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意识觉醒到社会关照：中国妇女学的发展(1995～2011)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妇女论文,意识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12)06－0046－10
妇女学是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在学术、教育和思想界的成功产物。中国妇女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已经走过近3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回顾历史，中国妇女学的发展始终受到两方面作用力的推动和影响：一方面，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西方妇女学通过学术交流和项目支持等方式，不断向中国妇女学引介各种相对成熟的理论、方法和课程体系；另一方面，本土的学者、教师、学生也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下，深入剖析中国妇女生存发展的现实问题和存续于文化、历史和制度中的性别偏见，为形成跨学科的妇女学本土知识方法体系贡献力量。
经过初期的探索与积淀，尤其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推动下，近17年来中国妇女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不仅诞生了一大批研究更为深入、理论更趋成熟、方法更为适用的学术成果，原先分别发轫于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女性主义研究也逐渐通过融合借鉴，形成了突破原有学科藩篱的综合性的妇女学学科体系。中国妇女学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获得学界同仁和社会大众的认可，在学术、教育及社会领域发挥着推动性别平等，促进社会正义的作用。中国妇女学已从社会性别意识与女性主义理论的最初觉醒，转型为集多学科领域为一体，以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视角关照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性学科。
一、整体发展态势
在发展的早期，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妇女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新兴学科，跨学科、多学科研究是其最典型的特点[1～3]。与海外妇女学学科发展进程相似，中国的妇女学学科发展也首先是在女性主义社会学、教育学、史学和文学四个领域孤立地进行发展。促成不同学科进行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动因，是出于对妇女现实问题的共同关注，以及学术和社会行动领域的联盟。而随着妇女学学科理论日臻成熟完善，以及对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反思，妇女学研究逐渐成长为一门以女性主义为价值立场，以推动普遍性的性别平等为理念，以全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4]。
根据青井和夫对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的矩阵划分[5](P8)，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妇女学已从以特殊性的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纵向划分”的学科，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为主要理论视角，反思和批判各类性别不平等观念和现象，力图全面构建性别平等社会的“横向划分”的学科。这一转变不仅使妇女学研究跳出了一定程度上由男子主导的“旧”认知模式和知识框架，而且使妇女学的研究范畴在本质上得到了解放。受到妇女学相关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浸润和影响，社会科学领域、乃至于部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开始在更广泛的学科空间中进行妇女学或与妇女学相关的研究。
以下，本文将根据中国期刊网(www.cnki.net)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主要索引来源，以及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www.chinagender.org)拥有的相关大专院校开设的妇女学及相关课程的数据，分析1995年至2011年期间有关妇女学及分支领域研究论文的数量、内容，探讨近17年来中国妇女学课程建设和发展的态势。
(一)论文的数量与内容构成
笔者在1995年至2011年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或然逻辑选择了“妇女学”、“女性学”、“妇女研究”、“女性研究”、“社会性别”、“女性主义”等6个妇女学核心研究术语作为关键词，在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学科大类中检索到论文共计14360篇，其中核心期刊3872篇。就总体而言，妇女学研究相关论文中核心期刊登载数所占比例为社会科学类和人文艺术类学科论文核心期刊登载数平均比例的两倍多(26.96％∶13.27％)。可见，妇女学及相关领域发表论文的学术水平整体较高。
从总体数量看，随着妇女学相关理论和研究范式在各学科领域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妇女学研究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呈现较快增长(图1)。1995年至2011年间，妇女学相关论文在全部期刊中的发表数量增加了13倍多，在核心期刊中的数量增加了7倍多。
图1 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妇女学相关论文发表情况(1995～2011)
