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向何处去——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学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金融危机论文,何处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2)07—0028—10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学这颗社会科学上的“皇冠”顿时暗淡无光，饱受着全社会的关注和诟病，经济学界的自我反省也一直不断。从英国“女王难题”所引发的学者讨论，到著名经济学报刊所组织的观点争鸣，甚至于一些决策部门所举办的听证会“拷问”，无不关注着这样一个共同主题：经济学究竟怎么了，经济学未来会向何处去？
一、经济理论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主流经济学界认为，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已经达成了广泛的观点一致，然而危机的爆发却打破了这种“幻觉”。2009年6月10日，克鲁格曼(Krugman)于伦敦经济学院在纪念罗宾逊的演讲中“炮轰”经济学同行：“过去30年来，宏观经济学说得好听点是毫无用处，说难听点是贻害无穷。”[1]为响应这次责难，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不久便特意刊载了几篇有关经济学现状的文章，旨在对经济学理论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做一次摸底盘点和反思。
关于宏观经济学，克鲁格曼称最近20多年是其“黑暗时代”(dark age)，许多来之不易的朴素真理被人们所忘却。[2]斯蒂格利茨大声疾呼，不仅仅是经济，经济学理论也正在“自由落体”。[3]而德隆(Delong)也坦承，“经济学深陷危机”。[4]在这些批评家看来，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失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和模型建立在市场有效运行的不切实际的假设基础之上，因而丧失了预测此次危机的能力；第二，更为严重的是，根据主流理论，根本就不应该有危机发生，即从根本上排除了出现经济崩溃的可能性；第三，更糟糕的是，在危机发生之后，它们无法给政府决策者提供理论框架来帮助政府应付危机。[2][3]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盲点在于，或出于对金融市场的过于信任，或由于其唯“物”主义对金融“面纱”的缺乏兴趣，主流宏观经济模型对金融因素给予“理性”地忽视，然而此次危机正是金融问题所引发的灾难。[5]总之，主流宏观经济学家的工作排除了对当前金融危机主要成因的研究，在他们看来，经济学要想改过自新，需要坦承市场经济体系的缺陷和摩擦，将宏观经济学、银行、金融等领域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科学的宏观经济学模型。[2][6]
当前普遍流行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央行、政府和私有机构一直在使用该模型来进行预测和评估。由于该模型没有预测到此次危机，因而成为许多学者质疑和批判的对象。美国众议院科技委员会下属的调查与监督小组委员会在2010年7月20日举行了一次听证会，便把矛头对准了该模型，质疑国家经济政策抛开其他可选模型，而仅依赖单一的、特定的经济模型是否明智，并分别邀请五位经济学家出席听证会。[7]科兰德(Colander)认为，经济学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之所以令人失望，其原因在于，过度关注DSGE模型的某个特定版本而不是富有创造性地开发那些能够开发并且应当开发的复杂模型，因而科兰德主张用基于行为人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s，ABMs)取代DSGE模型，从而在研究经济体这样复杂的系统时描述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7]佩奇(Page)同样认为，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我们需要开发更丰富的关于经济的复杂系统模型，并经常要用到“基于行为人”的技术(即ABMs)。[7]
而与此次危机难脱干系的金融经济学也被克鲁格曼斥为“过分骄傲的金融学”[2]，其理论核心“有效市场假说”(EMH)更是受到了无情的质疑和抨击。该假说认为，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完全是公众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反映出来的内在价值，这意味着金融市场是理性的，市场对金融资产的定价将大致正确，因而泡沫是不会形成的。[8]克鲁格曼认为，该假说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无法判断某项资产的价格相对于盈利水平等真实经济的基本面数据是否具有参考意义，而金融市场远不是完美的，而是受制于特定的错觉及群体的疯狂，同样它也是高度不稳定的。[2]当前金融危机的扩散就是不稳定性的实际证明，正是对有效金融市场的痴迷才让众多的经济学家面对此次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出现集体失明。而反对有效市场假说的行为金融学家也认为，那些否认价格会偏离轨道或存在泡沫的人“看起来很蠢”，[8]基于有效市场假说建立起来的金融模型对行为者之间的互动作用视而不见，从而使与经济的网络结构具有密切关系的关于一些传染性和羊群效应的工作没有被纳入正统的经济模型当中。[9]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贝斯利和罕尼诗(Besley and Hennessy)在2009年7月写给英国女王的信中，将“没有人预测出危机的发生时间、程度及严重性”的主要原因归之于“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10]而这正源于对金融市场有效性的坚定信念。
