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的赋格曲——论《朝圣》文类复调结构的实践与争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赋格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13)02-0106-06
0.引言
《朝圣》(Pilgrimage)的创作实践注定其文类归属将引发争议。1947年12月的一天，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自己的书房会见了年仅14岁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40年后，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桑塔格依此经历创作出《朝圣》，作为短篇小说发表在1987年12月21日的《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然而，有学者认为《朝圣》并非小说，而是回忆性散文，也有论者称其为自传性散文，还有论者认为它是艺术评论文章。比如，利兰德·波格(Leland Poague)就将《朝圣》归入艺术评论的范畴，把它收录在《苏珊·桑塔格资料辑录：1948-1992》的“批评散文、论文及书评”专辑中；传记作家卡尔·罗利森(Carl Rollyson)则认为《朝圣》真实记录了桑塔格的生活往事，其著作《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多次将其当作史实来引用。
《朝圣》究竟是回忆性散文、艺术评论，还是小说？客观地说，《朝圣》蕴涵了3种不同的文类成分，其文类因为含混的丰富性而引发争论。我们认为，《朝圣》是具有文类复调结构的短篇小说，兼有散文和评论成分，作者精湛的叙事技巧使它既具有虚构叙事作品的统一风格，又具有回忆性散文和艺术评论特有的美学特质，宛如一首奇妙的文类赋格曲。
1.精巧缜密的结构设置
文类是指文学的种类或范型，也有研究者称其为体裁、文体，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理论概念，没有统一的分型标准，但类型理论的长期发展还是为创作者构建了文学创作的常规手法体系，也在读者心中预设了与不同文类相对应的不同阅读期待。正如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说：“在不同的时期，文学类型有多种划分方法，划分的标准也各自悬殊……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文类是一套基本的成规和法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总被作家和读者通过默认契约而共同遵守。”(2004：109)然而，学界对《朝圣》文类的不同界定却反映出文本在接受过程中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之间观念的分歧。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文本自身的独特性。《朝圣》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蓝本，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模式讲述了一个陶醉于文学的女孩在14岁时朝觐文学圣人托马斯·曼的故事，内容涉及作者的少年往事片段、关于欧洲文化的评论文字以及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作者借重独特的小说结构把“少年往事”“欧洲艺术批评”和“拜见托马斯·曼”3个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部分编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少年往事”和“欧洲艺术批评”集中体现了回忆性散文和艺术评论两种文学类型的美学特质，它们与小说的虚构叙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文类的复调结构。
