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183;赛义德和他的后殖民批评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德华论文,批评论文,理论论文,赛义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代西方的后殖民理论批评界和文化研究界，赛义德作为首屈一指的人物恐怕是无可否认的，这至少可以在下面这几个例子中见出：近几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曾举行关于他的专题研讨会，并由《疆界2》(boundary 2)杂志出了专集，后又由杜克大学出版扩充后的精装本，哈佛大学也将他的论文再度结集出版，作为对他一生从事文学和文化批评事业的总结；他被选为在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1999年度主席。这一切对于一个生于异国他乡经过努力奋斗才跻身主流学术界的学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很高的礼遇。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1935- )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早年曾在耶路撒冷和开罗就学，中学毕业后来到美国继续深造，先后于1957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后长期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现任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并担任《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疆界2》等刊物的编委或顾问。赛义德的学术著述甚丰，而且涉及范围也很广，主要包括：《康拉德和自传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1966)、《开始：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1975)、《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巴勒斯坦问题》(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1979)、《关于伊斯兰》(Covering Islam,1981)、《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1983)、《最后的天国之后》(After the Last Sky,1986)、《指责受害者》(Blaming the Victims,1987)、《音乐阐述》(Musical Elaborations,1991)、《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知识分子的表述》(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1994)、《流亡反思及其它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2000)等十多种。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所受到的这些前辈大师的影响：维科、弗洛伊德、卢卡契、葛兰西、阿多尔诺、法农、福柯、威廉斯等。他年轻时曾醉心于现象学日内瓦学派的批评策略，后又介入围绕《疆界2》的一批批评家们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最后终于在后殖民批评中树起了自己的旗帜。
如果说，斯皮瓦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带有明显的女权主义和解构色彩，霍米·巴巴的理论具有较强的“第三世界”文化批判特色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赛义德的理论则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明显的理论基石就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按照赛义德的定义，“东方主义不只是由文化、学术或机构被动地反映出来的一个政治主题或研究领域；它也并非只是由一些关于东方的文本所组成的结构庞大而又扩散的结合体；也并非只是反映并表现了某些企图制约‘东方’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险恶阴谋……确实，我的确切论点是，东方主义是——但不只是表现了现代政治—知识(political-intellectual)文化的某个方面，而且它本身与其说与东方有关倒不如说与‘我们’的这个世界有关。”（注：参见爱德华·赛义德，《东方主义》(Orientalism)第12页，纽约：同代丛书1979年版。）显然，按照赛义德的定义，“东方主义”至少包括这样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对“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东西方在地理上分别居于地球的东西半球，在其他诸方面也处于长期的对立状态，其原因不外乎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语言文化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巨大差异。第二层含义则指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受制约、施与与接受的关系。但赛义德同时又指出，东方主义可以在三个领域里重合：长达四千年之久的欧亚文化关系史；自19世纪以来不断培养造就东方语言文化专家的学科；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所形成的“东方”的“他者”的形象。（注：关于东方主义的详细而且多重的定义，参阅《东方主义》导言部分，第1页至第28页。）由于习来已久的这种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又不无某种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
毫无疑问，赛义德的这本富有挑战意味的专著《东方主义》确实为我们的跨学科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即将研究的触角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它在地理环境上与西方世界分别处于地球的两个部分，但这个“东方”并非仅指涉其地理位置，同时它本身还具有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作为东方人的后裔，赛义德无时无刻不缅怀历史上曾有过的那个令人神往的强大的东方盛世，并为那一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感伤和惆怅；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在西方高等学府身居高位的大学教授，他又为自己有资格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研究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东方”而不无某种优越感。出于对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的痛恨和厌恶，赛义德首先将批判的触角直指西方帝国，而与其相比较，东方则是一个与之相距甚远的“他者”，只是当西方进入衰落之时东方才偶尔被用来反观西方文化自身。因而，在这方面，赛义德的著作使西方主流学术界重新把目光转向东方，这便是他的理论中的“反殖民主义”方面。
