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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从理性思辩的角度，基本上以在教言教的形式，将伊斯兰哲学与儒家哲学内涵加以比较，探讨了一个颇为引人深思的深层意义上的文化命题，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将它刊发出来，以期引起读者及理论工作者的关注与对伊斯兰文化的思考。〕
伊斯兰在中国所走过的道路与在它前后的佛教、基督教相比，完全不同。可以说，其他宗教是有意识地向中国传教——虽然不是有组织地派遣，但来到中国的大都是具有相当造诣的法师、传教士等。所以他们很重视把主要经典译成中文，以便于中国人迅速了解和接受。但伊斯兰却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即从最基本的群众和最普通的生活方式开始，和平地、缓慢地渐渐开展。当然这多半与最初来华的穆斯林的身份有关，他们大部分由士兵、商人等组成。这其中既缺乏深谙教旨的学者，也缺乏专注讲学、译经的传教人材，只有经过熏陶、坚守教律的侨民。这一点从侧面反映了伊斯兰的一个特点：它不仅有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作为指导，还有一套与之配合的生活方式。任何人一旦接受这种信仰以后，一定要按照伊斯兰的生活方式，规范一切。因为一般群众，无须过多的理论指导，只要告诉怎么做就可以规范其心理。这也是其他任何宗教的信仰都做不到的。也恰是由于它不急于扩大宣传，所以没有受到统治者们取缔和禁止，和平地使伊斯兰信仰传遍了祖国各地。从统计来看，全国大概只有极少的县没有穆斯林，而集体性的穆斯林足迹到过的地方，清真寺立刻就会出现在那里。他们以教坊为中心，自我封闭。既无意扩大宣传，也不受侵扰。在相对平静中，以特殊生活习惯，固守着祖先的信仰。经过唐、宋、元的大量移民留居，在边远地区，以屯兵垦殖而形成许多聚居村落。到了明代，懂汉语、通汉文的穆斯林已越出教坊的范围，走入中国社会的士、农、工、商的各个领域。这时出现了两种值得探讨的倾向：一部分原为西域各族人的后裔，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侨民地位，努力接受汉文化的教育，积极通过科举，踏入仕途，不以外人自居，甚至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世，像海瑞、高克恭、李珣、李贽等——在这部分人身上，已看不到伊斯兰色彩，他们在中国文化方面的造诣，已使他们获得了相当的声誉；另一部分已经中国化的穆斯林，则由于明太祖下令禁止胡服、胡姓和胡人内部通婚，而产生了逆反心理，他们在当时的高压下不可能去扩大宣传，而是更加趋向保守，把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作为他们保持传统的手段。这在客观上就形成：有文化素养的人，极力淡化自己的侨民色彩，而缺乏文化素养的人极力争取强化侨民色彩，以至把传统的风俗习惯和血统关系当作封闭和生存的盾牌；特别是那些刚刚入教的穆斯林，他们更要把孩子送去清真寺学习，以便被其他穆斯林所认同。
内地的穆斯林由于居于非穆斯林之中，共同的经济生活，频繁的人际交流，思想文化相互通融，不断撞击着保守的壁垒。他们中一些人开始思考，并试图用汉文宣传伊斯兰信仰，为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穆斯林学者写出了一系列以儒诠经的著作。从明末清初传播开来后，这些著作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许多人对伊斯兰的理解是凭借了这些著作。遗憾的是，以儒诠经本是学者们为了适应当时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其中难免有些牵强附会的地方，甚至还有以经附儒的情况，但是自那以后的学者们，连思考的勇气也没有了，只是把这些著作当作经典来引用，造成谬误绵延，使伊斯兰文化蒙上了层层云雾，在认主方面，充满了道家和宋明理学的原则和术语，其中还夹杂着大量的佛学思想。甚至儒家的三纲五常，也变成了伊斯兰的信条。诸如，天道五功，人道五典，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格物致知，修身齐家，还有教乘、道乘、真乘的划分，大圣、钦圣、亚圣的区别，如此等等。很少有人问过，这些都是古兰启示的原则吗？阿訇只读阿拉伯文不读中文，不负这个责任；读中文的就以此互相引证，以讹传讹，还认为自己卫道有功，这种混乱还不该结束吗？
在伊斯兰信仰里，宣传古兰启示，应用古兰启示的原则为指导，这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头等大事，凡是有关宣传伊斯兰的文章，都必须以古兰启示为指导，离开这一条，无形中就降低了格调。对真主的启示和某某人说的话都区别不开，那就不是认识的深浅问题，而是信仰上的原则问题。中国穆斯林往往很不注意这一点，把阿拉伯字母书写的东西一律称作经，把古代学者和太福希勒（古兰经注解）作者的话，一概奉为金科玉律。这就给伊斯兰文化的宣传和普及造成了很多的麻烦。我国古代兵法上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我们不但不知彼，甚至连己也弄不清怎么回事，这就难怪穆斯林只能关起门讲道。但是倘若穆斯林自己也听不下去的东西，它还会有多长的生命力呢？