从论文主题分布的领域来看，妇女文学、妇女社会学、妇女政治学、妇女教育学和妇女史学相关内容在已发表的论文中构成五大主体内容。根据中国期刊网按中图分类法划分的论文所属领域，1995年至2011年间妇女学相关论文在全部期刊中的分布结构如图2所示。其中，妇女文学之所以在各类论文中占有近半的比例，一方面是因为女性主义运动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学研究具有更为灵活广泛的研究面向和研究素材，可以比较便捷地将其他领域妇女研究的理论和学术成果运用于本领域的研究之中。而由于妇女研究的两大传统核心领域“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分别归属于妇女社会学与妇女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与妇女学相关论文的发表数量也相对较多。此外，在自然科学中以生态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空间设计为代表的新兴研究领域在近十余年间也出现了数十篇高水平的论文，这标志着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已经逐渐超越初期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范畴内的理论研究，进入更为广泛的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为中国妇女学研究开拓了全新的研究面向和研究范式。
图2 妇女学研究相关论文的分布结构(1995～2011)
从论文研究的议题来看，相关论文侧重于三大类与妇女发展紧密相关的议题。第一类主要关注妇女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遭遇的基于性别身份的特殊问题，涉及经济、教育、健康、参政议政等各方面；第二类主要关注弱势妇女群体的特殊问题，包括女童、老年妇女、少数民族妇女和贫困妇女群体的发展等内容；第三类主要关注制度、组织和学科方面与妇女发展相关的普遍性议题，包括从体制机制着手提升改善妇女地位，促进妇女组织发展和妇女学学科建设等。根据’95世妇会发布的《北京行动纲领》所划分的12个关键领域为基础，并参考中国妇女生存发展和妇女运动的实际状况，笔者将妇女学研究划分为以下16个议题[6]，以此对1995年至2011年间核心期刊上刊登的妇女学相关论文进行进一步分析(见表1)。
通过上述统计发现，核心期刊中妇女学相关论文的议题主要集中在妇女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障碍和问题方面。妇女的劳动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参政权及免遭暴力侵害、婚姻家庭幸福等与妇女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权益仍是妇女学研究和倡导的重点。但与前期有关妇女权益问题的研究有很大不同，近5年来的妇女学相关研究不仅数量有显著增长，更重要的是能够更加熟练和具有反思性地使用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相关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不由自主地回到传统的性别认知与文化中去”[7]。这也展现了中国妇女学的研究者们在经历了意识觉醒后，能更加自信地反思和关照妇女发展的现实问题。
(二)高校妇女学相关课程设置与教学
作为妇女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妇女学相关课程在高校中的设立与发展不仅标志着妇女学在知识和教育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更是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知识传承的机制保障和薪火相传的人力资源保障。在学科发展的早期，中国只有北大社会学系、中华女子学院等少数高校开设了妇女学、女性学相关课程，而且存在课程地位低、内容混杂、师资力量分散等问题[8]。然而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海内外中国妇女学学者的共同努力以及福特基金会等国内外机构的项目支持，妇女学及相关课程的课程建设在高校中有了长足的发展，课程地位日益提升，教学内容日益规范，学科内交流日益紧密，学科资源日益丰富。基于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提供的相关资料，目前中国妇女学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呈现以下新特征。
第一，妇女学的主干课程框架已初步成形，并逐步向相关领域发展，形成交叉学科课程。以妇女/女性学概论、妇女/女性学理论、女性主义研究方法、社会性别基础知识、女性社会学、性别社会学、女性心理学、妇女社会工作、性别问题研究专题等为主干，妇女学课程已初步建构相关的课程框架，能够为本、硕、博各层次上的专业教学提供系统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妇女学一些核心思想和理论已经被引入美学、史学、犯罪学、法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医学、建筑学等学科，一些高校开设了相应的妇女学课程。
第二，妇女学本土教材的编写工作与国外专著的翻译引进齐头并进，成果斐然。在海内外中国妇女学学者的不懈努力下，近10余年来本土教材的编写工作得到充分重视，诞生了一大批适应于中国现实，具有理论深度的妇女学教材和著作[9～12]。同时，海外妇女学、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研究领域中的相当多的研究著作近十几年来也被大量翻译出版，增进了中国学者对海外妇女学理论方法的了解和掌握，为基于本土立场的女性主义反思和发展提供了平台[13]。
第三，妇女学的师资力量得到很大加强，妇女学教学培训与交流活动不断增加。近10余年来，随着妇女学及其相关学科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一大批接受过学科系统训练，具有硕士、博士学历的青年教师进入到妇女学及相关课程的课程教学中，高校中妇女学课程的师资力量得到充实和提高。另一方面，在相关机构和基金会的支持下，各类针对教师的在职培训和交流研讨活动有较大的增加，对提高教师的理论和教学水平，交流教学中的经验与体会起到了重要作用[14～15]。
第四，妇女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与方法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反思，教学水平显著提高。作为一门具有强烈批判和反思性的学科，妇女学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将女性主义视角融入课程教学之中[16]。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越来越多的本土授课者开始采取小组讨论、多媒体观摩、平等分享和回应等方式增加课程教学中的师生互动，鼓励学生对社会现象展开独立反思。在妇女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中，教师不再是教学的唯一中心，学生被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分享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思考。
