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阿多诺模式”的现代性反省
吕红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以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是中国大众文化批判的第一个范式，它秉持对大众文化全盘否定的立场和方法论，被称为“阿多诺模式”。这个范式左右中国大众文化批判话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批判和否定。知识界对“阿多诺模式”进行了多角度批判和反省，经历了从文学到哲学、从现代化到现代性问题的深度思考过程。本文对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走出“阿多诺模式”的批判、否定和反思三种路径做出考察后，进一步分析了三者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构思差异，从而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优势和生命力。
关键词 “阿多诺模式”； 现代性； 马克思主义； 批判
以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是中国大众文化批判的第一个范式，它秉持对大众文化全盘否定的立场和方法论，被称为“阿多诺模式”。这个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1993—1996年)传播广泛，形成研究热潮，一时间出现了“法兰克福学派热”的情形。但是，这个范式左右中国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遭到了多方面的质疑与批判，总的看法是：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是一个高度语境化的产物，不能进行简单的移植套用。因此，知识界呼吁要走出“阿多诺模式”，在多重批判和反思中，经历了从文学到哲学、从现代化到现代性问题的深度思考过程。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别主张以批判、否定和反思的方式走出“阿多诺模式”，三者之间的现代性构思差异，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优势和生命力也在反省过程中得到展现。通过现代性问题反映出的哲学形态的区别与互动，以及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进一步巩固，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特色。
一、从“历史的阿多诺”到“阿多诺模式”
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首次提出了“文化工业”概念。文化工业既非民间文化，也非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具有反叛性的大众文化，而是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垄断阶段之后大众文化的特殊形式，即工具理性同一性逻辑支配下的文化形态。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之所以可能，是由于现代技术的力量以及经济与行政力量的一体化。技术的力量确保文化产品实现了标准化和可以机械复制的再生产，在这种标准化中，个性只有与普遍性达成一致才能得到容忍和交换。因而，标准化与伪个性化不过是互为补充的两个标签。以电影、广告、音乐为例，以技术为支撑的大众媒介变成了用于各种宣传的工具。总之，文化工业发挥了一种自上而下整合大众的虚假意识形态功能，是文化进步过程中走向其对立面的趋势之一。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强调：1942年着手写作的《启蒙辩证法》有着深深的“社会环境的烙印”，形成于欧洲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之下，是高度语境化的产物。阿多诺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正是为了揭示当时社会环境的主题。
《启蒙辩证法》1990年首次被译成中文(《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从时间节点看，它传入中国的时间与大众文化在中国兴起的时间基本同步。从接受主体来看，“真正把批判理论范式引入中国大众文化(在当时主要指王朔的所谓‘痞子文学’)批评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倡导者”①。“人文精神”讨论是一场文学界内部的讨论，发端于1993年夏天，持续到1996年初。“人文精神”倡导者将自己的使命看做知识分子的一次自我拯救。他们认为，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涌现，中国的文化现实正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与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的“精神失据”密切相关。知识分子要走出失据、失语状态，从社会的边缘重返中心，就应该以重提“人文精神”为开端。因此，他们以精英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和审美主义的姿态批判大众文化肤浅、媚俗、功利，导致中国的文化成了一片“废墟”。
正是在“人文精神”讨论的背景下，在文艺理论的学院研究中，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成为中国大众文化批判的第一个基本范式：批判理论范式。陶东风指出：“首先使用这个范式的可能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欲望与沉沦——当代大众文化批判》……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大众文化提供的是一种虚假满足并使人们丧失现实感与批判性；大众文化的文本是贫困的(机械复制的、平面化的、没有深度的、缺乏独创性的)；大众文化的观众(大众)是没有积极性批判性的，他们不能对于文本进行积极的、选择性的阅读。这个对于大众文化的基本判断在后来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基本得到了延续。”②这个范式被海外学者徐贲称之为“阿多诺模式”，特指“人文精神”讨论背景下，中国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范式。
徐贲从1995年起开始撰文对国内文艺批评领域的批判理论范式进行反思，他认为这个范式缺乏历史眼光，“我国目前的一些大众文化批评却恰恰把阿多诺的理论当作一个跨时代、跨社会的普遍性理论来运用，把历史的阿多诺变成了阿多诺模式”③。陶东风也撰文对自己先前的观点进行反思，提出了“历史错位说”，认为，由于历史阶段和境遇的差异，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是有限度的。
