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中的田园视景与抒情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抒情论文,田园论文,性问题论文,从文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湘西的田园视景及其自我颠覆性
沈从文创作中被研究者讨论最多的是他精心营造的湘西世界，其典型特征是自然、人性与美。关于这个湘西世界最新的言说是作家林斤澜：“沈从文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呢？他拜美为生命，供奉人性，追求和谐。他投奔自然，《边城》的翠翠就是水光山色，爷爷纯朴如太古，渡船联系此岸和彼岸，连跟进跟出的黄狗也不另外取名，只叫做狗。”①
在林斤澜的理解中，湘西世界是太古一般充满和谐之美与自然人性的田园世界，这个田园世界同时也生成了沈从文的文体形式——一种牧歌的或者说是田园诗的文体。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即突出强调沈从文所自创的一种“牧歌式文体”，并认为“沈从文的文体和他的‘田园视景’是整体的，不可划分的，因为这两者同是一种高度智慧的表现，一种‘静候天机，物我同心’式创造力(negarive capability)之产品。能把一棵树的独特形态写好、能把一个舟子和一个少女朴实无华的语言、忠厚的人格和心态历历勾画出来，这种才华，就是写实的才华”②。夏氏的上述分析，把文体风格与“田园视景”勾连在一起，并挖掘背后的东方式智慧，最后落实到写实的才华，堪称对沈从文笔下田园牧歌世界最具经典性的理解。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沈从文的确具有在湘西世界中谱写田园牧歌的主导创作动机，这种主导动机到了沈从文创作《边城》时期更趋于自觉。《边城》的大部分篇幅都符合经典的田园诗写作模式。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曾经对经典的田园诗模式有这样的界定：“田园诗里时间同空间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这地点即祖国的山山水水、家乡的岭、家乡的谷、家乡的田野河流树木、自家的房屋。田园诗的生活和生活事件，脱离不开祖辈居住过、儿孙也将居住的这一角具体的空间。”“田园诗中不同世代的生活(即人们整个的生活)所以是统一的，在多数情况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点的统一，就是世世代代的生活都一向附着在一个地方，这生活中的一切事件都不能与这个地方分离。……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线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③《边城》即表现出“生活及其事件对地点的一种固有的附着性、粘合性”，小说叫《边城》而不叫《翠翠》，也不叫《翠翠、爷爷和黄狗》，这固然与沈从文曾经计划陆续写作“十个城”的故事有关，但从田园牧歌的原型性上说，选择“边城”作为主题，显然使小说涵容了更开阔的叙述空间。
巴赫金所谓“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时间的回环节奏首先表现为沈从文小说中所习用的恒常叙事，即叙述湘西世世代代的生活中一以贯之的常态化的场景，借以勾勒长久不变的恒定感④。譬如《长河》：
六月尝新，必吃鲤鱼，茄子，和田地里新得包谷新米。收获期必为长年帮工酿一大缸江米酒，好在工作之余，淘凉水解渴。七月中元节，作佛事有盂兰盆会，必为亡人祖宗远亲近戚焚烧纸钱……。八月敬月亮，必派人到镇上去买月饼，办节货，一家人团聚赏月。
“三个分句分叙的六、七、八月农家主要生活样式，在‘必’的约束下，变成铁打一般不可动摇的规律，凝固在生生不息的时间流动之中。”⑤
《边城》中更精心设计的“时间的回环节奏”还表现为节庆的复现，小说第三章这样交代节日在边城所充当的特殊角色：“边城所在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是端午，中秋和过年，三个节日过去三五十年前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直到现在，还毫无什么变化，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正因如此，作者选择了端午和中秋作为小说主要情节发生的时节，叙事者讲述的进行时中的故事发生在当下的端午，第四章又回溯两年前的端午发生在翠翠和傩送身上的故事，男女主人公的记忆便与端午节联系在一起。这种节日的复现，既为人物的活动确定了核心的时间关节点，也有助于营造具有地域色彩的民俗环境和背景，凸现了民间节庆在乡土生活中重要性。边城世界的深厚蕴涵正凝聚在风俗、节庆之中，年复一年的节日维系的是边城世界的秩序感、恒常感以及与过去世代的连续感。
