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善职业教育“难招生”形势的战略思考_德国职业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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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064(2001)01-0050-04

一、职业教育“招生难”状况及成因

(一)职业教育“招生难”的现状。

随着高考扩招的展开,职业教育“招生难”的状况日益突出,许多学校的生源更难以保障,随时面临着关门停办的危险。尤其是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的中等职业教育,近年来生源严重滑坡。例如:职业教育比较发达的江苏省,1998年全省中考考生第一志愿报考中专率为10%,新生的报到率由1997年的95%下降为86%。[1]再如,1998年河北省邢台农业学校第一批录取291人,实际报到137人,报到率32.2%。[2]特别是1999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职业教育生源的数量继续减少,河北省数所职校只招收到几十名或十几名学生,使得许多学校不得不一再降线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补录,甚至开始招办普通高中班。而且在校的二、三年级的学生也开始出现流失,类似的现象在全国其他地方同样存在。招生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我国职业教育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二)职业教育“招生难”的原因探析。

1.社会环境因素。

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生活特别是与劳动世界联系最密切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的目标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各级各类的实用型人才,其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的有两大影响因素:一是观念因素,二是制度因素。

其一,“重身份、轻技术”的传统教育观念影响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

古代社会的教育是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而存在的,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和阶级统治功能。这种教育不针对某种特定的职业,不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而是重视教化、养成合乎其阶级身份的品质,是一种宽泛、博雅的教育。由于脑体分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生产技艺被依靠剥削他人劳动生活的贵族阶级视为“淫奇技巧”而不屑,不能进入教育的范畴。只有上层阶级的子弟才享有受教育权,而一般劳动者只能在生活与生产中通过直接经验来掌握生活与生产技能。从而形成了“重身份、轻技术”的社会观念。因而教育不仅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现代意义的职业教育产生于近代欧洲工业化时期。它一开始就被深深地烙上“身份”的印记,成为“双轨制”国民教育体系中面向下层阶级的一轨,其办学条件简陋,教育质量差,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职业教育的这种低贱的出身,实际上是“重身份、轻技术”的传统社会观念在教育中的表现。是因为个人出身身份低决定其只能接受社会地位低的职业教育而不是相反,这是职业教育缺乏社会吸引力的根本原因。

到了现代,随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双轨制教育的逐渐取消,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逐渐取代世袭身份在社会分层中越来越起决定性作用。于是教育在现代社会中起的是“筛选器”的作用: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决定将来所处不同的社会阶层。尽管初、中等专业技术工人是任何社会生产力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在一个科层制的社会里,由于他们的劳动性质、收入水平以及职业声望低下,以培养技术工人为目标的职业学校的地位也必然低下。这是“重身份、轻技术”的传统教育观念仍然“根深蒂固”的最主要原因,这种传统观念在现代社会表现为“重学历、轻技术”,使职业教育发展缺乏相应的社会氛围。

其二,中国长期以来的办学体制和用人制度的偏颇,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

中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教育上实行“按指令性计划招生”和“统分统配”劳动就业制度,学校缺乏办学主体意识,用人单位没有用人主动权,这种长期的行政性管理制度造成了至少两种不良后果:

一是学校不管专业、课程设置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盲目按国家行政计划办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对学校的招生指标没有影响,这种办学体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暴露出僵化、缺乏活力、竞争力的弊端,在高等教育扩招的情况下,很快就失去生源市场。

二是形成家庭式的“用人唯亲”和“论资排辈”的局面。在“统分统配”劳动就业体制下,人事部门不考虑具体的岗位需要,实行硬性分配,甚至“用人唯亲”;而由于企事业单位的经济、社会效益在计划体制中与本单位的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在单位内部岗位任用和利益分配上,不以个人能力的强弱和贡献的大小为依据,而采取简单的“论资排辈”或以文凭职称的高低为标准,使很多具有真才识学的人难以走上适应其工作和发展的岗位,另外也助长和强化了重知识、学历而轻技术能力的倾向,这是整个社会仍然盲目追求高学历,鄙视职业教育的深刻的社会原因。

2.职业教育自身的原因。

第一:职业学校的办学水平低,对求学者缺乏吸引力。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学校办学水平低、质量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课程设置不合理和师资队伍力量薄弱。

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的依据是社会经济和职业对人的从业素质的要求。而且随着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和调整,社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也必然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因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密切关系而对职业教育产生重大的影响,对现有的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是现有的课程的专业口径过窄。这种课程模式对学生是一种单一工种培养的终结性教育,强化对单一工种的专业技能的训练,适应于技术革新和产业结构变化相对缓慢的社会经济形态。而今“知识经济已初见端倪”,科学技术创新日益加快、产业结构不断更新、旧的职业不断被淘汰、新的职业不断产生、一些传统的职业的劳动性质和工作方式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单一指向性的课程设置,远不能满足职业岗位对人素质的新要求。

二是课程内容与社会需求的脱节。有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许多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相脱节,主要表现为“专业课的理论偏深、知识陈旧、缺乏实用性和先进性。”[3],这样的教育内容不仅没有体现出职业性,甚至出现了职业学校的在校生实际上已经面临着失业悲剧,从而使新一轮的招生失去感召力。