“阿多诺模式”的接受高潮仅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近三年时间，在百余年西学东渐的历史长河中，可谓昙花一现。一个深层的原因在于它产生的语境：“人文精神”讨论。“人文精神”倡导者身上带有强烈的“八十年代”烙印，尤其与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以甘阳为代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思想取向内在一致。甘阳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话语。”④“我认为整个编委会这样一个人文冲动，它的终结是王晓明他们那一场人文精神辩论。”⑤根本上，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最新也是最后的“能指”。伴随着市场化进程和改革开放的加速，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政治问题成为最根本、迫切的问题，知识分子逐渐实现了从“敌视”到“介入”，从启蒙精英主体到“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
③徐贲：《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国文化讨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152页。
方法：一般泡脚水的温度以40～45℃为宜，最好不要超过50℃；泡脚时间最好选择在晚上临睡前，以15～20分钟为宜。
根据计算分析，建议立即清除该桥的砂堆。砂堆清除后，大部分梁体位移得到恢复，墩身垂直度满足规范要求；病害处理后运行1年多时间，没有发现类似的病害发生。
走出“阿多诺模式”是通往新时期的一座桥，跨过这座桥，一方面，开启了批判理论本土化的探索过程，以此为开端，每一位援引批判理论的人，都或多或少表现出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诉求；另一方面，批判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从文学转向哲学，知识界在以各种立场批判“阿多诺模式”的过程中，关注焦点从文学转向哲学，从现代化转向了现代性问题。“现代性与现代化是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就是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文明获得现代性的过程，现代性就是现代化的结果。”⑥既然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特殊语境中展开的过程，那么，作为结果的现代性就必然拓宽了西方现代性的含义，因此，我们有待在独特的现代化经验基础上，反思并建构自己的现代性哲学。如果说文学诉诸情感的表达，是多元文化吸收、沟通、融合的突破口，而哲学诉诸理性的思考，深入到人们世界观的内核处，是最难以融合的文化形式，因为每一方都固守一种理论正确、高于他者的优越意识，因而往往表现出针锋相对甚至彼此论争的特点。这种哲学论争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接续不断，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现代性构思差异则是其当代性的体现。
二、自由主义的批判与价值选择
首先对“阿多诺模式”进行批判的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在徐贲走出“阿多诺模式”的反省基础上，国内学者陶东风在《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一文中再次发挥了徐贲的观点。他指出：“历史的错位决定了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针对西方大众文化所得出的许多结论上，都与中国大众文化的实情极不吻合。”⑦因为，中国的大众文化所产生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功能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有极大差别，它的价值在于“具有消解一元的意识形态与一元的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⑧。相反，“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以法西斯德国的国家主义为经验基础与分析蓝本的，所以，它更适合于用来分析与批判中国‘文革’时期的极‘左’意识形态专制与群众文化(当然也要经过调整)”⑨。因此，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众文化不仅不能作为批判理论的批判对象，反而应被看做一种颠覆反叛力量，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被收入刘军宁主编的《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一书。该书为《公共论丛》丛书之一种。《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前后出了8辑)最鲜明的特色就是自觉坚持了一条自由主义，尤其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公开言说之路。从该丛书对陶东风这篇文章的选编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大众文化的基本态度：崇尚个人主义和多元主义，反对精英文化、政治权威文化等对大众文化的话语统治，因而，必然拥抱刚刚得到发展的大众文化。以徐贲和陶东风为代表的“错位说”很快成为一种基本认知框架，朱学勤、雷颐、徐友渔等自由主义者纷纷撰文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进行围剿，这就导致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很快陷入“理论过剩”的危机。
朱学勤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现代转型是由几个知识分子关在书斋里搞文化工程设计，从‘文化’里‘开’出来的。沉溺于文化讨论，只能说明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面对另外两大板块尤其是制度层面的偷懒、无能与无奈。”
以“文化批判”见长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这种“文化决定论”思想的洋根源，所以朱学勤认为，当下我们应该挤挤文化中的水分，立足于经验，具体地甚至是技术地解决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问题。雷颐指出，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在中国的‘横向移植’的后果便是使正在艰难催生的‘现代制度’更加难产”
