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人格、人口学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变量论文,主观论文,人格论文,青少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07)01-0046-53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1 前言
关于幸福的话题是多学科关注的热点，心理学家从被研究者的立场和主观感受来研究人们的幸福，认为幸福是根据主体自定的标准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一种整体评估，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一般认为，SWB包括生活满意度、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三种成分[1]。西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来自于许多相异而又相关的领域，其一是社会学家和生活质量研究者，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人口学变量诸如收入和婚姻状况是如何影响幸福感的。第二个影响来自于心理健康领域，研究者们试图拓展心理健康的传统观念，指出心理健康不仅仅是没有心理压抑和疾病，而且包括了快乐和生活满意度。第三种影响来自于人格心理学家，他们研究了快乐者和不快乐者的人格。最后，社会和认知心理学家研究了适应和应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2]。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西方SWB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描述阶段和理论建构阶段[2]。在描述阶段，主要探讨人口学变量和环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3,4]。在第二个阶段研究者们建构了解释主观幸福感的量表和模型[7,8]。在前两个阶段，从研究的维度来说，集中于整体幸福感的测量；从研究的方法来说，主要采用调查和相关研究的方法。目前已进入第三个阶段——理论的深化阶段。研究者们采用多维的主观幸福感测量标准，通过实验操作和纵向设计试图揭示SWB产生的基本过程以及心理机制，构建整合的主观幸福感模型[2]。
是什么使人们感到幸福？这一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兴趣[5,6]。尤其是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特别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希望能够籍由对SWB相关因子的发现来解答一个人感受幸福的机制。
早期研究者习惯以客观的外在指标如社会经济地位、教育水平、年龄等因素作为评估推论主观幸福感的依据[5,11]，其目的在于希望由个人外在的状况来推论其所感受幸福的程度，这类研究随着样本取样的不同常会得到不同甚至自相矛盾的结果；Rodgers发现，人口学变量对SWB的预测力是非常小的。就年龄而言，一些研究表明，SWB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降低[12]。但Headey & Wearing 1989年的研究指出，年龄对SWB的影响缺乏一致的方向，生活满意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上升，但对正、负向情感的感受则随着年龄的上升而下降[13]。就性别与SWB的关系来说，结论也是矛盾的，如有研究指出，女性的SWB高于男性[14]，但也有研究认为没有差异。就经济状况与SWB的关系来说，研究结论是不一致的，有研究认为，高收入者SWB高于低收入者，有钱的人普遍比贫穷的人更幸福[3]，正向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也具有相同的效应；但也有研究认为经济状况与SWB不相关，如Myers认为，二战后，许多国家人们的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但SWB在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并没有提高[6]。就SWB的城乡差异来看，人们惯常以为居住在城市的儿童生活满意度比农村儿童高，因为城乡间的文化生活条件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但有研究认为居住在城市尤其是繁华商业街的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不如郊区的青少年高[14]。
由于人口学变量与SWB的关系还缺乏一致的结论。随着研究的积累和发展，研究者认识到单纯评估SWB外在指标的研究无法回答人们为什么体会到幸福和怎样体会到幸福，从而转向从人的内在心理特征来寻找SWB的预测因素[15]。
人格是个体独特的行为方式，因其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稳定性，人格与SWB的关系格外引人关注。大量的研究表明，人格是主观幸福感最稳定而有力的预测因素之一[15,16]。在人格因素中，大五人格与SWB的关系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除了外倾性和神经质之外，其余三个人格维度与SWB的关系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而且，五个人格维度各自对SWB的影响是否受到其余人格维度的影响尚有待继续探讨。
虽然人口学变量是SWB的主要影响因素，人格是SWB的主要预测因素。但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人口学变量作为外在指标是如何影响SWB的？它对SWB的影响是否受到人格因素的缓冲？鉴于SWB的相关因素及其关系的复杂性，有人认为应采用多元分析技术对SWB及其相关的影响因素作整合性的研究[17,18]。
以上文献回顾表明，无论成人还是青少年学生，关于人口学变量、人格与SWB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分歧和争议。本研究旨在对这种分歧和争议作出本土化的验证，就我国青少年学生的性别、家庭所在地、家庭经济状况、城乡等人口学变量和大五人格与SWB的关系做整合性的探讨。
2 研究方法与程序