刘勰曾说，结构之于作品“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2012：282)短篇小说篇幅短小、空间逼仄，没有周旋补缀的余地，结构是否缜密就显得格外重要，往往直接影响读者的审美感受。为了避免枝蔓，短篇小说常采用单线结构，而《朝圣》却是典型的复线模式。小说虚构叙事框架中的“回忆性散文”和“艺术评论”具有与小说迥然有别的艺术思维和美学特质，它们丰富了小说的叙述层次，构建出独特的文类复调结构。昆德拉认为，具有文类复调结构的小说才是更完备的复调小说。(2004：93-94)复调小说的理论最早由巴赫金提出，他指出复调小说把许多价值相等的声音、意识和它们各自的世界不相混合地结合在文本的同一个事件中。昆德拉则认为在小说中引入非小说文学种类更能凸显小说的复调品质，并指出构成复调小说的必要条件是：“一、各条‘线索’的平等性；二、整体的不可分割性”。(2004：95)各文类之间的复调性、平等性和整体性特点在《朝圣》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者在“与曼会面”故事的持续性叙述中打开缺口，纳入两个不同基调的话语成分，形成3条叙述线索的格局。三者犹如小说的3个“声部”，构成了类似复调音乐家巴赫(J.S.Bach)笔下赋格曲式的复调结构，几个“声部”彼此呼应、相互衍生，其间人物互有交集，事件相互缠绕，具有很强的共时性和整体感。
小说的复线结构往往需要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小说中，“少年往事”“欧洲艺术批评”“拜见托马斯·曼”3部分比例大致均衡且都能自成天地，但小说结构并不涣散，这主要得益于文本中的数字“6”结构。《朝圣》的数字结构深受托马斯·曼及其小说《魔山》的影响，可视为桑塔格对《魔山》中数字“7”的膜拜和承袭。数字“7”是《魔山》的重要结构要素，小说共有7章，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在疗养院里生活了7年，汉斯的生活圈里有7位朋友，甚至连疗养院里病人量体温的时间也是7分钟。《朝圣》则和数字“6”紧密相连：主人公家庭的6位成员、朋友圈中的6个人、南加州的6位欧洲文化名人等。为了构建完整的数字“6”结构，作者刻意设置了一些纯粹凑数的角色，如家庭成员中的小狗和主人公的第五位朋友乔治。作者通过这3组人物描绘出二战后美国的三重社会生活状态，表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生活方式。主人公的家庭成员是经受战争创伤的普通人，她的继父曾是美军陆航队的飞行员，他驾驶的飞机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五天被击落，身体里一直留有德军炮弹的碎片。同龄朋友则代表了战后成长起来的美国知识青年，他们不愿局限于本土文化，渴望接触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欧洲艺术。与主人公毗邻而居的6位欧洲文化名人是二战期间欧洲流亡艺术家的人物剪影：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布莱希特、衣修午德、赫胥黎和托马斯·曼，他们为美国带来了优秀的艺术作品和深邃的人文思想。小说中的3个“6”将3组人物、3种生活不枝不蔓地组织在一起，使作品具有厚重的时空感，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3个“6”正好和3种文类牵出的3条叙述线索“契合”在一起。首先，“少年往事”是小说情节的开端，由6位家庭成员拉开小说序幕，以散文的细腻笔触叙写了主人公的成长环境和读书生活，是为第一条线索，它指向战后普通美国人喧闹而又破败的城市生活，战争伤痛的阴霾和战后生活中空虚的快乐在这里形成强烈的对比。其次，数字结构中的第二个“6”——朋友圈中的6个人——出现在“少年往事”“欧洲艺术批评”和小说结尾处，作者对他们的描写详略有别，“欧洲艺术批评”(情节的发展部分)重点描绘了主人公和梅里尔的交往，用评论式的文字反思他们一起经历的欧洲文化启蒙，是为第二条线索，指向战后一代年轻人渴望破旧立新的求知生活。最后，对斯特拉文斯基和托马斯·曼的详细描写为第三条线索，它指向战后欧洲艺术家的流亡生活及文化影响。小说沿着3条时而交错、时而平行的线索展开，作者对主人公朋友的描写把小说的“少年往事”和“欧洲艺术批评”自然地衔接在一起，而6位文化名人又使小说从“欧洲艺术批评”流畅过渡到情节的高潮——“拜见托马斯·曼”。作者把小说的数字结构和文类复调结构镶嵌在一起，使数字“6”也拥有了不同文类叙述的复调意味，它们赋予小说灵巧缜密的叙事结构，支撑起小说背景及情节发展的各个阶段。
2.真实可信的情节虚构
《朝圣》的文类复调结构是作者依据文类特征和情节需求对小说创作方式所做的积极探索。桑塔格在小说中采用“回忆性散文”和“艺术评论”的写作手法，不是要模糊散文、评论和小说的文类界限，而是要借助它们的区别和联系，通过引入非小说文学种类的手法来突破小说表达的局限，提升作品的美学效果。通常，小说的情节是一系列有着因果关系的事件。福斯特(E.M.Forster)曾说：“情节是小说讲求逻辑、诉诸智识的层面；它需要谜团，不过这些谜团在后文中一定要解决……。”(2005：95)《朝圣》一开头，叙述者说道：“关于我和他会见的一切都让我羞愧难当。”(Sontag，1987:38)作者用这一句话设置悬念并奠定全文的情感基调后，暂时搁下朝圣故事不谈，转而去描述主人公与家人、环境的疏离状态。作者本可以痛快地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解释“羞愧”的原因，但她悬置了这个谜团，在不逾矩的情况下将小说叙述和朝圣故事拉开距离，情节的容量也随之被扩大，为融入“回忆性散文”和“艺术评论”提供了空间上的可能。