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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5-6378(2016)03-0049-11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6.03.008 2015年4月30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1]，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顶层设计已经完成，协同发展进入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的重要阶段。政府的工作重点已转向通过政策调控来引导和落实规划[2]。为了给政府监测区域协同发展进程、及时发现问题、实施有效调控提供决策依据，有必要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监测指标体系。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数是“风向标”，显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态势与变动方向；是“温度计”，度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水平变化与实现程度；是“晴雨表”，揭示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关键环节；是“观测员”，研究和记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变动特征与运行轨迹。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与方法 (一)构建目的 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标体系，目的是要其发挥监测运行、发现问题、评估政策、预测前景、衡量目标等五大作用。监测运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监测指标体系是多个层次的有机整体，通过监测这些指标的变化，发现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新情况、新趋势与新问题，为政府准确把握协同发展的脉络和态势、进而实现科学决策。发现问题：通过长期跟踪性监测，及时发现指标体系中超出合理区间的异常指标，进而分析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破解发展难题和瓶颈找到突破口提供线索和依据。评估政策：指标体系既可以用来测度区域协同发展的进程，还可以用来评价规划和政策实施的成效，判断目标设置的合理性、规划实施的有效性、政策措施的得当性，为规划调整、政策调控提供决策依据。预测前景：通过指标测度结果变动趋势的研究，对未来指标数值进行测算，从而对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非首都功能疏解基本走势进行预测，有利于准确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趋势。衡量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监测指标体系，既包括对京津冀整体目标、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的实现程度进行测度，也包括对京津冀交通、产业、生态、城镇、公共服务等领域协同发展的目标进行测度。通过对目标实现程度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明确方向、找到下一步的着力点。 (二)构建原则 1.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理念[3]。要用五大发展理念以及相关标准和指标来监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全过程。按照创新发展理念，设置创新力这一综合指标加以衡量，具体指标包括新增专利数、新增商标注册数等。按照协调发展理念，设置了协同指数，从驱动力结构变化、经济联系度变化、空间结构变化和机制政策衔接等角度设置指标加以衡量。按照绿色发展理念，设置生态文明指数，从区域资源利用、生态状况和环境质量等三个方面加以测度。按照开放发展理念，设置辐射力这一指标加以衡量，具体指标包括进出口总额、货物周转量等。按照共享发展理念，设置凝聚力这一指标进行测度，具体指标包括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等[4]。 2.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既要监测运行，又要衡量目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既是问题导向，又是目标导向，即从解决突出问题(如破解“大城市病”、缩小区域差距悬殊、资源生态环境超载等)入手，通过探索新机制、新模式、新路径，最终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在构建监测指标体系时，首先要从监测问题入手，既要监测已有问题解决的进展及程度，又要通过运行监测，及时发现新问题、发展瓶颈及“短板”，为政府的政策调控和规划引导提供决策依据。同时，还要注重衡量京津冀区域的总体目标、京津冀三地定位目标以及一些重点领域目标的实现程度。 3.坚持统计数据、调查数据与大数据相结合。统计指标具有规范性、代表性、稳定性和综合性，便于进行长期性、跟踪性、趋势性研究和跨区际的横向比较研究。而大数据拥有海量信息和客观性等特点，具有及时性、鲜活性、多样性等特征。