2.1 被试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广东湛江市某普通中学、甘肃陇东老区两所普通中学中抽取中学生城市样本和农村样本，从湛江海洋大学、广东医学院、湛江师范学院抽取大学生样本。共发放问卷450份，所发问卷全部收回，删除不完整问卷后，共获得无缺省值样本379人。其中初二146人中，城市和乡村分别为52人和94人；高二114人中，城市和乡村分别为41人和73人；大学生119人中，城市和乡村分别为69名和50名。男女比例约为1:1。
2.2 研究工具
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 参照Huebner1994年编制的MSLSS量表，自编了我国青少年生活满意度量表(CMSLSS)，包括学校、学业、友谊、家庭、环境和自由满意度六个维度共36个项目。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介于0.87～0.93之间，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间隔一月的稳定性信度介于0.80～0.85之间。就效度资料看，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6个因素的方差累积贡献率为49.54%，验证性因素分析证明了其构想效度[20]。量表采用7级计分制，每个测验项目最低分数为1分，最高分数为7分，分数越高，表明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
快乐感量表 该量表是由Diener于2000年编制，包括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维度共14个题目。已有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21]。量表采用7级计分制，每个测验项目的分值最低为1，最高为7。计分时，正性情感题目计正分，负性情感题目计负分，二者的总分作为快乐感的分数。
大五人格量表 该量表是由杨坚1996年修订的由Costa&McCrae编制的NEO-PI-R量表。关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据Costa& McCrae的报告，5个分量表的信度分别为：外倾性0.89、神经质0.92、开放性0.88、宜人性0.86、严谨性0.90[21]。戴晓阳等人在2004年对NEO量表在中国内地的实用性进行了验证，通过对909名21～81岁正常被试的研究发现，其中文译本具有较好的信度，同质性信度在0.77～0.92之间，重测信度在0.81～0.91之间，因素分析表明，30个人格层面基本上负荷了五个公共因子[23]。量表采用5级计分制，正向题目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0～4分，反向题目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4～0分，在每个维度上得分越高，表明其人格的倾向性越明显。
人口学变量问卷 本问卷主要收集被试的个人资料，包括性别、年级、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所在地（城市还是农村）。
2.3 研究程序
把生活满意度量表、快乐感量表、大五人格量表和人口学变量问卷合成一本问卷册，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生活满意度量表、快乐感量表和大五人格量表各有不同的指导语，被试在充分了解指导语的要求后开始答卷，整个测验约持续一个小时。
2.4 统计分析
所有的数据处理分别在统计软件包SPSS11.0和LISREL8.30上完成。
3 结果
3.1 SWB及其相关因子的关系
3.1.人口学变量与SWB的关系
本研究考察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教育程度（年级）、经济状况和家庭所在地（城市还是农村），其中性别和家庭所在地都是离散型的分类变量，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是有三个和五个等级的等级变量，所以如果以相关法求人口学变量与SWB之间的关系，限于变量特性，结果的准确度会受到影响，因此改用多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虽然因素分析的方法不能提供准确的预测力度值，但它能辨别两变量间是否存在关联效应。以SWB为因变量，性别、教育程度、经济状况和家庭所在地为自变量的多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教育程度的主效应显著(F[,(2,377)]=10.08,p＜0.001)，经济状况的主效应显著(F[,(4,375)]=5.56,p＜0.01)，性别与家庭所在地的交互效应显著(F[,(1,378)]=10.03,p＜0.01)，教育程度与家庭所在地的交互效应显著(F[,(2,377)]=4.53,p＜0.05)，性别、家庭所在地和经济状况的三维交互效应显著(F[,(2,377)]=4.75，p＜0.01)，其余主效应和交互效应都不显著。
3.1.2 大五人格与SWB的关系
青少年学生SWB与大五人格各维度的相关结果表明，神经质与负性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外倾性和严谨性与SWB的关系模式是一致的，与负性情感存在显著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以上结论与McCrae&Costa[21]和DeNeve&Cooper的结论一致[24]。但开放性与负性情感存在显著负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与McCrae&Costa关于开放性与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同时具有正相关的观点不一致[21]。宜人性与各维度的关系不够分明，与正性情感不相关，与生活满意度和负性情感分别存在微弱的正相关和负相关，并没有证明McCrae&Costa关于宜人性与正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存在负相关的观点[21]，也与DeNeve&Cooper关于宜人性与正性情感存在强的正相关[24]的观点不符。
表1 青少年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大五人格维度的相关
大五人格维度
NE O A
C
正性情感
-0.30**
0.33**0.21**-0.010.24**
负性情 0.47**-0.31**
-0.25**
-0.13*
-0.30**
生活满意度 -0.47**
0.38**0.21**0.12*0.39**
主观幸福感 -0.54**
0.43**0.26**0.13*0.43**
注：*p＜0.05，**p＜0.01.