当然，作为一门处于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的学科，当前高校妇女学相关课程设置与教学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首先，自2006年教育部将妇女学列入本科专业以来，目前国内仅有中华女子学院开设了本科阶段的女性学专业，其他学校的妇女学相关本科课程一般都是作为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的选修课程。由于缺乏相应的独立专业，教师的专业性和课程的系统性无法得到体制机制的充分保障。其次，课程设置仍存在界限不清晰的问题。学校经常不加分辨地将以妇女和妇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课程统统归为妇女学课程，忽视了妇女学对社会性别平等的本质追求[17]。在不少高校和项目培训中，仍有一些打着妇女学旗帜，实际宣扬传统性别观念，延续性别不平等思想的课程/内容。
二、发展历程与阶段
尽管中国妇女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对中国妇女学发展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深远的。学者们通常将1995年以前看作是中国妇女学发展的“初始时期”，而将1995年以后看作是“新的发展阶段”。整体而论，1995年以前尽管在妇联和部分大学的推动下建立了一批“妇女学会”、“妇女研究中心”，但是妇女学研究经常缠绕于各种社会转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以及反驳部分男性知识分子企图维系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种种论调[18]，缺乏对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理解。在中国妇女学的指导理论方面，’95世妇会召开以前，不少妇女组织和部分研究者倾向于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一种潜在威胁[19]；加之当时中国妇女学学者与海外同行的交流非常有限，社会性别理论和方法的引入始终面临很大障碍。因此，本研究以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为起点，着重探索近17年来中国妇女学的发展历程与阶段。
(一)发展的准备期(1995～1999)
1995年北京世妇会的召开，对中国妇女学的发展具有多重促进作用，其中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对后来的学科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在组织体系方面，妇女学研究机构的重心由集中于妇联系统转变为集中于高校、社科院等学术系统[19]。在1995年北京世妇会召开之前，为了有更多独立的民间机构和学术组织代表中国妇女参加北京世妇会，高校中掀起了建立妇女研究中心的高潮。在1993年9月至1995年5月间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高校妇女研究中心从原来的5个增加到18个。而随着妇女学的发展，到2000年以前又增加到31个。[19]这一变化的后果之一是使妇女学能够超越单纯以“妇女问题”为取向的研究模式，转而以研究与行动、理论与实践并行的模式推动学科演进。
二是在国际交流方面，中国妇女学与世界妇女研究的互动更加频繁，逐渐参与到妇女发展的世界性讨论中。在1995年来自18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专门机构，以及有关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与了世妇会。在会议中，中国妇女组织和学者与众多海外妇女研究领域的机构和专家建立了联系。会议结束后，联合国妇女署、相关国际基金会和妇女非政府组织均保持和发展了与中国妇女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合作关系。国内众多妇女发展和社会性别相关项目在’95世妇会后得到了国外机构的资金和专业技术支持，一些旅居海外的中国妇女学学者与国内学者、专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共同推动妇女学在中国的发展[21]。这一变化不仅使中国妇女学的发展获得了更多资源，也促成了中国妇女学研究的议题逐渐融入世界范围的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运动中。
三是在实践行动方面，不仅各级妇联组织的工作领域有了进一步拓展，一些为妇女服务的公益性妇女非政府组织(NGO)在北京世妇会后也有了实质性发展。从多个方面来看，北京世妇会对于推动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22]。如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原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中国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等一批妇女。NGO都是在此前后成立的。另一方面，在北京世妇会的推动下，全国妇联和各级妇联组织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也进一步开展了多维度的行动。例如在预防家庭暴力和救助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方面，全国妇联以及各分支机构在北京世妇会前后组织了大量的宣传倡导工作[23]。经由10多个妇女NGO和多领域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及活动家们历时两年的讨论和筹备，“中国法学会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对策研究与干预”项目于2000年正式启动。妇女学高度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这一时期，实践领域中各种妇女组织与运动的发展极大拓宽了妇女学的社会关照视野和领域，为妇女学本土化的发展提供了沃土。
