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哲学阐释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逻辑论文,哲学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其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和实质。二是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关于前一个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做了研究，并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美国经济学家奥多尔·拉维特把经济全球化理解为各国经济的开放、相互依赖以及经济一体化的过程。经济学家索罗斯则把经济全球化理解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市场及跨国公司对各国经济日益加强的支配。西方左翼学者也明确表示，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①国内学者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从国内外学者们的观点看，由于学者所属学科不同、所持价值立场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自然也各不相同。有学者单纯从生产力发展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只看到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普遍交往的发展，一味地强调经济全球化的客观必然性；有学者单纯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强调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利益关系调整以及由此带来的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状态；还有学者从纯理论的角度论证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一体化的思维方式和人类共同利益价值观的变化。问题在于，资本为何能在全球自由流动，资本为何会在世界的普遍交往中超出民族和国家的界限，以及这种普遍交往所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什么？这对于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意味着什么？为此，笔者力图通过对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唯物史观的发展与形成、唯物史观与世界历史理论的关系、世界历史理论与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关联的梳理，全面探讨其内在联系及其所包含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分析将证明，虽然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经济全球化”这一用语，但在他的哲学观、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全球化既不是和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相始终，也不是资本主义试图终结人类历史过程的最后形态，而是以“资本”冲出国内走向国际为标志，是“资本”以各种手段获取超额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特殊阶段，即是“资本”的全球化过程。 一、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哲学基础 对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任何阐释，都必须放到其哲学思想的背景中进行。正是通过揭示旧哲学的观念本体论的性质，马克思不仅完成了对旧哲学的清算，使哲学回归对现实世界的观照，而且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规律的揭示，为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一)新哲学指出了一条通往现实世界的道路 在马克思看来，导致旧哲学陷入形而上学重重迷误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其抽象的理论建制封闭了哲学通往现实的道路。它必然导致哲学自身窒息了不可或缺的历史维度，丧失了超越当下既定存在、廓清事物发展规律，并关注现实、改变现实的批判品格。因而，“对哲学家们说来，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②基于此，马克思认为，必须破除旧哲学将观念预设为本体的形而上学倾向，使哲学从思辨走向现实并面向时代。 通过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批判借鉴，马克思揭示了哲学与世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开辟出哲学通往现实的道路，促使哲学从理论思辨走向社会现实。早在从事法哲学研究时，马克思就已真切地意识到了旧哲学的症结所在，“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正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它又成了拙劣的、错误的划分的根源”。③这一应有与现有的先验二分，不但是旧哲学理论由于其自身矛盾所必然导致的结果，也是其体系封闭性的集中体现。它使得旧哲学割裂应有与现有并将哲学绝对地超越于现实世界之上。黑格尔的辩证法为马克思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不同于德国哲学家们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摒弃，马克思对之进行了批判的汲取，并力图将它提升为对事物本质进行辩证分析的方法，“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而决不允许任意划分；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中求得自己的统一”。④这一辩证方法成为马克思打破旧哲学体系封闭性的重要原则。 立足于这一辩证方法，马克思揭示了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统一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反而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集中体现为哲学与现实世界之间所蕴含着的差异的矛盾统一关系。一方面，哲学具有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特定超越性；但另一方面，哲学却又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哲学的超越性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作为纯粹理论体系的哲学是哲学家们对现实世界进行颠倒映现的结果；其内涵或内核则源于时代并由特定的社会现实所赋予。如此一来，马克思不但破除了思辨哲学的封闭体系，而且为新哲学指出了一条通往现实世界的道路。 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破解了旧形而上学所确立的观念的先在性和绝对性。在他看来，意识本质上是现实的人的社会意识。人们的社会意识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⑤因而，意识是特定社会存在的产物，思想观念范畴不过是人们特定的社会意识形式。正是这样，也就根本不存在绝对独立的意识和思想观念。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思想和观念体系归根结底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⑥这一理解瓦解了那种把观念视为永恒和先在的先验思辨哲学。现实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构成观念和现实相统一的基础，而对现实人的物质生活实践的研究，就成了哲学走向现实的桥梁。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必然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研究他们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物质生活条件及其所构成的各种关系。马克思对哲学的这一理解，使得他能够从对思辨哲学的批判转向对诸如世界历史、经济全球化等问题的思考，由此探索人类解放的真实路径。 因此，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实质在于，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继而彻底摆正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这不但从根本上颠倒了旧哲学的观念本体论逻辑，而且破除了旧哲学对社会历史发展本末倒置的谬解，为人类客观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问题扫除了障碍，并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唯物史观为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确立了方法论原则 其实，对于经济全球化问题而言，马克思哲学观变革所造成的影响并非直接的，而是间接的。马克思所确立的新哲学为人类认识社会历史提供了新的世界观，基于这种世界观，人们对历史乃至由于普遍交往所造成的全球化问题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马克思认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⑦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是将世界看做既成的客体或对象，从而将现实世界自然化了。现实世界被抽象为一个独立于人们实践活动之外的自在自然界。