。徐友渔也指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文化解决根本问题’、‘重价值理性、轻工具理性’，这两条和中国正大行其道的新儒家路向不谋而合。那边只谈异化，这边醉心于终极关怀，现实的、严峻的历史可能少有人顾及，制度革新和制度建设有无人问津之虞”
。
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同的围剿中，对“阿多诺模式”的批判已经由文学话语转换为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以徐贲、陶东风为代表的文艺理论家继续在文学话语内部寻找新的资源——以费斯克与布尔迪厄等人的英美文化研究理论来批判和消解“阿多诺模式”。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将这种批判放在更为开阔和本质的层面上来思考，理论焦点从文学艺术转移到政治制度，从文化批判转移到现代性反省方面。
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哲学应是政治哲学、制度哲学和公共哲学，而不是文化哲学。如《公共论丛》在编辑旨趣中提到的：“中国文化欲回应现代性的挑战，不能仅以‘船坚炮利’为能事已毕，也不能仍旧把‘道’封闭在超越的形上领域之内。它同时意味着群己权界的调整，意味着学术的重点，要从‘内圣’的道德本体移至‘外王’的公共哲学上来。《公共论丛》将围绕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以探讨如何确立新的公共哲学为主题。”
邓正来也提出：“在现代化基本问题的认定上，必须用国家—社会的二元观替代权威本位观。”
因此，虽然20世纪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多元主义持拥抱态度，但是他们反对相对主义，在现代性价值领域的诸神之战中，秉持着价值的坚守，认同自由、法治、私有产权、个人主义等古典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
古典自由主义世界观立足于英国经验论哲学，经验论认为：人的理性是一种有限理性，感觉经验是知识唯一可靠的来源，理性认识是抽象、间接、贫瘠的；在方法论上，重视感性经验的积累、反思、多元以及自然演变；在经济模式上，强调自由竞争，尊重自然的力量，进行温和的改良；在政治上，限制权威，“捆住国王的手”，培育一个健全自治的市民社会；在文化上，反对急躁冒进，持保守主义姿态，不低估或贬低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0世纪末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基本全面认同，尤其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重新诠释、转化和接引我民族固有传统，探寻和建立能够支撑政治民主、经济自由、文化腾达，物质与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公共哲学基础，从而避免走向离散而缺乏共识的社会。”
这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进化论自由主义者的“全盘西化”文化观截然不同，而这种心态的转变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蓬勃发展的体现。
20世纪末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在世界多元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因此，他们对现代性的诸价值分化有所反思，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传统与现代、中国价值与普世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兼容是他们思考的主题。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些价值的相互兼容，就不仅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还必须超越自己的价值立场，以实践为导向和前提，以更开阔的胸襟实现与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的对话和互动。而20世纪末自由主义者以世界范围内实现现代化的“共性”逻辑为思想前提，他们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西方经验的“优越感”，无法克服自身的先天不足，表现出“保守性”的特点。
三、后现代主义的否定与激进尝试
除了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对“阿多诺模式”的批判也值得注意。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中后期发达资本主义阶段产生的社会思潮，不仅指时间上后来，而且重在表达当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消解等级、本质、中心、意义和确定性等启蒙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还处在生成过程中，很难正面立论，形成确定性的内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入中国，后现代主义就引起人们的兴趣；到90年代中后期，“后学”热兴起，代表性的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在这个过程中，“阿多诺模式”遇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否定。
阿多诺的否定哲学对现代性持批判性的辩护和捍卫，导致和后现代主义之间产生了纠葛，雷颐即指出：“中国的‘法兰克福’与中国的‘后现代’、‘后殖民’倒非常一致，甚至难分彼此。”
这种看法有失偏颇，中国的“法兰克福”与中国的“后学”不仅不一致，而且还针锋相对，尤其体现在如何看待新兴的大众文化问题上。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缘分。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消解意义，因而人们在文化中追求的是享受和快乐，而不是崇高和克制。新兴的大众文化刚刚出现就遭遇了来自“阿多诺模式”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讨伐，亟需为自己找到一套阐释系统，进行价值提升，提供依据和标准。因此，反权威、反权力、反启蒙的后现代主义合乎逻辑地成为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哲学基础。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指出，我们要拥抱大众文化，回应大众文化面临的挑战，就要消解、否定和走出“阿多诺模式”。因为，“阿多诺模式”与中国语境之间不仅存在时间上的错位，还存在空间上的隔绝，从而缺乏普适性。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和优越感，即使是对移植欧洲文化的美国也保持着内在的拒绝和不屑。霍耐特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一直到学生运动时期在三重意义上都是一种深深的欧洲中心主义论说：只是指向欧洲的历史进程；只是以欧洲思想家为依托并将世界一部分的欧洲看成世界的全部。”