面对这些质疑和批评，主流经济学家在保持了短暂的沉默之后站出来应战，他们竭力为这种经济理论辩护，声称危机并没有使经济学理论失效。卢卡斯(Lucas)在受到“炮轰”之后随即在《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特邀文章中“为郁闷科学辩护”，试图驳斥金融危机就代表着经济学失败的批评。令人惊讶的是，他声称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证实了他对“有效市场假说”的信仰：该假说的主要含义之一就在于我们永远不可能获得某种模型来预测金融危机，“靠寻求能够鉴别泡沫并能刺破泡沫的中央银行家以及调控家来对付危机和衰退，必定无功而返。”同时，他还为宏观经济学的“黑暗时代”辩护：无论在给予预测还是制订应急计划方面，甚至在汲取已故思想家的养分方面，宏观经济学家们都已经尽力了。[11]针对卢卡斯的辩护，北京大学陈平教授立即在《经济学家》杂志上作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卢卡斯所崇拜的“有效市场假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理论上，该假说的基本假设缺乏科学依据；而经验上，危机中的大量证据表明资产价格不能反映所有相关的信息，甚至可能会人为扭曲相关信息。而针对卢卡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危机预测失败开脱，陈平认为对金融危机短期预测的困难与有效市场假说的有效性无关，而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有关，因此我们需要替代性模型，而现实中确实存在这种模型。[12]然而，斯科尔斯(Scholes)却认为，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新的模型来取代有效市场理论。[8]
而面对克鲁格曼“经济学家为何错得这样离谱”[2]的责难，美国金融协会副主席科克莱恩(Cochrane)针锋相对地回应了一篇“克鲁格曼怎么错得这样离谱?”进行反驳。就金融市场非理性的指责，科克莱恩指出，金融市场所出现的非理性情绪所导致的资产价格的变化超过对未来现金流的合理预期是存在的，并已被经济学家用“风险溢价”概念捕捉了下来，但问题是这种风险溢价的大小及其变化难以定量描述，因而也就无法将泡沫同合理的低风险溢价区分开来，且目前还没有新理论比现在的更好。而面对克鲁格曼关于承认经济是有缺陷和摩擦的以及对经济参与者行为风险承担能力假设进行修改的建议，科克莱恩争辩称，这些恰恰是他们过去30年来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特别是关于风险倾向的新模式。[13]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为经济理论和模型进行辩护。阿西莫格鲁(Acemoglu)认为，危机并没有使经济理论失败，与之相反，认识到市场运行需要制度基础和自由市场并不等同于无监管的市场，这可以丰富经济学理论和实践。[14]马斯金(Maskin)从金融危机预测的角度，列举了一些已经警示了即将发生金融危机的经典的经济学论文，因此他认为那些关于经济理论不能为金融危机提供理论框架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15]泰勒(Taylor)指出，过去30年来发展起来的核心宏观经济模型并没有失效，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是由于这一时期的政策偏离于大多数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模型。[16]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时声称，当前的金融危机更多地反映了经济工程学和经济管理学应用研究层面的失败，而不是经济科学理论研究的失败。[17]查理(Chari)声称，在过去的25年中，宏观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包括行为和决策的异质性、金融摩擦、黏性价格和工资以及政府的积极作用等。主流的DSGE模型是一个逻辑一致的别无选择的研究框架，它可以容纳各种创新性的假设，并使宏观经济学思想得以通过共同的语言形式化，多数批评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理解DSGE模型。[7]
二、经济政策
同经济理论一样，在现实世界中，主流经济学家也相信事情尽在其掌握之中，并自以为已经达成了一项共识，即货币政策已足以提供经济调节所需要的一切药方，是调节经济周期的最佳方法。过去20多年的“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坚定了他们在经济政策方面的信心。