运用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一些用传统统计手段难以发现的一些重要现象和问题，是统计指标的重要补充。 4.坚持纵向分析和长期监测、结构分析和综合监测相结合。监测平台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监测运行、把握动向、揭示趋势。通过监测，发现一些相对稳定的、长期的影响因素，可以前瞻性地预测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本趋势，为政府作出重大战略性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同时又要注重结构分析和综合监测，如在发展指数分析中，采用了支撑力、驱动力、创新力、凝聚力、辐射力五大结构性指标从不同方面进行测度。 (三)指标体系 1.框架结构。本文基于衡量定位目标、监测协同进程、测度承载状况的考虑，来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标体系，主要包括3个基本指数(发展指数、协同指数以及生态文明指数)和2个重点指数(人口发展指数和企业发展指数)。发展是核心，协同是关键，可持续是前提。这3个基本指数涉及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数)、人与人(协同指数)、人与自然(生态文明指数)等基本关系。对这三者的长期监测和综合监测，可以基本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进程和发展趋势。同时，人口是综合性指标，可以反映城镇、产业、公共服务等综合变化；企业是创造财富的基本单元，是支撑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力量。将3大基本指数与2大重点指数结合起来进行监测和研究，能够更加全面真实地反映一个区域的发展全貌及其重点领域的变化。 2.指标选取。我们所构建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标体系由3个基本指数与2个重点指数构成(表1)。 (四)测算方法 1.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各项指标的计量单位不统一，因此再用它们计算综合指标前，我们先要对它们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指标的绝对值转化为相对值，从而解决不同质指标的同质化问题。因为本文的指标选择均为正向化指标，因此，不用进行调整。
3.计算指标信息熵
二、测度结果与综合分析 (一)发展指数——三地差距缩小，转型任务艰巨 我们构建的发展指数由支撑力、驱动力、创新力、凝聚力、辐射力等5个一级指标、21个二级指标组成。根据熵值法计算原理，分别测算出2013年、2008年、2004年京津冀各省市单项及综合得分，并将各项得分及综合得分进行排序。根据测度结果(表2)，得出以下基本判断。
1.北京核心地位稳固，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津冀。从指数水平综合得分来看，北京发展水平优于津冀。2013年北京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发展指数)为0.8245，而天津和河北分别为0.4209和0.3687，北京不仅综合发展水平远高于津冀，且“五个力”指数得分均高于津冀，内部发展更为均衡，说明北京的区域核心地位不容置疑(图1，表2)。
图1 2013年京津冀发展水平及内部结构雷达 2.三地发展水平落差有缩小趋势。从指数的变化趋势看，三地发展水平有缩小趋势。北京的综合发展指数略有下降，从2004年的0.9027下降到2013年的0.8245；天津的综合发展指数略有上升，由2004年的0.3457上升到2013年的0.4209；河北的综合发展指数起点低、增长快，由2004年的0.2747上升到2013年的0.3687，增幅超过天津。总体上看，无论是津冀之间综合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是北京与津冀之间综合发展水平的差距都呈缩小趋势(图2，表2)。 3.京津冀三地新旧驱动力处于“换挡期”。北京传统驱动力在减弱，创新驱动特征明显。北京的驱动力指数得分从2004年的0.9850下降到2013年的0.8034，而创新力指数得分(2013年为0.9390)远高于津冀，为北京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天津、河北仍以传统驱动力为主，创新驱动正在形成。近年来津冀无论是驱动力还是创新力都呈上升态势。天津的驱动力指数由2004年的0.2459上升到2013年0.4726，创新力指数由2004年的0.1895上升到2013年的0.2867；河北驱动力也由2004年的0.2988上升到2013年的0.4357，创新力指数由2004年的0.2041上升到2013年的0.4534，反映了天津和河北经济增长在主要依靠传统驱动力的同时，其创新驱动力正在形成，处于新旧驱动力的交替阶段，转型升级任务仍十分艰巨(表2)。
