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制度与角色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角色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殊关照才是平等”
记者：去年和今年，教育部先后颁布并开始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提出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要协调发展。但实际上，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还远不尽如人意。面对这种情况，各位认为民办高等教育要在中国获得健康发展，目前最关键的是什么？它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
唐安国：政府的出发点是要从立法的角度支持民办教育，目前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相比差距还很大，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毕竟这些法律出台时间还很短，但若干年以后，我相信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我认为现在的关键是时间、是推动。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一打纲领比不过一个实际行动。现在纲领很多，讨论也不少，但真正需要的是推动。我认为“西安现象”是民办高校发展中一个特殊的现象，除了人均GDP对民办高校分布有影响以外，“氛围”对于“西安现象”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有一批热心于民办教育的领导者、管理者或实践家推动了西安民办教育的发展。所以，要有人来操作、来推动，光停留在宣传和立法层面，没有人去做是不行的。还要培植市场，要有人去理解这个市场，运作这个市场。当前，就像我国的民营企业一样，民办教育事业也需要领军人物。
另外，我从西安的民办教育有关法规中发现，民办高校发展主要的问题在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两个平台的差距太大。所谓“平台”就是公平交流和竞争的地方，尤其是师资问题。教师可以到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任教，身份都是教师。什么时候能把师资的不公打破了，民办教育的发展就差不多了。现在评价民办学校看重教师数量，但很多教师不愿意到民办学校去，所以要营造一个好的教师市场，让教师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这个市场的背后就是保障，教师在民办学校得到的保障和在公办学校相同，或者没有多大的差别。这不是一所学校能做得到的。西安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面。相反，资金不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当然，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还要解决一系列其它问题，如观念、社会保险等。所谓制度环境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黄藤：我与唐教授的乐观有同感。我们现在还有信心来办民办教育，就是因为乐观，觉得它将来有前途，有发展。但我现在想谈的是，本来它应该走得很好，但由于人为的原因，使它前进的道路很泥泞，把一个能迅速达到的目标变得很漫长，而希望的光芒离得很远。有时候我们呼吁或者阐述我们受到的压力，是希望让它发展的空间更好。
就像我在会上说的，在公办教育发展了50年以后，我们才倡导民办教育发展；在别人已经成年以后，我们才希望一个初生的婴儿。这时候就要对这个“婴儿”有更多政策上的关护和关照。但现在有一种所谓的平等对待，一开始就把一个婴儿和一个成人的要求放在同等程度上，以此评判民办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认为他们质量差；以此看民办学校的社会责任感，认为它们为社会贡献的还不够多。这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师资、学校经费、学生质量和办学层次。现在貌似平等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而特殊关照才是平等的。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
实际上，发展到一定时期，民办学校可以办得比公办学校更好。公办教育解决的是最公平的普及性的教育问题，而私立教育解决的是优质教育的问题，要求就是要高一些，当然今天还不是这种情况。
我认为，将来民办教育的发展还是会从几个层面上来满足社会需求，一是普及义务教育，一是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量的贡献，还有就是拾遗补缺，关注政府力不能及的地方，因为它很灵活，可以包括社区、老人、学龄前儿童和失学儿童的教育。
“民办”更能适应现代大学制度
记者：高等教育是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部门，政府投入是目前我国大学发展依赖的重要资源。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黄藤：政府主要有两项职能，一是制定公平的政策，或者在某一阶段有所倾斜，用政策来引导；二是教育本身是社会公益事业，政府有义务投资，经费切分也属于政策问题。政府就这两项工作，其它都是学校的事情。
现在法律已经写清楚了，政府要向民办教育投资，设立专项资金，我认为政府已经想清楚，民办和公办都是教育，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却缺少实际行动。
唐安国：上海市政府已经提出每年拨款4千万元给民办教育，设立一笔常用经费。
黄藤：那上海走在了前面。我希望政府还是通过立法来确定经费的具体数字。像上海的4千万元是根据什么得到的呢？是根据民办学校接受的学生数量，还是根据政府投资教育的总额在公办、民办教育之间的切分呢？
唐安国：教育是社会公益事业，政府还有一项职责就是，对涉及到政府或全社会公共利益、但老百姓不太重视和感兴趣的部分，政府来“买单”。比如现在有些专业的学生少，政府又觉得很有必要，就可以设立奖学金，谁读这个专业，政府就来买单；或者谁毕业后到贫困山区工作，政府来买单；贫困山区学生有经济困难，政府设奖学金。这些做法都是因为教育带有公益性。
阎凤桥：政府不一定要把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分得那么清楚。从国外的情况来看，采取市场的方式，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学生愿意去什么学校就去什么学校。但政府不应该有歧视，不过多少还是有一点，所以它会给公立学校直接拨款，给私立学校的比较少，往往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比如，现在一个州的护理专业学额不够了，正好一所私立大学有这个专业，政府没有必要再建一所公立大学，就可以委托这所私立大学培训，政府承担费用。还有一种情况是通过学生资助和学生贷款。我认为今后应该放宽民办学校学生资助的途径。
