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组织、政府和市场_慈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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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慈善组织和与之相关的概念

我们今天的主题谈慈善组织。但是什么是慈善组织?当我们说慈善组织,总有一些相关的概念围绕左右,例如志愿组织、社团、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民间组织,公民社会以及第三部门等等。它们是不是一回事?是,有哪些共同,不是,又有哪些区别?

民间组织和慈善组织是交叉的关系。民间组织可以包括慈善组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间组织都是慈善组织。比如烹调协会,书法家协会等属于专业技术协会。如果他们从事慈善事业,只说明他们举行慈善活动,这个活动有慈善性质。对社团、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的理解大概也同样。慈善组织,必须是不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福利与服务的机构。实际上,慈善是一个在道德观念上被中国人接受,在理念上能感召人的一个凝聚各方力量的旗帜。我们这里谈的慈善组织的真正含义,还是指承担慈善宗旨的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即非政府组织。这是我们这里所指的慈善组织的另一个特征。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具有慈善福利思想和服务特征的机构都属于“慈善组织”。比如,国家的一些机构,虽然有社会服务的特征,因为是国家的编制,国家财政的范畴,属于政府的部门,属于体制的一部分,所以,不能成为慈善组织。慈善组织应该是以慈善为目标同时承担慈善功能的民间组织。

因为慈善组织以慈善为目的,并承担了服务的功能,所以它体现了利他主义,而不是以商业营利为目的,所以它又属于非营利组织。但不是所有的非营利机构都是慈善组织,因为有的非盈利机构属于学术和科研专业机构和娱乐组织,比如天外飞行物协会等,它的直接目的不是给社会提供慈善服务,所以,也不是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是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市场而提供社会服务以满足人民需要的第三方力量。第三部门包括隶属于这一类的所有的社会团体与非政府的民间组织,慈善组织是其中之一,并具有独特的福利特征。因为慈善组织和其他的民间组织等构成的公民社会部门是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一种力量。在西方,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新生的势力为抵抗政府过度庞大的力量而存在。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揭示,2003年,至少有120亿美元的国际援助是通过公民社会组织的渠道提供的。1999年,公民参与世界联盟在伦敦举行研讨会,它这样谈论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一个娱乐场,在这里人民自愿地结合来改进共同的利益。”①公民社会一般是以民主参加、分享信息、权力下放的行为方式表现的。虽然慈善组织在服务上与国家合作,根据市场规律运行操作,但本质上,慈善组织的出现显然是体现了公民社会的功能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慈善组织和其他有关机构之间的微妙关系绝不是是与不是这样简单明了,它们之间的关系交叉错综。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志愿组织中心研究表明,志愿组织的研究要根据组织人力和金融资源,分析组织的功能和产出,组织的法律地位,行为的价值,行为的受益人,行动领域,管理和控制内部结构,和其他几个部门的外在关系等等来规定,因为规定的定义不同,参考使用的定义不同,因此志愿部门则有不同的分类。所以,被提交的英国志愿组织数字也很不同。

慈善机构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的慈善组织出现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后,作为相应的国家福利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补充而出现的。在1949年到1993年的41年间,中国没有一家慈善组织,到1993年到2001年,出现了172家②。

中国这次出现慈善组织的高潮有中国独特的背景。中国原有福利体制中,国家承担了过多的福利责任,影响了国家经济效益与效率的发展。同时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体制也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国有机制的改革,福利社会化,慈善组织也开始萌芽发展,承担起国家所不能全部包容的任务,同时在努力试图创造一个反映公众利益的更自由的空间领域。