另外，情节的因果关系又为各文类所叙事件互不抵牾地结为一体提供了逻辑上的保障。小说的“少年往事”“欧洲艺术批评”“拜见托马斯·曼”3个看似独立的部分内隐了情节的因果链：疏离——除根——朝圣。“少年往事”表现了主人公对其生存环境和当时文化氛围的疏离和否定，“欧洲艺术批评”体现了她借助欧洲文化去除粗俗文化之根的努力，而“朝圣”则表明了她对艺术彼岸的渴望和肯定，情节的因果链把单个事件连成逻辑严谨的小说故事。情节的逻辑性要求小说遵循“有伏线必有照应”的创作原则，在后文中，《朝圣》通过丰富的心理描写揭示了“羞愧”源于主人公对艺术崇拜纯粹性的坚持。在这个14岁女孩的心中，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属于神圣的艺术世界，拜见托马斯·曼意味着将文学世界里的圣人粗暴地拽到现实生活中，生活和艺术不必也不应有这样的交集。
生活是艺术的土壤，作家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修剪、嫁接、加工现实生活，培育成理想中的艺术之树，再种入生活这片土壤，让它焕发出生命的光芒。《朝圣》就是这样一棵艺术之树，它通过文类复调结构对情节中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微妙关系进行了巧妙的处理。小说中，叙述者“我”即是女主人公，采用回顾性叙述模式，从母亲再婚这件事说起，简约隐晦地交代了“生父的缺席”“母亲的冷漠”“爱尔兰保姆”“继父的姓氏”“从图森到加利福尼亚”等背景信息。
桑塔格上尉在图森和我们成了一家人。第二年，我们这个重组家庭的所有成员——母亲，继父，小妹妹，小狗，过去就待在我家里、只在名义上领取工资的爱尔兰保姆，加上总是和大家格格不入的我——搬出了我们在图森市郊一条泥路边的灰泥粉刷的平房，搬进了圣费尔南多谷口一间安装了百叶窗帘的舒适小屋，屋旁有蔷薇树篱和三棵白桦树。(Sontag，1987：38)
细读上述文字，读者便可发现这是桑塔格自己的人生经历。作者在小说中融入自己的经历，为作品留下了纪实性写作的印记，而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又赋予它回忆文章的形式。正因如此，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它是回忆性或自传性散文。美国学者塞尔斯(Sohnya Sayres)在其著作的参考文献中将《朝圣》划归为自传性散文，并指出，“从多方面看，《朝圣》是对她那匆匆忙忙、充满紧迫感的少年时代的真实写照……”。(1990：27)传记作家卡尔·罗利森也把《朝圣》视为纪实作品：“十二岁的时候，她似乎只是在等待时机，‘服满’她在回忆文章《朝圣》中所说的童年的‘刑期’。”(2009：15)
事实上，《朝圣》有明显的虚构痕迹，并非纪实写作，罗利森等人混淆了小说中的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首先，从叙事学的角度看，文学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并不一定是作者，读者不能依据作品所呈现的信息、情感、观点等来定义生活中写作的人。桑塔格反复指出，这种区分对于理解她的作品十分必要，那个写作着的“她”并不等同于生活中的“她”。(Sontag，2001：259-260)在196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桑塔格这样写道：“我在完成一篇关于《O的故事》的评论文章，长达35页。现在写完了。然而，我却不相信其中的任何一句话。文章写得很有趣，或许也很有价值，但我看不出它有多真实”。(Lopate，2009:9)此外，虚构作品中的“我”也并非就是桑塔格本人，“叙述者与作者的这种区分，即使对于那些带有作者某些个人色彩的叙事作品也不例外”。(谭君强，2008：53)《朝圣》虽以真实事件为蓝本，但女主人公“我”却是基于原型人物的艺术创造，正如作者所说：“创作就是疏离自我、模拟别人。即使是写真正发生在我生活里的事件，如《朝圣》和《中国旅行计划》中所叙述的那个‘我’，也不是真正的我”。(Sontag & Hirsch,1995)其次，从事实考证的角度看，文本中的人物、谈话细节与作者日记内容不相符。比如，桑塔格并未在1947年的日记中提及与曼会面一事。直到1949年12月28日，时值《魔山》出版25周年，桑塔格才在日记中写下一篇她与伙伴E.和F.一起拜会曼的文字，但所记录的谈话细节与《朝圣》中相关内容差别很大。此外，在1957年1月14日的日记中，桑塔格仔细梳理了她记忆中的童年往事，以备忘录形式逐条记录了儿时的各色人物和事件。日记的编辑大卫·里夫(David Reiff)曾指出：“除了一些访谈和少数富有自传色彩的短篇小说《中国旅行计划》外，只有桑塔格于1957年1月在日记中写下的‘童年札记’是最接近自传的文字，她把对童年的回忆写成了具有意识流风格的笔记式长文。”(2008：104)然而，就是这份连门口杂货店老板儿子的名字都记录在案的札记却没有提到小说的另一主角梅里尔(Merril)——“我”的密友。这些资料细节都指向一个事实，即《朝圣》不是某些学者所认为的纪实作品，而是作者依据儿时经历创作的短篇小说，正如她对著名作家爱德华·霍克斯所说的：“……14岁时，我被人拉去见了托马斯·曼一面，我把这个经历写进了一则题为《朝圣》的短篇小说”。(Sontag & Hirsch，1995)
