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之梅 窗内之书——论宋诗新原质“梅”、“窗”、“书”之人文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品格论文,之书论文,人文论文,窗外论文,窗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歌新原质”是林庚先生在《唐诗综论》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每个时代的人们，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心理，都会发现一些新的事物或新的观照角度，并从中产生新的感情，而这些带着新角度新感情的事物集中出现在诗中，便成为这一时代诗歌的新原质①。尽管林先生没有给出“诗歌新原质”的详细定义，但提示了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在古典诗词研究中，意象研究是颇为常见的一种思路，通过对意象的考察进而把握诗词的艺术特色。不过，并非每一种新事物都能进入诗歌成为具有诗意的意象，也并非每一种意象都能代表这一时代诗歌的独特风貌。而“新原质”的角度，其所关注的不仅是诗中的意象内容，而且试图把握意象的内涵及其背后的时代精神。因此，“诗歌新原质”可以说是凝聚了时代精神并在诗化后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诗歌意象；其所蕴含的内涵深厚而复杂，在诗中呈现出来的形象却简练而明朗，并且能给读者带来具有时代特色的丰富美感。
林先生在文章中着重介绍的是唐诗的新原质，并且认为唐人发现得太多，宋人吃了唐人的亏，施展不开②。事实上与唐诗并峙的宋诗，自有一系列新原质。梅、窗和书，就是宋诗新原质中富于典型性的三种，不但拥有丰富多彩的审美形象，而且集中体现着宋代文化的精神。
一、“梅”：外在世界的人文化
梅花在宋代受到了人们空前的喜爱。尽管梅早在《诗经》时代就已出现在诗中，不过多指梅实；南北朝诗歌和唐诗中虽有不少咏梅花的作品，也开始关注梅花凌寒开放的特点，但梅花的形象仍然不突出。到了宋代，人们对于梅花的审美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其清雅疏淡的风神之美得到了充分的发现和欣赏，而宋代也成为梅题材文学的创作繁盛期、甚至鼎盛期。据程杰《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中的统计，《全宋诗》收诗25万首，咏梅之作(含梅画及梅花林景题咏)有4700多首；而在唐前诗歌总集《诗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以及《全唐诗补编》一共近7万首诗中，咏梅诗也不过百余首③。宋代咏梅诗不仅在数量上有明显的增长，而且留下众多名篇；不但使独具一格的梅花之美得到凸显，而且将梅花凌寒开放的品格升华为士大夫精神的标识，使“梅”成为了具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新原质。
林逋《山园小梅》大概是咏梅最有名的诗作之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④
尤其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深刻影响了后来诗人欣赏梅花的眼光。两句诗营造了一个月下水边的环境，朦胧月色映照着梅花。“影”抽取掉了梅花原有的色泽，以形体的线条出现在明暗不甚分明的氛围里，其姿态又是“疏”的、“横斜”的，流露出极萧疏清淡的意味。在这明暗不甚分明的夜色里，梅花的香味自然也是“暗”的，视觉的“暗”移用到嗅觉，恰好吻合了梅花香味幽淡的特点。而溶溶月色里景物朦胧，光影的细微变换带来流动的视觉效果，香味的若有似无，仿佛随光影而“浮动”。这两句诗写月色中的梅花，既抓住了梅花形体与香味两方面特点，又在月色的环境中最大限度地凸显了这两个特点。林逋这两句诗很可能是从五代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两句点化而来。不过林逋的改动使得两句集中于咏梅，又替换了“疏”、“暗”两个最关键的字眼，从而达到了前人咏梅未曾有过的境界。宋人称“自有渊明方有菊，若无和靖即无梅”⑤。“和靖”即林逋，宋人喜好梅花，林逋有着开风气的意义。“疏影”、“暗香”的意境与神韵，引导了众多宋代诗人的审美取向，后来的咏梅诗词，总是反复提到“疏影横斜”与“暗香浮动”。姜夔的两首自度曲《疏影》、《暗香》，就将这两个最动人的意象加以分别渲染，足见宋代文人在欣赏梅花时最看重的两端。
随着诗人对梅的吟咏和欣赏，“梅”所凝聚的审美意味和精神品格也越来越丰富。林逋诗中的梅花象征的是隐士的志趣，而贬谪岭南的苏轼吟咏的红梅，则寄托了士大夫的孤傲高洁。《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⑥