唯心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体”维度，却不能抓住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⑧坚持将精神和意识当作本体的唯心主义，极大凸显了人们的主体力量，抽象地发挥了人们认识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能力。但由于哲学家们着力于将主体能动地认识世界的能力和力量归结为世界存在的本体根据，因而只能停留在观念的范围，无法找到观念通往现实的道路。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更是将这一做法发挥到了极致。从康德到黑格尔，哲学家们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将现实世界理性地建构成为一个超感的形而上学世界、颠倒的“理论王国”。⑨这显然极大地凸显了主体的能动性力量，从而客观上反映了现实的人对世界的作用及其主体地位。然而，唯心主义作为颠倒意识与存在关系的世界观，作为“颠倒的世界意识”，⑩本质上只能是以颠倒的方式去反映现实世界。这就决定着它和旧唯物主义一样，根本无法揭示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及其能动地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全部内容，而只能从主体形而上学角度对之进行片面的抽象解释。 旧哲学对世界的形而上学解释必然会在社会历史领域反映出来，当哲学家们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投射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去时，就衍生出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旧哲学将观念范畴确立为世界存在之本体的做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哲学家们将某种精神、意志设定为历史动力，并对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及其规律进行种种的颠倒和歪曲。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发展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虽然着力于探寻历史发展的动力，然而，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11)这就意味着，它并没有切实地从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过程出发去解释历史，而是对这个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唯心主义颠倒和歪曲。这种历史观的特征在于“人们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头脑的产物不受他们支配。他们这些创造者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12)哲学家们在将观念绝对化为本体的同时，也就遮蔽了观念的实践本性。 马克思的哲学观革命破解了唯心主义哲学所标榜的观念的先在性和永恒性，使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下”。这一变革使得马克思的哲学聚焦于揭示“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据及其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人们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3)继而，通过对人类现实生活过程的考察，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和交往的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的关系，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和交往是人类产生以来就已有的活动。人类历史活动的起点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交往是与生产和分工同时产生的人类活动，包括各个人、各个群体、各个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在历史观层面，是生产决定交往，而不是交往决定生产，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决定性的活动。但在生产的现实活动层面，生产又依赖于交往。因为只有在交往中，在相互关系中人们的生产才能进行。因此，交往比生产更广泛，生产比交往更根本。事实上，交往与交往形式之间的关系不等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而交往形式也不等于生产关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同时使用生产关系和交往形式的概念。他说：“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14)在马克思看来，“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15)“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16)就是说，市民社会是在生产和交往中产生的社会组织，是与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直接相关，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就是市民社会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一个时代的跨越国界的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指出，市民社会的内容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物质交往，这就是说，当在‘生产关系’的意义上使用‘交往形式’时，与生产力发生矛盾运动并推动历史发展的交往形式仅限于以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为表征的市民社会。我们知道，交往本身内涵丰富，不仅限于市民社会，也不仅限于物质交往，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关系是市民社会中的交往形式，是与生产、分工、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直接相关的交往形式。”(17)就是说，生产关系侧重强调的是特定社会阶段上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一致的一切物质关系，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着重指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统治和压迫的关系；交往形式更侧重揭示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客观联系。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正是源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的变革推动着历史向更广和更深的方面发展。因此，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存在和发展的进程中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这一矛盾运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在历史观层面颠倒了唯心史观，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为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 (三)破解劳动和资本的矛盾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的哲学批判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随着哲学变革逻辑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如何对自身所处其中的现有人类历史发展的阶段——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的哲学批判，就成为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一项根本任务。这也促使马克思由对社会现实的哲学批判转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恩格斯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18)正是通过这一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未来。 对于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问题，资产阶级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都付出了许多努力，但终究囿于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破解。黑格尔及其之后的德国哲学家们，更多地是将这个问题本身思辨化和抽象化了。这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根本无法超出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逻辑，对资本统治的社会现实进行了程度不一的颠倒映现。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神圣家族”，尽管采用了“神学的批判”方式，但终究只能是“旧哲学的、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19)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哲学家们不但根本不了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反而对之进行了先验的遮蔽和颠倒。“有财产和没有财产被当做批判的思辨的两个对立面而受到了形而上学的尊崇”，现实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对立竟然成了只有“批判的批判”的手才能触动的“圣物”。