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早期美国电影对公众舆论的塑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冷战论文,舆论论文,美国电影论文,公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后美苏战时同盟关系逐渐破裂，1946年丘吉尔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后，美苏冷战便拉开了序幕。之后，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相继出炉，冷战全面展开。随着1949年苏联核试验的成功、新中国的建立、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及随后的罗森堡夫妇原子间谍案，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国再次陷入“红色恐慌”。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政府急需民众了解政府的担忧，并进而支持政府的相关政策，从而全国团结一心，共同抵制共产主义的侵蚀。 为与民众达成这种冷战共识，美国力争运用一切隐蔽的方式来宣传其官方意识形态。因为在他们看来，“最好的宣传是以看不见的形式发挥作用，它渗透到整个生活中，但公众却对宣传家的动机一无所知”。[1]在这些“看不见的形式”中，作为美国民众主要娱乐方式的电影，就成为宣传的首选媒介。目前学术界对美国利用电影作为冷战辅助武器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其在本土以外的宣传，①而对其如何利用电影在国内影响、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论述较少，本文试图对冷战早期好莱坞电影的冷战宣传作初步地探究，从中可窥见美国宣传理路的多元走向及冷战对美国社会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 冷战期间好莱坞电影最核心的主题是表达对红色革命的恐惧。早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美国就出现了第一次红色恐慌，带着惊悚标题的电影随即出现。1920年推出的《危险时刻》(Dangerous Hours)和《饥饿》(Starvation)，都把布尔什维克描绘成谋杀、强奸、混乱和破坏的渊薮。[2]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荧幕上的共产主义一直都是负面形象。冷战开始后，第一部政治意味较浓的电影是1948年的《铁幕》(Iron Curtain or Behind the Iron Curtain)。[3]该片由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制作，著名导演、编剧威廉·韦尔曼(William Wellman)执导，讲述一名苏联店员潜逃到西方，作为卧底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的故事，其冷战意味不言而喻。电影《铁幕》就如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一样，标志着冷战电影的开始。 《铁幕》之后，好莱坞电影开始较为集中地表现共产主义对美国乃至自由世界的渗透与侵蚀。这些“邪恶”的共产主义敌人几乎无处不在，《巴黎计划》(Assignment：Paris，1952)发生地点在西欧；《布拉佩斯的野兽》(The Beast of Budapest，1956)在东欧；《丹尼尔事件》(Tangier Incident，1953)在非洲；《上海故事》(The Shanghai Story，1954)在亚洲；《北极战斗》(Arctic Flight，1952)在北极圈；甚至外太空都有，如《不明飞行物》(The Flying Saucer，1950)。更严重的是共产主义已经渗透进了世界民主的心脏——美国：《我嫁了个共产主义者》(I Married a Communist，1949)，发生在旧金山；《联邦调查局的共产主义者》(I was a Communist for the FBI，1951)，发生在匹茨堡；《檀岛歼谍记》(Big Jim McLain，1952)，发生在夏威夷；《包厘街大队》(Bowery Battalion，1951)，发生地是纽约；《红雪》(Red Snow，1952)，发生地是阿拉斯加；《我的儿子约翰》(My Son John，1952)，发生地是首都华盛顿。他们潜藏在各种各样的机构中：有的在科学实验室，如《火星入侵者》(Invaders from Mars，1953)；有的在美军基地，如《来自瓦拉瓦拉的妇女军团》(The Wacfrom Walla Walla，1952)；有的在国家纪念馆，如《谍海疑云》(North by Northwest，1959)。