图2 京津冀综合发展指数变化趋势(2004年、2008年、2013年) 4.京津冀三地凝聚力和辐射力均有“短板”。北京凝聚力下降，辐射力增强。凝聚力指数得分由2004年的0.9096下降到2013年的0.7640，且在北京“五个力”指数得分中最低。而辐射力却在稳步上升，从2004年的0.7776上升到2013年的0.8031，反映了北京已由集聚为主转向疏解和扩散为主的发展阶段。 天津凝聚力突出，辐射力不足。在天津“五个力”指数得分中，凝聚力最高，并呈上升趋势，由2004年的0.5524上升到2013年的0.6416。但天津的辐射力不仅在自身的“五个力”中得分最低，而且低于京冀，反映了天津仍处于极化集聚阶段，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远未充分显现。 河北凝聚力不足，辐射力快速增长。在河北的“五个力”指数得分中，凝聚力最低，且呈下降态势，由2004年的0.2878下降到0.2410，反映了凝聚力是河北发展的最大“短板”，经济增长环境亟待改善。而河北的辐射力近年来呈快速上升态势，由2004年的0.2476上升到2013年的0.3626，反映了河北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在经济发展的极化集聚阶段，完善综合环境和增强凝聚力，进而把经济做大做强，是河北的当务之急(表2)。 (二)协同指数——三地互投活跃，北京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地 协同指数主要用来监测协同发展的进程。按照框架设计，协同指数应包括城乡协同、城际协同和城域协同等三个方面，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反映协同进展的有效性，本文暂采用了京津冀三地相互投资及其行业分布的大数据来测度京津冀企业投资带来的经济协同和产业关联的新进展和新变化，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三地互投活跃，北京外溢效应显著。三地相互投资大幅增长。扣除本地企业自身相互投资，仅从三地单向互投情况来看，2015年京津冀三地相互投资额为1 948.75亿元，是2014年(609.52亿元)的3.2倍，增幅达220%。北京对津冀投资呈“井喷”状态。2015年北京对津冀投资额为1 641.81亿元，是2014年(469.67亿元)的3.5倍，增长了249.57%。津冀两地相互投资也明显提速。2015年天津对河北投资额达34.89亿元，同比增长76.66%；同期，河北对天津投资额达33.78亿元，与2014年基本持平。北京已成为资本净流出地。在2015年三地企业相互投资总额(1 948.75亿元)中，仅北京对津冀两地的投资额(1 641.81亿元)占三地相互投资总额的84.25%，而同期北京吸纳津冀两地的投资额仅为306.94亿元，不足北京对津冀投资额的1/5。 2.三地相互投资，助力产业协同。北京研发和资本环节投资倾向天津、制造环节倾向河北。从产业链环节来看，北京对天津的投资倾向于布局研发环节(以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为指向)和资本环节(以现代金融服务业为指向)。2015年北京投入天津研发环节和资本环节的投资额分别占北京对津冀该环节投资总额的75.65%和93.88%。北京对河北的投资主要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为指向，投资集中布局在制造环节(以制造业为指向)，2015年北京投入河北制造环节的投资额占北京对津冀该环节投资总额的62.27%。天津对河北的投资主要投向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从投资行业偏好来看，2015年天津对河北的投资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投资额分别达10.74亿元和7.32亿元，分别占对河北全年投资总额的30.78%和20.98%。河北对天津投资主要集中在商务服务业和金融业。从投资行业偏好来看，2015年河北对天津的投资集中在商务服务业和金融业，投资额分别达19.06亿元和6.36亿元，分别占对天津全年投资总额的56.42%和18.83%(图3)。
图3 2014-2015年北京向津冀两地主要产业链环节投资比重对比情况 3.三地投资向产业轴、发展带集聚。北京：投资的热点地区是滨海新区及唐山、石家庄、廊坊、保定。北京对天津投资主要流向滨海新区，其次是武清，二者之和占对天津投资的九成。北京对河北投资主要流向唐山、石家庄、廊坊、保定四地。天津：对河北的投资主要流向秦皇岛、保定、衡水等地。从投资空间流向上来看，天津对河北的投资(2014-2015年)主要流向秦皇岛、保定和衡水等地，尤其2015年天津对衡水房地产业的投资高达8.28亿元。河北：对天津的投资集中流向滨海新区。从河北对天津的投资空间流向来看，92.57%的投资集中流向了滨海新区，投资额高达31.27亿元。 4.京津冀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北京：科技、文创成为吸资重点，产业层次趋向高端化。2015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吸纳投资分别占北京吸纳投资总额的29.35%和31.6%。文体娱乐产业吸纳投资占京津冀该产业吸纳投资总额的57.7%。天津：先进制造和现代金融为吸资重点，升级步伐加快。2015年天津先进制造业累计吸纳资本占制造业吸纳资本总额的36.6%。现代金融服务业吸纳投资稳居三地之首。河北：制造业成为吸资重点，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2015年河北制造业吸纳投资位居三地之首，其中唐山、保定、石家庄、廊坊等4市吸纳投资额占河北制造业吸纳投资总额的89.18%。 (三)生态指数——总体发展向好，三地差距逐步缩小 1.总体水平：北京最优，天津平稳，河北起点低、增速快。从2005-2014年的10年间，北京生态文明指数水平基本维持在0.6～0.8区间；天津生态文明指数稳定地维持在0.4～0.5区间；河北生态文明指数增长最快。2014年北京生态文明指数为0.675，河北为0.518，天津为0.468。北京生态文明指数远高于津冀。 2.总体趋势：三地生态文明指数水平差距在逐步缩小。河北虽然生态文明指数水平起点较低，但近年来提升较快。2012年河北生态文明指数达到0.461，与天津同步，2013年超过天津，2014年突破0.5，三地差距逐步缩小(图4)。