(20)他们不但对资本统治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本末倒置的映现，而且将由此抽象到的范畴和观念体系视为理解资本矛盾的根据和原则。工人的劳动被其曲解为仅仅满足自身需要的“单一的东西”、“平凡的工作”；工人所遭受的资本的奴役则被其归结为纯粹的思想问题。如此一来，无产阶级创造财富的主体地位及其历史使命也被遮蔽和歪曲了。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只能是一门经验科学，因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做最终原因；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21)这就悬置了资本的历史起源并将资本统治和资本私有制默认为既定的现成存在，因而也就无法揭示其存在的暂时性和历史性。正是这一根本性维度的缺失，导致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们所从事的本质上是“为私有财产辩护的思考”，(22)并只能是滞留在和停留在资本现象的“生理学”。基于上述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切入口的资本批判，马克思对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之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及未来作出了客观的分析，进而为客观认识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作了理论的铺垫。 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马克思实现了对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解剖，并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异化现象的研究，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不仅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内在规定，根本上又是劳动与资本关系本身所固有的矛盾。马克思不但发现了矛盾的根源是资本主导的私有制，而且指出了破解问题的方向。“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23)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异化问题及其私有制起源问题必须放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马克思改造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学说，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及资本和劳动对立的经济根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直接目的的社会形态。这就为认识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及基于这一变革所创立的唯物史观，都为其经济全球化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促使马克思的历史观和经济全球化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它的任务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24)由此，马克思立足于面向现实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哲学，开始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伴随资本主义而出现的经济全球化问题。 二、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 面向现实的哲学世界观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的确立，为马克思分析人类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由此，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虽然马克思也多次在一般历史学的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例如，多次使用“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历史上的”、“世界历史意义的”等指称，但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而言，并非一般的历史学意义上的经验理论，它实则是立足于历史发展，运用唯物史观对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运行规律进行揭示的历史科学。质言之，就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制而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不同于维柯以诗性智慧和天意意图为标识的历史哲学，也不同于康德关于人类整体历史发展的自然意图和内在目的论的形而上学判定，更超越了黑格尔以绝对精神和理性的狡计为内核的唯心主义世界史观。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基于唯物史观的视野，对世界历史进行唯物主义考察的科学。它既超越了经验主义的实证又扬弃了形而上学的思辨，从而彻底追溯到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根源、基础和内在生成机制，不但科学地解答了事实上一直制约着人们对于世界历史进行科学认识的“迷”和“惑”，也科学地洞察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走向。 (一)世界历史是人类交往活动发展的结果 依据唯物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的任何阶段都具有历史性，都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世界历史的形成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以及人类交往活动的产物。 我们知道，作为历史学或哲学的一个范畴，“世界历史”并非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事实上，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世界历史已是一个经验的事实，即人类历史由狭隘走向相互交往，由封闭走向逐步开放。维柯、康德以及黑格尔等思想家已经觉察到了人类历史这一整体的发展过程和趋势，也力图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去考察它，然而囿于旧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和唯心史观，他们并未能够实现对于世界历史的科学考察和正确把握。马克思则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内在转换绝非囿于绝对范畴的抽象空间之中的目的论设定，而是具有现实基础、内在动力以及特定运行机制的真实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具有现实的可能性，而且更具备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因此，他强调，世界历史与现实历史并非是某一绝对范畴的理论表征与实现环节，而是历史自身运动的现实发展过程，是人类交往活动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从生产、交往的发展变化中论述了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狭隘的交往发展成为普遍交往或称世界交往的过程，就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相一致，交往活动、交往关系也分为三个阶段。最初，人与人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是狭隘的、地域性的。“人们在今天的发展阶段上只能在社会内部满足自己的需要，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25)这就是说，最初的交往是建立在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家庭交往，是家庭成员之间为了生产与再生产而进行的基本交流和协作。由于生活的需要，交往就突破家庭的原初状态，当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扩大了原来的交往范围，交往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总体说来，交往活动仍处于狭隘的地域间和民族间的联系。随着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发展，人们的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必然由狭隘走向普遍。交往的第二大形态就是“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的形成，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即“人对物的依赖”关系阶段。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那些或多或少是非工业性质的国家，因为那些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26)此时的交往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独特性质，它是在私有制条件下的交往，交往变为一种以货币为中介的私人占有物的交换，变为一种以物为目的而不是以人为目的的经济行为。“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东西……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27)就是说，这里说的普遍交往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的交往，因而是“受制约的交往”。这里的一定条件就是指私有制及其相适应的交往状态。