虽然《朝圣》并非纪实写作，但它借助文类复调结构、少量的事实写作和独特的叙述者，获得了纪实写作的美学效果，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感。小说中，“少年往事”涉及的事件并不多，时间跨度也只有3年(1945-1947)。小说始终没有提及主人公的姓名，只由叙述者强调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女孩。叙述者是叙事文本的讲述者，也是虚构作品的功能性元素。他(她)通过控制聚焦方式、叙述速度等来调节自身与故事、情境、人物、受述者之间的距离，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热奈特认为叙述者至少具有以下4种功能：叙述、交流、证实和说服。(Genette，1980：255-259)当作者希望读者相信文本讲述的故事时，他(她)会采用独特的叙事手法来表明叙述的人和事确实存在、真实可靠。苏珊·桑塔格本名为苏珊·罗森布拉特，5岁时，她父亲患肺结核客死中国天津；1945年，她母亲再婚，嫁给了空军上尉内森·桑塔格，之后苏珊便使用继父的姓氏。在《朝圣》中，叙述者“我”在介绍自己的家庭背景时，讲述了作者的某些真实经历，并通过继父出场这一细节，直接提到作者的姓氏——桑塔格。在叙事交流的过程中，读者会依据文本内容自主构建出一个作者形象，叙事理论将这一形象称为隐含作者。艾伯特(H.Porter Abbott)认为：“隐含作者是依据‘构建’起文本的情感、信息、知识和观念而建立起的综合感觉。”(2007:77)应该说，隐含作者在叙事交流的编码和解码过程中都具有重要作用，既是文本的编码者，以特定的立场、观点、方法写作，有时甚至用真实作者并不认同的情感、信息、知识和观念构建文本，同时又是隐含在作品中可供读者推导的作者形象。清晰区分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是当代叙事学关注的重要方面。然而，《朝圣》借助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和少量事实写作巧妙地掩饰了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区别，读者容易依据“我”叙述的某些事实构建出一位与真实作者桑塔格一样的隐含作者，从而认定小说中的“我”就是作者本人。这种独特的叙述方法极易在读者心中打造出一个“四位一体”的叙述者，即叙述者、主人公、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叠合为同一个人。这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小说的虚构成分，在部分读者心中建立起小说背景与特定历史时代、主人公与真实历史人物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可以说，桑塔格借助独特的叙述者和叙事技巧，把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不着痕迹地结为一体，成功地在小说中打造出与“回忆性散文”及其所表现的艺术对象“少年往事”相适应的纪实性美学特质，这些美学特质使读者产生了关于作品相应的美学印象。
如果说“疏离”部分用“回忆性散文”描绘了主人公生活的物质世界，凸显了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除根”部分则用“艺术评论”勾勒出她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强调了艺术也是对生活的夸张和变形。“欧洲艺术批评”部分顺着情节的线索，从孩童的视角批判性地看待主人公正在经历的欧洲文化启蒙，使文本具有艺术评论的美学特质，给研究者留下《朝圣》是批评散文的印象。利兰德·波格就将《朝圣》收录在他编撰的《苏珊·桑塔格资料辑录：1948-1992》的“批评散文、论文及书评”专辑，而不是“短篇小说”专辑中。波格的著作详细记录了多种语言版本的桑塔格作品、研究资料目录、出版细节和内容梗概，其中，“批评散文、论文及书评专辑涵盖了桑塔格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和评论文章”。(Poague，2000：xii)桑塔格的评论文章素以博学、敏锐著称，她早年的批评名作《论摄影》(1977)和《疾病的隐喻》(1978)多次论及《魔山》，文字犀利老辣，真知灼见随处可见。然而，小说中的“欧洲艺术批评”却并非如此，它完全基于一个14岁孩子对《魔山》的粗浅印象：“作者用高人一等的傲慢心态把汉斯描绘成一个头脑简单、过分诚恳、容易调教、普通平凡的人(以真实的标准来看，我认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Sontag，1987：42)小说中，主人公解读《魔山》的基本路径是拿自己和汉斯做对比，将汉斯当作标尺来度量自己，这样的评论显得主观、褊狭，却十分符合14岁孩子的认知习惯和心理特征。“欧洲艺术批评”是小说人物对欧洲文化的评论，并未体现桑塔格的批评趣味，它是小说艺术真实中的精彩一笔。为了使小说中的艺术评论与主人公的特征契合一致，桑塔格隐藏起自己的批评锋芒，通过夸张和变形手法使“欧洲艺术批评”充满童趣，以此来展现主人公的审美视野和艺术趣味，为小说叙事以及人物刻画服务。