中国慈善组织的发展实际上与国际的社会发展潮流密不可分。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间,国际上第三部门急速增长,其中包括大量的慈善组织。数量从6000个增至26000个③。这次高潮的国际背景源于西方的福利多元化的思想。慈善组织和与之相关联的第三部门、NGO,NPO和公民社会等词汇都出自西方。受教会文化的影响,西方的慈善组织有更早的历史。英国的慈善组织由于基督教的影响出现较早,可以追溯到维多利亚时代,那时产生了大范围的慈善服务。即使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福利提供占据主要位置的时候,志愿组织也是一个英国社会政策风景中的一个持续的角色。在1948年贝弗里奇就已经指出志愿行动的重要性。所以,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此时被60年代福利国家的精神激励,产生了许多小规模的帮助小组,这些组织有着共同的认知。第三个高潮的到来,可以算作为撒切尔时代在70年代初开始的社会福利多元化的改革。这个改革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④。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第三部门作为一个强壮的肌体,伴随着大量的潜在的扩展,一个通向繁荣的“混合的福利经济”的大门就此打开了。格局已将明晰:第三部门福利服务作为一个与政府、市场不同部门的发展而被定义下来。慈善组织是与第三部门的增长而壮大的。从此,福利多元化代替了福利国家主义。

中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有其国际思潮的影响和国际背景,都是为了福利的多元化而产生的。慈善组织在中国的出现有两点意义。首先,慈善组织为慈善正名。慈善这个词,在建国后长时间没有出现。慈善曾经作为封建的残余思想和帝国主义的伪善工具而遭到冲击。现在,复归后慈善思想综合了中国先人的儒家、道家和佛教的慈善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博爱观念变成了一个现代的道德意识。第二,建立一个科学的组织管理机构。无论从政府脱离出来的,还是民间自建小型的慈善组织,都试图学着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管理方面,组织人力和金融资源,从组织的功能和产出,管理和控制内部结构,具体到资金的运转,筹款方式,资金发放,服务提供,服务管理等等,融进了当代最先进的方式。

1978年在英国有一个Wolfenden⑤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志愿组织的未来》的报告,报告规定,志愿部门在福利服务供给部门发挥作用,以辅助国家公共部门或者为政府机构的福利部门和公众提供服务。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英国的慈善部门自90年代以后的发展中,慈善机构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已经和国家发展了更近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发展已经构成了不同的组织,覆盖了从新的资金安置到体制行动的参与。中国的第三部门包括慈善机构作为新的部门而出现,和西方的慈善机构和志愿组织一样,不可以完全脱离国家的关系。国家作为制度体制,依旧是福利的主体,承担主要的责任。国家制定政策,监督管理执行其他部门的服务内容。

西方出现的这次以福利多元化的名义而繁荣第三部门的高潮,从出现到目前,一直遭到学术界和民间的批评和质疑。1998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行了一次关于志愿组织和社会政策的研讨会,集中了这种批评的意见⑥。在1978年以后的20年中,第三部门加进了新的思想,主要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的个人主义、私有化的文化的再次的高涨。一方面,国家在减轻责任;另一方面,个人主义和私有的意识得到强调。这样,刚刚在60-70年代繁荣起采的基于平等意识的福利国被私有化和个人主义所冲击。同时,个人主义与私有化的意识冲击了西方福利国的各阶级团结联盟的基础。这样,福利的多元化在西方就不仅仅是一个福利供给的问题。在个人主义意识和个人利益之上的西方文化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对这种意识无疑是一个加强,推进了人们对个人利益和市场利润的追求。新自由主义依据于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和目标扩大公民社会的视野。

在这一点上中国则不然。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强大国家的力量。慈善思想通常被国家而不是被民间表达,比如中国哲学思想将行政管理意为“仁政”,称地方官吏为“父母官”,慈善思想和福利利益一起,是国家从上到下的恩施与赐与。中国还是一个集体主义的文化,从古代的村民保甲制度,到新中国的集体福利。社会一直是处在一个庞大的国家政治体制管理控制之下。中国有国家和集体的严密组织,因此和西方的社团比起来,和西方的自由主义文化比较,相对来讲更需要一个自由和个人的社会的空间作为补充。因此中国的慈善事业不仅仅是辅助政府做好事,而且作为第三部门的发展,给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大的空间,对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

慈善组织和市场的相互作用

当我们听到中国学术界谈到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关系时,总是听到更多的呼吁,关于第三部门从政府独立出来,呼吁政府给予他们更多的空间和自由。但是,在西方,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学术界的讨论,强调关于第三部门,包括慈善机构在商品市场中遭遇的问题。