但赛义德的尝试还具有强烈的“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解构”的作用，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非边缘化”倾向的先声。众所周知，解构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就在于其从西方文化内部来冲击并削弱“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当时的美国解构主义阵营的一位重要成员，赛义德与“耶鲁学派”的不同之处恰在于，他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选取了一个新的批判视角：从“他者”（东方）的视角来批判习来已久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说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旨在消除所谓“中心”意识。应该说，这正是该书的积极意义所在。
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对东西方的不平等关系的深刻洞悉和强烈批判，这也预示了他后来对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抨击。但解构主义的一个重要策略就在于其多元取向，在赛义德看来，西方人所建构的“东方主义”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多重含义和多重取向的，因此他归纳道：“曾经有过（现在依然有）语言学意义上的东方，有弗洛伊德主义的东方，斯本格勒主义的东方，达尔文主义的东方，种族主义的东方，等等。”（注：《东方主义》第22页。）
但是，正如不少东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赛义德所批判和建构的“东方”和“东方主义”也不无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具体体现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文学上，这也使我们第三世界学者和批评家有了可据以进行质疑和重新思考的理论基点。
首先，我们应当指出“东方主义”的地理学局限。这一方面受制于赛义德本人的出身背景和知识学力之局限。众所周知，从地理上说来“东方”至少可以囊括幅员辽阔的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地区，而在赛义德的书中，东方的地理学界线仅仅找到近东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而很少论及更为广大的东南亚地区和诸如中国、印度和日本这样一些重要的东方国家。这不能不说是该书的一大局限。其次，“东方”或“东方主义”也有着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局限。就其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上而言，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观念或“西方”文化实际上指的是基于西欧和北美诸国流行的资产阶级价值准则之上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而与此相悖的则被笼统地称为“东方”的观念。由于其地理环境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便毫无疑问地导致了他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局限：他所讨论和引证的文本大都是英语文学作品，而较少涉及非英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这不仅是他本人研究的局限，同时也是整个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的历史局限。
《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不仅奠定了赛义德本人的学术声誉和地位，同时也标志着他的后殖民理论体系建构的开始。之后，他虽然在其他场合曾对“东方主义”的内涵和外延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但其理论核心并未有所突破。（注：关于东方主义之定义的修正，参阅赛义德的论文：《东方主义重新思考》(Orientalism Reconsidered)，载弗朗西斯·贝克(Francis Baker)等编著《文学，政治，理论：埃塞克斯研讨会文集》(Literature,Politics,Theory:Papers from the Essex Conference,1976-84)，伦敦：路特利支出版公司，1986年版。）在他的重要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中，赛义德更进一步发挥了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在一篇同题论文中他探讨了文本的“世俗性”(worldliness)特征。针对这种偏激的观点，即言语存在于世间，而文本则外在于世间，仅仅朦胧地存在于批评家的头脑里，为批评家所任意使用，他提出了自己的异议。同时他也不满足于当今的文学批评所过分强调的所谓阐释的“无限性”，他认为，这些批评家们往往容易割断文本与现实的关系。在他看来，就其深层意义而言，文本确实是“世俗”的：对它们的使用以及其本身所能达到的效果往往受制于这样一系列的因素：“所有权，权威，权力以及强力的施予”。毫无疑问，批评家是掌握一定的话语权的，因而批评家在写一篇批评论文时，便进入了与文本和读者的一系列关系之中。他的那篇论文也许站在文本和读者之间的立场，也许站在其中的某一方，只是因不同的批评家以及不同的批评语境而异。赛义德的回答显然是对后结构主义者的排斥“非文本性”尝试的一个挑战，对消解结构主义甚至后结构主义批评的“文本中心”倾向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他却在同时乞灵于“强有力的”话语之作用。
1993年出版的鸿篇巨制《文化和帝国主义》之所以能成为一部“国际范围内的畅销书”，与当今的“后冷战”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各种关系的急剧变化密切相关。这本巨著被读书界和评论界称为“对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的广泛、犀利的和极具可读性的描述”，它全面地审视了西方文化，从18世纪的作家简·奥斯汀一直论到当今仍有争议的赛尔曼·卢希迪，从现代主义诗人叶芝一直论到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海湾战争中新闻媒体之作用，其间还透过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显然具有后殖民性的英国作家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说，以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对这一学科的局限进行反拨直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全面描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地的反抗的历史，等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这本书中，“对人类学、历史学和地域研究方面所作的大量实质性探讨发展了我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因为那些论点在该书中仅局限于中东地区。”