图4 京津冀三地生态文明水平变化趋势 3.内部结构：生态状况北京最好，资源利用天津最高，环境质量河北提升最快。生态状况：北京最好。2014年北京生态状况指数为0.173，河北为0.142，天津为0.020。从发展趋势来看，2005-2014年10年间，河北生态状况指数呈上升趋势，与北京的差距不断缩小，而天津则维持在原有较低水平。资源利用：天津最高。2014年资源利用指数天津为0.148，北京为0.110，河北为0.042。从发展趋势来看，2005-2014年10年间，天津从2009年呈下降趋势，北京则快速上升，河北出现缓慢下降态势。环境质量：河北快速上升。天津一直处于0.09～0.10的较高区间；北京大体维持在0.065的平均水平；河北变化幅度较大，环境质量指数由2005年的0快速上升到2014年的0.083，甚至到2013年超过北京。 (四)企业发展指数——北京实力最强、天津发展不均衡、河北居中游 我们构建了由企业实力、企业活力和企业创新力3个二级指标和12个三级指标所组成的企业发展指数评价体系，运用企业大数据，对北京17个区(包括亦庄开发区)、天津16个区县、河北11个地级市共44个市区县的企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分项及综合测度，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企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排名前10位中北京占7位，明显优于津冀。根据熵值法，对2014年京津冀三地44个市区县的企业总体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得分排名。排名在前10位的城区中，北京占7位，天津占2位(滨海新区、武清区)，河北占1位(石家庄)，说明北京的企业综合发展水平明显优于津冀(图5)。
图5 2014年京津冀各市区县企业总测评得分排名 2.北京：在企业实力、企业活力和企业创新力3个指标前10位中均占7位。从企业实力和企业活力来看，北京朝阳区最强，均居分项指数的第1位；从企业创新力来看，海淀区最高。从空间结构来看，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海淀、朝阳)和城市核心区(西城、东城)是京津冀企业综合发展水平最强的集聚区。通过综合聚类分析，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东城、西城)和功能拓展区(海淀、丰台、朝阳、石景山)居于第一序列；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大兴等城市发展新区处于第四序列；延庆、房山、门头沟和密云等远郊区的企业实力较弱，反映了北京各区间企业发展差距悬殊(图6—8)。
图6 2014年京津冀各市区县企业创新力得分排名 3.天津：企业创新力呈增长态势，滨海新区“一枝独秀”，但其他区县企业实力较弱。企业活力排名，天津占2位(滨海新区居第5位、和平区居第9位)；企业实力排名中，天津占1位(滨海新区居第6名)；企业创新力排名中，天津占3位(滨海新区居第3位，武清区居第5位，西青区居第7位)。但天津企业发展非常不均衡，除了滨海新区各项分项指数中均能进入前10位以外，其他区县企业的总体水平较弱，如在企业实力排名中，天津有9个区县落入后10位(图6—8)。
图7 2014年京津冀各市区县企业实力得分排名 4.河北：石家庄、保定企业实力较强，其他地级市大多居于中游。在企业实力指数排名中，河北的石家庄、保定进入前10位；在企业活力排名前10位中，石家庄居第6位；在企业创新力排名前10位中河北没有，有4位落入后10名。总体来看，河北大多数地级市的企业得分居于中游水平(图6—8)。
图8 2014年京津冀各市区县企业活力得分排名 (五)人口发展指数——北京、天津、石家庄水平最高 我们采用了人口活力、人口结构和人口生命质量等3个二级指标和11个三级指标，构建了京津冀三地人口发展指标体系。通过对京津冀地区“2+11”城市人口发展指数的测算，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综合水平：北京处于第一序列，天津、石家庄为第二序列。2013年北京人口发展指数为0.821，稳居第1，是第2名天津的1.5倍。天津和石家庄分别以0.54和0.51排在第2、3位，邢台、承德、邯郸、廊坊、沧州、秦皇岛、唐山等7市人口发展指数位于0.3～0.5之间，而保定、衡水、张家口则在0.3以下(图9)。
图9 2013年京津冀地区“2+11”城市人口发展指数排名 2.变化趋势：天津、唐山、承德、邢台明显上升，石家庄、保定、衡水、邯郸明显下降。从变化趋势来看，京津冀“2+11”城市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排名上升显著的城市，包括天津、唐山、承德、邢台；第二类为排名明显下降的城市，包括石家庄、保定、衡水和邯郸；第三类为排名较为稳定的城市，包括北京、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和廊坊。 3.内部结构：人口活力与人口结构波动较大，人口生命质量较为稳定。从人口活力指数来看，承德、张家口和邢台人口活力大幅提升。从人口结构指数来看，北京与天津的人口结构大大改善。从人口生命质量指数来看，北京、天津、石家庄3市稳居前3位。 三、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京津冀发展指数、协同指数、生态文明指数、企业发展指数、人口发展指数的测度与分析，本文认为应按照五大发展理念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目标加快转型升级，发挥优势，弥补短板，为此提出以下三点思路与建议。 (一)按照创新发展理念，加快转型升级，打造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 京津冀要建设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成为能够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其基本路径是加快产业升级、加快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共同打造服务区域、辐射全国、影响世界的全球重要科技创新策源地。