四是在指导思想方面，主要来源于西方的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思想逐渐被中国学者所接受。随着中国学者与国际学界接触更加频繁，尤其是北京世妇会文件中明确使用了社会性别的理念，提出了社会性别平等的相关政策，中国政府和妇联组织逐渐接受了国际社会有关性别平等的相关概念和理论[19]。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社会性别研究选译》[24～26]等海外女性主义论著的引入，中国妇女学学者对西方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理论有了更多了解，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妇女学研究中。这一变化使得西方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共同构成中国妇女学的理论基础[27]，使学科和理论的本土化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桎梏。
1995年北京世妇会所带来的这些变化不但对妇女学的总体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推动了妇女文学、妇女史学、妇女社会学、妇女教育学、妇女政治学、妇女法学等等一系列与妇女学紧密相关的分支领域的重大进展，学科领域中的妇女性别意识启蒙开始向妇女性别意识觉醒推进。
如，在妇女文学领域，尽管20世纪80年代曾经兴起过第一次女性文学创作高潮，但当时的女性文学主要被夹杂在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对传统父权制社会结构的“发现”与批判之中[28]，并未形成独特的表述体系和话语方式。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以及本土学者的积极反思和回应，构成了中国妇女文学和妇女文学批评的第二次高潮。在妇女文学创作中，作品的关注点扩散到社会文化的“公共领域”之中，一批由女作家引领的“个人化写作”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趋于分化后的另一个“中心”，进一步体现了妇女自我的权利要求[29]；在妇女文学批评中，国内评论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发现并重构了从方法论向审美体系演进的妇女文学批评话语体系[30]。
同一时期，在妇女史学和妇女社会学领域，社会性别概念的引进也为学科内部完成从“问题”向“视野”，从“妇女”向“性别”的转向达成了意识觉醒。妇女史学研究除了在专门史、通史和断代史领域增加了与妇女相关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新理念、视角和方法运用于历史写作，并促成社会性别史与学科建设进入自觉阶段[31]。而妇女社会学在完成大量与妇女议题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开始认识到将妇女作为研究的主体以及在方法论方面创新的必要性，努力发展成为一门具有自己独特体系的分支学科[32]。
总的来看，在1995年北京世妇会后的5年时间里，中国妇女学在组织、理论与机制等方面完成了基础准备。尽管伴随着快速市场化和社会转型，妇女学与妇女研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但第一代中国妇女学学者已经在各领域中崭露头角，在对自身学科的定位、价值和方法等进行了重新检视之后，更加自信地迈上本土化发展之路。
(二)发展的起飞期(2000～2005)
对于中国妇女学发展而言，进入21世纪以后，学科发展步入了起飞期。虽然在前一时期的发展中，中国妇女学借着北京世妇会的“东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学科地位整体上仍处于边缘，学科发展的持续动力并不充足[33]，在20世纪末也曾经一度出现“调门高”与“圈子小”的尴尬状况[34]。一些妇女学学者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理性分析后指出中国妇女学发展处于新困境，即“二度边缘化问题”。李小江将这一问题概括为“四多四少”：国际交往多，国内学界影响小；校外项目多，校内相关课程少；参与社会活动多，自身学科领域活动少；面向资金流向课题多，自律性研究课题少；项目报告多，持续深入研究少[35]。这些问题反映了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学在学科发展和高校课程建设方面仍然存在极大不足。
新世纪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第一个契机是高校课程设置改革。高校课程设置原来由校教务处决定，院系和教师的自主性较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高校教育制度改革步伐加快，院系和教师在课程开设中的自主性大幅提高。在此背景下，学生对于性别知识的高需求以及教师开设新课程的积极性，共同促成了妇女学相关课程在高校中的开设和快速增长：首先，自20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以来，学生面临的性别问题和性别挑战日益增多，学习相关知识和理论的需求十分强烈；其次，新课程的开设已成为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自身学术能力成长、教学影响力扩大，增强自我学术——教育竞争力的一大重要途径。师生需求的相遇，使妇女学及相关学科课程的开设成为必然。不少高校以妇女研究中心为主力和推手，纷纷加大对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建设的力度，推出一批专业课程或公共选修课，扩大了妇女学在高校教学中的生存空间。
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第二个契机来自于全国妇联和教育部的关注和重视。在1999年初，全国已有30余所高等院校建有妇女研究中心，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校妇女研究中心多是以问题、决策研究和和行动为主，少有从事学术、学科和课程方面的教学和建设工作[36]。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领导层的高度重视。1999年，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的彭珮云在“中国妇女50年理论研讨会”的讲话中高度强调在高校开展妇女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37]。此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以及高校课程规划机构也开始对建设妇女学学科，开设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展开研究，积极推动。到2005年，全国约35所院校先后开设了妇女学、女性学和妇女研究的相关课程[17]。