[4]电影中这些红色间谍可谓无处不在，企图破坏、颠覆美国甚至整个自由世界，真正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不仅如此，这些影片中共产主义者的形象都极端邪恶，男的都是粗鲁、冷酷无情的杀手，女的都是没有女人味、靠性交易达到政治目的的妓女。如《联邦调查局的共产主义者》的主人公第一次参加共产党集会时，见到的共产党人不仅鄙视谦逊和贫穷，而且还嘲笑无私的奉献。《我的儿子约翰》中，幡然悔悟的约翰最终被自己亲密的同志暗杀在林肯纪念堂前，而林肯纪念堂向来被视为美国民主的象征，这样的巧妙安排显然是为了凸显共产党的奸诈和冷酷无情。更重要的是，在好莱坞看来，独裁、专制，缺乏法律意识，才是共产主义社会最典型的特征。对这一观念的表现，以1954年拍摄的《动物庄园》(Animal Farm)和《1984》最为知名。这两部电影都改编自反共作家乔治·奥威尔的同名小说。电影《动物庄园》通过一头猪为反抗压迫奋起革命，而革命成功后却建立起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个人独裁专制政体的故事，影射共产主义革命的虚伪。影片中象征共产主义的猪狡黠、残暴，独霸革命成果，残杀曾经的战友和异议者。而影片《1984》以幻想的方式展示了未来世界的“红色恐怖”：一是独裁与专制，形似斯大林的“老大哥”控制着一切，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在其掌控之下，整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信任，同事、邻居、甚至父女都相互监督与告发，完全处于没有安全感、人人自危的境地；二是个人崇拜，影片中人们对“老大哥”极度崇拜，喊着口号或者用同样的手势表达着对“老大哥”的敬意，而且一切科学和文化成果都来自“老大哥”的英明领导，即便没有关系，也是受“老大哥”思想的启发。 好莱坞这种丑化共产主义者，并不断重复共产主义间谍就在美国内部的“谎言”，目的在于令美国人相信，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国家是正当的，这不仅是出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更是拯救人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践履人权之举。 (二) 除了上述表现共产主义在美国的渗透之外，表达共产主义在全世界扩张的威胁也是好莱坞冷战电影表现的重要主题。美国担心东、西方持续的军备竞赛可能引发使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恐惧、惊悚在好莱坞的战争片和科幻片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天空或深海的怪物大多成为共产主义入侵的象征。这些电影的名字都很惊悚，显示出一种对“外来者”“陌生人”和“对方”的神经质的恐惧。如《X星来客》(The Man from Planet X，1951)、《火星人入侵地球》(Invaders from Mars，1953)、《人体入侵者》(The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1956年)和《外星人入侵》(Invasion of the Saucer-Men，1957)、《他们》(Them!1954)等，都重在突显“外来”“入侵”的可怕。这些影片中，《人体入侵者》最为著名，它完美地诠释了核武器和共产主义带给人们的恐惧和压力。该片主要讲述一个巨大豆荚状的外星人秘密侵入加州，控制人的大脑，复制人类表象，从而使加州小镇所有居民变成没有感情、没有知觉的行尸走肉，最终完全听命于他，从而控制全城的故事。很显然这个“外星人”就象征着共产党，他们无论在哪儿都阴谋把人变成没有思想的机器人。影片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营造出的那种寒彻入骨的恐惧：外星生物悄无声息地占据人类的身体、意识，而这些人却依然以本来身份在社会上活动，受害者浑然不觉，清醒者拼命呼救却孤立无援。这种可怕的孤独、无助之感，令人观后不寒而栗。 如果说科幻电影较为隐晦的话，那么战争片就更加明晰地表现了这种危险和美国应对这种危险的能力。在战争影片方面，好莱坞比较钟爱古罗马帝国的题材，这期间推出的《暴君焚城录》(Quo Vadis，1951)、《宾虚》(Ben-Hur，1959)、《斯巴达克斯》(Spartacus，1960)等，不仅大力渲染血腥残酷的宏大场面，以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而且大多以罗马帝国的独裁暴虐来隐喻共产主义国家的独裁与专制。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反映二战、朝鲜战争甚至冷战本身的电影，这些影片由于时间很近，甚至不少人都亲身经历过，在感情上更能引起共鸣。如《这是韩国》(This is Korea!