然而金融危机也给经济政策狠狠地扇了一巴掌，危机终结了宏观经济学家之间有关经济政策的虚假和平。突然之间，主流“凯恩斯学派”和“古典学派”能够接受的狭窄的政策操作空间(即货币政策)由于受到“零利率约束”而不够用了，因为在许多国家，短期利息率近乎为零，而且在银行业危机中，常规货币政策也基本上失去了作用，因此需要采取更为广泛的政策措施来应对危机。古老的争端由此公开化了，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双方均回到了各自的理论本源，对另一方的计策充耳不闻。“凯恩斯学派”开始全盘接受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他们将目光转向大萧条时代的文献，特别是凯恩斯的名著以及像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这类被遗忘的异端学者，从中寻找灵感。[1]克鲁格曼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依然是我们理解衰退和萧条最好的理论框架。[2]斯蒂格利茨认为，应该汲取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必须对支出的设计进行认真考量，以避免过高的负债。[3][6]阿西莫格鲁虽然担心财政政策的潜在危害，但也认为所有这些担心并不足以阻止我们实施一个综合性的刺激计划，这样做的理由并非仅仅是减少经济衰退的冲击，它还与经济增长有关。[13]副
但是，财政政策也并非没有遇到阻力，相反，“古典学派”则坚决反对这种政策。卢卡斯说，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次品经济学”(schlock economics)的产物，科克莱恩也说，这些计划的理论基础都是些虚幻的“童话”。[2]科克莱恩进一步认为，财政刺激政策必须首先考虑“李嘉图等价”的影响。在他看来，虽然“李嘉图等价”这个简单的抽象指标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当它被提出来以后，如果你想了解政府开支的影响，就必须说明为什么它是错的。并且，当你找到了某处“市场失灵”可能影响乘数，最优的政策建议是去发现问题的真正原因，然后修补这处市场失灵，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就用财政刺激去应付了事。[13]同样，阿玛蒂亚·森(Sen)也提出，不能简单地返回凯恩斯，而应当超越凯恩斯。他声称，凯恩斯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能当我们的救世主，我们务必要超越凯恩斯来理解目前的危机。凯恩斯的局限在于凯恩斯更多关注如何增加总收入，而相对不太关注分析财富及社会福利不平等分配问题，人们需要更多地认识到凯恩斯经济学解决此类问题的局限性。[18]
2010年2月12日，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Blanchard)和IMF另外两位经济学家共同发表了一份《反思宏观经济政策》的报告，旨在讨论宏观经济政策架构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尽管危机暴露了危机前的宏观政策框架存在缺陷，但是从很多方面来看，总的政策框架应该保持不变。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稳定的通货膨胀可能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它无法确保产出缺口的稳定和资产价格不出现严重泡沫；第二，通货膨胀水平过低时会出现流动性陷阱，使得利率政策工具面临“零约束”，导致货币政策失效；第三，金融市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泡沫是存在的，它在破裂后会对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第四，当人们意识到货币政策已经束手无策，而经济低迷将长期持续的时候，财政政策再度受到重视；第五，金融监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是中性的，它可能对宏观稳定带来冲击。[19]关于未来的宏观政策范式，这份报告提出了若干富有争议的设想。其中引起最多关注的是，他们建议把通货膨胀的目标提高，比如从2％提高到4％，从而有效避免零利率陷阱。他们还建议，宏观决策部门应考虑采取周期性的监管工具。就财政政策而言，政府应注意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创造出更多的“财政空间”，以便以丰年补歉年，同时，宏观经济学家应研究如何才能设计出更多的自动稳定器：一方面，政府的规模可以进一步扩大，税收进一步采用累进制以及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另一方面，应考虑在特殊时期，对低收入家庭实行税收减免，或是临时性的转移支付。[19]迄今为止，从目前各国央行的表态来看，宏观决策者对这份报告所提出的建议依然狐疑未定，尤其是关于报告中所提出的将通胀目标提高的建议受到学者的关注，但绝大部分学者持反对和批评的意见。
米什金(Mishkin)专门对“货币政策科学和方略”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危机发生前，货币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的进展已经使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认定当前存在着一门明晰的“货币政策科学”。通过对危机的解读，他认为应该吸取5个方面的教训，来改变我们在货币政策科学和方略上的思路。但是，他却声称，来自金融危机的教训并没有从任何角度侵蚀或推翻危机前发展起来的货币政策科学的9项基本原理。因此，我们不应该听从某些权威人士的建议，抛弃过去40多年所学到的宏观/货币经济学领域的知识，相反，货币政策科学架构中的绝大部分依然如危机前一样有效。不过，他也承认，最近的金融危机确实要求我们反思这一基本货币政策方略框架的细节问题，包括在思考金融失调时期的货币政策时抛弃线性二次框架，建立风险管理框架；运用货币政策压制信用泡沫而不是待泡沫破灭后再进行清理；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紧密交织，亟须协调等。[20]同米什金一样，查理也为货币政策进行辩护。他认为，虽然在当前的危机中，我们在运用货币政策方面遇到了困难，但是总的来说，最近20年全世界(政府)对货币政策的运用要远远好于之前的20年，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好地理解不同政策的量化结果和关键的政策权衡，从而帮助我们制定政策。[7]
