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民众运动观的嬗变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众论文,陈独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2)04-0060-05
民众运动是中国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的基础，陈独秀对民众运动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演绎的过程。他在不同时期对民众运动持有不同的态度，最终选择了政党领导之下的民众运动，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新文化运动以前陈独秀否定民众运动
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前陈独秀对民众运动持否定态度。陈独秀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在祖父、母亲的督促下接受传统文化教育，1896年参加县试勇夺秀才第一，但1897年的江南乡试让他看到社会上的种种奇闻怪状，开始接受维新思想，由“选学妖孽转到康梁派”（注：《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随着形势的发展，戊戌维新如昙花一现，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连续五年的拒俄运动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这些都促使陈独秀动摇了对改良派的信仰，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转而成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并且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他总理《国民日日报》编辑事务，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反帝爱国和民主革命思想；他参加暗杀活动，曾与吴樾在芜湖科学社密商暗杀五大臣之事。他还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岳王会”，为安徽革命和辛亥革命作出了贡献。从这些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这时并未认识到要提倡民众运动。他所热衷的暗杀活动是个别人的一种冒险行为，没有和民众建立联系；创建岳王会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派别运动，和华兴会、光复会、中国同盟会一样都是主张先进人物的团体，并没有注重发挥民众的力量。
陈独秀在五四以前不提倡民众运动，其原因可归纳如下：
第一，这是由陈独秀个人的社会历史观决定的。他认为“社会国家之进步也，其道万端，而始终赖为必要者，乃有大众信仰之人物，为之中枢为之表率。”（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8页。）他把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兴亡寄托在英雄人物的身上。另一方面，他轻视民众的力量，看不起民众。他说“依我看起来，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我们中国人，天生有几种不好的性质，便是亡国的原因了。”“第一桩，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根本不关心国家大事。“第二桩，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这种“草野愚民，不知俄约之迫，并不知瓜分之说，其爱国思想更何由发达？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这种鄙视民众，看不到人民群众伟大力量的思想认识是陈独秀这一时期否定民众运动的思想基础。
第二，陈独秀反对民众运动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无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认识到发动人民群众的重大意义。戊戌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希望通过改良的方法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把救亡的希望寄托在皇帝的身上。他们反对暴力革命，害怕发动民众。民主革命派如孙中山、黄兴等虽然看到革命的威力，但仍未发掘出人民群众的潜力。他们的革命方式是通过建立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中国同盟会团结全国革命进步人士，联络当时社会上有力的反清力量会党，并争取清政府中具有进步觉悟的新军来发动武装起义。这类起义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发动人民群众。在这样的环境下，陈独秀当然难以想到去发动民众，依靠民众的力量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第三，值得强调的是当时民众的觉悟的确不高，他们首要的事情是维持生计，未用太多的精力去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许多国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忠君思想浓厚，不敢彻底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在这种“民智不开化”的情况下提倡并兴起民众运动的确不易。
但是陈独秀这种否定民众运动的态度并不是一贯到底的，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二、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发端至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提倡排斥党派运动的民众运动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篡夺，孙中山反袁的“二次革命”又遭到武力镇压，陈独秀一度陷入消沉苦闷彷徨之中。他开始思索中国革命的出路。陈独秀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民主共和”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是因为缺乏民众觉悟的基础，改造国民性是当务之急，中国的改造与进步有赖于国人爱国心自觉心的确立——中国人的“最后之觉悟”当为“政治的觉悟”，而“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这样的认识是陈独秀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也是他提倡民众运动的前提。
辛亥革命失败使陈独秀对政党政治失望，转而提倡国民运动、国民政治。他指出“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国民根本之进步。”针对国内军阀连年混战、劳民伤财、争权夺利的现象，他评价道：“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之所主张抗斗……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3页。）在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英国为代表的政党制暴露了它不能适应战争需要的弱点，因此陈独秀对政党政治产生怀疑。“纯全政党政治，唯一见于英伦，今且不保。”（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最早实行政党制的英国面临战争威胁时的力不从心对于一向喜好资产阶级民主的陈独秀来说无疑是个打击。陈独秀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想把中国建设成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曾经选择了资产阶级政党制。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他逐渐对政党制失望，转而追求其它的民主形式，即国民政治，并指出“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他断言“政党政治，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且不适用于今日之中国也。”（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3页。）陈独秀否定了包括中国同盟会在内的政党政治和党派运动，并直言“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