正有赖于这种地点的统一性与时间的回环节奏，湘西的田园视景在《边城》中才获得了沈从文创作中前所未有的完整性与自足性。而《边城》在沈从文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性在于，它使沈从文此前在其它湘西题材的小说中尚显零散化的田园视景一举获得了整体性和统一性，进而使湘西世界获得了一个文化幻景意义上的整体图式。如果说在其它湘西小说中，沈从文的田园视景还由于题材以及作者价值意向的不同而具有一种差异性，但由于《边城》的出现，湘西世界以往的内部的差异性则开始服从于这一田园视景的整体图式。而正是从田园视景的整体性这个意义上说，在《边城》中最后定型的湘西世界的意义才无比重大，田园视景也才有了诗性乌托邦的意义。
但是，在现代历史条件下，沈从文的田园视景必然具有一种先天不足。因为现代社会无法容纳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桃花源。一切现代的田园牧歌与乌托邦图景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虚构的幻美性。这使《边城》毕竟不同于传统的田园诗。与传统田园牧歌中永恒的时间性构成区别的是，《边城》中无法祛除偶然性的线性时间元素的介入。如果说《边城》前两章的恒常叙事部分更趋于中国传统的静态的山水画，那么，一旦进入了展开具体情节的叙事流程，小说就进入了线性时间的具体性与一次性，进入了动态的日常生活和现代历史。所以作为节庆的端午和中秋的意义在小说中就发生了转变，节日的功能就从民俗学图景的恒常展示，转为替主人公的生命活动提供场景，小说的重心也就由民俗学展览进入了具体人生的写相，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转入进行与流逝中的现代历史时间。偶然性时间因素的介入，因此使故事时间具有了具体性，事件也具有了一次性。小说结尾部分爷爷的死亡和白塔的倒掉都是线形时间中不可重复的事件，尤其是《边城》那个著名的结尾，使小说以及边城世界开始向未来时间敞开，从而使时间有了单线性，而不再呈现节日时间的回环性节奏：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在这个意义上说，偶然性时间的介入，标志着边城牧歌图景开始变得复杂化。偶然性的时间因素给《边城》的叙事带来了不可确知性，也带来小说结尾的开放性。这种结尾的开放性标志着《边城》这部小说现代视域的生成。现代小说结尾与传统意义上的故事结局的最大区别就是现代小说更迷恋一种非确定性。本雅明在他著名的文章《讲故事的人》中指出：“童话总这样说：‘从此他们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⑥这就是童话的惯常的大团圆终结，这种大团圆终结同时也意味着时间性和可能性的终结，当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之后，也就意味着关于童话故事的主人公讲故事人已经无话可说了。而现代小说的结尾则以卡夫卡为典型：“卡夫卡是那种注定无结尾的文学的代表。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有如摩西，永远看不到乐土。布朗肖说，不可能结尾，就是不可能在作品中死亡，不可能通过死亡自我解脱。”⑦小说的不可能结尾正对应着终结的不可能性。而现代性是指向未来的乌托邦，现代小说的终结也必然处在时间的远方。当《边城》的结尾把偶然性的时间因素引入田园视景，也就把现代性的维度引入小说，小说的结尾也必然是指向未来的，开放的，无法在现世兑现的。这种不确定性本身最鲜明地表现了小说的现代本性。因此，《边城》的叙事是一个时间的现代性乃至历史性逐渐凸现的过程。《边城》临近结尾即已显露变徵之音，借用沈从文习用的语汇，小说开始由“常”入“变”，即从乌托邦的恒常性进入到生命的变动不居的一次性。