而在现实中，如施耐德等人(Schneider et al.)等所指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演变，经济学家除了放弃自己的模型及其对市场的信仰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提供一些常识性建议，即采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方法。而这些常识性建议有时候是非常有效的。没有人想到突然之间我们又回到了凯恩斯主义，大多数国家关于凯恩斯类型的财政刺激性政策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结果，因为我们还缺乏一种能让有效的财政政策可以依据的良好理论。并且，在此次危机中，货币政策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所使用的“货币”换“债券”式的政策，已经变成范围广泛的金融政策。[21]然而如科克莱恩所言，关于这些非常规的更广泛的货币政策的效果和后果以及它的理论依据，我们同样一无所知。[14]
三、研究方法
主流经济学在危机中的失败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学界对主流经济学研究思维和方法的反思。由于对之前贝斯勒和罕尼诗就“女王难题”所作的解释不满意，道等人(Dow et al.)在2009年8月也给女王写信，批评贝斯勒等人忽视了经济学家教育培养中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缺陷：许多前沿的经济学家已经把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相脱节的学科，对经济学家狭隘的培养——即只关注数学技术工具和构建无约束的正式实证模型——成为了我们这个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缺陷在许多前沿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部门的为寻找数学工具而寻找数学工具中进一步加剧。道等人进一步认为，有些判断只能在文学或历史的濡染下才能获得，而正规数学模型是无法将其准确表达的，而这应是正规经济学教育的本质部分，但却被世界上大部分前沿的经济学研究生教育所遗漏。他们认为，由于全球经济的错综复杂，需要更广泛意义上的模型和技术，它应当更注重事实，关注历史、制度、心理学和其他因素。[22]
在这方面，克鲁格曼也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判。他认为，“经济学家为什么错得这样离谱”主要是因为“误以美为真”，即经济学家们总体来说“错误地用漂亮的数学模型所装饰的美代替了对真的追求”，“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学家们苦苦追求一种包罗万象、思维优雅并能给经济学家炫耀数学才能机会的研究路径。”在他看来，当面对完全属于人为的衰退和萧条的问题时，经济学家们正是需要放弃以前那种貌似优美实际上却完全错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市场有效运转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解决办法。[2]克鲁格曼的批判不久便遭到了科克莱恩针锋相对的反驳。科克莱恩认为，克鲁格曼虽然指责主流经济学家“误以美为真”，但却没有清楚地说明这个“美”的内容以及抛弃“美”的充分理由。在他看来，美的第一重诱惑是简洁的逻辑一致性，第二重诱惑是关于人们如何行动的可信假设。逻辑一致性和可信的基础假设，是“美丽”的，而且也是“真理”的基本前提，而克鲁格曼所推崇的凯恩斯经济学却不符合这两个基础假设。科克莱恩以“除了数学没有更好的替代品”为由为主流经济学开脱，宣称问题不在于数学的滥用，而恰在于我们没有足够的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让逻辑更加直接，以确保逻辑关系中的“那么”确实是由“如果”推导出来的，而目前的挑战是，使用现在所用的数学工具太难处理摩擦了。[13]著名的凯恩斯传记作家斯基德尔斯基(Skidelsky)提供了数学在经济学应用中的局限性的另一个论据。他认为，我们经历了一系列不断升级的金融危机，背后所揭示的是我们没有对不确定性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正是复杂的数学导致了经济学对不确定性的忽略。他进一步引用凯恩斯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应该依靠直觉，而不该反直觉，也就是说，经济学应该用大多数人能理解的语言来解释这个世界。[23]