在任何教育中,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影响是教育过程的三大基本要素。其中,教育者是教育过程的组织者、引导者和调控者,教育者把社会的要求、人类文化的精华内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人格品质,在教育过程中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以自己的素养和人格影响着受教育者。教师职业劳动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教师素质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关键性因素,而职业教育的“技能性、实践性”等特殊性又决定了职业学校的教师应具有不同于普通学校教师的双重的素质:较高的职业技能素养和扎实的专业理论素养。

我国目前职业教育师资的数量不足,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偏低。1997年,《中国职业教育年度发展报告》在对中国职业教育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的中等职教师资状况的统计中发现,1997年中专技术基础课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3.68%,比1996年下降了0.53个百分点,实习指导课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1.95%,比上一年提高了0.12个百分点;职业高中的实习指导教师的比例为2.55%,比1996年下降了0.02个百分点。实习指导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悬殊,同时在职教师多强于专业的理论知识,实际的指导和操作能力较弱,由于缺少必须的职业的岗位培训基地和相应专业教师的职业资格的认证体系和认证机构,使职业教育教师的从业资格并未能从职业教育自身的特点出发而突出其特殊的职业要求,这使学生的实际技能的训练达不到教学目标的要求。职业学校毕业生理论知识薄弱,实践的技能不强,升学无门,就业困难,严重影响了职业学校的社会声誉。

第二:职业教育的招生和办学缺乏弹性。中国现有的职业教育招生制度保守而且僵化,只局限于招收正规教育体系层层“筛选”后的层层分流的学生,这种封闭式的生源系统在高考扩招的强有力的冲击下几乎处于崩溃和瘫痪的状态。这种保守的职业体系不仅限制了它服务社会的功能的发挥,反过来作茧自缚,使自己失去了本来十分广阔的发展的空间。按现代职业教育理念,职业教育除正规的学校教育外,还应包括各种再岗、转岗培训和就业培训,这就应给予在分流前就已流失的群体和社会上因各种类型的职业流动而有再培训需要的群体必要的帮助。例如:中国每年大约有600万的小学生不能就读初中,贫困地区急需技术帮助的群体等等,职业教育必须建立一套能满足各种技能需求群体的灵活的招生制度。

中国职业教育在办学体制上长期以来固守着国家、省市和地方教育部门为单一主体的办学模式,使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部门、用人单位之间形成互不相干、平行的关系。企业虽然需要符合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但却不关心人才的培养;而教育部门垄断着人才的培养,从不关心产业界的需求。这样,一方面造成职业教育在人才的培养上缺乏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对接,从而使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资不能取得应有的教育效益;另一方面,由于办学主体只局限于以国家办学为主,使教育投入明显不足,教学的软、硬件设施不完善,应有的教学环节得不到保证,影响了毕业生的质量,造成就业难,从而影响着招生。

第三:缺乏必要的职业指导。随着以谋求个体的潜能发展为出发点的素质教育的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在选择职业时越来越关注职业与自身的个性特点的匹配性,这就需要科学的职业指导为其提供有关个体的能力、气质、性格等各方面的信息,使之形成正确的择业观。

在我国,职业指导的起步较晚,现有的关于职业指导的理论和有关的测试的手段及工具仍然沿用西方早已过时的东西,而且各级各类学校对职业指导的重视程度不够,没有为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提供必要的咨询和帮助,使其在择业观念上更多的看重职业的社会声望、地位,而很少关心自身的个性特点是否与职业对人的素质要求相匹配,职业指导并没有在教育的各层分流中有效发挥作用,所以传统的观念左右着学生的专业选择:普通教育一再升温,职业教育却面临着生源的严重不足。

二、前途与对策

中国的职业教育,在面临挑战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机遇:终身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学习和工作的交替进行有了社会基础;职业转换周期的加快,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职业基本技能的必须性;国有企业用人制度的改革,将使企业实现用人的自主。这些外在的环境将为职业教育的发展营造一种富有吸引力的社会氛围,职业教育应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改变“门前冷清”的现状。为此,职业教育应在以下几方面作有效的尝试:

(一)学校职教要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加强实践环节,让自身具有吸引力。

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经济的发展使职业日益分化的同时,又要求从业者有较强的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中国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如何根据中国最新的职业分类的体系,同时兼顾产业结构和职业内涵变化的新特点,设置与职业要求相对应的教学内容和课程模式,根据受教育对象的年龄特点和受教育的程度,应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因为每个人的社会与经济背景千差万别,只有灵活多样的课程才能引起他们多样性的兴趣。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蒋乃平老师主持研究的“宽基础活模块”职业教育课程的设置体系,“宽基础”有四大板块组成,其主要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符合国家标准的文化基础知识,具有现代社会必备的外语交际和应用计算机的能力,并为职业群奠定基础。[4]这是以一个从业者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和技能出发,打破专业的界限,既满足了就业的需要,有为进一步的学习打下了基础模式。在此基础上,针对一个或几个职业资格标准设置专业课内容,使对人才的培养更接近市场对人才素质的要求。