从开放性结尾的角度说，《边城》表现出一种意义图式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还体现在《边城》中的田园视景的自我颠覆性。《边城》的意义既生成于牧歌秩序本身，也生成于这一秩序的被质疑。郑树森即指出：“沈从文的田园模式，其实暗示强力，城乡之间，文明和原始之间，对比对立，而其笔调既有反讽，又有哀伤。”⑧所以《边城》不单呈现了一个纯粹的田园视景，其中的“所说”和“所示”之间有天然的缝隙。《边城》的牧歌倾向也与自身的颠覆性指向并存。“所说”(牧歌)与“所示”(内部的自我分裂)互相纠葛冲突，展示了一个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图景。这种自我分裂迹象在沈从文此前的小说《灯》中已经包含了，当《灯》的结尾男主人公不经意间透露出那个忠心耿耿的老仆人的故事是一个虚构的时候，其湘西视景已然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在此，沈从文自己暴露了小说的虚构性，在某种意义上就不啻一种冒险：湘西世界的真实形态的瓦解的风险。小说结构内部由此暴露出了缝隙和断裂，冲击着田园叙事和牧歌图景的单一性指向，意味着湘西世界内部依然包孕着田园视景的“他者”——现代性。所以，《边城》是有内在的缝隙的。杰姆逊称“史诗话语里的形式和内容、词语和对象之间已经存在着一种基本的构成性的断裂”⑨。《边城》中的田园诗的话语方式与真正的对象的本来样态之间也正存在着这种断裂。田园牧歌生成的同时也蕴涵了被颠覆的因子。正如王德威对沈从文的断言：“他的叙事既是对田园牧歌的逼真再现，但同时也使之土崩瓦解。”⑩
二、“牧歌”是怎样叙述出来的
从修辞的层面具体讨论沈从文笔下田园视景的生成，有助于我们感受湘西田园牧歌的人工性。我们要问的问题因此就转换为：沈从文笔下的“牧歌”是怎样被叙述出来的。
其一是“自然化”。王德威在分析沈从文的小说《柏子》时曾对“自然”和“自然化”两个范畴进行了如下区分：“对于这个故事的复杂性的诠释方法之一，是区分‘自然’(nature)与‘自然化’(naturalization)的观念。我们在阅读沈的抒情叙事时经常将前者视为理所当然，相对于此，后者则表达了沈在描绘现实时的修辞与观念策略。在这里，‘自然’指的是未经污染的理想源泉，而‘自然化’则指的是将历史流变化作天长地久的文化/意识形态范式。”“我所关心的是更为‘文学性’的问题：……他如何把本来事出有因、决不‘自然的’主题、现象写得‘自然’而然起来，以及他又如何在这样的‘自然’书写时，设下疑影或留了裂隙，从而把看来清朗的文体交织得极尽复杂微妙。”(11)
对“自然”和“自然化”的区分使我们意识到，许多看上去是“自然”的东西，其实都是人为的“自然化”的结果，其中就有不自然的成分。而关键是沈从文对自己的这种“自然化”的过程是相当自觉的。在《一个人的自白》中，沈从文透露了自己创作中的重要的叙事策略：“作品中的乡土情感，混和了真实和幻念，而把现实生活痛苦印象一部分加以掩饰，使之保留童话的美和静，也即由之而来。”(12)这里的“真实”即是本真的“自然”，而“幻念”即是“自然化”的结果，为的是“保留童话的美和静”。这种“童话的美和静”是服务于总体上的湘西“田园视景”的统一性的。
其二是“幼稚化叙事”。沈从文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一个看似懵懵懂懂的未成熟的叙事者。如《我的教育》即有鲜明的叙事的幼稚化倾向：
排长头一天说，军人要早起，我就起得很早。
住到这祠堂里几天来我们的事可以列表记下：一，点名(不到则罚跪)，二，吃饭(菜蔬以辣椒为主体)，三，擦枪，唱军歌，四，各处地方去玩，撞一点小小乱子(譬如打别人的狗一阵，撵别人的鸡一阵)。
早上，有一个火夫，被排长命令兵士，到近梯处楼下打了一顿，那火夫就荷荷的哭，称冤不止。一件好笑的事！到这些地方，眼泪就是为这样用处！
这段叙事中所呈现的场景和细节都是非常感性而实体化的，叙事也只有描述，没有判断，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和现时性，是典型的孩童般的幼稚化叙事风格。这种幼稚化叙事凸显的是一个人格化的叙事者“我”，一个自身在成长中的叙事者，一个非全知的叙事者，其叙事调子多少有些蒙昧的影子。在沈从文这里，叙事的幼稚化是一种自觉追求的倾向，其生成的效果是使叙事者和读者一同忽略事实与真相的内在的惨烈与蒙昧，从而与五四的启蒙主义叙事构成了巨大的区别。
其三是叙事者的人为控制。有研究者评论《边城》时指出，沈从文“为弥合牧歌文本中的破绽，做了不少工作，这可以从他频繁使用的一些赞誉性词汇中看出来。在小说开头三节，这类词汇比比皆是，如‘淳朴’、‘浑厚’、‘安静和平’、‘极有秩序’等。而如果拿这些肯定性评价与边城人日常生活经验对照，读者会发现它们常常是矛盾的，是叙述人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而不是事件本身令读者信服。因此，掩饰的结果实在是加强了这种不和谐感”(13)。叙事者的这种人为控制即使不是作者的有意为之，也在客观上削弱了牧歌中的不和谐音，抹平了田园视景的内在裂痕。“叙述者本身就是位于现代主义核心的那个哲学谜团的一部分。与现代主义的许多因素一样，叙述者提供真实的、实际的东西，即事物本身，而目标却在于非真实的、非实际的、非客观的东西。”(14)像《边城》这样的田园小说尤其需要叙事者的叙事策略和修辞技巧，这就进一步解释了《边城》的乌托邦特征，田园世界自有其虚构的自足性。湘西的幻景由此暴露出了它的意识形态属性。