诗中没有对梅的形貌作细致的描写，而将梅的形态美和品格美先抽象提炼出来，绾结在一起，再形象化为“月下缟衣”的仙子。被贬的诗人，与在穷乡僻壤遇见的梅花，有着同样流落天涯的命运。冷艳的梅花仿佛出尘的仙子，慰藉了诗人的迁客之愁。梅花幽寂清冷，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孤高，恰是苏轼内在人格的写照。这一冰清玉洁、空灵幽独的梅花形象，既流露了士大夫身处逆境的寂寞忧伤，又象征着士大夫对自身品格的坚持。在林逋“暗香疏影”的基础上，再融入诗人内心的主观投射。“梅”的风神与士大夫精神自此水乳交融，难解难分。
梅花在宋代所拥有的影响力，其全面性恐怕是其他任何一种植物都难以比肩的。牡丹徒有外表的美艳，缺少了一点内在的精神品格；竹自是清雅高洁，但却少了梅花的香色之美；菊因陶渊明的诗句而被视为隐逸之花，虽有品格的寄托，但只限于隐逸，不如梅所代表的整体士大夫精神。范成大《梅谱前序》说到：“梅，天下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⑦梅花形体香味所带来的风神之美，代表了宋代文人平淡清雅的审美趣味；梅花品格的孤高执著，汇聚了宋代士人的精神追求。枝条的疏瘦怪奇，“影”的褪去繁华，“香”的幽约淡雅，品格的孤高清洁，正是宋代士人所追求的“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⑧的境界。
二、“窗”：通往内在的人文空间
在宋代咏梅的作品中，除了梅，另有一件事物常常出现，那就是“窗”。在宋人对梅花的欣赏中，“窗”是最具画境与诗意的视角之一。姜夔的《疏影》咏梅，不忘提到窗的存在：“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还有曾几的“横斜便欲映窗来”(《诸人见和返魂梅再次韵》)、陆游的“一枝梅影向窗横”(《雪后寻梅偶得绝句十首》其五)、赵葵的“夜深梅印横窗月，纸帐魂清梦亦香”(《梅花》)、易士达的“莫把枯梢容易折，留看笑影上窗来”(《梅花》)……将“窗”与“梅”相结合，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窗”仿佛一个画框，人在窗内，梅在窗外，窗外的梅花如同一幅天然的画。
“窗”虽然并非宋诗中大幅增多的意象，却以新的情感、新的视角成为了宋诗中的另一个新原质。就“窗”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而言，唐宋诗的差距并不明显⑨。但唐诗更关注外在自然景物，窗的意象虽有，却不突出。而且唐宋诗中的“窗”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唐诗中的“窗”带有较为鲜明的女性色彩，如“绿窗”、“绮窗”、“纱窗”、“玉窗”等，多是与女子闺房相关的形态；而宋诗中的“窗”则偏重于士人趣味，“书窗”、“北窗”、“南窗”、“西窗”一类的表达明显增多⑩。“书窗”自不必说，与读书人直接相关。“南窗”典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北窗”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其中包含的都是一种士人式情感。宋诗中的“窗”大多属于这类，带有文人、士人或隐者气味。而“绮窗”、“绿窗”一类与女性、闺情相联系的词组，则转移到了宋词的领域，在诗中所占比例显著减少。作为士人日常居处的“窗”日益进入到宋诗里，与士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有窗则有人，有人则有书。看窗外景、听窗外雨、于窗内挑灯读书——窗在诗中的存在，不但建构了一个内外分隔的界线，而且暗示着诗人内外有别的观照视角。窗外是风景、是花草、是自然化的世界，窗内则是居所、是书房、是人文化的空间。与窗外风景相比，宋代诗人更重视窗内的世界。窗内的立足点，折射着宋人崇尚思理、趋于内敛的文化心态。对窗内世界的审美发现，是宋诗的一个重要收获。
由于窗是室内采光的重要途径，各种室内生活都离不开从窗中进入的光亮，于是“窗”在许多诗中成为了室内的标识，窗下便是诗人进行诸多室内活动的处所。试墨、写字自然要“明窗”：“快日明窗闲试墨”(陆游《幽事》)、“故作明窗书小字”(苏轼《南堂五首》其二)；弹琴下棋也往往选在了窗下：“一琴牢落倚松窗”(林逋《赠胡明府》)、“风窗花落夜棋灯”(林逋《村居书事兼简陈贤良》)；又或是在窗下饮茶，细品闲适雅致的滋味：“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苏轼《越州张中舍寿乐堂》)，“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还有图画的创作、古玩的鉴赏等等。陆游善于写窗，约有近百首以窗为题的诗作。虽说以窗为题，描写的往往不限于窗本身，而是由“窗”带出窗下的各种生活。《西窗》一首几乎囊括了士人窗下种种雅事趣事：
西窗偏受夕阳明，好事能来慰此情。看画客无寒具手，论书僧有折钗评。姜宜山茗留闲啜，豉下湖莼喜共烹。酒炙朱门非我事，诸君小住听松声。(11)