伊斯兰教认为：古兰启示来自于真主，而古兰启示中蕴含的哲理，也不是任何人间学说所能比拟的，真主为显现他对全体人类的爱，在每一个民族中都派有使者。古兰启示从语言上并不是多么艰涩难懂，但它也绝不是人间文字可以完全表达出来的，它的教诲是永远也挖掘不尽的。所以停留在文字表面上，或口头诵念而不求甚解，或根本不与自己思想挂钩，仅仅把它奉若神明，这并不是正确的态度。古兰提到给每个民族都派有使者的话，其意义是很重要的，不是穆斯林只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如果毫无意义就不会启示，如果与穆斯林无关，也不会启示。很显然，其目的是要求穆斯林在对历史传统作出正确评价的同时，吸取历史的教训，勿蹈覆辙，而在穆斯林看来评价的唯一标准就是古兰启示。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在先知穆罕默德诞生时，中国正处于盛唐时期，人口在4000万以上，辽阔的土地资源，丰富的文化遗产，这在穆斯林看来，如果没有真主的创造和引导，是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的。信仰真主的人，相信一切都来自于真主，宇宙间任何事物，无论巨细，都不会超出真主执掌的范围。真主对一切被造都普遍给予慈惠和爱怜，都在以不同方式引导着。凡是阅读古兰启示的穆斯林都会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但每个民族成长的道路并不是笔直的，在通往幸福的奋斗中也就是穆斯林所说在接受真主慈惠的努力中，始终贯穿着真主启示的正道和人类欲望膨胀而导致的偏差之间的斗争。这种偏差有时甚至发展为罪恶。古兰启示曾告诫人类：许多民族都是因为拒绝正道的呼唤，自己走向了灭亡：“我已以实例警告过（他们）每一伙人”[①]。“任何一族人，如果他们自己不改变，安拉对于他们绝不改变”[②]。正像文天祥正气歌所说的那样，“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行”。真主创造了人类，真主又慈惠地加以引导，希望人类获得引导的慈惠，响应真主的慈惠。这是从有人类生存开始，就没有变化的常道。但历史表明，真正觉悟而选择正道的人，大概是少数，而大多数人不但没有走上主道反而步入歧途：“安拉的常道始终是这样；你们将看不到安拉的常道有任何改变。”[③]“真主只依他所赋予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④]。穆斯林认为，从这两节启示中，就可以看到：对古兰的理解，切忌断章取义，要学会运用古兰启示的原则去理解古兰的意义。这对于掌握古兰原则去解决一切问题时不至偏离正确方向是很重要的。信仰真主的人，不应抱有任何私心杂念，而要胸怀坦荡，认识到古兰启示就是对历代先知所接受启示的总结。要正确对待文化遗产。对于至今仍有价值而且仍然起着教育作用的教导，穆斯林不但不反对，还应以古兰启示为原则，使其纳入信仰真主的正确轨道上，加以发挥和证实，更加深刻地理解真主常道法则的一贯性，从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层次、不同文化传统的人，都能在古兰启示中找到自己的差距和位置。学习历史上那些维护正义、坚持正气以及向谬误歧途作斗争的经验，以完成个人的历史使命。所以，中国穆斯林试图以古兰启示的原则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一探讨的目的，并非标新立异也非庸人自扰，而是为了要让人们知道古兰启示的意义和作用，它既是证实以前所启示的，又是对不断发展的文化知识作出唯一正确鉴定的最高原则。
儒家思想体系是以孔子为代表形成的一整套广涉哲学、伦理学、文化学等内容的系统学说，两千多年来已成为华夏民族自成体系的认识范畴，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传统，都不能不把孔子做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儒家思想的特点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哲学体系，其伦理道德观有着极强的实践性，而且始终注重现实、面向现实，与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它既不以难以捉摸的心理活动作为研究起点，也无意于枯燥的谈玄。而是把人们的日常生活，把随时随处流露出的思想活动，作为题材，说明人生的究竟，并指出一条可行之路。这是儒家思想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虽然也曾引起无数争论，但经过历史的反复印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普及的程度，恐怕在其他国家，是绝无仅有的。至今中国人，不论海内海外，也不论高低贵贱，若说思想上没有儒家教导的痕迹，那是不可能的。在许多文学作品里，孔子的思想和格言也俯拾即是——这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即“打倒孔家店”以后的事，那末在这之前，被历代所宣传的伦理道德观念，更是直接得之于孔孟之道。对这样庞大的思想体系，中国穆斯林，既不能回避，也不可能绕过。