由此，这一阶段的交往关系是一种异化的交往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28)这些“条件制约的交往”必然被“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所打破。这是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大形态相一致的。“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29)“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这种交往是“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30) 可见，交往、交往关系由最初的“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而发展为地区之间、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的交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广，普遍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跨民族、跨区域发展成了普遍交往的特征。由此，马克思从人类交往的普遍化事实中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性变化，即“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现实。 (二)世界历史形成的动力和趋势 人类交往方式的变化是与生产方式的发展相一致的。马克思从这二者的一致性中揭示出“世界历史”的客观性。“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31)这表明，人类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各民族国家之间物质交往的扩大而逐步形成的，“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2)这就在一般意义上确立了世界历史形成过程和趋势的物质基础和根源：它既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使各民族的原有的狭隘的地域性存在和封闭的彼此隔绝状态被打破的一个结果，又是由各民族国家间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和日益深入、扩大的交往活动对以往相对封闭和落后的分工消灭的一个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的发展，人类历史由狭隘的地域性历史走向开放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运动过程，因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客观趋势和走向，从而也充分证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33)这就揭示了世界历史形成的客观实在性，以及世界历史自身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的物质根源和动力机制，也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物质根源和动力机制。 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直接推动者。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4)究其根本，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所决定的。资本的本质就是逐利，而资本的逐利活动必然导致生产力的急速扩张，由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历史契机。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大工业的发展所开辟的世界市场的逐步扩大和成熟，为资本冲出国内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历史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5)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36)资本向外扩张及其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使资本本身不仅蕴含了世界市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而且世界历史也成为其自身不断增殖外化的直接产物，当然，资本的扩张本性构成世界历史转变的内驱力必须要通过竞争、分工、交换以及世界市场的中介才能成为可能。世界市场也使历史在总体上呈现出一体化的倾向，并与世界历史的转换进程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37)这就揭示了以“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马克思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内在矛盾及其趋势。资本主义在开辟世界市场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推向了世界，这是造成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根源。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中的运用就体现为国际价值规律。马克思强调，国际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中的运用是造成国际剥削的根源。他认为，在世界市场上，商品的内在价值尺度不是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即“国际价值”。“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38)而这种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不可避免地造成富国对穷国的剥削。这是造成国际范围内资本积累和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同时，马克思又进一步剖析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前途。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虽然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它实际上不是世界历史的最终完成者。虽然资本主义通过世界市场的开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发展，并使民族和国家间的交往越来越具有了直接的、普遍的形式即“世界历史性存在”，但这种“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形式并非意味着真正意义上人类的解放以及世界历史的最终完成。因为，“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39)也就是说，当单个人在摆脱封建式的狭隘的交往方式束缚的同时又陷入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束缚。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因此，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无关紧要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受限制的。”(40)而交往本身之所以受限制，归根结底是受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禁锢和制约，这是一种有别于以往封建时代的新的限制。这种禁锢和制约导致的历史后果在于：“尽管竞争把各个人汇集在一起，它却使各个人，不仅使资产者，而且更使无产者彼此孤立起来。”(41)要打破这种僵局并改变已有的现状，处于世界历史之中的各民族国家就应致力于探索符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世界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来说，就必须自觉地践行自己的历史使命，即通过革命运动去废除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私有制，从而超越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阶段，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 (三)世界历史理论与无产阶级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实现 如上所言，资本主义虽然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但不是世界历史的完成者，它不与世界历史共始终。因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是与人类社会的解放相一致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蕴含着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一方面，它为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解放又必须超越资本开创的世界历史阶段。他认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42)这是因为，资本“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43)从而“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44)而“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45)在马克思看来，“地域性的个人”向“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的内在转变恰恰导致个人所受异己力量的支配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扩大，原本通过个人间的相互作用而自然形成的全面依存的相互关系，从而也表现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控制人们自身，“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46)同时，共产主义革命及私有制的消灭又推动单一地域性的有限的个人走向世界性的普遍意义上获得全面自由发展的内在能力的个人。