北京可依托海淀、朝阳、西城，打造科技创新核心区。加强对设计研发、创新策源的投入，与津冀形成紧密型科技创新共同体，共同打造科技创新示范区，充分发挥北京对区域乃至全国的科技引领带动作用。天津应依托滨海新区和武清区，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加大对实用专利、研发转化等方面投入，加快由投资驱动为主向依靠投资、消费和科技创新“多轮驱动”转型，为天津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奠定坚实基础。河北应发挥其低商务成本优势和基础制造业优势，与北京共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京津冀三地形成合力，共同打造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二)按照绿色发展理念，提升环境承载能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区域 京津冀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按照绿色发展理念，以提升环境承载能力为主线，以统一规划、联防联控、制度安排为重点，以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区域为目标。一是统一规划区域生态体系。划定资源上线、环境底线和生态红线。设立开发强度的上限和生态空间的下限，保持合理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比例。构建环京津冀城市群森林圈和绿色隔离带，对大气、水污染进行分区控制。二是加强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共建国家级生态合作示范区，以张家口、承德地区为主体，包括北京、天津的北部、西部山区，共同探索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模式。对重大区域性污染源信息实施联合通报，以立法的形式加强土地整治与保护，防止土地内部及周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建立三地降低水源污染和提高供水保障能力的水资源危机机制。三是完善制度安排。建立跨区际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征收高标准汽车尾气排放费、高碳能源消费税、工业生产有毒有害气体排污费、污水排放费；三地共建生态保护基金，用于重点保护张承地区、北京的生态涵养功能区以及天津蓟县的生态环境；明晰三省市水权，建立水权交易平台和双向生态补偿机制等。 (三)按照开放、协调、共享发展理念，促进城乡、城际、城域协同，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开放是促进存量调整、增量共建、成果共享的根本前提。缩小区域内部差距，首先要从促进要素在区域内外自由流动、打破各种阻碍经济有效运行的人为障碍入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和市场交易平台，促进社会政策的对接，提升社会文化的包容度，来促进要素流动，从而缩小区域内部的发展差距。在此基础上，通过增量共建来实现利益共享，这是实现共享发展的根本路径。同时，通过存量调整来缩小区域差距，也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前提条件与重要路径。如通过北京的教育、医疗等优质资源等非首都功能疏解，缩小京津冀三地在公共服务水平上的差距，并进行社会公共服务政策对接，为要素在市场导向下、在区际实现自由流动创造条件，以实现发展共建、成果共享的区域目标。 协调是区域共建共享的机制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城乡关系、城际关系和城域关系，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等一系列基本关系，这些重大关系的实质是利益，而要实现区域发展成果共享，前提是实现这些重大利益关系的协调，建立相应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这是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的制度保障。需要通过加强区域产业链、价值链、治理链等来密切经济社会联系；通过建立创新共同体、战略合作联盟等组成利益共同体。 共享是区域发展的基本宗旨和最终目的。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实现区域健康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福祉和生活质量。实现交通、产业、科技、城镇、生态及公共服务等的统一规划、共同建设、共同治理是前提和手段。要在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促进产业转移、生态环境共建、优化空间布局过程中，实现京津冀的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交通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一亿多京津冀人民能共享发展成果，在全国率先建成更高水平的和谐社会和国际一流的首善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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