3.生动典型的人物描写
每种文类都是感知、认识、思考世界的不同角度和方式，隐含着作者根据创作需求选用文类的美学判断。小说这一文类使《朝圣》摆脱了作为作者私人生活实录的局限，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展现了美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申慧辉曾指出：“《朝圣》可被视为了解桑塔格那代人成长经历的入门之作。故事中女主人公和她所经历的故事，不仅同作家本人的经历相似，同时也代表了整个战后一代美国人的成长。”(2009:6)对于战后美国新生代知识分子来说，除去粗俗的文化之根、进入国际性的学识共和国，是他们在少年时代的共同愿望。《朝圣》刻画的正是这样一些人物形象。桑塔格依靠不同的文类描绘了主人公不同的性格侧面：“疏离”部分用散文手法描绘出一个孤傲、叛逆的邻家女孩形象；“除根”部分借助评论话语折射出一个严肃、虔诚的艺术信徒形象；“朝圣”部分则通过心理描写和人物对话勾勒出一个谦卑、风趣的文学少年形象。孤傲与谦卑、叛逆与虔诚、严肃与风趣犹如一组组悖论修辞，晕染出一个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小说人物，也彰显了作者基于文类复调结构之上的对话性艺术立场和审美态度。
各种颇具对话色彩的因素在主人公的性格内部各执一端，犹如斑斓的色彩投射在她复杂的性情之中，其形象也随之丰富立体起来。有学者指出，《朝圣》遵循了小说创作典型化的原则，对真实事件进行了剪裁、取舍、丰富和完善。通常，典型人物的性格丰富复杂，既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又有特定历史条件下某类人群的普遍特征。在那些新生代知识分子看来，战后的美国文化与真正的文学、艺术或学术相去甚远，都是些不入流的艺术实践，那些陈腐不堪的戏剧表演、甜甜蜜蜜的上榜流行歌曲、歇斯底里的棒球比赛和职业拳击赛的解说，使得主人公急欲摆脱当时庸俗喧闹、醉生梦死的文化生活。小说用回忆性散文的手法描绘出主人公“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孤傲心态，并借助“偷书”这一插曲表现她性格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每隔几天，我都会在放学以后去那里，站着看遍那些世界文学作品。有钱的时候就买，胆大的时候就偷。偶尔偷了书，我也会责骂自己好几个星期，害怕一旦被抓而带来屈辱。但我只有那么一点零花钱，我又能怎么办？(Sontag，1987：39)
桑塔格在“童年札记”中也提到了偷书一事。然而，小说中的“偷书”事件不是为了表达作者羞于启齿的内省，而是为了使人物的叛逆形象更加丰满真实。主人公不为“偷书”的错误行为而自责，只为“偷书”可能导致的结果而后怕；她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是表露了一种“无奈”的理直气壮。作为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严肃作家，桑塔格不可能在作品中宣传“偷书有理”，这种道德选择无疑属于小说中的“我”。此处，主人公开始摆脱作家的意愿，按照她自身的逻辑思考、行动，可以说，小说中的人物已经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她对自己偷窃行为的容忍与她对《魔山》的解读一样令人意外，却又符合她的年龄和心理特征，作者借由主人公行为的失当和狭隘之处把她的潜在意识和内在人格充分挖掘出来。
在叙事作品中，多种原因会使人物产生偏见或狭隘的判断，巧用这些“局限”往往能塑造出别具艺术效果的人物形象。“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身份、性别等的差异会产生偏见与限制，甚至观看的时间、地点、角度不同，也可能出现某些不同。在这些偏见和限制中，人物——聚焦者年幼是个重要的原因。”(谭君强，2008：95)《朝圣》中的人物——聚焦者“我”颇为特殊，年幼只是导致“我”有失偏颇的原因之一，而隐藏在“我”背后的两个聚焦主体才是让主人公性格显得丰富复杂的重要因素。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从语法观点看，文本总是以第一人称“我”在讲述，但聚焦主体有时是14岁的“我”，有时是正在回忆往事的已经成年的“我”。