所以，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而言，“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揭示了法西斯统治下欧洲大众文化在三四十年代时期的状况，因而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强烈的批判性价值，但它并不具有普适性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运用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观点来分析后现代文化精神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显然已经不合理了。”
正是由于凸显了地域、空间的特殊性，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对大众文化的这种辩护与自由主义者立意截然不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现代性为理论蓝图，他们预先接受了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陆续走向现代化的共性逻辑，“阿多诺模式”与中国语境之间存在着时间的错位，因而暂不适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包含着对西方启蒙现代性中普遍主义信念的批判和质疑，他们意在突显“特殊”地域中的文化主体意识，因而欧洲中心论的“阿多诺模式”完全不适用中国语境。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后裔”，二者具有不可剥离的内在关联性。后殖民主义“将一种发生在西方内部的边缘对中心颠覆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引入到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边缘对中心挑战的权力网络中，从而使西方后工业社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文化逻辑之争，扩散成为全球化语境中‘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政治权力关系之争，从而揭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霸权问题”
。
后殖民主义强调了文艺的政治性和民族性，反对寻找艺术的真理性，而这是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极力追寻的。在后殖民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看来，张艺谋、陈凯歌早期电影的潜在观众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他们是以一种“东方化东方”的形象迎合西方社会，以国民的丑陋性和国家的落后性取悦于西方社会。但是，他们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失败，也不是一种惶惑无路的状态，而是在政治、经济诸方面转型的时刻中文化震荡的反应。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文化从此失落，而是它本身走向多元选择中的新的多重可能的展示。在这种状况下，新的生机也已经出现了。”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对启蒙现代性的否定，没有形成统一的哲学，但是逻辑上包含着向前现代的复归(回归传统)和超越现代的渴望(面向未来)这两个维度。因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也包含现代性建构的哲学尝试，并不全然成为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离心力量。比如，一种尝试是通过寻找古典传统，彰显文化主体意识的方式来建构中国现代性。“国学热”盛行是其在民间的体现，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兴起，后现代主义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话语建构是其在理论上的深刻反映：“中华性并不试图放弃和否定现代性中有价值的目标和追求。相反，中华性既是对古典性和现代性的双重继承，同时又是对古典性和现代性的双重超越。”
“中华性”尝试在“特色”和“共性”辩证法之上重新设计一套关于“现代”的观念和制度，“也就是说他们要放弃一系列得到长期的历史经验支持、被证明问题虽然多但却实际上却没有比之更好的观念和体制，而要完全重新设计一整套理论上‘完美无缺’的观念和体制”
。因而，较之中国自由主义现代性反省的保守性，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尝试表现出抽象、激进的特点。
如果我们希望银行更加慷慨一些，每一个月进行一次利息计算，然后利滚利，一年后我们将获得2.61元的收入。
另一种尝试是通过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超越启蒙现代性，建构中国现代性。马克思主义确立了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哲学变革中包含着鲜明的后现代意蕴。正是由于这种相关性，一些研究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后学”资源以及尼采哲学、海德格尔哲学等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嫁接，重新确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形态相继出现。这种重新诠释，使得马克思主义变得立体化起来，但也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图景碎片化，导致各个理论之间互不了解，个人在总体性面前陷于孤立，虚无主义盛行，最终将马克思主义消融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高调”之中。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文艺、哲学以及制度建设等均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对这种影响我们应该辩证看待。尽管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现代性话语的建构中表现出抽象的乌托邦和唯心主义色彩，但其积极影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它对思想批判性、反思性、多元化的启迪已经成为理论思考的前提。这表现为，在借鉴世界范围内的文明成果时，每一位援引外来理念的人都强调其必须本土化、中国化，适应中国国情。