神经质与外倾性对SWB有显著作用已得到众多研究的支持[25～32]，DeNeve&Cooper[24]认为神经质和外倾性是主观幸福感强有力的预测源，而神经质和严谨性则是生活满意度的强有力的预测源，这一结论得到了Natalie Hayes&Stephen Joseph的支持[33]。
3.2 人口学变量、人格与SWB的整合模型
虽然以往对人口学变量、人格特质与SWB的关系做过不少研究，但大多数研究的数据处理使用了相关及回归模式，即只关注各变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直接关系，这样的研究设计只能发现两个变量间单纯的线性关系，无法解释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而这可能正是造成研究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抵触的原因之一。有学者建议，把SWB的心理过程模型与心理计量模型结合起来，定性定量统一进行分析，由数据导向转变为理论导向，从而使主观幸福感测量建立在科学心理学理论基础上，切实保证测量的准确性和有效性[17]。
人口学变量与SWB的因素分析和大五人格维度与SWB各成分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人口学变量和大五人格维度对SWB都有一定的预测作用，但它们之间的整体关系如何，单靠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的结果，还难以明确判断。为整合青少年学生人格、人口学变量与SWB关联效应，根据前述人格、人口学变量与SWB关系的理论假设、统计检验和西方已有的研究结果，我们构建了三个模型。
模型1：人格是个体习惯化的行为方式，人格决定了人们应对环境和生活事件的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人格特质都可直接预测SWB，而人口学变量则是一种外在的变量，它们只通过人格特质间接地预测SWB。人口学变量充当外源变量，大五人格维度和SWB属于内源变量，且大五人格维度还充当了调节人口学变量与SWB关系的中介变量。外源变量间无相关。
模型2：此模型和模型1一样，但外源变量间相关。
模型3：为什么大量的研究都表明，外倾性和神经质与SWB之间有直接的高相关？而宜人性、开放性对SWB的预测都很弱？[24～32]我们认为，可能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这两个人格维度，更多体现了遗传所决定的神经系统的动力特征对行为的持久影响，具有本源性和动力性的特点。基于此，我们设定了模型3，在该模型中，大五人格各维度均与SWB有关联效应，但外倾性和神经质直接预测了SWB，其余人格维度则经由这两种核心人格维度对SWB有间接效应。另外，人口学变量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外倾性和神经质——预测SWB外，还与SWB存在直接关联。人口学变量和宜人性、开放性、严谨性人格维度是外源变量，SWB和神经质、外倾性人格维度属于内源变量。
SEM程序要求所有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均为连续型变量，其残差接近正态分布，本研究的数据基本符合这一要求。另外，SEM程序也希望所有外源变量是连续型变量，其方差符合正态分布，但Raykov等人认为，就LISREL程序而言，如果是用最大似然法(ML)估计，只要对估计结果的卡方值和标准误作谨慎的解释，数据不太符合正态分布是容忍的[34]，因此，在模型拟合中我们将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三个模型的拟合结果见表2。
表2的结果表明，模型1和模型2都拟合得不理想，而模型3却拟合得很理想。不过，检视模型3中各变量间的关系（为简化图形，图中的路径系数没有标示出来），发现年级到神经质的路径系数为0.03(t=0.48)，宜人性到神经质和外倾性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06(t=1.08)和-0.03(t=-0.61)，严谨性到外倾性的路径系数为-0.04(t=-0.52)等，都远未达到显著水平，为简约模型，逐步删除这些路径，得到如下模型：
图1 人格特质、人口学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整合模型图
上述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卡方值X[2]为11.87，自由度20，在统计上完全不显著(p=0.92)，SRMR为0,GFI为0.99，AGFI为0.98，NNFI为1.00，CFI为1.00，IFI为1.00，RFI为0.97，拟合得很理想。考察该模型的路径系数发现，有部分系数值较小，为进一步简约模型，逐步把上述不显著的路径删除，结果模型的卡方值增幅较大（约增至20），且GFI和CFI等指标也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考虑到上述三个路径系数虽然没有达到显著水平，但t值也不低（＞1.80），故保留下来。
若进一步分解各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神经质对SWB具有最强的负向效应（总体效应为－0.52，其中直接效应为－0.41，通过外倾性的间接效应为－0.11)，家庭经济状况对SWB有最强的正面预测力，家庭经济状况越好，个体的SWB越高，效应值为0.25（其中直接效应为0.18，通过神经质的间接效应为0.07)，外倾性人格对SWB具有次最强的正面预测力，年级对SWB既有直接效应（路径系数为0.12)，又通过外倾性和神经质产生间接效应（效应量为－0.04)。城乡和开放性均通过外倾性和神经质对SWB具有间接的效应，其间接效应量分别为－0.09和0.12。严谨性通过神经质对SWB的预测效应为0.10。总体而言，除了神经质、城乡背景和性别对SWB具有负向效应外，其余因素均对SWB具有正面效应。这表明，高神经质、农村的生活背景、身为女性这一社会角色都对SWB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而外向型人格、高开放性或高严谨性人格、家庭经济状况好、受教育程度高都对SWB产生不同程度的正面效应。
表3 各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力
变量
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整体效应