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第三个契机来源于1999年起美国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妇女学教育项目的推进。其中“发展中国大陆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项目选择妇女史学、妇女社会学和妇女教育学作为重点突破方向，资助与妇女学学科建设相关的课题研究，坚持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全面推动教材建设和师资培养[38]。据统计，自2000年至2006年4月期间美国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共资助妇女学课题22项[7](P48)，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妇女学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
这一时期所进行的大量学科建设工作，对中国妇女学走上学科化、系统化的发展道路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通过学术会议、专题培训和课程研讨等方式在全国集结了妇女学研究和教学骨干近百名，开设妇女学课程上百门，出版著作和教材近30种[7](P50)，为妇女学在高校中常态化运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通过对核心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与创新，在学理上提升了妇女学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扩大了本学科在学术界的影响。第三，通过专业课和公共课的开设，在高校中吸引更多青年教师和学生进入妇女学研究领域，为学科发展积累了后备人才资源。尤其在妇女社会学和妇女史学领域，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对研究方法和范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反思，出现了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和社会关照的优秀成果。其中，由女性社会学家对本学科方法论所展开的一系列讨论对妇女学成为一门具有方法自觉的学科有显著助力作用[39～41]。而口述史研究在妇女史学中的推广与应用也推动了妇女学在史学领域发挥学科特色[42]。
(三)加速成长期(2006～)
伴随着社会性别意识觉醒与学科初具雏形，中国的妇女学自2006年以后开始步入高速成长期，不仅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加速提升，而且学科发展开始进入到制度化、网络化和体系化发展阶段。其中，2006年是中国妇女学发展标志性的一年。其标志之一是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课题指南中有10个学科领域明确列入了12个直接与妇女/性别研究相关的选题方向；最终立项资助课题中，有17项与妇女/性别研究直接相关，涉及社会学、人口学、法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应用经济7个学科，较2005年增加了12个课题，是中国妇女学进入社会科学研究主流，实现体系化发展的先声；二是2006年8月17日全国性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建立，为妇女学研究实现多学科、跨学科，跨国、跨地区的交流和促进提供了平台[43～44]，实现了妇女学的网络化合作与发展；三是2007年9月“中国社会学学会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它标志着作为妇女学重要领域之一的妇女/性别社会学已经进入主流社会学界，迈出了主流社会科学界在制度上确立中国妇女学学科地位的重要一步[45]。
新时期中国妇女学发展主要呈现三方面特点。第一，妇女学在学术界的影响得到进一步扩展，学科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在2006至2011年的6年间，中国妇女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公开发表的论文、专著数量较前一个时期增加了一倍以上。除了在本学科内部，越来越多社会学、人口学、法学和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和学生也开始接纳和使用社会性别理论，以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的视角关照社会的方方面面。学科内部的交流、培训和课程建设机制得到进一步强化。在社会科学界，妇女学的学科地位也在不断提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1年度课题指南》中有11个学科领域明确列入了33个直接或间接与妇女/性别研究相关的选题方向；在获得立项资助的课题中，与妇女/性别研究相关的课题有33项。资助资金约505万元，有力支持了全国妇女和性别研究的开展[46]。
第二，妇女学在坚持社会性别为基本研究视野和理论出发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注入阶层、年龄、民族、性取向等诸多内容，形成多重、交叉视角，开始更多地从本土立场发掘学科的内在价值。性别平等是妇女学一直以来追求的核心价值。然而社会的不平等并不仅限于性别，社会性别只是探讨、分析社会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多种视角中的一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第二次高潮的出现也正是与民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互为助力的成果[47]。进入加速成长期后，中国的妇女学学者们不仅持续关注性别议题，更将研究视角延伸到其他有关社会平等的领域中，尤其遭受多重不平等对待的妇女，如贫困妇女、性服务妇女、女同性恋者、单亲母亲、打工妇女、艾滋病女患者等[48～49]。妇女学在这些新领域的延伸，有效地推进了学科自身打破精英化、中产阶层化的限制，在更贴近于社会发展脉动的多维面向中凝集和提炼出本土的经验和知识。