，1951)、《韩国的使命》(Mission over Korea，1953)、《猪排山》(Pork Chop Hill，1959)、《战俘》(Prisoner of War，1954)等。 除此，好莱坞也热衷展现面对这种战争危险时美国的爱国主义、敬业和团队合作精神。例如《上级命令》(Command Decision，1948)、《战场》(Battle Ground，1949)、《硫磺岛浴血战》(The Sands of Iwo Jima，1950)、《空投艳史》(The Big Lift，1950)、《入侵美国》(Invasion U.S.A.，1952)、《罗伯茨先生》(Mister Roberts，1955)等。其中1950年上映的《空投艳史》是早期五角大楼和好莱坞合作的典范，[5]借一个浪漫的戏剧赞美了美国空军在1948～1949年柏林危机空运中表现出来的英勇。好莱坞甚至在整个50年代制作了50多部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其中很多强调中国和苏联的扩张主义。[6]这些影片力图向观众传达这样的信息：一方面，要吸取历史教训，做好战争准备和警示信任独裁政权的危险；另一方面，应对战争需要勇敢的团队精神，甚至最终的牺牲。 五六十年代，好莱坞这种对共产主义核战和世界扩张的关注，源于当时共产主义国家在全世界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及苏联进攻性战略武器数量的日渐增多所带来的“危险时代”的认识。1953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不久便实施“坦率行动”(Operation Candor)计划，宣扬美国正处于“危险时代”，呼吁每个公民应尽己之力帮助政府；并敦促广告理事会实施强大的宣传运动。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民并没有理解总统关于我们生活在危险时代的言辞的含义，有必要采取更大的努力以弄清楚我们面对的危险、敌人的力量、抵制这种力量的困难以及冲突的持久性，包括苏联核能力的信息。”②1961年1月17日国家安全情报评估报告《世界形势评估》甚至认为“尽管普遍感到，核战争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国所积累的大规模杀伤性进攻武器所造成的问题将仍是60年代的主要问题。虽然我们一直无法对苏联洲际导弹计划规模的估计达成一致意见，苏联的导弹能力，即使在最低水平都将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7]同年4月6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发布的“苏联可能进攻美国的情报预警”文件中预言：“我们相信，在大多数情况下，苏联现在或在不久的将来有实际进攻的决定”，[8]并提出情报部门要事先对苏联进攻进行预警，并推断出苏联可能的攻击意图。这些好莱坞电影正是对政府认为苏联可能进攻美国甚至整个自由世界的看法的响应。 (三) 好莱坞除了抹黑共产主义者，渲染红色入侵之外，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还极力揄扬美国自由、民主、富裕等正面形象。首先，颂扬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1955年推出的《企业的故事》(Story of Enterprise)，由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乔治·本森(George S.Benson)资助，电影讲述了两个冒险企业家从穷光蛋到富翁的典型美国故事，呈现了资本主义作为永远的动力，既能促进个性发展又能让所有人致富。该影片意在把资本主义、自由和美国生活方式作为同义词。[9]另如1953年上映的《罗马假日》，仅看名字，似乎和冷战毫无关系，事实上该片同样充满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着力表现的是资本主义的成功和大受欢迎以及对自由的颂扬。电影通过一位高贵公主与一个无名记者的跨阶级的爱情的情节设计，以浪漫又浅显易懂的方式向人们呈现了西方优越的生活方式。通过《罗马假日》，人们看到了资本主义普遍的富裕：摩托车上穿着入时的情侣，充满活力的咖啡馆文化，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同时，以生性活泼的公主渴望摆脱宫廷的繁文缛节和追求个性自由的剧情设计来鞭挞宫廷对人性的桎梏以及表达对美国式民主生活的憧憬。③其它诸如1955年上映的反映青少年问题的经典之作《无因的反叛》(Rebel without a Cause，1955)、浪漫爱情片《七年之痒》(Seven Year Itch，1955)、纪录片《新艺拉玛假期》(Cinerama Holiday，1955)、活泼的音乐剧《上流社会》(Hign Society，1956)，等等。