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对于这个“仁”字，历代学者众说纷纭，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解释，一般人都习惯把“仁”解作“爱”，即人与人之间，社会生存赖以维系的相爱。但这是不是孔子自己的意思呢？从《论语》这部记录孔子言行的书中，我们看到，把“仁”字作爱来解释，是不全面的。孔子在回答学生樊迟问“仁”时，说过“爱人”，我们若从“仁者不忧”这句话看，那么爱人的人没有忧烦，尚可以解释通。而“当仁不让于师”，这里的“仁”字若当爱字解，就不通了。平常讲《论语》时，往往用“仁德”去概括“仁”的含意。如果这样去理解，那末“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杀身成仁”，“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它们所指的意思都不一样。如果人们首先不把握好这个字的意义，对构成孔子学说核心思想的理解上有错误，那就谈不上如何评价的问题。孟子在解释这个字时也说过“仁者爱人”。更有影响的是唐朝的韩愈，他解释说，“博爱之谓仁”。于是大家都把他的解释奉为圭臬。这其实是把对“仁”的应用，与“仁”作为一个核心思想混为一谈了。近代学者认为，“仁”是德目的总称，论语上所提到的德目，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仁”的部分内容，只有部分之和才能显示“仁”的全貌，只有所有德目之和才是最高层次的“仁”，“仁”是一切道德之和的总称[⑤]。
从《论语》中关于“仁”的解释，以及迄今为止学者们对于“仁”的认识，人们已经不再把孔子所说的“仁”局限在爱人这个范围内。它已经不单单是人生道德的表现，目的也并非为了体现人性善和人应具备的恻隐之心。在“仁者不忧”和“杀身成仁”这两句话里，“仁”在孔子的思想理论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已经到了最概括地反映他全部思想的追求目的。因此，“仁”的意义，“仁”的境界，绝不是这个字本身的意义所能说明的了的。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是围绕着一种信仰的核心而展开的。只要抓住这个核心，就可以解开它所包含的一切谜底。在孔子的学说中，他反复强调这个“仁”字，为了进入“仁”的境界，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⑥]。同时，“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⑦]。孔子的教导重点是从实际行动中去体现真实的旨意；用他的话说就是体现上天之道。所以“仁”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它是贯穿于孔子学说中的一条主线，也是孔子教导人们如何思想、如何行动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在伊斯兰信仰里，人类最主要的祈求，载于《古兰经》第一章的就是“正道”，即通往幸福和永久幸福的真主之道。在人类的生存中，获得正道，就获得了一切。离开了正道，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有些人慨叹自己一生的奋斗，到头来，仍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原因是什么？作为被造之物的人类，如果搞不清生存的目的和意义，那当然是白白浪费生命。遗憾的是，当他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孔子学说中的“仁”，和穆斯林在真主的引导下所追求的“正道”，用词虽然不同，含义几乎是一样的。孔子说杀身成仁的“仁”绝不是“爱人”、“仁慈”所能概括的。在孔子的学说里，它是人生哲学里最终应该达到的境界，它与穆斯林所说的“费塞闭赁俩席”（为主道而奋斗），指的是同一种境界[⑧]。因为“仁”的目的是践仁以知天。这里所说的天，在孔子的“知天命”、“畏天命”、“知命”等用词中，意义是很明确的，它不是实体的天，也不是以气而言的天，而是超越一切的绝对存在。