关于数学与经济学之间关系的争论同样在两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当中展开。在一次题为“反思经济学”的学术演讲中，张维迎痛惜于当代主流经济学已经沦为数学的奴隶。在他看来，数学应当只是经济学的一种工具，数学方法存在着局限性，它往往不能反映市场过程中的诸多真实情况，认为在数学上没法处理的经济学问题本身就是有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让经济学以数学为导向的“削足适履”的做法无疑更是错误的。[24]针对张维迎的批评，陈志武教授进行了反驳，声称张维迎对经济学数学化的批判让他失望。在他看来，数学是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最好工具，经济学也是最适合数学化的学科之一。当前数理经济理论存在很大局限性，但是这并非意味着要放弃它，相反更应该去发展完善它。[25]
无论如何，当前这场危机使那些用数学模型进行经济形势预测的西方经济学家大为蒙羞。主流经济学家几乎没有一个能通过数学模型预测到这场危机，唯一比较准确地预测到这场危机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恰恰没有运用数学模型。[18]这无疑引起了部分学者对经济模型化方法的质疑：一方面，这种模型化方法通常建立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的基础之上(如理性经济人假设)，这样会改变研究者所设想的市场形态，进而破坏他们自身预期的有效性，于是经济问题便日积月累，最终酿成了严重的危机；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方法的危险还在于它偏离了经济体系的动态轨迹，如果缺乏对动态经济(尤其是金融)过程的充分认识，人们就很可能将影响经济制度的重要因素遗漏掉，从而导致对系统稳定性问题的忽视，而对关键角色协调性的忽视则可能导致系统性故障的出现。[21]然而，经济学的模型化方法却受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坚定支持。就对模型行为人总是具有理性的假设的批评，查理认为，这样做的优势在于，它给建模者设定了一套规则，可以得到可靠和预期的结果。而关于模型的简化问题，查理声称，模型是有目的的简化，以作为人们认识真实世界的向导，但它们并不等于真实世界。模型的建构是一个抽象过程，它应该包含对回答眼下政策问题至关重要的真实世界的某些特征，而把对答案不可能有太大影响的其他细节则忽略掉。[7]而且，实际上用来制定政策的是更加复杂、更加精细的模型，只是在实际的政策运行层面，那些被简化了的模型更好操作而已。这不可避免引出了有关模型和政策制定之间关系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模型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有用的组成部分，因为它通过对各种经济力量的量化分析，提供了一套严格的推理方法。但是政策制定者应该自觉地做到不要一味地依赖模型，因为他们应当知道模型只提供了一种观点或者前车之鉴，而不是真实世界中的政策决策，因而向公众提醒这些模型的脆弱性并不是经济学家的工作所在。[7]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强烈要求，经济学家以及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有向公众传达经济模型的局限性以及其研究存在被潜在误用可能的道德义务。[9]
还有部分学者的反思进一步涉及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导向。朱富强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面对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之所以如此无助，其根本在于方法论上的严重缺陷：原子个体主义使它忽视了现实行为的非理性以及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冲突，抽象演绎主义使它热衷于推理的形式逻辑而缺乏人文性和历史感，静态均衡主义使它把复杂不确定的市场想象成自动有效的并刻意打造成各种的人为市场，短视功能主义则使它把视野局限在表象层次上而看不到内在结构等实质性关系。正是根植于这些方法论，现代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偏重于数理建模和计量实证这两个技术性方面，而且，为了追求所谓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数理化趋势又使得经济学研究越来越形式化，以致对一些明显的社会经济问题都熟视无睹。[26]现代经济学的这种自然科学导向化的发展路径，导致与社会科学其他分支逐渐割裂，进而导致了经济学的日益贫困化，[27]这种专业化分工不仅限制了经济学家可以调遣的学术工具，也局限了经济学家们的想象力。[4]而另一方面，这种形式化的发展路径具有“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的特征，从而不可避免地排除本学科内的其他研究范式，淡化这一学科内部的知识框架的多样性，而这并不能使经济学家更好地分析真实世界。[28]
四、总结与展望