年级0.12
-0.040.08
性别-0.05 -0.05
城乡-0.09
-0.09
经济状况0.18
0.070.25
外向人格0.220.22
神经质人格 -0.41 -0.11
-0.52
开放性人格 0.120.12
严谨性人格 0.100.10
4 分析与讨论
SWB的研究来自于许多相异而又相关的领域，预测SWB的因素很多，如人口学变量、情境和生活事件、社会支持、个人因素（其中主要是人格）及认知评判等[1,18]，本研究集中考察了青少年学生的人格、人口学变量与SWB的关系，以下就这些变量与SWB的关系加以讨论。
4.动1 青少年SWB与人口学变量
SWB是在老年医学和生活质量研究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该领域无论是量表的建构还是实证的研究，其对象和成果主要集中在成人身上，而对青少年的研究相当缺乏，且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的研究，对于人口学变量与SWB的关系还缺乏一致的结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年级（年龄指标）和经济状况对SWB有直接的预测力。随着年级的升高，SWB也有微弱的提高，这与Lu,L[35]的研究不一致。虽然年级对SWB的整体效应不是很大(0.09)，但它对SWB的直接效应却达到了0.12。这种不一致可能与被试的选择和我国的国情有关。本研究所选择的被试是中学生和大学生，在我国，中学生的学习压力是最大的，初中生要考重点高中，高中生要考大学，这种压力既来自外部（家庭和社会环境），也来自学生自身；而在大学则不一样，在我国，大学生有“天之骄子”的美称，虽然近年来随着大学的扩招，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在增大，但由于各种原因，进入大学后，每个学生都有喘一口气的感觉，学习压力比中小学时小了很多，这种反差导致了他们SWB一定的提高。
性别和城乡对SWB都只具有间接的效应，从整体效应看，男性比女性的SWB略高，城市学生比农村学生的SWB高，但这种差别很小，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性别和家庭所在地的主效应均不明显。前人的研究有的认为女性的SWB高于男性[12]，但也有的研究认为没有差异。张河川等人对中年教师的调查表明，女性的SWB显著高于男性，因为男性比女性具有更高的期望值[36]。王极盛等人对初中生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而且也把这种差异归因于抱负水平的不同[37]。但以大学生为被试的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异[38]。其实，在我国，由于受重男轻女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孩和女孩在大部分农村和部份城市居民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这种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但在自我价值感还未形成的青少年学生中，这种不平衡性还是有一定的反映，本研究中部分被试是取自贫困的甘肃农村，因此，男同学的SWB略比女同学高可能正是受这种传统观念的影响。但从另一角度而言，无论是女性的SWB略高于男性还是男性的SWB略高于女性，从概率的不确定性看，这种小变异是允许的，因为这种变异可能主要来自于被试的抽样。在不同年龄阶段由于人们所担任的社会角色的不同对幸福的体验可能存在微小的性别差异。基于此，本研究中的男性比女性的SWB略高的结论并不能推广到一般，男、女性的SWB差异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方差分析表明，城乡变量对SWB的主效应不显著，但与教育程度存在着显著的交互作用，与性别、经济状况存在三维交互效应。因此，要解释主观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应嵌套于经济、年龄等变量进行综合分析。
本研究显示，经济状况预测SWB的效应明显，这一结果与Campbell的结果是一致的[5]，但却与Myers经济状况与SWB之间不相关的观点不同[4]。其实，从图1的SWB与相关因素的整合模型中看出，经济状况预测SWB的直接效应(0.18)虽然比外向人格对SWB的直接效应(0.22)略小，但它还通过神经质人格和外倾性人格对SWB间接产生0.06的累积正面效应（见图1)，对SWB的整体效应达到较高水平(0.24)，这说明经济因素对幸福还是具有较大预测力的。可能这种影响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在需求层次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经济状况会对SWB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状况、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农村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不如城市学生高的主要原因。
4.2 青少年SWB与人格
虽然许多人格特质都与SWB有关，但多数有关人格特质与SWB关系的研究集中于外倾性和神经质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且研究对象均为成人。但正如Deneve和Cooper所指出的，单独地集中于外倾和神经质可能会过于简单地陈述人格和SWB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对大五人格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验证和分析。结果表明，在外倾性、神经质、严谨性三个维度上，本研究在青少年样本中的结果进一步支持和验证了McCrae&Costa[2]和DeNeve&Cooper[24]的观点，即外倾性、严谨性与正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存在负相关，神经质与正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存在负相关，与负性情感存在正相关。但有关开放性和宜人性与SWB的关系的结论并不一致。