四、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与开放建构
⑨陶东风：《批判理论的语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批评》，《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后现代主义在批判“阿多诺模式”时将其理性的底色也抹掉了；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对现代性批判持一种理性的坚守和扬弃，并未在毫不妥协的批判中迷失方向。后现代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深度思考，讲究多元对话、协商策略和实践指向，这就容易将理论扁平化，缺乏批判性和超越性，从而导向世俗化、功利化和实用性；阿多诺的美学理论坚持随笔断片形式、晦涩难懂的写作风格，他认为这种风格本身就是对理论自我放逐的不妥协。所以，比起自由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对原初理论不做深入理解的批判、否定和消解，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语境的历史效果，应该对原初理论有深入理解，而不是前提性的误解，首先理解理论的真理性主张，才能实现更好的相互理解，发挥理论的巨大潜力，因而在对“阿多诺模式”的批判态度和思考方向上更加理性、务实、致远。
朱学勤：《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读书》1997年第11期。
另外，在将社会关系引入审计委员会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首先要解决审计委员会规模相对较小，审计委员会成员和管理层的背景信息较难查找，“隐性”的社会关系不容易被查找的问题；（2）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主要与财务有关，在引入社会独立性时不仅要考虑审计委员会成员与CEO之间的社会关系，还要考虑其与CFO之间的社会关系；（3）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CEO兼任董事长，CEO或CFO在审计委员会兼职的情况，这些情况势必会削减其他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话语权，使其更容易成为管理层摆布的“傀儡”；（4）审计委员会与管理层的社会关系，也会受到诸如管理层特质的影响，如管理层权利、性格、专业等影响。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个性与共性的辩证法，在方法论上要求在保持特色、立场，与追求共性、包容之间寻求对立统一。正是在这种既保持立场，又开放互鉴，“特色”与“共性”交相作用的辩证格局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开辟出新境界。进入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普遍意识到，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实现纵深发展的新的生长点。贺来指出：“现代性的课题，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关怀，正是通过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人的现实命运进行理性批判和人文眷注的全新哲学形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获主体性与主体意识是近代直到今天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根本主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刻意识到，现代性建构要以坚守立场为前提，保持理论的开放包容性，吸收世界文明成果，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这里就包括与西方现代性的主流思潮——自由主义的对话与互动。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与互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美国等国家一直存在
，在20世纪初的中国，体现在自由主义者胡适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带有世界观和方法论色彩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之中；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则体现在关于社会形态、制度安排和价值观的顶层设计讨论之中，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前提下，积极实现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互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其扬弃的智慧成果。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将自己置于西方现代化道路合法化危机的历史背景中来思考现代性问题，对“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予以认真对待和消化，反思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面临的教条主义、独断主义、绝对主义、整体主义、官僚主义、实用主义的风险与挑战，掀起了“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以马解马”讨论热潮，守正创新，从而突破了苏联经典教科书的理论框架制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
中国神华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工业控制系统有DCS，SCADA，PLC，其中DCS采用Honey well的E-PKS系统；SCADA采用爱克讯公司的SCADAPack RTU系统，与DCS有统一的操作界面；PLC则有Siemens，AB，GE等公司的系统。
