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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2月是史学大师雷海宗的百年冥诞。随着雷海宗遗稿佚札的整理出版以及“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的隆重召开，淡出学人视野已久的雷海宗再度引起史林瞩目，雷海宗研究也成为“近年来学术界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
一、百年回眸——雷海宗生平研究
百年海宗，跌宕起伏。他出身书香门第，少年得意；中年名震遐迩，也饱受非议；暮年再遭批判，晚景凄凉；近年则备享哀荣。
雷海宗晚年高足王敦书撰写了多篇回忆文章，详细介绍了先师的生平事迹。雷海宗原名雷得义，字伯伦，1902年生于河北省永清县基督教家庭，自幼受到旧学和新学双重熏染。1917年入读北京崇德中学，1919年转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22年公费留美，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1927年获哲学博士后返国，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31年转任武汉大学史学系和哲学系合聘教授。1932年重返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后随迁至西南联大，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还和林同济等人创办《战国策》杂志与《大公报·战国副刊》，形成轰动一时的战国策派。抗战后返回北京，留任清华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
雷海宗“不大识时务的书生气”使得晚年难求安宁，“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以一介书生的瘦弱去挑战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1]，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1年摘帽，次年刚入花甲便撒手人寰，1979年“右派”被改正。雷海宗的同事对此有感人肺腑的记载。冯承柏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雷海宗被错划为“右派”的前因后果，澄清了种种不实之词[2]（P11—15）。范曾认为雷先生“志决身歼，不惶他矣”，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代价。魏宏运曾顶着压力为雷海宗追悼会致悼词，多年后仍对其“右派”遭遇扼腕不已。
门墙桃李也提供了雷海宗生平的只鳞片爪。齐世荣深情回忆恩师关照自己生活的细节。肖黎回忆了雷海宗离世前夕抱病讲课的动人场景。资中筠特别提到让她“心灵震撼”的事件：1943～1944年抗战最艰苦的时候，美国为加强中美文化交流和改善中国教授科研生活条件，曾邀请著名学者赴美讲学，多数应邀成行，雷海宗却不顾梅贻琦校长的相劝，以学校处于困难时期不能离开为由婉拒了邀请。
二、誉毁参半——雷海宗教学研究
雷海宗献身于教育事业，以神圣的课堂讲学作为自己的主要职业与终身使命。
一些亲炙弟子对他的讲课赞不绝口。齐世荣誉之为“一代名师”。王敦书称恩师讲课“极有条理，深入浅出，鞭辟透里，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卞僧慧推雷海宗为教学改革的先驱，20世纪30年代即采用“研讨班”的形式，教师总体指导，列出书目；学生重点读书，定期报告互相启发。何兆武忆及雷海宗的中外参证法教学。王永兴回忆雷海宗屡次建议他多读欧洲中世纪史，以加深对中国中世纪史的理解。资中筠曾为雷海宗调离北京大发感慨：“雷先生之不幸，却是南开大学之福。”陈乐民也深有同感：“南开大学得人啊！”
当然也有学生对雷海宗的讲课颇有微词，如赵俪生《篱槿堂自叙》中“常见有对其师的不满语”，“至于低一层次的雷海宗、刘崇宏，那更是每有不敬了”。何兆武批评他对年代数字的神秘性过分入迷。许渊冲直陈雷海宗讲的史实很少超越中学时学过的知识。汪曾祺散文中甚至有“讲到哪里算哪里”的调侃。
有人注意到雷海宗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关注欧美名校的改革，并针对中国大学分科过细的弊端，提出通才教育的全新理念。
雷海宗还关心中学历史教学，在《历史教学》发表了13篇文章，解答教学问题，简释历史名词，评述中学教材。其实解放前他主编的《周论》就出了“大学入学考试专号”，还亲自撰文谈了对历史、地理与公民三门学科的看法，学界对此似乎未曾留意。
雷海宗毕生忠诚于教育事业，身教言传，爱护学生，桃李满天下。不少史界精英，如丁则良、何炳棣、何兆武、齐世荣、王敦书、蒋孟引、王永兴等都聆听过他的教诲。吴于廑就读西南联大时，作为旁听生自始至终听完雷海宗的中国通史课程。何炳棣与王敦书大著卷首都赫然题有“谨以此书献给先师雷伯伦”，可见雷海宗对弟子的影响至深且巨。
三、中西融通——雷海宗学术研究
雷海宗涉猎广泛，著述宏富，被誉为“贯中外、通古今、兼宏微、融史哲”的大师。美国《民国传记辞典》总结了雷海宗三大学术贡献：考证殷周年代、创立中国文化两周说、质疑中国奴隶社会[3]（P283—285）。侯云灏认为这“基本上概括了他主要的学术成就，但不太全面”，又补充了三点：重视人类主体能动作用的哲学思想、历史分期观点、实用主义史学理论。
王敦书回顾了雷海宗的治学历程：留学美国，讲学宁汉，重返清华，移座南开；归纳了雷海宗学术思想与成就的四个特点：博古通今，学贯中西，重视跨学科研究；以哲学观点消化史料，解释历史，自成体系；热爱祖国，坚决抗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追求真理，锐意创新，勇于提出独立见解。
雷海宗的史学理论（尤其是文化形态史观）与中国史成就一直备受瞩目，而近年对其世界史贡献的研究则异军突起。
1.史学理论方面