前两句描写西窗夕阳的明亮营造了温暖惬意的情境。三四句描写主客一同欣赏书画，客人都是高雅之士，手清洁干净，绝不会污染了画幅(寒具是一种油炸食物)；而欣赏到佳处时，还会有精妙绝伦的评论。五六句则写饮食，添加生姜熬成的茶、放入豆豉调味的莼羹，芳香味美，教人食指大动。最末两句排斥了朱门酒肉的糜烂庸俗生活，更邀请客人听窗外的松声，一种静谧的感受油然而生。在这首诗中，心灵的隐逸结合了身边琐事的闲适，简单的日常生活融入高雅的情趣，可以说是宋代士人生活的一幅速写。
这些生活中的小事，经由诗人的观照和提炼，成为具有诗意的细节，如同展开一幅生动的诗人日常生活画卷，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另一方面，写字、读书、弹琴、下棋、饮茶这些极具文人气息的生活，又体现着诗人的精神享受和追求，是诗人身上文化品格的浓缩，它们带给诗人的心灵愉悦和思维乐趣，已远远超越屋内的物理空间。“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叶采《暮春即事》)，于窗内读书，几乎让诗人忘记了窗外季节的变换。“窗”在诗中，暗示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广阔天地及其对诗人的巨大吸引力。窗下的种种活动以及诗人自得其乐的惬意，充分表明了这一内在世界的自足性。宋诗中频繁出现的窗意象，体现着宋代诗人对日常生活的诗意体悟和向内在精神世界的拓展，以一种清雅而内敛的审美意味，成为宋诗的新原质。
三、“书”：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
宋诗人在窗内的种种活动中，又以读书出现得最为频繁，而读书也恰是拓展内在精神世界的首要表现。“北窗枕上春风暖，漫读毗耶数卷书”(王安石《北窗》)、“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苏轼《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其二)、“清江濯足窗下坐，燕子日长宜读书”(黄庭坚《侄梠随知命舟行》)、“西窗斜日在，且复勘残书”(陆游《寒食》)……于窗下读书的诗句，数不胜数。宋代以前也有许多关于读书的诗，陶渊明的《读山海经》、韩愈《符读书城南》等都是名作，但从未像宋代这样广泛存在，成为一个时代的风尚，并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被反反复复写入诗中，贯注了有宋一代诗人的浓烈情感，成为宋诗又一项具有代表意义的新原质。
宋代尚文，科举制的发展促使士人投入到读书中去，书籍印刷技术的进步也为传播提供了巨大的便利。随着书籍文化的浸润，士人不再把读书只视为取得仕途的工具，而越来越把读书作为精神的享受，从阅读与治学中获得愉悦不仅如此，读书在宋代又被看做是心性修养的重要手段。正如黄庭坚所说：“治经之法，不独玩其文章，谈说义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养心治性。”(12)读书和心性修养合一，方能到达文章的最高境界。因此黄庭坚在评苏轼词时就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13)唯有从书卷中涵养出来的人格，才能如苏轼诗中描述的那样，“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14)，由内而外地透露出不凡的气质。
对于诗歌而言，“书”或许算不上多么新鲜的意象，然而其蕴含的时代精神，却为诗中出现的“书”带来了新鲜的情感、新鲜的表现力和新鲜的意境。宋人在书本中获得了无尽的乐趣，以非功利的心态，将读书纳入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譬如陆游，“饮食起居，疾疴呻吟，未尝不与书俱”：
每至欲起，书围绕左右，如积槁枝，至不得行。时引客观之，客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与大笑，遂名曰书巢。(15)
由书筑造的巢，便是士人的安乐窝。诗人离不开书，如同鱼离不开水。而若缺了书，不但缺了重要的生活，而且还缺了士人的精神。黄庭坚有一个经典的说法：“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16)不读书便如同失去自我，面目可憎。书已不单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成为了生命的一部分。读书治学与人格修养水乳交融，并全方位地渗入宋代士人的生命轨迹，这便是作为宋诗新原质的“书”所凝聚的深层内涵。
