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机体中介环节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文明论文,机体论文,重要作用论文,环节论文,中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间的关系，已经引起了我国理论界的关注，并大体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滑坡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导致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因为市场利益的驱动和唯钱是认，有如“潘多拉匣子”中放出的魔鬼再也收不回来。第二种是“爬坡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实现了公平竞争，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会自然而然地随之前进。第三种是“双重效应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对精神文明建设产生着积极的和消极的双重效应，这是由市场经济自身的二重性决定的。以上三种观点虽然相异甚至对立，但它们在理论前提上，却犯了一个共同的毛病：即对唯物史观作了非科学的理解，夸大成只承认经济的决定作用，从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上走入了“经济唯物主义”的误区。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并不能直接决定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爬坡”或“双重效应”，因为它本身并不具备道德涵义和直接产生精神文明的“滑坡”、“爬坡”或“双重效应”，因为它本身不能直接等同于精神文明。事实表明，就世界范围看，同处于市场经济水平的国家，其精神文明建设的程度却有极大的差异；就中国现状言，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地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层次水平就相去甚远。
可见，“经济唯物主义”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误区。形成这一误区的理论根源，就在于对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解。从唯物史观的实质看，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经济基础虽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但一旦走出何者为第一性的范围，一切都是相对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必然性，并不表明它直接等于上层建筑，要实现这种必然性，它还必须通过许多中介，才可能达到对于上层建筑的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所以，不能仅仅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出发，简单地采用还原的方法去解释一切，否则就会走向谬误。对此，正如恩格斯晚年在批判“经济唯物主义”时所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是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1〕为此，他还自我批判道：在创立唯物史观时， “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考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2〕。恩格斯认为， 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分工，因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互补的趋势：分工导致社会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相对独立的领域（每一领域内又有许多相对独立的部分），它们又各自循着自身的运动方向，形成自己独特的发展史、运动规律及其历史继承性；交往又导致这两大领域及其内部诸因素（部分）之间在交互作用中联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体中，由于经济基础由多方面组成，上层建筑又划分为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两大部分（而这两大部分又是由许多层次构成，同时它们各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发展规律），这就决定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必须经过许多中介，其中，每经过一个中介，都要打上自己的烙印和带上自己的“俘获物”，因而这一反映不可能是复印机式的或照相机式的反映。因此，在解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时，不能采用简单还原的方法。否则，必然会陷入“经济唯物主义”的陷阱。
所以，必须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间的辩证关系为方法论指导，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时，走出“经济唯物主义”的误区，寻求两者之间的中介，以便把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断引向更深的层次。
从总体上看，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主要有以下四个中介：
一、历史继承性。精神文明作为社会分工一个特定领域的成果，具有历史的继承性，每一个历史时代或阶段的精神文明，都必须以它的先驱者传给它的特定的文明成果为前提，这是各个历史时代或阶段所不能逃避和不能选择的。然而，每一个历史时代或阶段对于前一个历史时代或阶段精神文明成果的继承，也不是无条件地、原封不动地接受的，其中，继承什么、摈弃什么、发展什么，无不受当时的经济基础制约，即受当时社会的需要和个人、阶层、阶级等的社会地位决定。对此正如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意识形态时所说：“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3〕，否则，便不能解释经济落后国家在思想上演奏“第一小提琴”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能够产生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思想观念。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基础上精神文明成果的扬弃，也同样如此，而历史继承性则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归根结底决定作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中介环节。
二、政治法律制度。在社会机体各部分的交互作用中，上层建筑诸因素与经济基础的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是各不相同的，政治法律制度直接与经济基础发生联系，其他的思想、观念形态则需要政治法律制度作为其与经济基础联系的中介，因为政治法律制度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据此，对思想、观念形态产生最大、最直接影响的，不是经济基础，而是政治法律制度。恩格斯晚年在批判“经济唯物主义”时，曾深刻地指出：“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思想、观念领域——引者注）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注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注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影响。”〔4〕推而广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也同样如此，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是这两者之间的中介环节。
三、哲学世界观。在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除了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以外，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形成各种思想之间的交互作用。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总是深刻地影响着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即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都不能离开哲学的指导。正是出于这一考虑，马克思非常重视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需要自己的哲学，特别是需要一种不仅能说明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的新型哲学。马克思形象地把这种哲学比作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精神武器”，比作宣布人类解放的“高卢雄鸡”。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社会主义一旦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划不清同空想社会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旦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跌落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怀抱。推而广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所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把它看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头脑”和“灵魂”，因为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精神文明建设所起到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的中介作用。