另外，从评估的角度讲，理想的状态是由一个中介机构来完成，因为政府容易把评价标准管得过严。但在我国，中介机构还没有完全承担评估职责时，政府评估应该有一个底线，达到这个底线就可以办学。至于底线以上，民办高校想发展成什么程度，那是民办高校的自由。
记者：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学校规模和学生人数都在大幅度增长。国家不可能包揽整个高等教育的经费，因此提出将社会资源引入高等教育。民办高校的出现，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否真的局限在“拾遗补缺”的经济作用上？
黄藤：作为民办教育，有一个政府要不要付费的问题。如果应该付费，那么付多少就与政府的财力有关。原则上，民办教育一定是以私人付费为主的；而公办学校一定以政府付费为主。不应该强调个人要上学，就必须为了将来的幸福承担教育的费用。教育说到底还是有公益性，一个人培养出来了，他再怎么为个人追求幸福，他创造的价值还是有社会的一部分，这是社会愿意办教育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社会就不办教育了。
阎凤桥：从国外来看，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非常优秀，但它们从联邦政府获得的资金比公立大学还多。它们也有经营活动，比如培训、与企业合作，但这些活动又不会影响他们的学术核心，他们可以把组织的边界扩展到企业和在职人员中去。由此获得的益处还能反过来养活核心的学术人员。但另外一些学校就没那么有优势了。二流的公立学校又想扩展，又想获得经费，但本身的声誉没有那么高，所以就处于比较尴尬的局面。
所以我觉得今后经费短缺肯定是世界性趋势，永远解决不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永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因为它的目标是无限制的。
唐安国：你说的很对！当然开始的时候是受经费的影响，从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也可以看出来，这往往给人造成一种误解：这是唯一的因素。其实这种理解有偏差。其中还有政府的控制与高等院校自主权的问题。公办院校受到国家的控制肯定比较多，自主权受到影响。而民办院校自主权相对多，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民办院校的发展反过来给公办院校的发展造成一个很好的比较。学校的自主权、适应市场的能力、适应求学者需要的能力，民办高校更大一些，这可以说是对公办高等教育的补充，但也可以说是榜样。所以民办院校的兴起解决了政府财政上的困难，同时也可为我们如何办好高等教育，正确处理好政府、市场和大学三者的关系提供一个较好的示范。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我认为民办大学更容易建立适应现代化的大学制度。
黄藤：在中国的背景下，民办高校的产生，首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是经费不足。政府要普及教育，但财力不足，所以要发展民办教育。但是人们马上就会思考，财力足了的时候，是不是就不需要民办教育了？我觉得不需要太多理论的讨论，就看现在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都是富裕国家，但美国的私立教育仍然在蓬勃发展，日本的私立教育占高等教育60%～70%的比例。所以私立教育的存在、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需求。
如果今天能给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除了机制以外完全平等的待遇，民办教育肯定走在公办教育前面，因为它的机制远好于公办教育，我觉得这是它存在的最核心理由。民办大学的机制最符合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机制其实是公办教育追求的目标。
转制是社会力量办学最终的希望
记者：独立二级学院的出现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的比较和界定。今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没有公办高校民营化的趋势？它将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唐安国：一个人的培养经费，在公办学校肯定是国家拿大头，个人拿小头；倒过来，民办院校的理想状态是国家拿小头，个人拿大头，比如说三七开。现在的情况是，连公办院校也拿不到70%，只能拿到60%或者50%，剩下的要靠自己去筹款，比如学费，但学费又不能太高，只占20%～30%，所以中间出现了20%～30%的空缺。
独立设置的二级学院实际上就是政府想走这样一条路，政府的经费减少了，学费又不能涨太多，出现了20～30%的经费没有落实的问题。这时候怎么办？允许你办民营学校，这样收费可以增多。有些独立学院招收的学生逐渐比原来的母体学校还多，用来抵充缺口的20%～30%。
阎凤桥：这些学校从组织形式的性质上分，还能分清哪是公办，哪是民办的。但从另外一个属性上，就是实际的内容在变化，民办大学的公益性和公办大学的私益性成分都在变化。美国也有这种情况，如密歇根大学是一个州立大学，但它的很多经费不是州政府给的，所以人们也在讨论它算一个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但从性质上讲，它还是公立的，州政府对它的控制还是挺严格的。
另外，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后，国立大学性质不会变，但它和政府的关系正在进行调整，调整之后，这些国立大学中的私益部分就会增加。未来公立和私立的界限可能就不会这么清晰，学校有可能在一个特定的竞争环境下选择自己的策略。
任何学校都不可能说自己的经费够了。这就决定了今后民办和公办之间的界限会变得不太清楚，但从法律上讲，从行政的管制上讲，还必须有一条线。
黄藤：独立学院大规模的存在是事实，但独立学院最终没有出路，因为没有人为这些学生负责。比如一流大学办的独立学院，怎么可能让独立学院的学术水平超过自己？那么学院的出路在哪里？如果是一个纯民办学校，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学科发展起来，超过公办大学，甚至为某些学科贴钱，付费，但独立学院不可能。所有人都不为它负责，它只能是在学额不足的情况下，给学生一个上学的机会，而且水平永远不可能超过母体高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独立学院就可能没人要了。
最后，就会出现分化的情况。一类干脆归公办的，仍然有高收费的学生；一类就变成民办的，要自己长大。这两种分化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发展。所以，我很赞同唐教授在会上提到的转制。过去我也经常提倡，就是国家不要老是兴办新的民办学校，而要转。现在西安有40所公办高校，让其中20所转制为民办，留20所公办。也不必再给这20所学校拨更多的经费，只要能维持它们的存在就行了，其它学校就可以自己收费了。
办纯民办的高校越来越难，最后的希望，我觉得就是公办学校的大量转制。今天的公办，明天的民办。这将使大家对民办高校的实力，对民办高校的认可有大大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