三、抒情性的原点
沈从文小说中的田园视景最终关涉着抒情性的问题。
沈从文创作中的抒情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至少在抒情与叙事两个范畴中，沈从文更看重的可能是自己创作中抒情性的一面。抒情性在沈从文这里更重要的讨论空间是与叙事性的关系。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他的小说创作，不过是以叙事的方式抒情：“作品中不论改写佛经故事，或直接写农村人事，通过头脑，都一例成为抒情诗气氛。”(15)“你的一支笔虽能把你带向‘过去’，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16)所谓“抒情诗”在沈从文这里就是“用人心人事来作曲”，他的各种各样的文类都是达致抒情的一种途径。“抒情诗”成为沈从文对自己创作的一种整体性的体认。
在沈从文的创作生涯中，《边城》的重要性还在于，这部小说为沈从文的抒情性赋予了一种悲剧的底蕴。《边城》的抒情诗的意味最终被这种悲剧性所升华。《边城》的悲剧性来自美和良善的注定被毁灭的命运，正如当年刘西渭(李健吾)所指出的那样：“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17)刘西渭从《边城》的悲剧成分中捕捉到的，既是自然的永久的原则，也是老中国的美感和良善在现代历史面前必然消逝的挽歌情怀，《边城》中的抒情性因此表现为乌托邦幻景与现实的冲突，由此也决定了《边城》抒情性的内在调子是“悲哀”。沈从文在1981年谈自己创作的共同特征时，也曾讲到自己的“作品一例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18)。沈从文的一生中曾多次谈到这种悲悯感。对悲悯感的体认的最重要的文本是沈从文写于1950年的一封信，从中我们或可找到沈从文抒情性的一个原点。在写于1950年4月的《致布德》中，沈从文这样追溯自己的爱的哲学以及悲悯感的源头：
唯一特别处，即一生受社会或个人任何种糟蹋挫折，都经过一种挣扎苦痛过程，反报之以爱。《边城》和《湘行散记》，及大部分写农村若干短篇，如《丈夫》、《三三》都如此完成。所谓生动背后，实在都有个个人孤寂和苦痛转化的记号。写城市，全把不住大处，把不住问题，不过是一种形式的抒情而已。正和写《月下小景》是观念抒情一样的。在新的尺度下衡量，可以说有害无益。工作全部清算，还是一种生活上的凡事逆来顺受，而经过一段时日，通过自己的痛苦，通过自己的笔，转而报之以爱。说奇怪，也奇怪，这个最重要影响，可能还是三十年前的。有一次在芷江县怀化镇，一个小小村子里，在一个桥头上，看到一队兵士押了两挑担子，有一担是个十二岁小孩子挑的，原来是他自己父母的头颅，被那些游兵团队押送到军营里去！因这印象而发展，影响到我一生用笔，对人生的悲悯，强者欺弱者的悲悯，因之笔下充满了对人的爱，和对自然的爱。(19)
对一个小孩子挑着自己父母的头颅的这份记忆，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沈从文爱与悲悯情怀的原点，或许也就是其毕生所执著的抒情性的源头。上段引述揭示出沈从文创作中所谓“形式的抒情”和“观念抒情”都只是表象，内里的东西则是对人生的悲悯和爱，并构成了沈从文生命感性的升华，也同时构成了对抒情性的升华：“这种悲悯的爱和一点欢喜读《旧约》的关联，‘牺牲一己，成全一切，’因之成为我意识形态一部分。”(20)所以抒情性最终可以看成是沈从文自己的一种意识形态视景。而上引信件更具启示性的尚在于，沈从文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个体感悟赋予了抒情概念以他自己的独特品格。这对于考察沈从文建构的湘西田园视景的丰富性具有重要意义。
有这种对人生的悲悯和爱作为底色，沈从文的田园视景才更具有沉甸甸的意蕴。本文最终想强调的是，无论沈从文的湘西如何内含自我解构的因子，无论其田园牧歌的视景最终如何具有一种幻美性，但其中依旧存有沈从文对完美的生命境界的追寻，隐含了一种在现代中国历史中并不多见的乌托邦远景。恰像高友工评价《红楼梦》与《儒林外史》的“抒情性”所说的那样，尽管曹雪芹与吴敬梓“皆判知时间必然的侵蚀与乎对真实的怀疑将严重动摇生命的整个境界，他们仍愿意有保留的依附于此一破损的生命境界；在危难中此境界仍慰他们以抒情的喜乐。当此二作者给出片断的境界或幻象，二人同时也对我们真诚的表白了他们破裂的希望。缘此种种，这二部书使我们自觉“在放下作品后，不同于前。”(21)同样，当我们放下《边城》之后，也会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翠翠那样，尽管等待的“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但只要有等待，也就希望尚存。这就是沈从文的田园视景在混乱的年代以及现代性危机的历史阶段给予读者的抒情的喜乐。