四、道德观念。马克思在谈到人的本质时，有一个深刻、著名的思想——“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总和范畴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 它包括经济、政治、道德等等。因而，作为历史主体的现实的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总是要扮演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其中除了在经济领域要扮演经济人外，还要扮演政治人和道德人等等。在市场经济的社会体系中，一个市场主体的经济人在社会道德观念领域具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对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极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人与道德人辩证统一的市场主体，其道德观念的高低，对其经济活动的影响成正比。因此，社会的道德观念水平越高，其精神文明建设也就越成功。
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这四个中介环节，不是互不相关和各自独立的，而是互相依赖、互为前提、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它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合力”，而这种“合力”状况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爬坡”或“双重效应”，因而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恩格斯晚年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针对一些人把唯物史观曲解成“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失误，强调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6 〕恩格斯这一思想体现了历史发展中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而所谓经济因素“归根结底”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指经济因素可以直线地、直接地决定上层建筑。否则，把唯物史观应用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如果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上，不走出“经济唯物主义”的误区，把各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上，是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解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的。
由上可见，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上，要走出“经济唯物主义”的误区，就必须高度重视对它们之间中介环节的研究，这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要求。因而在唯物辩证法看来，整个社会是一个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相互联系的总体，其中的每一个事物都是统一的相互联系之网上的一个环节，因而它不仅承认“非此即彼”（矛盾对立双方），而且也承认“亦此亦彼”（矛盾对立双方之间的中介环节）。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及其手稿以及《自然辩证法》等论著中的有关论述，他们关于中介环节的思想，概括起来讲，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直接性的中介环节。它具体包括三个彼此联系的内涵：相互发生关系的各方的直接同一性；相互发生关系的各方各表现为对方的手段、各方之间的相互过渡。显而易见，这一方面的内容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中介环节，故这里不作展开。第二个方面是间接性的中介环节，它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内涵：（1 ）共同的第三物（间接性的中介环节）是从彼此发生关系的矛盾双方的基本关系中产生的，即它不是随意设定的，而是矛盾双方矛盾运动规律性发展的结果，具有存在的必然性。（2 ）共同的第三物是由矛盾双方相对独立性的矛盾运动所产生的。（3 ）共同的第三物成为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必经环节。（4 ）共同的第三物使矛盾双方的差异融合，从而得以实现矛盾双方的转化。
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间接性的中介环节的思想为方法论指导，要走出“经济唯物主义”的误区，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注重以下几个环节：
第一，注重历史继承性环节，科学地继承和发展中国以及世界精神文明建设的合理成果，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这方面，必须注意以下几点：（1）坚持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不能超越时代， 以当代思维方式去解释历史上的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相反，需要的是客观的历史的研究，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2 ）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不能盲目地“全盘西化”。（3 ）坚持唯物史观与无产阶级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站在社会主义的高度，以全人类解放为标尺，既反对用资本主义批判封建主义，也反对用封建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惟有如此，才有可能科学地扬弃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上精神文明建设的合理成果。
第二，注重政治法律制度环节，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因为，作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着直接决定作用的政治法律制度，其状况如何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为重要。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缺乏严密的法律规则以及作为社会代表的国家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自身的廉洁，在经济利益的强有力的驱动下，不但市场经济正常有序的关系将被扭曲，而且各种不道德的行为必然大量产生，从而使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呈不断扩大趋势，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滑坡”，对此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第三，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环节，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深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然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必须做到：（1 ）深入研究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和现实，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就其对认识对象的科学抽象性而言，它适用于客观世界的一切领域和一切时代，但与复杂的客观世界相比较，规律性的理论概括总是简单的，因而它一旦离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就不再具有充分的意义了。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作用的大小，取决于对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和现实的认识科学与否的程度。（2 ）把坚持和发展辩证地结合起来，注重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问题，反思历史的和理论的经验教训，而不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也不能用它为时尚的标语和口号作论证。
总之，只有走出“经济唯物主义”误区，认真地研究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之间的各种中介环节，揭示其对立统一关系，进而作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才有可能不断深化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适应我们伟大时代的需要。
注释：
〔1〕〔2〕〔3〕〔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487、479、501、485～486、477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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