中国穆斯林中的很多人，不论承认还是不承认，都受到过孔子教导的影响。因为他不象基督、佛、道以及其它的宗教派别那样，首先提出人格化的神，作为崇拜对象。从被创造的立场说，人类必须树立正确的崇拜和信仰。但这种崇拜和信仰稍被歪曲，就很容易被利用，以至变成愚弄人们的手段。穆斯林从对各大宗教的观察和比较发现，在真主的启示下，人类历史，充满了真理和邪恶的斗争，也显示出真主不断遣使，不断引导的普遍慈惠。但中国穆斯林对孔子这样一个对华夏民族有过巨大影响的人，其是不是真主派遣来教导中国人的这一点，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古兰启示中没有提到这件事。也有穆斯林学者认为，这是忽视了古兰启示：“每一个民族都必有一个使者，”[⑨]“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引导者”[⑩]。提出应该理解，使者和引导者，也并不是都属一个水平上的称呼，他们可能有不同的使命和不同的层次。孔子与先知穆罕默德的历史背景不同，他们之间相差千年以上。孔子在成为伟大教育家之前，他传承于周礼。因为指导着华夏民族的伦常规范，并不是由孔子制定，而是由周公制礼而来。古代也是以周孔并称的，只是在宋朝以后，由于朱熹和二程的推崇，才由周孔的提法改为孔孟。在孔子的成长过程中，他通过对周礼的学习，早已认识到“天”的作用和创造者的位份：诗经上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即天道运行到哪里，就命令到哪里，“天行之命”是永远不会停止；“于穆不已”即永恒而默默运行。孔子在成为教育家之前，早已是儒家教导的一名信士，而他所肩负的使命，就在于如何教导人们在行动的实践中去认识“超越一切的绝对存在”。他生于春秋时代，即从周礼中认识到天，及天命弗违；同时也看到了这种认识在上至诸候、下至百姓表现出来的信仰和实践脱节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王公贵族可以挟天子以令诸候，早已把对“天”的信仰抛到九霄云外；百姓们在战乱中，只能对“天”太息，并自惭孤弱而寄希望于“天”的安排和降福。这样下去周礼中对天的信仰还有什么指导意义？“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1)（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还能讲礼吗？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还能讲乐吗？）如果这时，仍继续强调对“天”的崇拜，在那样原始落后的经济水平上，信仰一旦成为迷信，就不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反而会被专于权术的人，纵横捭阖加以利用，制造割据，愚弄百姓。所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只强调要“知天命”，要“先难而后获”，突出人生的使命感，充分利用生命，作出应有的奉献。单纯归结为膜拜、仰赖以至忘记自己被造的目的，而采取的教育人民，提高理性分析的能力，认清在社会发展中，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获得自己位置的一种抉择。当然在孔子的时代，他也不可能把一切问题都解决好。造成社会差别的因素，不仅取决于生存环境、生产发展、社会政治制度、人类生来的秉赋和能力、受教育的程度等，而且上述一切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自己应该获得怎样的位置，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机遇或那样的机遇，为什么人间的差别永远不能弥平。信仰真主公正的人，好像只是一种精神安慰，照旧并不能改变现实的处境。像孔子等儒家教导，也把天命摆在冥冥之中，相信自我奋斗，不说怪力乱神，结果为儒家赢得了为统治者服务的声誉。那么，彻底抛弃这一切的结果，是不是就完全解决了人间的差异呢？虽然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大大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解决差别的问题，仍然看不出哪一方是赢家。孔子作为教育家，他只能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他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教育中国人，即在已有对天和天命认识的基础上，强调三纲五常的伦理关系，遵循合理的道德规范，用仁爱、知识、秩序、因果报应等维持社会的平衡和稳定，他的最大功绩在于他无保留的教育活动。所以直到今天，他的许多论断，经过先知穆罕默德的印证，仍然是具有启示价值的教导。这是基于穆斯林世界观中“正确的知识都来自真主的赐与和启示”，不能要求他全都完全正确，这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真主的创造规律。孔子和其他先秦诸子，以及历代的先知先觉与古兰启示提到的使者、先知们，都是部分地传达了来自真主的知识，他们所起的作用，以今天的认识水平来看，其中大部分先知的教导早已被歪曲。在虔诚的穆斯林看来，人类对真主的崇拜，早已堕落到对有形的人或物的崇拜。