抒情性问题可能贯穿着沈从文的一生。讨论沈从文与抒情性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追问抒情性如何在他构思湘西田园视景伊始就表现了出来，并可能构成沈从文文学意识的核心部分？沈从文关于湘西世界的叙事中如何暗含抒情性的维度？40年代之前沈从文的文学叙事中的抒情性如何表现，又与40年代后昆明时期的抒情性有怎样的承继关系？沈从文的抒情性与叙事性之间怎样构建了一种整体性？这都是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注释：
①见程绍国：《林斤澜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②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4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巴赫金：《小说理论》，第425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⑤刘洪涛则借用“反复叙事”的范畴来描述这种“恒常叙事”，参见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第161—169页，第16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⑥《本雅明文选》，第30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⑦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第32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⑧郑树森：《沈从文的历史位置》，载《长河不尽流》，第301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⑨转引自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4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⑩(11)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载刘洪涛、杨瑞仁编：《沈从文研究资料》(下)，第895页，第87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12)《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1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13)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第110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
(14)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第4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5)沈从文：《我的分析兼检讨》(1950)，载《沈从文全集》，第27卷第71页。
(16)见沈从文：《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第111页。
(17)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李健吾批评文集》，第56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
(18)《沈从文全集》，第16卷第394页。
(19)《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66—67页。
(20)《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68页。
(21)高友工：《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抒情境界》，载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第2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