在合理的课程设置的基础上,要加强师资的在职培训和录用制度。一方面,要加强在职教师的专业的素质,增建师资技能培训基地;另一方面,要拓宽师资的任用来源,可以从企业中聘任有丰富的实践能力的工作人员到学校任教,这样,企业和职业学校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和成果共享。例如,德国的“双元制”,日本的“产学合作”,美国的“合作教育”等学校与企业联合办学的经验表明,企业可以为学校提供实习场地和设备、技术指导教师,学校的教育更能面对企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双方可以在合作中受益。

(二)关注“边缘化”群体,拓宽职业教育的生源视野。

从横向上看,职业技术教育包括就业前的各种职业的教育和职业后的培训。所以职业教育应在为促进人们有效地进入到劳动世界在更广的范围内确定服务群体,这是将职业教育真正变成全民性教育的理念,是关注学校分流后,面对服务于全体人的职业教育观念的新思考。

目前,中国处于“边缘化”的人口众多,[5]这些人主要包括:辍学的青少年,失业人员,校外青年,边远地区的居民,农村人口,生活无着落的城市人等等。这些人因为缺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技能而事实上正被排挤在经济和政治的边缘,职业教育必须给予该群体以必要的技能教育或者生计教育。

由于家庭的结构变化,家庭经济支出不足,学生学习不力等原因使中国每年仍有几千万的失学儿童和青年几乎没有学会任何生计的能力就已经走向社会,并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职业教育应为培养他们获得基本的生存技能服务,其中甚至包括对政府的行政性的要求。面对这滚滚的生源,问题的焦点将是如何让这些人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的问题。

国家机构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下岗分流和失业人员,是职业教育的又一潜在生源,职业教育的转岗培训教育一方面可以减轻失业人员对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因人才的结构性短缺而引起的失业问题上,可以为下岗再就业人员做及时、有效的转岗培训。

“中国社会的头等问题是失业”,[6]职业教育必须在如何灵活地给予失业者以及时的就业培训上下工夫。国有企业机制的变化端掉了一些人捧得生锈的“铁饭碗”,使隐性失业显性化;国家机关的改革,将使整个政府近半数的干部下岗,必须为重新就业学本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中国的就业总量和就业形式产生较大的影响。据国务院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加入WTO,1998-2001年将有966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行业,因为,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面对即将开始的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转移,职业教育的着眼点在于如何更好地为这些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服务。

可见,作为全民的职业教育,必须拓宽生源视野,从单一的全日制为主的学校教育形式中拓展开来,加强其办学的层次性和灵活性、招生对象的多样性,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劳务市场的要求,使职业教育真正负担起全民教育的使命。

(三)让职业指导走在教育活动的最前面,并贯穿其全过程。

职业指导作为职业教育的组成部分,主要是帮助学生选择专业并为就业作好准备。职业指导是学习者的先导,同时又因其关注个体的职业转换而具有终身教育的特点,应贯穿教育的全过程。

首先,这是来自青少年社会化的需要。

客观地了解自己并正确选择未来的职业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指标。职业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最初可能只是带有幻想状态的社会责任感的萌芽。所以,从一开始就要为保证这种职业意识的正确发展而为青少年做好关于其兴趣、爱好、性格等个性特征的客观评价,这是伴随着心理测验的规范化所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它将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实现沟通的重要渠道,从而实现在更广义的教育范围内对个体的专业或职业选择提供科学的导向,扭转片面追求高收入和高社会声望而不顾及自身的特点是否与职业的素质要求相一致的倾向。科学的职业指导将使职业教育有吸引力,从而吸引每一个个体和关注个体成长的家庭的参与。

其次,这是求职者更好的择业的需要。

职业指导更多的是在了解个体的基础上的心态的引导,这对指导者素质应有特殊的要求,这是关系职业指导在个体的专业和未来的职业选择中是否具有说服力的重要因素。目前,开展职业指导还缺乏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师资和科研队伍,这使职业指导的效果大打折扣。因为职业指导首先是大量信息的来源地,信息的来源必须具有权威性,才具有可信度。向咨询者客观地告知其自身的性格、气质等个性特征,并向其传递相关的专业、产业的现状及前景预测,职业的声望,对所需人员的素质要求,这样的信息必须客观、科学、具有预见性,才能产生能动的效果,真正起到帮助受教育者正确择业、创业的作用。因此,在不断丰富和完善职业指导理论的同时,我们必须要依据本国的文化传统、民众心理、相应的国情建立新的职业指导的模式,并不断完善各种心理测试工具,让刚刚起步的职业指导有良好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职业指导应成为职业教育活动的入口,使学生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方向,这将成为“学会学习”的动力。同时职业指导必须是发展性的指导,以满足求职者职业转换的需要。

总之,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实际,寻求解决各种问题的途径。可以说,重视职业教育的大环境已经形成,问题的关键是职业教育将以何种形象应对这样的社会需求,吸引生源的力量来自教育培养的人的质量,所以,“产品”有消费市场将成为职业教育优化发展的关键。

〔收稿日期〕200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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