似乎唯有孔子强调追求知识、完善人生，使受教育的中国人，至今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致卷入迷信的漩窝。先知穆罕默德作为最后一位使者的最大功绩，就是重申并完成了真主独一存在的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思想与古兰启示之间的关系。穆斯林坚持一切正确的知识都来自于真主的启示，在这条原则指导下，不能由于古兰启示是在孔子以后出现的，因此只有后者符合前者，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从古兰的教导中，人们可以看到，真主是创造宇宙一切的唯一主宰。大而无外，细而无内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创造了人类，给予人类治理世界的责任，并负责引导(12)。因此真主的启示和引导，目的和原则是一致的。只可能在深度和广度上有某些差异，而在真主独一存在、真主创造一切、创造人类的目的以及人类的使命和最后的归宿、兑现报赏，基本上是不会差的。当人类尚处在比较原始的状态时，真主为迁就人类的认识能力，提纲挈领地指出信仰的道路和追求的方向，并藉着一部分比较有悟性的人，带动着人类逐步地发展着。古兰启示被赐人间的时代，已经到了人类经过各种实际活动的锻炼，完全达到了从实践中理解和维护真主独一存在理论的成熟阶段。所以人类最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诞生了。伊斯兰教宣称：他是真正承先启后，担负着证实以前一切正确的知识的，证实所有先知统统都来自真主的意欲的人；把真主独一存在的启示，最完整集中地体现在古兰这部经典之内，以便使人类的一切都能在这最高的原则下，校正自己努力的方向，看清自己奋斗的目标；古兰启示之所以是真主赐给人类的最后一部经典，先知穆罕默德之所以是真主的最后一位使者，都是指完整地宣告真主独一存在这一条最重要的原则而说的；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后，不会再有宣传这一最高原则的启示和使者；在此之后，人类获得的任何知识，都是用以提高和维护这一指导原则的；所以古兰是承先启后，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中国穆斯林认为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能对诸如孔子以及诸子百家等古今中外的一切知识做出正确的评价：人们既可以条分缕析地加以分析解剖，也可以提纲挈领地做出原则判断。因为有了古兰启示，有了对真主独一存在、真主创造一切的正确信仰，人们就有可能在浩渺无垠的知识海洋里，找到真主启示的迹象和线索，从而分辨出哪些是真理，哪些是盖着时代烙印的人间知识。因此，穆斯林认为，在孔子学说里，有一些是不符合伊斯兰信仰的东西，而古兰启示中却没有丝毫不合理或驳杂之处，因为伊斯兰信仰是创造宇宙的真主指引的道路，没有任何说不通的地方，如果谁发现有任何地方可能说不通，其实那是理解上，或翻译上有问题，仔细推敲，绝不会有任何说不通的地方。这也是它有别于人间学说的道理。
在中国儒家思想中，源子孔子、孟子的伦理道德观念，集中地表现在三纲五常的规范教条之中，《论语》中有一段：“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13)（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回答说：国君要像国君，臣子要像臣子，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齐景公说：说得好哇！如果国君不像国君，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即使有粮食，我能够吃得到吗？）在孔子思想体系中，虽然提出了对君的要求，但君权神授的信仰，使他无法解决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孔子那个时代，这一点也不可能解决好，因为孔子把教育的重点放在人类现实生存的这一阶段，他不能过多地讲上天，因为他知道这似乎是一个永远说不清的问题：那时人类尚处在非常原始和纯朴的阶段，对自然界发生的一切，认为都是不可抗拒的，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树立起对天的崇敬而不去追究。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4)。孔子很明白，若对学生弟子谈这些方面的知识，不但谈不清，反而会被误解到影响正直地做人治世。所以他一方面称：“巍巍乎！唯天为大。”（多么崇高啊！只有天最高大。）同时，再加上一句“唯尧则之”（只有尧能效法天），这即是说对天的崇敬是使信仰有所归依，而对圣人的推崇是为人类树立楷模。孔子认为，只有尧、舜、禹才是无瑕可击的圣人，他们太完美了，所有的君都应向他们看齐，社会才能入于礼，达于仁。这是孔子学说的精华和目的。对他的这一套说教模式，可暂且不去分析它的对错。