（注：见赛义德，《文化和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导言部分第11页。）而在后者中，作者的笔触则扫到了包括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的所有具有“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的亚、非、拉和大洋洲地区。如果说《东方主义》所批判的主要是欧洲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话，那么这本书的批判锋芒则直指美国。因为，在从1978年到1993年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世界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阿—以冲突从剧烈到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令世人瞩目；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再加之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获胜则更是使之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同时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在赛义德所专注的文化学术领域，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构主义之后各种新理论的冲击致使批评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越来越趋向全球化；而比较文学的兴趣东移则更是导致了一种以东西方文学的对话与交流为特色的新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格局的出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主义大潮不断向中心运动，文化研究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转型期方兴未艾……这一切都使得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正视文化和文化本质问题，因此，赛义德的这本书对当今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从一个新的视角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语境之下来探讨本民族的文化本质都将提供有益的帮助。
在这本书中，赛义德分别对“文化”和“帝国主义”这两个频繁出现的概念作了界定，他指出：“‘文化’具体指两样东西，第一是指所有这样一些实践，诸如描绘、交往和表现的艺术，它们都有着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的相对自足性，而且常常以审美的形式存在，它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给人以快乐，”（注：《文化和帝国主义》，第12页。）第二，“而且几乎是十分微妙地，文化也是一个概念，它包括一种精致的、高级的成分，恰如马修·阿诺德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描述的那样，是每一个社会中那些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东西的蓄积；”（注：《文化和帝国主义》，第13页。）与之相对，另一个术语“‘帝国主义’则指统治着远方领土的居主宰地位的宗主国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作为帝国主义的直接结果的‘殖民主义’则是在远方的土地上从事殖民实践……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接了当的殖民主义业已完结；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帝国主义仍然滞留在老地方，留在某种一般的文化领域里，同时也从事着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注：《文化和帝国主义》，第8页。）但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却从来没有间断过，致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认识到，单凭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在当今时代已很难达到其效果，因而他们便变换手法，“通过文化刊物、旅行以及学术讲演等方式逐步地赢得后殖民地人民。”（注：《文化和帝国主义》，第292页。）因此，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的公开冲突也转变为一种隐晦的交流和对话，通过这一系列的交流和对话达到双方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但在这种交流和对话中，弱势文化无疑会继续受到强势文化的主宰和重构，而对于这种新殖民主义的策略，赛义德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赛义德本人现在依然活跃于美国学术理论界，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是要登上一座山峰或讲坛以便站在高处做慷慨激昂的演讲，显然，你想在人们能很好地听你讲的地方说要说的话；同时，你也希望你的演讲表述的极好以便对不断发展着的社会进程产生影响，例如，对和平和正义产生影响。不错，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但它能产生共鸣，因为它可以自由地与一场运动的现实、一个民族的愿望以及共同追求的理论密切相关，”（注：赛义德，《知识分子的表述》(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纽约：万神殿丛书1994年版，第101-102页。）因此，知识分子在当今社会的作用是不可轻视的。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有责任对当代文化的形成进行干预，并提出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尽管他现在身患癌症并已到了晚期，但仍不时地出现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讲，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当代社会的一些敏感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本刊这一期译出的这篇文章就是他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虽然篇幅不长，但也反映了他一贯的政治立场和著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