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舒视域：文化产业“第二季”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一个重要论文,文化产业论文,视角论文,第二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产业自上世纪末在中国崛起，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业绩，包括产品、服务、项目类成就。然而不可否认，传统发展方式的作用——粗放式数量规模型业态，还是文化产业“第一季”的主流与主体，如何从引导、组织、管理层面提高要素集成水平，使各方文化产业整体强势化，已是重要课题。 一、“问题导向”当为解决“形聚实不聚”弊端的起点 在2013年党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问题导向”为鲜明方法论主张。从主要问题切入，审视、思考、谋划各项发展，务实高效。以此直观中国文化产业第一波暴露的问题，种种要素集成度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产业成长史中，多见资源的碎片状、企业的单打独斗，供应链产业链的不完善。 “形聚实不聚”弊端见诸于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地方，覆盖需求、供应两大要素，包括潜在目标市场，已有游客群落，目前景区景点，基本产品服务，信息、交通、秩序、管理。各子系统各自为战，冷热悬殊现象普遍，资源化建设的滞后局面迟迟无大改观。多地各大景区的整体战略意识薄弱，缺少使主题文化内容增加广度、深度、厚度的文化自觉和统筹协调行为。另一方面大量不具备规模文化消费吸纳力的景区，对人才、资本等配置力有限，许多景点在小打小闹折腾中惨淡维系，沦为“有旅游无产业”的鸡肋式生存。 “形聚实不聚”弊端还见诸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园区、基地、产业带中。仅仅因政策吸引等原因而同处一园，不同族、少关联的文化企业们形同陌路：内无上下游互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依存、外无互利互惠的彼此支撑，除竞争戒备外难有实质集聚的逻辑与绩效，更不会出现宏观层面因共同目标、共同利益所需的要素集成局面。 问题证明，要素集成是文化产业小到项目管理、大到战略实施的核心环节，须用先进理念和科学思想加强促进、引导、协调，构建让多数文化企业得到文明高位的“他组织”，使其搭上与少数优质文化企业“自组织”共同快速前行的便车。 二、“命运共同体”当为文化产业要素集成的观念旗帜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新内涵；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而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2013年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大外交场合频繁倡导“命运共同体”，先后主张“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金砖国家集团命运共同体、相关国家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命运共同体、G20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命运共同体等。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时，还描绘“亚太命运共同体”路线图——“构建横跨太平洋两岸，惠及各方的地区合作框架，深化区域一体化进程，推动在太平洋两岸构建更紧密伙伴关系，共谋亚太长远发展”。 命运共同体理念适应世界和平发展潮流的根本要求，符合各国家各地方同处一个地球、同在一个生存环境的深刻哲理。它既可用于新型国际关系：各国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尊重并兼顾他国合理利益，在谋求本国发展中要注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才能有未来。这同样也可用于新型社会关系：人们唯有构建起出入为友、守望相助的团体氛围，才会享受浓浓社会温情。它还可用于新型领域关系：产业内部与外部不仅危机时需要“相拥取暖”，此刻突显因“一损俱荣、一荣俱荣”业务联系而客观存在的共同利益。 文化产业有新兴战略性产业诸多秉赋，也有尚显弱小、很不成熟的成长烦恼，还有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有资料显示中小文化企业占美国文化产业的80%，占巴西文化产业的98%）的基本形态。因此，志不在小、重任在肩的中国文化产业当以“命运共同体”作为战略发展的观念旗帜，依循各自业务流程，使文化供应链上中下游文化企业组成互为生产性服务业的稳定整体，用全新境界的要素集成，让数量规模型与质量效益型齐头并进，营造出文化产业价值实现的经典天地。 多种形式造就的“命运共同体”，仅以单纯经济价值衡量不具可比性：像苹果帝国曾创造世界第一大上市公司的6800亿美元市值，纽约百老汇演艺业务全年经营额加上北美巡演收入仅十亿美元出头，甚至比不上好莱坞一部成功大片票房。 三、协同理论当为文化产业“命运共同体”学理基础 中国文化产业应因地因业因行制宜，通过组建大大小小的命运共同体，以不断实现并优化要素集成的发展方式走向强势。“协同”为中国老词，汉代已用其表达谐调一致之意，以及团结统一之意，后来又增添协助、会同、互相配合等意。美国战略管理学家伊戈尔·安索夫率先为企业管理领域引入协同理念，1965年的《公司战略》一书，协同成为企业战略四要素之一，为企业采取多元化战略补充了理论基础和重要依据。1971年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系统阐释关于协同的社会功能，并发表《协同学导论》等著作。由于近年“协同”成高频热词，该理论也变为新兴显学。 哈肯的协同理论，“研究开放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使系统从混沌走向有序，从低级有序走向高级有序，以及从有序又转化为混沌的具体机理和共同规律。以信息论、控制论、突变论等理论为基础，采用统计学和动力学考察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类比，对各学科（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现象建立一套数学模型，从而把一门学科取得的成果，推广到其他学科的类似现象上去。协同理论最被社会科学各界所看重的是子系统（即要素）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有序到高级有序而产生的“协同效应”（即前述“1+1＞2”或“2+2=5”）。 协同效应分外部和内部：外部协同实质指的是大集群（如世界、国家、城市、地域、产业）之中的经营机构由于相互协作，从而共享业务行为和特定资源，于是它们将比单独运作的机构取得更高的绩效能力；内部协同实质谈小集群（如某一机构、单位、企业）在其综合业务流程的不同环节，不同阶段，不同方面共同利用同一资源所取得整体性更高的绩效水平。协同效应的功能主要表现为通过对社会消费力的全面深度开发利用，对相关人力、设备、资金、知识、技能、关系、品牌等资源要素的共享，来降低成本、分散风险，实现规模效益。 协同效应主要源于三部分：首先是范围经济：国家、城市、地域、产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后，各组成部分的核心能力交互延伸，共同体通过共享一种核心专长而可举办多样多项活动，于是大大降低各项活动费用，大大提高各项活动效益。再者是规模经济：国家、城市、地域、产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后，相关产品或服务的单位平均成本，随着总体采购、生产、营销等规模的扩大而下降。此外，国家、城市、地域、产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后，通过流程/业务/结构优化或重组，大量减少机构、岗位、场地、设备等方面的重复，由于整体性、现代性、科学性增强，省下原有“小而全”的资源浪费，而大幅提高绩效。 因此，中国文化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从数量规模型走向质量效益型，要素集成是方向，命运共同体是路径，协同理论是方法。在适用协同战略时，应全面审视组合文化生产力秉赋结构，按金字塔式立体层级观念梳理文化消费资源；然后着眼优化产业链后的成本节约、着手完善供应链后的要素支撑、着力提升价值链后的效益强化，以国内、域内、业内优势互补和全面而特色的文化服务业态，完成新时期特定文化产业形象的重建，用不同局部的品质能力的焕发一新，创造文化产业第二季与升级版的中国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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