这些影片显示了美国普通家庭的富裕，暗示在美国个人关系胜过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很好地表现了美国式的奋斗理念。[10] 其次，宣扬美国的自由和民主。50年代中期，国防部心理战顾问约翰·布罗格(John C.Broger)鼓动发起著名的“激进的自由”(Militant Liberty)计划。布罗格认为，为了鼓舞国内外反共，有必要通过媒体更加积极地宣传自由的思想和个人的责任。到1955年晚期，“激进的自由”把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以及中央情报局官员集合起来，有意运用好莱坞来解释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真实状况，解释自由世界生活方式建立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展示积极的美国价值观念比明确地反共效果更好，以形象展示给观众有助于他们正确理解东西方之间的冲突。比如，展现美国作为自由和富裕的乐土，教育观众良性竞争，鼓励善与恶战斗，解释为什么自由世界优越于共产主义世界。[11]电影能不动声色地把这种意识形态安插进去，从而达到教化目的。此项目计划下最著名的电影是1957年上映的《鹰之翼》(Wings of Eagle)。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供导演以援助“注入激进的自由元素”到电影里，甚至派官员直接参与外景拍摄工作。[12]电影描述了主角约翰·韦恩在一场事故中不幸全身瘫痪后为恢复自我自由而不懈抗争的性格。纯粹通过意志力的激励，他重新获得了行动的自由，并成功地成为一名关注海军功业的励志作家。[13]它体现了责任、英勇、给予和友爱，鼓舞人们面对逆境如何勇敢抗争、不气馁。 好莱坞凸显美国自由民主的最佳手法莫过于对黑人形象的定位了。美国的种族关系一直是美国的“阿克琉斯之踵”。“美国国内种族关系恶劣不堪的状态”成为苏联“能够利用的最突出的弱点”。1949年，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认为，“‘黑人问题’成为苏联关于美国最主要的宣传主题之一。”[14]而且50年代民权运动在美国国内此消彼长。为了掩饰种族歧视的现实，反击苏联宣传和弥合国内的分裂，冷战电影常展现美国种族大融合的形象，中央情报局还常常干预电影的拍摄，甚至随意修改内容来粉饰电影中的黑人角色。中央情报局著名特工卡尔顿·艾尔索普1953年1月24日的一份报告集中谈到影片中黑人形象公式化问题，称常在以美国为背景的影片中低调地安排一些衣着考究的黑人形象。如电影《桑加里》(Sangaree)本来表现的是南方种植园里的黑人的故事，为了冲淡一些不好的印象，特地增设一个高贵的黑人管家，并通过其言谈，表明他是一个自由人。[15]同样，为了制造黑人在美国生活幸福的假象，在有些电影中还特意在群众场面安排几个黑人，他们被赋予选举权，而且有许多机会出入上流社会活动场所等。 另外，为了彰显资本主义的优越，好莱坞许多影片往往采用对比的方式，来展示社会主义国家对民众的奴役与控制以及民众的反抗。一些影片往往会特别详细地描述东欧集团的专制以及人民如何反抗专制，塑造一些为使家人及祖国免于集权主义统治而进行不屈斗争的反共英雄形象，这些英雄最终必然投向美国这一“自由乐土”，从而印证“民主”最终战胜“独裁”的必然性。代表影片是1953年的《绳上人》(Man on a Tightrope)、1961年的《秘密方式》(The Secret Ways)。其中，电影《绳上人》最为典型。为了突出反共效果，编剧对原著进行了大幅度地修改：一是更换地点，把德国马戏团改成捷克马戏团，并把马戏团最终逃亡地由奥地利改为美战区的西德，以此体现美国支持的自由世界才是人民的自由乐土；二是改变剧情，把主人公逃离东德的主要原因由挽救财产变成为摆脱精神控制、救赎灵魂，并让整个马戏团冒着生命危险集体大逃离，最后让马戏团管理者最终死于共产主义间谍之手，以激起观众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三是角色重置，把一个美国逃兵塑造成一个英勇救父和帮助营救他的祖国免于纳粹统治的高大形象，来表现美国英雄主义理念。[16] 好莱坞这种从诋毁对手到揄扬自己的转变，与国际及国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就国际形势而言，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斯大林的去世，冷战节奏放缓，战争的威胁减弱；就国内局势来说，人们对粗糙、露骨的反共宣传日益反感，意识形态过于浓厚的冷战影片越来越不受欢迎。1953年，著名的评论员卡雷尔·洛兹(karel Reisz)警告，这样直接的反共会阻碍而不是帮助反共事业，因为它直接疏远了这些有意支持他们的人。洛兹敦促道，电影制作者必须更少侧重负面地反共宣传，要更多地推销自由、民主等积极的方面。[17] (四) 这些带有浓郁冷战意识电影的出台，很大程度上不是好莱坞自发的，而是美国官方势力不断介入、影响电影业的结果。美国政府对电影的宣传功用早就深有体会，威尔逊总统时期曾利用电影等媒介获取国内公众对欧洲战争的支持。