学界认为雷海宗在引进西方史学理论方面功高至伟。他译介与践履克罗齐的理论，和蒋廷黻共同倡导了与王国维、陈寅恪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清华学派：重分析、重综合、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他还密切关注当时西方盛行的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反响最大非议也最多的当属他大力鼓吹的文化形态史观。雷海宗一度以“中国学界第一位形态历史家”饮誉史坛。但在抗战的特殊环境里，以雷海宗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却因宣扬文化形态史观而被目为法西斯派别，遭到猛烈批判，沉冤卅载。直到改革开放后，学界才开始以雷海宗为突破口，还战国策派清白：在分析其唯心主义实质之余，肯定其抗战救国及文化重建的热忱。侯云灏认为它体现了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想，因应了抗战建国的需要[4]（P75—87）。雷戈强调它的“历史警觉性”。田亮批评了战国策派“强史就我”的毛病，但承认“其主旨就是揭橥民族主义，其动机应该说是善良的”。张国刚对战国策派产生、发展及其历史作用作了学术史上的解读，认为文化形态史观是对20世纪30年代史学研究中忽视整体宏观研究、碎化历史的纠偏。江沛用翔实的资料为战国策派全面翻案；张广智称其“论证较为有力，评判较为公允”，但评价时也有爱屋及乌的通病。Michael R.Godley也肯定了雷海宗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探究历史寻求救国良方的努力[5]（P95—122）。
2.中国史方面
1940年雷海宗把执教清华时发表的论文稍作增删，合成《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声誉鹊起。林同济只要有机会，就要拿出雷海宗来，就要向人推荐雷海宗的这本书。该书在海峡两岸多次再版，至今影响未衰。吴相认为它从兵、家族、元首等独特视角寻绎历史，具有相当的价值。陈晓律认为他对中国积弱原因的剖析至今发人深省[6]（P52—57）。侯云灏详述了中国文化两周说：雷海宗创造性发挥了斯本格勒的理论，认为世界上其他文化都经历一周后覆亡，而中华文化独具二周，还有望建立第三周崭新的文化。
雷海宗其他中国史论文及任教清华时编选的《中国通史》讲义与《中国通史选读》史料，由于年代久远较难寻觅，大陆鲜人问津。王敦书收集整理《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齐世荣概括该论文集的特点为广、专、精，“比较全面地反映出了雷先生博大精深的治学特色”。瞿林东对其中第二编《〈中国通史选读〉纲要》击节不已：特点鲜明，以目录显示纲领，以解说阐明要旨，以史料为主要内容；历史分期自成一说；贯穿通识理念。台湾地区的张维屏透过《中国通史选读》特别是第一册前两章的内容，探讨其中所体现的古史观念，以及如何解说上古时代中国国家起源和发展的问题。
雷海宗的得意门生、美国科学院院士何炳棣则为“雷海宗的年代”呼吁：雷早在1931年就证明《竹书纪年》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27年之说可信，瑞典高本汉1945年才发表类似看法，因此从学术公道的立场“高本汉的年代”应称为“雷海宗的年代”。
3.世界史方面
世界史是雷海宗留洋期间的专业，但回国初期他主治中国史，世界史论文极少，授课的《欧洲通史（二）》提纲与《世界上古史讲义》又未能付梓，学界难以领略其中堂奥。雷海宗百年诞辰前后，这些尘封已久的成果陆续出版，在世界史学界引起轰动。
王敦书以武汉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欧洲通史（二）》详细铅印提纲为主，参照上海师大季平子珍藏的部分手抄提纲，整理成《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陈乐民誉之为“欧洲中世纪的百科全书”与“研究西方文化的必备的工具书”。杨生茂盛赞《纲要》点击要人、要事、要文、要书，总结其在文化史观（多元论）、史学方法（鉴别吸收）和史学目的（学以致用）等方面的贡献，也直陈其不足：视共产主义为俗世宗教；低估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7]（P113—115）。郭小凌认为《纲要》准确概括大量知识点，透彻解析重大事件和人物，清醒把握西洋历史脉络，证明雷先生非同凡响的世界史功力。
《世界上古史讲义》为南开大学历史系1955年油印本，曾被教育部定为高校交流讲义，因1957年雷海宗被划为“右派”而未能及时出版。《伯伦史学集》第四编选录该讲义首章和尾章，第一编收录了五篇世界史论文。尽管仅为全豹之一斑，但学界已重新审视雷海宗的世界史贡献。马克垚高度评价他独树一帜地建立囊括世界、歌颂中华的历史体系，还称叹雷的诸多真知灼见，如反对西欧中心论、重视游牧民族的历史、批判西方谬论等。
四、小结
雷海宗研究蔚然兴起，与雷海宗“平反”后几次“曝光”密切相关：1982年《中国历史学年鉴》对他进行专文介绍；199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为他专列条目；1992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举行“纪念雷海宗诞辰90周年暨逝世30周年”会议；2002年百年诞辰之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史学理论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大型学术研讨会，《天津日报》与《光明日报》等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近年雷海宗研究有了可喜进展，取得两点重要成果：一是推翻了战国策派为法西斯派别的“盖棺定论”；二是开辟了雷海宗世界史研究的新领域。当然，在这股研究热潮中，雷门弟子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对雷海宗的评价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另外，雷海宗许多著述仍未整理出版，学界难窥全豹；现有研究中书评类文章较多，重复性成果不少。因此，系统发掘、深入剖析与批判继承雷海宗的历史遗产，仍是雷海宗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