光看看这种认识在人类历史中的影响和不同时期思想家们的通病，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老实说，穆斯林对真主的认识，也就是对天和天命的认识，从古到今，大体上都是沿着这样一种思路来思考的：一方面承认真主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觉得不可思议，仍然免不了把某种现实或具体一点的对象，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佛教，不论其哲学思想高深到什么程度，它仍离不开偶像崇拜；天主教是受真主启示的宗教，他们也要堂前阁下挂满圣像，穆斯林是绝对崇拜独一真主的人，但在它的某些派别中也要神化某些人，相信某些人完美无罪。20世纪中叶，一些信仰非常虔诚的人，甚至号召打倒一切政府，包括伊斯兰国家的政府，他们认为，只有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和前三代哈里发时期，是完美无缺的真正伊斯兰教化时代，其后全世界又进入了新的蒙昧时期。这里我们丝毫也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也不应怀疑他们虔心事主、忧国忧民的真诚信仰，关键在于：对真主独一存在的信仰和对古兰启示的教导，穆斯林究竟应该怎样理解？
孔子是两千多年前的人，他个人的顿悟和认识，都曾达到很高的水平，而追随他的人，大部分不能真正理解他。在穆斯林看来，如果没有先知穆罕默德和他所传达的古兰启示，人们就很难判断出一个是非。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头头是道。孔子学说在中国人心中所占据的统治地位，虽然受到过很多批评，但始终享有很大范围的尊重。这是因为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完成作为一个教育家的使命，他没有更多地宣传对“超越一切的绝对存在”的信仰，而把重点放在教导人们从致知、修身开始，以至正确完成人生。而不是停留在消极膜拜，追求那不可思议的神秘途径，忘却自身被创造的责任。可以说，孔子是以这种使命引导中国人的。他明白自己只能从最现实的方面入手，他的学生子贡有一次曾问到他，“死人有知，无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防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死，徐自知之，犹未晚也。”(15)孔子的回答，反映了孔子持这种谨慎的态度，是害怕由此而导人于歧途。事实证明，沉溺愚昧之中的人，幻想联翩。因为只有幻想最省力气，不需要艰苦奋斗。孔子为了引导人们正确看待生存的过程，暂且不涉及现实以外的问题。在教育中国人方面，是一大功绩，致使中国人只要具备一定的传统文化，就不容易沉溺到某种迷信之中去。所以中国人对各种宗教都有一定的距离，他们很难深入进去，往往从表面上得出的印象，就是使他们退避三舍，除去失意、失宠、失情、失恋，这时把信仰当成一种精神寄托，把寺庙教堂当做逃避现实的避风港。这是从正面又走向了负面。归根结底，暴露了儒家思想的缺陷。所以中国穆斯林认为：对比起来，伊斯兰这最后启示给人类的正道指导，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突出“真主独一存在，真主创造一切”这条被历代先知们告诫过的真理；离开这一条，哲学、理论都不能自圆其说；尤其孔子从正名出发也必然陷入无法解释的地步。
有一段记载，即“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也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16)，当时按周礼说，鲁吴两国是同姓之族，不能通婚，但鲁昭公娶了一位吴国的夫人，为了掩盖自己无视礼的法度，给她取名为“吴孟子”，这件事是不知礼并且公然违礼的事，但孔子仍然为他辩护，说他知礼。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伦理思想是不彻底的，也不可能彻底。穆斯林认为只有古兰启示的教导，只有伊斯兰信仰，才最完整地体现出真主的创造意图和正确的伦理道德。包括帝王在内的一切人，在真主面前，都属于极渺小的被造物，任何人都不能忘记他对创造者真主应负的责任。君首先也是真主创造中的一分子，他也毫不例外地要更加严格地约束自己，使自己成为楷模，才有资格去组织和引导成千上万的人，合理地生存和有目的地奋斗。先知穆罕默德在这方面的领导才能和堪称典范的行动，为古兰启示的教导作了最充分的证明，他没有为自己建造供个人享受的宫殿，他没有在自己的亲属中安排接班人，他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在他拥有最高权力的时候，他除去每天要传达启示、接待来访，处理一切内部外部的事物，组织指挥一支抵抗敌对势力、保卫弱者的志愿队伍，安排经济生活，关心孤儿寡母。入夜，他还要花去三分之一，或一半、或三分之二的时间礼拜真主(17)，而且经常白天不食不饮，作自我克制的锻炼（俗称斋戒）。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许多人以为这样就能获得在后世的报赏，于是许多虔诚的穆斯林也争相效法。