里蒙-凯南(S.Rimmon-Kenan)将这两种主体区分为经验自我和叙述自我。(1983:83-84)两个自我所代表的不同视角都可以为叙述者“我”所用，其不同之处在于两个自我与事件的时间距离、认知距离和情感距离的差异。通常，叙述自我使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回忆性聚焦角度，与往事保持一定的时间和情感距离；而经验自我对待人或事常常带有一些非理性的情感。小说中，艺术评论这一文类特有的批判品质让读者对主人公的判断力和艺术趣味充满了期待。然而，“欧洲艺术批评”完全采用了经验自我的视角，这种视角的局限和读者的阅读期待之间的差距，反衬出主人公严肃认真、热情虔诚的性格特征。面对丰富多彩的欧洲艺术作品，主人公已经能够分辨良莠，但此时这个14岁的孩子还只是个有些盲目崇拜、乐意全盘接受的艺术信徒：
我们对约翰·凯奇奏出的刺耳杂音抱着恭敬的态度。我们知道应该去欣赏这些难听的音乐，我们还虔诚地倾听托赫、克热内克、欣德米特、韦伯恩、勋伯格的作品，无论什么曲子，都照单全收。我们饥不择食、且“肠胃”功能很好。然而，唯有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才是我们诚心热爱的。(Sontag，1987：41)
为了让年迈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多活几年，主人公和她的密友梅里尔竟然产生了替偶像去死的疯狂念头。“通常，我们定在4年，至少4年。对，为了斯特拉文斯基能多活4年，我俩之一愿意当时当地立即去死。”(Sontag，1987：41)他们的严肃和虔诚让读者看到艺术的价值所在，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偶像不可救药的苍老衰弱，因为他们的生活早已被他的音乐所拯救。
较之叙述自我，经验自我的视角具有独特的修辞效果，它在制造悬念和矛盾、增强喜剧效果、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有着特别的优势。叙事学家认为，叙述自我的视角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模式中的常规视角，“我们可以断言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从目前的角度来观察往事的视角为常规视角”。(申丹，2004：242)然而，《朝圣》打破了这种艺术规律，主要采取经验自我的视角来观察、叙述与曼会面的故事。小说中，梅里尔要拜见曼的冒失想法让主人公感到沮丧，但又无法拒绝与他同行，因为她不能让梅里尔未经仔细思考便去打扰她心中的圣人：“如果我和他一起去，起码我可以降低此行可能造成的伤害，岔开梅里尔幼稚无知的蠢话。……愚蠢是经常会伤害人的。因为我尊崇托马斯·曼，所以保护他不受伤害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Sontag，1987：45)事实上，梅里尔在这次会面中表现得镇静、迷人，一点儿也不蠢。倒是本来肩负重任的主人公在整个会面过程中如坐针毡，连谈话间歇的下午茶也没有缓解她的紧张情绪。在她看来，下午茶前，她和梅里尔滔滔不绝地说着蠢话；喝茶时，社会礼节又给她制造了丢脸的新机会：“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吃太多的饼干，但一不留神就又伸手去够了一块。他点点头，说，再吃一块吧。这太可怕了，我真希望他不管我们……”。(Sontag，1987：50)透过经验自我的聚焦视角，小说生动地刻画出一个谦卑、敏感、热爱文学的孩子在文学世界觐见室里的诚惶诚恐。
4.结语
《朝圣》为纪念托马斯·曼而写，也深深烙上了《魔山》的印记。桑塔格与《魔山》的邂逅改变了她的一生，这部现代奇书描写了发生在欧洲文明中心的冲突，主题涉及时间、疾病、死亡、影像、音乐、静寂主义、梦、抵制释梦等，它是桑塔格重要的精神资源，对她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除此之外，桑塔格还从《魔山》中习得了小说谋篇布局的技巧。《朝圣》的创作就借鉴了它的数字结构和镶嵌体裁的艺术手法，桑塔格将“回忆性散文”和“艺术评论”镶嵌到小说中，在文本中形成如赋格曲般多声部对位的复调结构，使作品获得了极强的艺术张力。当然，与文类相对纯粹的小说作品相比，《朝圣》的情节似乎不够集中。“回忆性散文”和“艺术评论”的介入打断了朝圣故事的持续性叙述，延宕了情节高潮的到来，部分削弱了小说的戏剧效果，这恐怕是求变创新过程中无法规避的损失。然而，正因为不同文类的介入，才使《朝圣》的结构、情节、人物更加耐人寻味，赋予读者更有价值的审美体验，使读者能够体悟出现代小说中的“杂质”，反而更有可能让我们的艺术感觉精致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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