McCrae&Costa的研究认为，宜人性与正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存在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存在负相关。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见表1），宜人性与正性情感之间没有相关（相关系数只有-0.002），与负性情感、生活满意度和SWB指数间也只具有较低的相关，没有证实Costa&McCrae的观点。验证性的结构方程分析表明，宜人性人格对SWB不存在直接效应。我们认为，宜人者具有关系型性格特征，一般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增加正性情感、减少负性情感；虽然宜人者产生人际冲突的可能性小，但他们心肠软、脾气好，为了维持和谐的关系，可能会压抑自己的正性或负性情感，因此，在情感体验上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偏好。就开放性来看，与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存在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感存在负相关，这也与Costa&McCrae开放性与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同时具有正相关的观点不同。可能因为O型个体好奇心强、兴趣广泛，有创造性，他们的生活中具有更多令人赏心悦目的新变化，这可能使其体验了更多的正性情感和生活满意度。至于大五人格中的不同人格维度为什么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地位不同和它们究竟是如何预测主观幸福感的将在下面的内容中作进一步的论述。
4.3 人口学变量、人格对青少年SWB的交互作用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在西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其研究在数量上非常惊人，但在理论的发展上仍差强人意，原因之一是无论是从外界寻找指标以解释人们体验SWB的过程，还是关注人的内在特质以探讨人们SWB的产生机制，都仅是从某一个视野探析幸福的影响源及其机制，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近年来，在多元分析技术特别是结构方程模型的支持下，人们开始从理论架构出发对主观幸福感进行系统的探讨[18,30]，在对已有理论和研究验证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性的研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中，SWB必然会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各种外界因素对SWB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它需要通过人的内在特质（人格或者认知）的过滤而影响到人的SWB，即人的SWB受到具有层阶关系的多变量的影响，所以，要把握人的幸福的产生过程和机制，就应考虑外界因素如何作用于人主观层面的内在特质进而影响到人的SWB的动态过程，而且这种影响过程是以相关的外界因素与内在特质的交互作用为动因的。
基于因素分析和相关分析的结果及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24～33]，我们认为，人口学变量和人格均可预测SWB，各种人口学变量虽对SWB有直接效应，但主要通过人格尤其是外倾性和神经质人格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这种交互作用。在大五人格中，除宜人性外，各维度几乎均对主观幸福感有预测力，但外倾性和神经质有直接效应，严谨性和开放性要经由这两种核心人格维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效应。外倾性和神经质之所以能够充当其余人格变量的中介，是因为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这两个人格维度，更多体现了遗传所决定的神经系统的动力特征对行为的持久影响，更多代表了人的自然性格（或称为气质），具有本源性，可以称为气质性人格。而严谨性、开放性、宜人性等均是在生物属性基础上根据实践的需要而形成的，更多代表了人的社会性格，可以称为工具性人格，它们是在气质性人格基础上形成的也要通过气质性人格表现出来。就内外倾者来说，严谨的人既可以是外倾的严谨者，也可能是内倾的严谨者，就开放性来说，既可以是一个低神经质的开放者，也可以是高神经质的开放者，这取决于个体先天的气质特征。前者代表了人格的深层特质，后者代表了人格的表层特质。外倾性和神经质充当了调节人口学变量和其余人格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同时，人口学变量是影响SWB的外部因素，人格是个体SWB的内在预测指标，人格和人口学变量的结合能增强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力。
5 小结
人口学变量、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具有层阶关系，人口学变量中的年级和经济状况变量既对SWB有直接的效应，又通过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维度或外倾性维度对SWB产生间接的效应，性别和城乡变量则仅通过神经质和外倾性对SWB产生间接的微弱效应；人格是SWB强有力的预测因素，大五人格因素中，宜人性对SWB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开放性和严谨性通过神经质或外倾性对SWB有间接的预测力，神经质和外倾性则对SWB有较强的直接预测力；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人格、人口学变量与SWB的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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