这就是，“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因此，“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47)单个人的最终解放直接与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紧密相关，世界历史在形成制约个人解放的异化力量的同时，又内在地生成了实现其最终目标的真正的主体力量与现实方式，“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48)由此，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人的最终解放必然作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而直接构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乃至经济全球化思想的价值主题与本质规定。 由此可见，马克思基于哲学变革和唯物史观所创立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世界历史形成发展的根源和趋势作了深刻的分析。尤其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地位和世界历史矛盾的分析，对于世界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实现、世界各民族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等问题的研究，为其经济全球化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实质 近年来，虽然学术界对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然而，由于一些学者混淆了经济全球化、人类社会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的关系，甚至将三者直接等同起来，特别是把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等同起来，造成了诸多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要透彻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就必须深入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和思想变革的历史之中，通过研究其哲学、唯物史观理论以及世界历史理论中对社会现实的观照、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趋势等的分析，以真正揭示隐含在其中的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是20世纪末每一个人都谈论的时髦词语，但150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49)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的提出，离不开其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超越，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审视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里，我们将进一步呈现马克思对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对经济全球化问题作出新的理解。 (一)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经济全球化不是和人类历史共始终的，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性运动的产物。依据马克思的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世界(性的)历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作为世界(性的)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产生的，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当然，人类的历史活动从一开始就不是绝对孤立的，在古代，就存在着某种联系，如，东西方之间的“丝绸之路”，以及海上的茶叶、瓷器贸易航线。但是，从总体上说，在前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仍然是地域性的，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才成为社会物质变换的普遍形式，由于商品货币关系内在的“世界主义性质”，特别是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贪欲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人类的经济关系和社会联系才得以不断发展，最终形成全球性的经济关系和社会联系。 其次，经济全球化不与资本主义历史共始终，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诚然，资本主义从诞生之初，就带有国际性特征，资本的原始积累同地理大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环球航行、殖民地的开拓等是分不开的，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早就指出了这一点。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以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者片面夸大了这一点。从宏观上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形成阶段，即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对此，马克思说，“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者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50)就是说，世界市场的逐步发现与形成促使历史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历史阶段不仅使封闭的封建生产方式得以逐步解体，而且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资本主义的第二阶段主要是资本的国内发展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51)一方面，资本主义快速地发展生产力，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其自身的内在矛盾也被充分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为了解决国内危机，必然向外扩张，这就进入到了经济全球化阶段。价格低廉的商品“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52)而且它还以殖民和战争的方式对外扩张。开辟新的世界市场就包含在资本的本性之中。因此，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资本冲出国内走向国际的阶段，即资本力图走向全球拓殖的阶段。所以，经济全球化并不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共始终，而只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阶段。 最后，经济全球化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经济全球化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的特定形态，也在于这一阶段所要解决的矛盾不同于以往的阶段。这与以往地域性历史的基本矛盾有着根本不同的表现。在此之前，社会基本矛盾的冲突及解决方式主要限于一国或特定地域之内。但到了世界历史时期，一国矛盾的解决受制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制约，出现了世界历史整体的发展与各民族发展道路的关系问题。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但直接的动力是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当资本主义冲出国内走向世界时，当资本力图控制全球经济时，世界历史的发展就直接呈现为资本力图控制全球同与此相对的民族、国家追求独立的矛盾。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国际化了，这是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与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矛盾在当代的表现。在此背景下，资本的私人占有已转变成资本的全球霸权。人类的社会基本矛盾转化成为生产的国际化与资本的全球霸权的矛盾。(53)各民族、国家的发展无不受到资本的控制，有学者将其具体化为：生产力的国际化发展与生产力及其诸要素日益被少数发达国家所垄断的矛盾。其不同侧面的具体表现有：不断获取世界市场和增加释放外部化空间的狂热追求与世界市场和释放外部化成本空间有限性的矛盾，全球资本运行的无序性和无限性与全球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不断通过增加财富以缓解存量财富分配极大不公的需要与生产财富能力的有限性的矛盾，不断推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国际化发展与对不断发展的国际化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控制手段有限性的矛盾，以及资本霸权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等等。(54)总之，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经济全球化，实则是资本力图控制全球，并以掠夺和占有他国的超额利润为目的的全球化。