第三，妇女学的学科知识与推动性别平等行动的联系更加紧密，在合作中寻找双赢的契机，推进了妇女学领域的知识行动化和行动知识化。在妇女学发展的早期，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本土化发展相对有限，缺乏对现实问题进行关照和有效倡导的能力。来自民间的行动研究者和草根妇女组织对学者的妇女学研究成果感到“看不懂，用不上”，而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也难以对社会行动和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近年来，妇女学学者深刻认识到学科发展必须要“走出书斋”，使理论和方法为妇女行动所用，并从行动中汲取本土化知识发展的丰富养料。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以“知识行动化，行动知识化”为宗旨，借助研讨会、互联网等方法就妇女学学科发展以及与性别相关的热议话题进行讨论，为学界和行动者搭建了重要的沟通桥梁。而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西部妇女网等其它民间社会性别主题网站也在将推动学界与行动界的交流作为重大内容。此外，近年来，妇女学相关学术会议越来越重视邀请来自于行动领域的民间组织代表共同与会，使学术理论和行动经验充分互动，进而凝集成妇女学的学科知识。
可以说，进入加速发展期的中国妇女学在汇聚多学科、跨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将妇女学的理论、视角渗透到每一个学科中，进而发展成为一门肩负促进性别平等使命的综合性学科。中国妇女学学者在经历意识觉醒和学科建设初步发展之后，开始更加关注将妇女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之中，并呈现学科“知行合一”的特色。但是从学科组织机制和外部环境来看，中国妇女学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这主要表现为：学术研究和课程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具有独创性的基础研究和具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不足；多数研究中心的工作和科研项目过度依赖国外基金资助，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障；学术研究与行动实践之间“脱节”仍较严重。而从外部环境看，妇女学在学术界的学科地位还处于从“边缘”向“中心”的艰难拓展中；受到市场化和消费主义的冲击，在就业的压力下，高校进一步开设妇女学专业步履维艰；社会资源对妇女学教育的投入还极其有限。目前，中国妇女学的发展仍处于加速成长期，相信通过多方努力、不断创新，中国妇女学必将能克服困难，在学科建设的体制机制方面实现突破性发展，迎来学科发展的稳定增长期。
三、本土化的发展
与绝大多数从西方引进的社会科学学科一样，中国的妇女学也面临本土化的问题。中国的妇女学自20世纪80年代开创之初一直受到海外，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的影响，大量项目经费也来源于海外资助。尽管国内学者很早就开始意识到本土化对妇女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但本土化的价值与内涵尚未能得到有效的界定和确认。其中，部分学者将本土化简化为中国妇女学领域将境外，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引入中国，直至全面认同和接纳境外，尤其是西方理论的过程。这种观点就如同将现代化等同于全盘西化一样，存在众多值得商榷之处。事实上，学科的本土化不应该是单向的、线性的外来理论引入的过程和结果，而应是本土知识和经验与外来知识互动的、螺旋上升的交流融汇的过程，最后形成本土的理论及体系。对中国的妇女学而言，本土化就是不断学习、理解、借鉴外来的妇女学理论和方法，并用此对本土原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进而融合成基于本土社会——文化的、具有较高本土适用性、针对性的理论体系、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纵观中国妇女学学科的发展过程，本土化实际包括了三个层面的特殊内涵，即理论的本土化，组织的本土化，研究/实践的本土化。
(一)理论的本土化
西方妇女学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末，女性主义及后来的社会性别理论一直对西方妇女学的发展起着指导性作用。但中国妇女学在运用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的过程中却不免带着某种踌躇和彷徨：一方面，从是否具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性，能否概括中国的特殊性这两大问题出发，怀疑西方社会性别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的普适性；另一方面，从中国原有的妇女研究主流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出发，在本土妇女学发展早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西方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之间的关系一度被意识形态化。
对于前一个问题，中国妇女学学者通过实践与反思认识到西方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固然为中国妇女学提供了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但西方妇女学的知识和经验具有一定局限性，缺乏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及有色族裔妇女发展议题的关注与分析[13]。中国妇女学理论的发展，不仅要以西方女性主义为“师范”，更要批判和反思西方女性主义在妇女研究中的盲点、缺陷乃至话语霸权，立足于中国本土，为全面地展现整个世界的妇女发展议题，完整地构建全球知识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对于后一个问题，全盘接受西方理论，放弃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当然不可取，但也不应该将马克思主义僵化，对海外妇女学研究与妇女运动的成果缺乏应有的学习和借鉴。如前所述，中国妇女学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必然要充分依靠本土已有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并且借鉴世界范围内妇女学发展的先进经验。事实上，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本质上与女性主义所追求的妇女发展与解放、性别平等发展相一致。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正在探索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结合的道路[19](P213)，以期建构更具有适用性的一种本土的妇女学理论。