在所有被戳破的经济泡沫中，很少有像经济学自身威信这样破得如此华丽的。[5]泡沫破裂后意味着要清理，经济学本身也摆脱不了这种命运——经济学界不可避免地对该学科展开深刻的反思。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学将陷入一种混乱不堪的局面，[2]倘若如此，我们恐怕难以期待经济学会在将来走得更好。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分歧当中“撇开迷雾”，总结出反思中的共识要素，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把握经济学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如熊彼特当年在评判学派论争中所明智指出的，学派的争论涉及超越经济层面的社会学范畴，“胜利与征服，失败与丧失阵地，这些事情本身对这些学派来说是很重要的，与它们的生存休戚相关”。[29]因此在争论中往往会出现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双方可能不会重视对方的观点，乃至相互指责和攻讦。而这同样表现在此次的经济学反思中：主流的“古典学派”极力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政策和研究范式辩护，而“凯恩斯学派”和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则对其进行大肆抨击和指责。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局外人”，似乎很可能从中“求同存异”，发掘出有价值的共识，从而获悉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首先，在经济理论方面，争论最激烈的似乎在于金融学的理论核心“有效市场假说”。主流经济学家极力为该理论辩护，不仅认为危机的发生更加证实了该假说的有效性，而且声称该假说能为危机的预测失败提供正当的理由。批判该假说的则从前提假设和经验证据方面进行反驳。即使承认该理论存在缺陷，主流经济学家也以不存在更好的替代性的理论为由继续推崇该假说。因此可以预见，该假说在未来将得到更加严格的验证，甚至有可能被新的理论所取代。只要新的理论能够比有效市场假说更好地解释和预测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那么这种所谓的“别无选择”的理论就会被“别有选择”的替代性理论所取代。除此之外，我们会欣喜地发现在他们的反思中显然存在着共识。其一，金融因素和更为现实的市场缺陷和摩擦因素将更多地被纳入经济学理论和模型中进行讨论。批评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和模型的学者认为，主流经济理论忽视了至关重要的金融因素，排除了市场体系的缺陷和摩擦。然而主流经济学家却反驳称，他们一直致力于在模型中引入这些因素。如罗德里克所指出的，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并不缺乏理解危机如何产生和发展所需的工具，事实上，关于金融泡沫、不对称信息、激励扭曲、自我实现的危机以及系统风险的模型汗牛充栋，问题是在危机前许多经济学家低估了这些模型，而去赞成有效和自我矫正的市场模型，结果导致对危机到来的失明。[28]并且，像金融资产、债务、资金流量、有限理性和非最优化行为等更为现实的因素正是那些曾经成功预测到本次危机的经济学家思想中的共同因素。[30]无论如何，通过这次危机，经济学家都会更加认识到这些因素的重要性，进而加强对这些因素的研究。其二，将出现多种模型来处理这些现实因素。虽然主流经济学家鼓吹 DSGE模型能够容纳各种创新性的假设，然而相关研究表明，至少存在另外两种竞争性的模型在处理不同的假设时更具比较优势，一个是上文提到的“基于行为人模型”(ABMs)，另一个是“存量—流量一致性模型”(SFCMs)。[31]因此，我们可以期待，未来DSGE不再是“别无选择”的“大一统”模型，而是会有更多的模型和它展开竞争。
其次，在经济政策领域，反思的焦点依然在于两大重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关于财政政策，尽管在危机之后，大多数国家都实施了各种类型的财政刺激计划来试图减少危机的冲击，刺激经济复苏，然而如前面所提到的，在理论层面依然存在着争论和分歧。“古典学派”认为，理论上只要无法否定“李嘉图等价”的有效性，那么也就无法保证财政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推崇凯恩斯财政政策的学者们并没有论证该政策的逻辑合理性。换言之，未来亟须发展出一套理论框架来为财政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并在理论和实证层面说明该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还需要深入研究财政政策的特定问题，包括可持续性、支出结构和自动稳定器等。而就货币政策而言，显而易见的是，基于主流货币理论(又称“新共识”宏观货币理论)的货币政策在应对此次危机中面临了困境，坚守“短期利率”作为唯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存在着有限的政策空间。而在现实中，各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事实上放弃了这种常规性的货币政策，而转向更为广泛的类型多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同财政政策一样，这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同样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并且关于其有效性和长期后果我们目前也知之甚少。因此，货币经济理论在未来将会得到更多的修正乃至发生根本性变革，以为更广泛的货币政策提供合理依据。在实践领域，货币政策的中介手段也不再固守短期利率作为唯一工具，而会回归到数量工具、价格工具和其他工具并用的传统，[32]而之前提到的通胀目标设定的讨论也将持续，并会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相应的修正。除此以外，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之间我们或许将看到更多的互动和沟通。正如许多学者所埋怨的，事实上是存在着理解和警示金融危机的理论模型，但是这些研究却没有被政策制定者所吸收，而且对于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多数经济研究者都没有对决策者提出警告，同时也忽略了这些工作。[14]这一方面需要重视基于特定理论的政策主张，特别是社会思潮对于政府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乃至决定性影响，[33]另一方面或如科兰德所建议的，需要将政策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分离开来，增加解释模型和将模型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的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数量。[7]