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 从表面上看，经济全球化直接呈现出来的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以市场经济体制和原则为规则的世界各国经济上的联系，即相互依赖的状态。但从本质上看，这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直接决定和推动的，其实质和趋势也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决定的。资本主义由于大工业的发展和由此所开辟出来的世界市场，不但为资本冲出国内走向全球铺平了道路，而且为资本主义掠夺全球资源奠定了基础。这是一个双重的过程，从生产力的角度看，资本主义为世界历史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55)而与此同时，“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56)以世界市场和国际分工为重要依托，在商品的全球范围倾销下所涌动的资本的全球流动为重要特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急剧的扩张和掠夺，“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7)由此，资本主义虽然开创了世界历史，实际上这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全球扩张的一个客观的历史结果而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虽然为世界历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然而它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和掠夺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即使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然而迄今为止其实质却从未改变。因而，由资本主义所开创和主导的世界历史阶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推行的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当前经济全球化主体和性质。就经济全球化的最初形式和特征而言，它依托于世界市场和国家分工、交换活动，并以商品贸易往来为民族国家间的交往方式。就经济全球化的当代形态而言，它逐步转变为以大型、超大型跨国公司为重要载体，依托广泛发展的更加先进的信息通讯技术，逐步消除了金融资本服务的国家壁垒，使得国际游资的大幅度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金融资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的深化。由于国际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中的作用，必然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立，即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造成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趋势和两极分化，必然爆发世界市场危机。而世界市场危机既是“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的综合”，又是这些矛盾的“暴力方式的平衡”。(58)同时它又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向新的生产方式的过渡。 既然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冲出国内走向国际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就决定了资本统摄下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形态。马克思正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出发，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双重限制，一方面资本主义私有制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转变为社会化生产力的桎梏，另一方面则是资本的积累即扩大再生产过程造成了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趋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自我否定。就是说，经济全球化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更加普遍化和尖锐化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生产的国际化与资本的全球霸权之间的矛盾，实则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的扩张本性以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在全球范围内矛盾展开的进一步深化。生产的国际化只是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在全球范围内的极速增长，它主要表现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一体化，这在客观上既要求消除全球性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又需要一个跨越国家界限且能实施国际调节能力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对其全球范围的生产、交往与消费进行必要合理的调节。然而，资本全球霸权的形成，不仅使调节性的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和规范性的国际制度与世界市场的现实功能流于形式，而且跨国公司与国际垄断的形成，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及其分配形式不断向少数国际垄断资本家与金融垄断集团手中集中。这不仅不能改变原有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反而使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日趋加深。 2.生产的国际化使资本的扩张改变了原有的方式，更加强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霸权的确立和对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空间的殖民。在此背景下，资本的生产不再仅仅表现为空间范围内的自由流动，而在更多意义上表现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国际垄断资本实现其全球霸权的中心化过程，这必然使国际垄断资本家之间对立以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的矛盾日趋严重，再次加深了生产的国际化与资本全球的霸权之间的对立程度。一方面，生产的国际化不仅使生产过程突破了单一国家的限制，而且使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文化的潜在殖民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成为可能，使资本获取最大利润的方式和实现全球霸权的形式更为多样化。另一方面，生产的国际化虽然加速了资本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但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与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不断产生出制约其扩张的危机和矛盾，将直接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 3.随着新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推进，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生产能力过剩与消费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直接拓展为世界范围内的生产能力的极速扩张与具备支付能力的现实需求和实际消费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59)全球化背景中的生产、需求与消费无疑更加确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产生机制的论断，因此，“‘全球化’虽然暂时舒缓了垄断资本积累的困境，但是却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做为资本它必须要不断的投入生产才可以增值，但是由投入生产所增加的生产设备却因为市场的限制而无法充分利用，因此才有产能过剩的问题。”(60)生产力的无限扩张在缺乏国际经济体系计划性与组织性的前提下，只能加剧其与有效需求和消费能力之间的对立，这不仅造成生产资源的浪费，而且构成资本主义危机爆发的直接导火索。 由此，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难以摆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历史规定的内在限制，反而使它在全球性的时空格局中更为激化。在这个意义上，旨在实现资本无限扩张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是不可持续的历史发展阶段，将进一步确证资本主义及其制度形态灭亡的必然性。 