马克思主义有鲜明的特色主体意识和普遍性的全球视野，是人民性、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其中，革命性是它的生命要素。革命性既指唯物史观、群众史观视野下的社会革命，还包括理论的自我革命、自我扬弃，容吸他人视野、知识和观点的态度。正是通过这样的态度和方式，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克服自己的局限，变得坚定和丰富起来。因此，批判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特色主体意识的内核，也是其科学精神和全球视野的真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带着这种特色主体意识参与到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来，又在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确证并强化了特色主体意识，这也是其超越自由主义的“保守性”和后现代主义的“激进性”，保持理论优势的内在要素，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以及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流互鉴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注释
2018年 中国盐业总公司完成公司制改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正式更名为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
农林间作是根据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应用生态学原理，将农业和林业两种产业的主要栽培物种有机排列进行间作而组成的一种农林复合模式[1]。农林间作不仅能够减少水土流失，降低风速，改善小气候，提高水分利用率，提高生产力，还能够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3]。
①②陶东风：《研究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谈“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答赵勇博士》，《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以下是系统仿真参数：电感为1×10-4 H，电阻为0.001Ω频率为50Hz，线路首端电压为6.3kV，下一级负荷额定电压为6.3kV，下一级负荷有功功率为1.2MW，线路阻抗为3Ω。
④⑤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226页，第231页。
答：补氧胶丸从1995年进入哈尔滨市场，已经二十多年了。主要是应考学生、心脏病人和呼吸系统疾病者服用。山西一个妇女，孩子煤气中毒留下后遗症，服用补氧胶丸效果甚好，曾介绍很多亲友购买。谢谢你的建议，我们会作适度的宣传。
⑥王晓升：《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梳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⑦⑧陶东风：《批判理论与中国大众文化》，见刘军宁等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292页，第291页。
这些创新性发展，在哲学层面体现在：“(1)凸显了“主体性”“实践”“人化自然”等理论元素的地位，产生了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术成果。(2)全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的性质、条件和任务的认识。……(3)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谱系……也广泛参与到经济哲学、科技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等学科交叉的发展和建设中，密切关切社会生活现实，对现实热点难点问题发出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声音，在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解过程中，接触、吸收和深化了文献考据、语义分析、文本诠释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路径；(4)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广泛地与古今中西，特别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哲学思想进行学术对话，思考现实和思想本身，在其中积极主动地‘出场’，多角度地进行交换和比较，进行砥砺和切磋。”
这些成果以实践为导向，既致力于吸收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理论资源，同时又自觉与它们抗衡，在“特色”与“共性”的辩证法中，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和信仰认同。
在中国语境中，真正将现代性概念提出来并广泛使用和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最早系统提出现代性并作为核心概念加以讨论的，是后学派和新左翼，时间在1994年左右。”
其中以1994年汪晖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最具代表性。在现代性问题讨论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反思了大众文化批判的“阿多诺模式”。他们认为，除了要认真对待法兰克福学派的语境化问题，更要深入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实质。自由主义者将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看做文化问题，在文化的脂肪上挠痒，对原初理论做了一个过窄的理论解读，因为：“他们共同的兴趣，与其说是所谓的大众文化批判，毋宁说是社会批判和理性重建，再概括一点，就是现代性批判。即使是阿多诺的那些有关大众文化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也都是为他的理性批判和社会设计服务的。”
既然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实质是一种对待现代性的理性批判立场，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重点就应该有所转移，从美学、艺术转移到认识论、方法论、政治历史哲学方面，从阿多诺、马尔库塞转移到霍克海默、哈贝马斯。20世纪末的“哈贝马斯热”就是这种转移的体现，也是走出“阿多诺模式”的直接反映。曹卫东指出：“无论人们对他(作者语：指哈贝马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持何种态度，他所创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趋向的社会理论和文化现代性理论体系都是当今世界上颇具特色，也颇为重要的思想体系之一，值得我们做深入细致的批判研究。”
作为一位“富于批判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开始受到中国知识界的热捧