陈独秀否定党派运动、提倡国民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影响，极为推崇和向往法兰西文明。认为法兰西文明乃“近世文明”之先发主动者，“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场由多数国民自觉主动参加的国民运动，故中国要效仿法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立宪政体，就必须激发国民的主体意识，掀起一场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的国民运动，这场运动必须排斥武力政治、贤人政治和党派运动。
这一时期陈独秀由注重民众宣传、思想启蒙逐步转化为提倡民众“直接行动”。新文化运动原本注重改造国民性，倡导国民“独立自主人格”；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愚昧；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为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坚分子，这种伦理的觉悟成为民众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后国内就爆发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反帝爱国运动。从单纯思想层面进行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上升到行动层面，提倡“直接行动”成为五四后期民众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此期陈独秀对“民众”一词的理解带有局限性。他眼中的民众主要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青年学生，而不包括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我们从他1918年写的《克林德碑》中可以看出来，虽然这时他已提出“民众运动”的口号，但对于农民自发的义和团运动却持否定态度。他评价道：“义和团何等可恶！”（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14页。）认为义和团运动是愚昧迷信的农民的一种愚昧无知的行为。陈独秀之所以持有这种观点是由他本人的阶级性决定的，这时的他毕竟还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还没有接受五四运动的洗礼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也就不可能看到工人阶级、农民群众的革命作用。但随着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陈独秀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民众运动观。
三、在十月革命影响下陈独秀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提倡政党领导下的民众运动
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失败后找到国民运动的救国方案，并且成功地领导了五四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于1920年6月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在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以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阶段。陈独秀的这种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第一，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动摇了陈独秀对国民政治的信仰。本来，陈独秀对帝国主义国家是存有幻想的，当巴黎和会召开时，他提出“公理战胜强权”的口号，但是和会把德国所占中国领土让给日本，使陈独秀认识到：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是骗人的鬼话；“民主”是带有阶级性的，“全国民的政见，永远没有相同的时候。”（注：《独秀文存》，第407页。）提倡所谓的国民政治在中国还不是时候，这只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认为‘国民’不过是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65页。）陈独秀认为许多人拿国民的名义来号召，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他对国民政治产生了怀疑。
第二，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运动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他们知道在俄国成立了由工人阶级和农民出身的士兵掌握政权的“劳农政府”，这个政府和迄今世界上任何政府都不同，它实行“最激烈之纯粹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产生了对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向往。十月革命的胜利还促进了中国人民的反帝觉醒，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丢掉了向帝国主义乞求独立和自由的幻想，走上坚决反帝的道路。这就为陈独秀提倡建立政党领导民众运动的救国方略提供了群众基础。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陈独秀建党提供了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迅速壮大。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提高，并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使陈独秀认识到20世纪的民主，已成为“新兴的无产阶级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9页。）。工人阶级是中国最根本的物质力量，也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能够担当起民族解放的重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倡导和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先进知识分子立即起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在中国产生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和马列主义宣传的展开，他们越来越感到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必要。陈独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四，陈独秀重提党派运动，提倡政党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与其个人思想的进化密不可分。
首先，陈独秀对民众运动与党派运动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最初他对二者关系的认识非常绝对化，肯定一个就要否定一个，但是这种绝对化的观点在新形势下显得不合时宜。巴黎和会让他对单纯注重思想启蒙的民众运动失望，十月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让他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愿意发动工人阶级。面对国内军阀的强大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他认识到要“使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各部分争自由争民权的各种势力，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之下结合起来，成功一个有组织的广大的国民运动。”在国民运动中，“要成就一个革命的局面，断然不可没有一个势力集中的革命党做中坚，担任破坏及建设的责任。”（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40页。）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否则会陷入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状态，学界、工界、农民运动散漫不集中，使得革命斗争性不强，且易被反动军阀政府镇压。到这时他已基本明白：民众是革命的基础，党派是革命的领导，只有基于民众运动基础之上的党派运动也就是在政党领导下的民众运动才能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