1998年的秋天,在伦敦的政治经济学院的志愿组织中心,举行了一个成立20周年的研讨会。来自许多国家的30多个慈善组织的研究人员共同探讨了第三部门的组织和公共政策背景下的运行关系。有学者指出,福利的混合经济发生在撒切尔把国家拖回到个体与市场下的规划中。这是一个试图降低政府的行动规模和改变政府作用的计划实施,这个变化试图包括从服务指导提供到计划、监督并规范其他部门提供的服务。一方面,伴随着在福利供给作用上的日益扩展,民间组织被推进了社会政策舞台的中心。虽然慈善部门的地位因为社会政策多元化的趋势而被提高了。但在另一方面,在政府组织和其他部门的机构的关系中,市场变成了主导的模式。这时候,在英国,志愿组织和慈善组织变成了服务的提供者和合同的签订者,他们必须通过市场的竞争,通过和商业部门提供的标价服务竞争,来为“政府的购买者”出售他们的服务。这种服务日益表现为更加详细的增长的签订合同的形式。此时,商业的运作在全部的管理中变成优先的模式,志愿组织和慈善组织也被驱使,如果他们想要参加社会政策的市场领域,他们也要像商业机构一样运作。所以,社团与志愿组织部门管理者每日剧增地感觉到,在福利多元化时代,他们处于一个最好的“低级的合作伙伴”的位置,和一个“倒霉透了的无助的哀求者的地位”⑦。

在西方福利提供的模式里,在多元化的前提下,因为减弱了国家的作用,突出了市场的作用,作为慈善机构的中间体由于市场的强大而变得随着市场的波动而上下漂泊。由于市场的商业和私有特征,通过商业供应,服务能够被购买。慈善组织为了生存竞争,也必须按照商业模式运作经营和出卖服务。此刻在英国,政府是服务的购买者,他们和慈善组织签订购买合同。这样,慈善机构更多地被推到了商业的一边,渐渐地慈善的性质减弱。但是,另一方面,慈善机构面对纯私人的以营利为目的公司和商业机构处于弱势。这势必出现了混乱局面。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克劳夫教授著述描述分析了英国的社会照顾这一领域,因为改革了国家的管理,在日益增多的第三部门中加入了更大的市场经济的成份,出现了收费标准不一、管理混乱,服务质量差的现象,他著作的题目是:混乱中的服务。慈善性质的减弱,直接影响到了慈善组织本身的生存意义。所以,市场甚至可以说是对慈善的一个更大的威胁。

中国也即将面临或者说已经面临这一问题。慈善组织怎样在市场经济中生存,既保持自己的慈善性质又同时能够有效率和能力,有生命力地生存下去,这需要更多的努力。慈善与市场不应该是完全对立的,不运用市场规则,慈善组织也难以生存。但是怎样在运用市场机制的同时,保持它的慈善的更大的感召力才是关键。

无疑,慈善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随着更多的全球问题的出现,慈善组织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扩展它的范围,同时它的作用也更加有力度。除了亲身参加各种救助、服务活动,慈善组织还成了政府行为的监督者,督促政府制定关于人民福祉的条款,推动政府在签订商业贸易协定的时候,加入工作条件、工资标准和环境保护的条例。慈善组织发展,正在形成一个成长的意识,创造了它自己生存的条件,发展了自身体制的基础,改变着和社会政策其他方面的主要联系。

注释:

①Anheier,K.Helmut,Civil Society,Measurement,Evaluation,Policy,London:Earthscan.

②田凯:《非协调约束与组织运作——中国慈善组织于政府关系的理论框架》,见谢庆奎、童福玲主编《福利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29-352页。

③曹俊汉:《从治理的观念谈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构建之关联》,见谢庆奎、童福玲主编《福利型政府与和谐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9-160页。

④⑥Harris,"Margaret and Rochester",Colin Eds.,Voluntary and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London:Palgrave,2001.

⑤在70年代晚期,英国有三次影响慈善组织的重要事件。一件是1978年的Wolfenden委员会关于《志愿组织的未来》报告的发表。另一次是1979年,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的大选带来的激进的普选。还有一次是1978年建立于英国的Brunel大学的聚焦于志愿组织的计划,这是英国的第一个以大学为基地的组织。

⑦Deakin,Nicholas (2001),Public Policy,Social Policy and Voluntary Organizations,In Harris and Rochester Eds,pp.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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