上述分析表明，马克思经典文本中虽未出现“经济全球化”这一用语，但在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及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中始终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全球化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全球化思想与其哲学观、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理论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马克思的哲学观祛除了旧哲学的形而上学性，把哲学引向社会现实的分析，使哲学从“天上”降到“人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从现实人的活动出发，科学地破解了历史发展之谜，探寻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为认识世界历史提供理论支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探寻到了人类社会由狭隘走向世界历史的动力、趋势，以及落后民族的发展道路问题，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 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理论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经济全球化的审视表明，经济全球化的确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具有历史进步性，它的确在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推动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解放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残酷性。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造成了许多全球问题。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的内容看，它既具有科学的维度，也具有价值批判的维度，是科学维度和价值维度的统一。对这一思想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如果仅从经济学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有可能仅仅看到经济全球化是由生产力推动的纯经济效应，就会把资本直接推动带来的不合理的秩序看做天然合理的，只能为资本的全球霸权作合法性辩护。在我们看来，那些单纯地从生产力角度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学者，看到了生产力发展带来普遍交往发展的进步，看到了经济全球化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对经济全球化持机械唯物主义、宿命论的或实证主义的、无批判的立场。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客观趋势和主体活动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现代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必然表现，同时又是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特定发展阶段。同时，那些单纯从生产关系角度界定经济全球化的学者，只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利益关系调整和异化的一面，却忽视了历史活动是人的活动，生产关系必须依据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才能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生产关系的异化和异化的消除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即使从生产关系层面来说，经济全球化仍然具有二重性，正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既是劳动过程又是价值增值过程一样，经济全球化既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又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发展的特定阶段。因此，我们既不能像新自由主义者那样，仅仅从一般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将经济全球化美化成一种自由和谐的“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又不应像第二国际的罗莎·卢森堡和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左翼激进学者那样，全盘否定经济全球化所包含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那些似乎从纯客观角度论证经济全球化会带来超国家人类共同利益的学者，忘记了在私有制基础上，在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基本单位的基础上，在资源有限的范围内，离开特定历史空间和具体的生产方式，来抽象地谈论人类的共同利益是无益的。正像费尔巴哈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抽象地论证人类之“爱”的价值和意义一样，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因此，只有在整体性视域内，从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才能认清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 责任编审：李放 注释： ①参见阎孟伟、朱丽君：《全球化的实质和进程与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南开学报》2007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9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0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2页。 (17)韩立新主编：《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0-27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2-263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55页。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5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68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8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9页。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8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541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8页。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69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45页。 (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0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8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5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2页。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71页。 (4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2页。 (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542、541页。 (4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页。 (49)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九十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新论选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2页。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6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53)参见吕世荣：《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54)参见叶险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国内学者对此也作了深入研究，如裘元伦：《经济全球化内含的八对矛盾》，《世界经济》1997年第11期；赵学清、高玉林：《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及其矛盾》，《中州学刊》2000年第5期；马腾：《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看经济全球化的根源和实质》，《哲学研究》2003年第9期。 (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91页。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5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47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48页。 (60)金宝瑜：《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第297页。标签：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经济全球化论文; 哲学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