其实先知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体现了古兰启示的教导，作为真主的使者和人类的先知，他仍然不忘自己是真主创造的一员；他担负传达真主的启示、教导世人走向幸福的崇高事业，既抱有坚定的信念，又怀着万分谨慎的心情；在创造主的面前，对自己肩负的重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有丝毫放纵；他以礼拜真主，来规范自己，获取力量，使个人意念和举措保持在真主启示的教导之下。对比起来，哪一位国君能有这样的认识呢？孔子的伦理思想，只能建立在幻想上，或者树立一种虚幻的典型，而遇到像鲁昭公那样的事情，孔子还要为他掩盖，最后归咎于自己。这就是孔子学说仅能在一定的范围内，起着稳定社会、指导做人的教育作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意识觉醒程度大大提高，孔子有关人生的伦理道德说教，在财富、权势的挑战下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更何况它很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像当年鲁迅所形容的那样，变成了吃人的礼教。因为它对下层人民的要求，几乎是面面俱到，而掌握和运用它的人，却不受约束，造成了越居高位的人越胆大妄为，虽然其最终的结果并不妙，但误人一生、毁人一世是无法挽回的。由此可以看出，在伊斯兰信仰中，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对他们的要求也越严格，这与一切人间的学说恰恰相反。所以凡是只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只要求下面，不要求上面的，都是违背伊斯兰教导的。
穆斯林认为伊斯兰信仰的目的，就是要人们首先树立对真主独一存在和真主创造一切的信仰。这一点毫无疑义，以人类在宇宙间的渺小地位而论，这是既要坚定信仰，而且又需要理解的，对信仰不断深化的认识从无止境。宇宙和人类都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以人类的认识应该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伊斯兰通过古兰 启示对人类的教导的最大功绩，就是告诫人类在信仰真主的原则下，才能正确地提高永无止境的认识水平，并正确地解决发展过程中每个阶段的课题。这个信仰的原则，是历代先知、每个民族的先知都曾经教导过的，但又没有很完整地说清楚，或者说清了但没有坚定地保持下来，最后由先知穆罕默德按照真主的意旨，重申于古兰启示之中。
也正是从这里出发，一些穆斯林从孔子的学说中，既发现它的不足之处，也对其中符合真主启示精神的方面，给予肯定。比如在孔子学说中，另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是对“礼”的倡导和“中庸”的主张。在孔子的教导中，他的伦理思想是体现在他对西周的礼的继承和发扬上。他始终强调礼的重要性，以维护封建传统社会的秩序。其最基本的是忠于君王和孝顺父母，亦即君臣、父子、夫妇等构成礼教的核心。并以此核心演绎出各种必要的礼仪。我国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称谓，正是儒家倡导的结果。
根据君权神授的理论，君是直接受命于天，并对天负责。这里必然出现的漏洞就是，对君的约束是象征性的。人们对贤君圣王的期望几乎是一种幻想，即便是昏君、暴君，臣民仍然要讲为臣之礼。所以历史的发展，民主社会、代议制政体等必将取而代之。但是无论是封建的帝王，还是所谓民主选举的总统，都避免不了滥用权力，作威作福，形成对礼的破坏。所以孔子提倡的礼，在当时可能具有进步的意义。但长期以来它反而变成了束缚社会发展的桎梏。在伊斯兰信仰中，有关礼的教导，首先是把信仰创造一切的独一真主、惟独拜主、惟独祈求真主的佑助作为礼仪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在真主面前，一律平等，君王总统应该为全体臣民做出榜样，他们应率先顺服于主，然后才有资格去做其他的事。伊斯兰是把礼拜真主当成人类是否能正确地完成其生命使命的起码标志。在所有礼仪之中，如果一个人在创造宇宙、创造自己的主宰面前，都没有礼仪的概念和表示，那末在人间所表现的虚伪性那不是很明显吗？伊斯兰是把记念真主、礼拜真主当作信仰的起点，而且不分贫富高低，作为君王总统首先要意识到，他在真主面前和普通人并没有什么两样，真主要求人类应该做的，对他丝毫也不例外，他无非是被选择来做更多的事，以完成真主对人类的恩惠。如果说在伊斯兰的教导下，没有哪一个国王或总统做到了这一点，那末先知穆罕默德的确做到了。所以对比起来，孔子所宣扬的礼教，除去伦理学上的不完善以外，也不能真正地被履行，对其合理的部分，尤其那些通过中国人几千年的实践并在古兰启示里得到印证的道理，中国穆斯林从来都不反对。沐浴净身、届时礼拜，对穆斯林来说，是进入教门的标志，是一切正当行为举步入门的起码要求；也是朝向真主，努力奋斗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为主道奋斗的动机和目的就等于打了折扣。这足以说明，穆斯林对礼拜的重视。