(二)组织的本土化
对于中国妇女学而言，组织的本土化需要解决学科组织如何实现从无到有，以及学科如何与现有体系中的其他组织有效协调的问题。就全国性的组织机构而言，目前综合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组织为中国妇女研究会。该研究会成立于1999年，至2011年底有团体会员115个，在推进妇女学学科的学术主流化、研究成果的公共政策主流化及妇女学研究的全面发展方面具有首要的、最重要的作用。如，在中国妇女研究会的推动下，2006～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共立项有关妇女/性别议题的项目139项，资助立项资金1368万元②；组织专家分别就《物权法》、《促进就业法》、《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等提出建议，并将这些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及政府有关部门，获得采纳；分别组织专家对中国政府执行北京世妇会《北京纲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等进行评估，向联合国提交了评估报告。而与中国妇女研究会不同，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的工作重点是在全国推进妇女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作为一个不挂靠任何机构的非政府组织，其第一笔工作经费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目前主要通过自筹资金运作。截止2011年底，已有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党校、妇联及其它企事业单位的团体会员、个人会员2000余人，在全国设立了25个学科子网络和地区子网络。此外，以中国社会学会性别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为代表的专业委员会，以青年女经济学者小组为代表的学者合作体等也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这表明中国妇女学在组织上正在逐渐摆脱对于国外学者、机构和基金会的过度依赖，具有较高独立性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组织正在不断成长。
在与其他组织的协调方面，中国妇女学不仅在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中突显了学科的学术价值，还在与各级妇联组织以及民间妇女组织的合作中提高了学科的实践意义，推进了知识的行动化。妇女学的大部分研究都与现实社会中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议题相关，这势必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口学、教育学、哲学、文学、法学等已然成熟的学科形成交集。在过去10余年的发展中，中国妇女学通过与这些既有学科的沟通和对话，已经影响了不少主流学者和学术权威，使他们认同在研究和教学中纳入性别视角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通过与其它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中国的妇女学组织所处的学术环境也得到明显改善。而随着政府机构、群团组织在新时期不断探索和发展自身的使命和新工作领域，中国妇女学也积极开展了与政府机构、群团组织更多样化的、富有成效的组织合作，力图在不断创新发展的社会管理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中明晰自身的组织定位，扩大和深化自身的组织价值，增强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研究/实践的本土化
中国妇女学始于“问题”研究，从事妇女研究的学者们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努力为解决问题贡献一己之力。基于这种“入世”的品性，中国妇女学是一门知行结合的学科，其研究著述大多有“倡导”的内容。但早期的研究大多缺乏对中国实际情况的深入调查，且生搬硬套的较多，其政策建议和倡导的实效性较低。但近年来，随着本土学者对妇女学研究理念的转型和研究方法的改善，诞生了一大批扎根于本土经验，多维度剖析妇女/性别问题的研究成果。在高水平学术期刊中，将西方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理论生硬嵌套于本土现实问题研究的论文已大为减少，更多具有本土知识积累、基于实证调查的研究成果成为论文主体。
可以预期，中国妇女学的未来发展将更加关注中国妇女现实的生活场域，进行现象解释和意义阐发，为建立本土原创性理论和方法论提供助力。中国妇女学唯有不断修炼“内功”，挖掘本土妇女知识和经验，才能实现与强势的西方女权主义学术传统的平等对话，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全球视野，在地行动”[50]。
就总体而言，自1995年以来的17年来，中国妇女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八大特征：即多学科性、跨学科性、多样性、跨国/跨地区性、本土性、责任感、混杂性、交汇性的特点。因此，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其甚至尚处于前学科状态，妇女学的长处在于年轻，不足之处也在于年轻。所以，妇女学领域的学者们可以有更多的作为，也能够有更多的作为。而通过学者们的所作所为，定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妇女学更广泛深入发展，进而向世界提供一种中国妇女的本土经验和知识。
［收稿日期］2012－07－08
注释：
①这一学科的英语名称为：women's studies。在中国有“妇女学”、“女性学”等不同命名。鉴于“女性学”的命名有性别本质主义的嫌疑，笔者坚持使用“妇女学”的命名。
②数据来自中国妇女研究会年度工作报告，感谢中国妇女研究会谭琳、吴菁提供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