。此外，相比较“阿多诺模式”不加反思的横向移植，“哈贝马斯热”中沉淀了理性批判的声音，尤其以2001年哈贝马斯的访华之旅为起点，人们对其表现出的暧昧不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表示失望，对其理论批判性的借鉴成为研究的基本前提。
雷颐：《今天非常“法兰克福”》，《读书》1997年第12期。
刘军宁等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361页，第362页。
徐友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读书》1998年第1期。
邓正来：《市民社会的理论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霍耐特：《“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致辞》，见阿梅龙等主编：《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页。
金民卿：《后现代精神和中国大众文化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杨贵生释比说的：“在木梯村没有祭祀的寺庙，每家的屋顶上也没有白石，过羌年也只是大家一起吃吃肉，真正的古羌文化都被丢了。”羌族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民族文化，不应该就此慢慢消失，所以呼吁各界关注5.12地震后，迁移区羌族的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关注释比传承人的生活现实，将对羌族的关注落在实处。
王岳川：《后现代殖民主义在中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许纪霖：《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21页。
将[0,xm]区间等分为m1个子区间，并设每一个小区间为[xri-1,xri],(i=1,2,…,m1).因此，每个小区间端点xri=i·2-N/m1,(i=0,1,…,m1).设幅度修正因子函数Kc在区间[xri-1,xri],(i=1,2,…,m1)上的最佳一致逼近一阶多项式为
曹卫东：《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效果》，《读书》1997年第11期。
规划指出，核能到2030年将继续是一种重要的基荷能源，能够帮助确保长期能源供需结构的稳定性。在到2050年的更长时间框架内，核能也将是一项“可行的脱碳选择”。
曹卫东：《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2页。
在中国知网以“哈贝马斯”为“主题”进行检索，20世纪80年代，以1989年13篇为最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呈直线上升趋势，以1999年68篇为最高；进入21世纪，每年发表量均为数百篇，其中以2012年456篇为最高。而同样以“阿多诺”为“主题”进行检索，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表文献量同期均明显低于哈贝马斯相关文章。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
贺来：《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3期。
朱高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陈学明、马拥军、罗骞、姜国敏：《论新时期中国学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路向》，《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
岁月悠悠，春草枯了又绿，水仙芝还走不出河岸。那人走了，在黄浦江畔，她还徘徊在河边，向河水诉说心事。春水流到夏天，涨起潮来，又慢慢退去。平静，亦如现在，水中浸着一弯残月。
A Modernity Reflection on Walking Out of “Adorno Model ”
Lu Hongxia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 The critical theory represented by Adorno’s cultural industry theory is the first paradigm of Chinese mass culture criticism， which holds the standpoint and methodology of total negation of mass culture， and is called “Adorno model”. This paradigm has not influenced the critical discourse of Chinese mass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and was soon criticized and denied. The intelligentsia has criticized and reflected on “Adorno model”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experienced a deep thinking process from literature to philosophy and from modernization to modernity. After examining the three approaches of criticism， negation and ref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beralism， post-modernism and Marxism out of “Adorno model”，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e conceptual differences of these three approaches on Chinese modernity， so as to deeply reveal the advantages and vitality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 Adorno model； modernity； Marxism； criticism
收稿日期 2019-05-21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研究”(16ZXC014)；“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项目
责任编辑 曾巍
标签：“阿多诺模式”论文; 现代性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批判论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