威尔逊总统本人更是直言不讳：“电影己逐渐成为传播大众知识的最高级媒体，而且，因为它使用的是一种通用的语言，它对于展示美国的计划与意图能起到重要作用。”[18]二战中，“好莱坞与和平时期相比也更加紧密地和政府及军方合作。在向华盛顿有力地证明了电影可以帮助人民摆脱战争的困扰，可以进行战时教育，同时可以鼓舞渴望电影的盟军将士的士气之后，好莱坞得到了回报——电影被宣布为‘必要的战时工业。’”[19]但其使命随着二战的结束而终结。冷战开始后，好莱坞与政府的合作又进入新的阶段，其标志是“好莱坞十君子”事件，被认为是“商业和政治联姻的表现”。[20]1947年10月，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怀疑共产主义间谍渗入好莱坞，传召一批电影工作者出席在华盛顿的公开审判，并要求他们声明与共产主义划清界限。11月，十位作家和导演拒绝提供证词，继而因蔑视国会被缉捕入狱，史称“好莱坞十君子”事件。随后，“美国电影协会”支持发表的《华德福声明》宣布解雇这10人，确立了首个黑名单。随着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之后这份黑名单不断加长，甚至包括了电影界上百名最杰出、最有才能的人。他们即便在出狱后仍受到监视和排挤，有些人甚至从此结束了电影生涯。黑名单制的存在，使得好莱坞很多导演、制作人、编剧等为了避免被指控为共产主义服务，情愿或不情愿地与政府合作。最初，好莱坞还是比较谨慎，避免露骨地政治宣传。因为他们害怕“强烈的政治宣传不能吸引大众”。[21]如1947年拍的《官场现形记》(The Senator was Indiscreet)，是关于一个装模作样的参议员的讽刺剧，片中政治意图较少，连《生活》杂志主编卢斯的妻子都惊呼这到底是不是美国人拍的。 然而，随着共产主义革命的不断胜利，冷战趋势日益炽热，美国政府对好莱坞的影响力度越来越大。美国政府开始秘密和系统地监督电影业，联邦调查局甚至形成了一个三角电影战略(triangular-shaped film strategy)：一、由联邦调查局全面监督好莱坞；二、通过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向电影行业施压建立黑名单制；三、帮助制作电影，以显示它作为美国人民保护者的形象。[22]该战略正式运行是在40年代中后期，一直持续到50年代晚期。联邦调查局还为好莱坞提供脚本素材，编辑经验，制片协商。资料显示，从1945至1959年，其特工至少为8部电影做过演员。[23]由于政治压力，冷战初期参与反共电影制作的好莱坞在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已经与政府机构达成了冷战共识，他们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具体和复杂。[24]由此，好莱坞逐渐演变成政府的政治宣传武器，大力传播反共意识形态。于是大量冷战题材的电影涌现，从1948年到1953年这短短5年间，好莱坞就制作了大约70部明确反共的电影，每周大约有6000万观众。[25]仅1952年这一年就制作了12部露骨的反共电影。[26] 除了监督电影业，政府还直接干预电影制作，甚至为好莱坞的电影项目提供资金。[27]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美国新闻署和美国军方都曾为好莱坞提供过秘密支持。电影业与军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就曾有过紧密合作。战后，为了便于军方和电影界之间的合作，1949年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办公室建立了一个电影生产办公室，专门负责电影相关事务。此后，电影制作者可以自由使用军方的硬件，官方电影片段，甚至借用士兵拍摄；作为回报，好莱坞制作大量反映军中热情洋溢生活的电影以及反映士兵勇敢战斗精神的战争片。而联邦调查局与电影业的完美合作是1952年的《在比肯大街上往东走》(Walk East on Beacon)。资料显示，联邦调查局参与了该片的整个制作过程，从编剧，导演，演员角色的挑选，拍摄计划，剪辑到广告宣传。这部耗资60万美元的影片深受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喜爱，他高度评价该片为少有的精品，充分表现了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专制奴役数以百万计的人的这种邪恶模式。[28]甚至，有时为了突出反共效果，他们直接参与剧本的改编。如电影《动物庄园》和《1984》都对原作做了重大修改。《动物庄园》版权合约由卡尔顿·艾尔索普从乔治·奥威尔的孀妻索妮亚手中购得，并由中央情报局出资发行。心理战略委员会审查电影剧本后，认为故事的冲击力不够强，于是中央情报局通过制片人对作品做了“重大”改编：一是强化象征共产主义的“猪”的丑恶一面，把猪塑造成狡猾、贪婪、独裁、暴力的象征；二是把本意在于批判资本主义的“人”和共产主义的“猪”一样堕落的主旨改为共产主义的“猪”独霸革命成果并腐化堕落而被其他动物联合推翻的主题，淡化了“人”，突出了“猪”。