其次，陈独秀建党的过程就是他个人逐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说：“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注：《通讯》，《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但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使他感到有论及现实政治问题的必要，“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31页。）这说明陈独秀开始由精神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化。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深入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广大进步青年关于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讨论的日益展开，陈独秀也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后来的历史学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注：《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525页。）表明他决定“以俄为师”，“走俄国的路”，改变了一开始对苏俄革命观望和怀疑的态度。随着国家危机日趋严重，新文化运动中已有一部分人感到要摆脱被压迫的屈辱生活和拯救国家的危亡，必须由广大人民自己起来直接行动。陈独秀的态度也发生转变。他在《新青年》第7卷《劳动节纪念专号》上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指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没有工人“我们就不能生存”（注：《独秀文存》，第300页。）。这时的陈独秀开始注重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懂得发动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重要性，要把五四运动中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发扬光大。1920年9月，陈独秀写了《谈政治》一文，以鲜明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力地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温和的社会主义，他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注：《独秀文存》，第371页。）这表明他已经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此后陈独秀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认识到人是划分为阶级的，“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49页。）要改变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必须把无产阶级集合起来，形成新的“集合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我主张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成强大的政党……这才是目前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78页。）至此，在改造中国的方略上，陈独秀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认识起点，其实，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回归。这时的陈独秀提倡建立的政党不同于以往的军阀党派，而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基础建筑在无产阶级上面，在理论上，自然要好过基础建筑在有产阶级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党。”（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89页。）
第五，当时的中国社会面临着救亡和启蒙两大主题，特别是20世纪以来救亡问题尤为突出，但在救亡的过程中，启蒙问题并未被忽视。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各种救亡运动，同时也通过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启蒙运动的高潮。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启蒙不得不让位于救亡，国将不国，何谈启蒙？这从《新青年》主旨变化中可以看出来，由开启明智逐步转为关心“国命存亡”的具体时政问题，最终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而《新青年》的创始人陈独秀也由一名思想启蒙家转变为职业革命者，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这固然与当时中华民族救亡主题有关，也与陈独秀本人强烈的爱国心和救亡意识有关。
至此，陈独秀的民众运动观已趋于成熟，不再是狭隘的不要党派的排斥工农的所谓先进分子的民众运动，而是广泛的有政党领导的全国各个阶级阶层的统一的民众运动了。我们从以下两点可以看出来：其一，陈独秀的“民众”一词已不同以往而具有广泛的涵义，不仅包括学生、知识分子、资产阶级，还包括工人阶级以及他曾经认为“愚昧无知”的农民。1924年9月陈独秀发表了《我们对于义和团运动两个错误的观念》，纠正了憎恶义和团是“野蛮的排外”和“少数人之罪恶”的两个错误观念，称赞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771页。）。说明他不再鄙视义和团运动这场自发的农民反帝爱国运动，而是肯定了农民这一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阶级的革命作用，这是陈独秀的一大进步，也是他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重要表现。其二，陈独秀倡导的民众运动不再局限于思想启蒙，而是要直接行动，要靠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暴力革命来反帝反封建。在新文化运动前期，陈独秀把救亡和启蒙视为一体，启蒙以救亡为目的，救亡以启蒙为基础。但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救亡迫在眉睫，启蒙暂居第二，他又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这时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需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陈独秀就把党派运动和民众运动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倡导先进政党领导下的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工人组织，推动工农民众运动生机勃勃的开展起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个人的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从传统文人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再到提倡革命的民主派最终成为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这与他本人勤思好学，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个性有关，同时也反映出他深沉挚热的爱国心和对政治的敏锐洞察力。他高瞻远瞩，勇于创新，在国内军阀黑暗统治的笼罩之下，敢于创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敢于发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这是他个人的魄力所致，也是他精心思考而探索出来的一条救国之路：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彻底地、不妥协地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来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实践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是正确的，陈独秀民众运动观的演进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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