最后，在研究方法层面，主要围绕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以及经济学中的模型化方法展开争论。关于数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似乎远未达成共识。一派认为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过度，另一派则认为数学应用还不足。问题的本质在于数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种工具，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理解和解决经济问题，而在当前，无论是反对数学滥用的还是支持数学继续使用的都承认，至少目前数学这种工具无法全面有效地捕捉和理解现实经济中的问题，或是由于数学形式主义，或是由于数学工具发展滞后。因此比较确定的是，数学在今后的经济学研究中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绝不会“排他性”地发挥作用，未来其他的诸如历史的、制度的和比较的等更为广泛的技术工具将更加积极地扮演“补缺性”的角色，它们能够在数学工具处理有限的情况下增进对复杂经济现象的理解，并提供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简言之，无论是数学工具还是非数学的技术手段都会找到市场，并同样受到尊重。至于经济学中的模型化方法，批评者并非反对模型的使用，而是指责这种模型化方法的缺陷。而事实上，危机确实表明当前的经济学模型存在重大缺陷，一是在于模型所基于的行为假设过于狭隘和不切实际，二是在于模型中遗漏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量，二者缺陷叠加在一起会产生严重的模型偏误，结果不仅无法有效地解释经济现实，而且也难以为出现的经济问题提供应对之策。可以预见，未来经济学中模型的使用频率并不会减弱，相反，模型的复杂程度会进一步提升，因为模型要引入更加多元化的行为假设以及更多重要的现实变量，这同时意味着处理模型的技术也会日趋复杂化。当然，这些所谓的更为现实的模型的“尖端衍生品”能否实现预期目标尚待实践检验。此外，可以向往的是，未来的经济学科发展将更多地从自身学科的历史(即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等)中汲取营养，在熊彼特看来，这仅仅只是工具集合的拓展而已。同样，经济学内部也将有望呈现研究范式和知识框架的“多元主义”趋势，以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手遮天”的垄断地位，形成经济思想的“垄断竞争”格局。
经济学果真能主动沿着这个路径走下去吗?危机这种外部冲击是否足以改变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呢?无疑，经济理论的确会与外在世界相呼应，即会受到现实世界的冲击而改变，不管在什么时候，如佩雷曼所言，总有那么一个经济学流派与主流经济政策挂上钩。[34]但是事实上，在危机之前就有类似的外部冲击出现。早在2000年5月就在法国掀起了一场“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之后扩散到全世界。[35]该运动主要揭露主流西方经济学与真实现实世界脱节的重大弊端，然而虽历经了多年却似乎对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影响甚微，以至于酿成了最近这次经济衰退。或许，这种外部冲击无法和最近这场现实经济危机相提并论，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即经济学的发展本身也存在着“路径依赖”，可能会“锁定”在某个阶段，这时往往需要经济学内部动力结构的变化来摆脱这种困境，确切地说，即需要该学科内部激励机制的相应改变。如科兰德所论证的，“成功的思想是在当时的制度结构中发展出来的……那些自以为不受任何实践影响的学术型经济学家，实际上受到某些已故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所创立的激励结构的影响。”[7]主流经济学到了如此境地的原因本身，反映了经济学界和研究者面临的激励结构性问题。因此，经济学发展的转向或许还需要经济学学科内部的制度性激励结构的变革，从而能给经济学家提供更适宜的激励。新的合意的激励结构应当旨在推动经济理论、政策和研究方法多元主义智力格局的形成，例如改革课题资助评审体系和职称评价体系等。也许这样，我们才能满怀信心地期待经济学会在这次危机后“步入正轨”，并在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方福前教授专题讲座给我们的启发。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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