[29]而电影《1984》，美国新闻署为了“使其成为最具破坏性的反共电影”，提供了10万美元的资助，[30]以致一位评论家认为，“且不论奥威尔写书时究竟指的是什么，反正他为冷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神话”。[31] 而好莱坞从丑化敌人到美化自己的转型，除了形势变化之外，也与政府的政策导向密切相关。艾森豪威尔刚上任时，杰克逊委员会报告就明确指出：“信息计划应更多宣传美国的军事力量、经济制度、生活水平、发展、制造能力，从而表现自己反共进攻的能力以及给予自由世界支持的能力。”[32]1954年12月15日，行动协调委员会推出“意识形态项目”，④明确表示目的是为了“在这场冲突中更加有效地展现美国和自由世界的立场”，“主要确认和发展自由世界的积极优点”，“而不仅仅‘喋喋不休地诉说共产主义的邪恶’。”[33]肯尼迪执政初期也要求媒体“宣传美国30年来的社会和经济进步，美国工业方面的新产品和发展历程，更多地解释民主政府是如何帮助和施惠于民。”[34] 综上，我们看到，冷战早期，面对日益严峻的共产主义阵营压力，美国政府为了使民众获得抵制共产主义渗透和侵蚀的免疫力，并进而理解、支持政府的冷战政策，通过各方力量的作用，把本意在娱乐的电影纳入宣传体系，通过“看不见的形式”，充分发挥了电影在影响民众、引导公众舆论走向的作用。好莱坞在此期间推出的大部分影片，无论是对反共意识的强化，还是对危险时代的渲染，或者对美国自身形象的颂扬，都很好地体现了政府想要表达的政治意图，它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政治与电影的联姻，体现出电影主宰娱乐圈时代，美国宣传理路的多元化走向。但在硬性植入意识形态宣传的同时，也削弱了电影本身的艺术美感，使电影沦为了政治的工具。 注释： ①主要代表性成果有：Tony Shaw,Hollywood's Cold War,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7; Tony Shaw & Denise J.Youngblood,Cinematic Cold War:The American and Soviet Struggle for Hearts and Minds,Manhattan: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0; Stephen J.Whitfield,The Culture of the Cold War,second edition.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96; Frances Stonor Saunders,Who Paid the Piper?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London:Granta Books,2000(中译本《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著，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英)大卫·普特南著：《不宣而战：好莱坞VS 全世界》，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Sigurjón Baldur Hafsteinsson & Tinna Grétarsdóttir,“The Reception of Soviet and American Film Screenings in Rural Iceland,1950～1975”,Film History,Volume 23,2011,pp.361～375；于群：《战后初期美国在伊朗开展的电影冷战宣传战略(1945～1963)》，载于《美国国家安全与冷战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等等。 ②Memorandum regarding“Operation Candor”,July 22,1953[EB/OL],http://www.eisenhower.archives.gov/research/online_documents/atoms_for_peace/Binder17.pdf,2012～09～10. ③详细故事情节参见Tony Shaw,Denise J.Youngblood,Cinematic Cold War:The American and Soviet Struggle for Hearts and Mind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0,pp.100～112. ④参见于群：《社会科学研究与美国心理战略——以学说宣传项目为核心的探讨》，美国研究，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