其次，中庸之道在孔子学说中也占有很多的笔墨，孔子认为，言语行动都要不偏不倚，恪守中道，就是喜怒哀乐的表露，也要合乎法度，超越了一定的法度，就不是君子的作风。推而广之，君子对一切都要达到中和而不过份。在穆斯林看来这也反映真主为宇宙所制定的法则，任何方面、任何事物，都相处在一定度内，超出这个适当的度，元素会转化，事物也将变化。所以把握适度，不仅是道德要求，同时它也是对真主启示的顺从和理解。在先知穆罕默德所传达的古兰启示里，除去真主独一存在、真主创造一切的核心信仰不可变通、必须坚持以外，任何其他的要求都留有一定的余地，这是任何人间法律都做不到的。在一般人的眼里，宗教信仰一定充满了深奥莫测的哲理，但伊斯兰信仰却给人指出一条最符合人类自然天性的道路。就拿孔子所提出的中庸之道来说，他自己也清楚这是很难做到的，就像我们在其他哲学思想中经常听到有关理想国等乌托邦幻想一样，总要以这种想像中的完善作为奋斗的目标。
在中国人的思想里，体现中庸的格言比比皆是：过犹不及，欲速不达，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等，可以说孔子在人生哲学方面的教导，已经达到相当高深的境界。当然，理论上，不能仅仅从某一点的批评即加以全盘否定，应看到它的整体效果。单纯追求不偏不倚，固然难于掌握，但中国人不能说，孔子所说的对他毫不相干。在过去伊斯兰的汉文典籍中，也把中庸思想看成是信仰的内容，甚至讲经的人也把中道说成是所追求的目标。应该说，古兰启示里，关于信仰方面的教导，始终强调的是：信仰真主独一存在的“正道”，并把正道作为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穆斯林认为，古兰启示第一章，其内容是伊斯兰主要精神的高度概括。它指示人类，唯一正确的是信仰真主的正道。一个人被引导走上正道，他就获得了一切。这一点的重要性，从穆斯林每天五次拜中，至少要背诵32遍的古兰首章便可以看出，这足以说明人之一生是否有所成就，最关键的是走上正道。古兰启示里为什么不说中道，因为中道是一个不确切的概念，也很难把握。在是与非的面前，不偏不倚的中庸态度，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像古兰启示第一章结尾所列举的，那些疯狂反对真主的使者，并迫害真主的使者，受到真主的谴怒；与那些拥戴真主的使者，甚至走入崇拜使者为主的歧途的人，都是错误的。信仰上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而不是左中右的问题。同时，在有关战争中，被迫起来抵抗以及在遵守真主的命令享用真主所赐与的一切时，古兰启示则以“的确真主不喜爱过分的人”(18)来告诫人们。当他有力量反抗和被允许享受现世的恩典时，千万不能过份，不能忘乎所以。在满足个人欲望、有权力予以报复的时刻，要把真主喜爱作为标准，把思想行动规范在信仰的指引下，有原则有目的地选择。这比起那没有正确信仰，仅凭个人修养毫无目的地追求不偏不倚，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有对真主的信仰，就能坚持在正道上的追求，没有信仰就不能保证人生进退的选择都能走在正道道路上。这就是为什么伊斯兰信仰对中庸学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可的，但必须把它纳入到信仰真主的原则之下，才能正确地发挥作用，否则它就不能产生积极意义。
所以，在一些穆斯林学者看来，提出孔子和孔子的学说，目的是要理顺知识、智慧之由来，弄清它们都是来自于真主。如果否定了这一条，那就否定了真主的独一性。因为没有真主的创造什么都不存在。作为真主启示的正确信仰，目的无非是导人于正道。尽管人类有选择的自由，事实上由于自身的渺小，谁都超不出真主制定的法则。在伊斯兰教中，禁止强迫别人信仰，因为最后的归宿谁也无法逃避。真理不怕任何冲激。科学的发达，知识的增长，会更加说明它的伟大，哪有正确信仰害怕科学发展的事？暂时讲不通的地方，那是可能的，因为人类在追求中偶尔发现了点什么，往往专注于局部的原理，而忽略了整体的法则，以至得出片面的结论。穆斯林还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发现全部真理，任何人也不可能把古兰启示完全理解到家。生命的短暂，智慧的范围，决定了人们所能理解的层次。如果都认识完了，以后的人类还干什么？人生既是不断的追求，又处于不断的被考验的过程中。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⑨ ⑩ (12) (17) (18) 《古兰经》25∶39；13∶11；48∶23；48∶23；10∶47；13∶7；92∶12；73∶20；2∶190。
⑤匡亚明：《孔子评传》。
⑥《论语·里仁》。
⑦ (16) 《论语·述而》。
⑧参见：匡亚明著《孔子评传》；南怀谨著《论语别裁》。
(11)《论语·八佾》。
(13)《论语·颜渊》。
(14)《论语·公冶长》。
(15)《说苑·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