文化成果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新的内容、研究方法会层出不穷。这就是说，多样性、可变性其实质上的多元性、新颖性特征，仍然是未来哲学发展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