书是诗人亲密无间的朋友，诗人对书的感情丰富而细腻，而在与书交流过程中的诗人形象，同样生动立体。欧阳修对书的喜爱表达得直接而热烈，“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读书》)，以读书为人生第一乐事。无独有偶，同样热爱读书的陆游，夜里睡不着觉时重又起床读书，“愁极不成寐，起开窗下书。似囚逢纵释，如痒得爬梳”(《夜分复起读书》)，沉浸在读书的乐趣里，一身畅快，浑然忘我。与享受型读者有所不同，黄庭坚偏向于自我砥砺、并砥砺他人的读者类型。“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寄黄几复》)，这是黄庭坚对黄几复在困境中执著读书的赞美。而黄庭坚自己也求知若渴，“身入群经作蠹鱼，断编残简伴闲居”(《读书呈几复》)，埋头钻入书海中，希望能像汉代号称天下无双的黄香一样，“得读人间未见书”(《次韵元翁从王夔玉借书》)。晁补之对书的热爱则以洒脱出之，“扫地开窗置书几，此生随处便为家”(《题谷熟驿舍二首》其二)，但凡能读书处便可为家，于无牵挂中有牵挂，于洒脱中有坚持，既包含看淡命运的达观，又维持了自我人格的独立——诗人作为宋代一名典型士大夫的形象，通过爱书的情感从侧面得到了呈现。
作为宋诗新原质的“窗”提示了内在精神空间的存在，而“书”则是打开内在精神世界的钥匙。内在精神世界虽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却同外界世界一样无限广大，其中有天地四方、古往今来，涵盖所有人类的心智活动。书是人类心智活动的重要结晶，是人文精神的重要成果。宋人爱读书并把“书”时时写入诗中，集中体现了诗人对人文精神的关怀和对心智活动的重视。沉浸在书海里的宋人的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向内开拓出一个富于智性色彩和书卷气息的诗歌境界。
四、宋诗新原质的融会与衍生
诗歌新原质的形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即便成型之后，诗歌新原质也并不是孤立的、凝固不变的，而是开放的、融通的。诗歌新原质与整个时代文化有着互动的关系。它们的生成有赖于时代文化的刺激，而在生成之后又会作为时代文化的一部分参与到文化的发展中去，并在与文化的互动中不断丰富新原质的内涵，甚至产生其他的新原质。
诗歌新原质的发现，在最初可能只是偶然，是诗人无意间获得的妙句，但却吻合了当代文化的审美需求，获得了广泛的回应，从而在时代精神的推动下脱颖而出。以“梅”为例，“疏影”、“暗香”成为梅花形象的典型，原本只是林逋的妙手偶得，而其他诗人的赞美，共同激发了诗句内在的意蕴。司马光曾称赞这两句“曲尽梅之体态”(17)。苏轼也说此乃诗人“写物之功”，将其视为梅花所独有的传神写照(18)。据《王直方诗话》记载，王诜曾对苏轼论及这两句诗，说：“咏杏与桃李皆可用也。”苏轼则说：“可则可，但恐杏李花不敢承当。”(19)将梅的风味神韵置于桃杏李之上。《梁溪漫志》的记载更加生动：
陈辅之云：“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殆似野蔷薇。”是未为知诗者。予尝踏月水边，见梅影在地，疏瘦清绝，熟味此诗，真能与梅传神也。野蔷薇丛生，初无疏影，花阴散漫，乌得横斜也哉。(20)
可见，在宋人眼里，“疏影”、“暗香”是梅花独有的风神。与“繁秾”、“花阴散漫”的桃李蔷薇相比，他们更喜欢梅花“疏瘦清绝”的韵味。朱熹也曾论及这两句诗：“这十四个字，谁人不晓得？然而前辈直恁地称叹，说他形容得好，是如何？这个便是难说。”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这两句诗如此神妙？这是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不过朱熹同时又给出了一个说法：“须要自得言外之意始得。须是看得那物事有精神，方好。”(21)也就是说，要读诗者理解到了内在的意思，仿佛触摸到活泼生动的事物本身，才能领略到前人诗文的妙处。宋人之所以不断称赞“疏影”二句，恰是因为他们能够理解这“意思”的“好处”。也就是说，林逋的发现代表着宋人对梅花的新体悟，反映着宋代文化的审美取向，这是梅在宋代成为诗歌新原质的重要原因。
在经过诗人的层层积累、凝聚了丰厚的意蕴与情感之后，诗歌新原质得以形成，而形成的诗歌新原质仍然充满活力，不但持续着自我更新，并且能够激发其他诗歌新原质的出现。仍以“梅”为例，在梅的经典形象确立起来之后，便成为宋代文化的一部分，渗入方方面面。对“疏影横斜”喜好催生了墨梅这一画类。据记载，墨梅始自北宋释仲仁：
(仲仁)偶月夜未寝，见窗间疏影横斜，萧然可爱，遂以笔规其状。凌晨视之，殊有月下之思。因此好写，得其三昧，标名于世。(22)
这个情境几乎就是“疏影”二句的再现。后人的记载或多或少掺杂了想象的成分，然而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两句诗深刻的影响力。仲仁也许正是在欣赏窗外月下梅花的过程中偶然触发了灵感，于是以水墨来摹画朦胧月色下梅花的疏影。在宋代，以水墨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绘画已经逐渐发展起来。大约比仲仁稍前的文同，就以画墨竹著称。而墨梅也在仲仁之后逐渐成为一个画类。宋代是文人画逐渐兴盛的时代，“疏影横斜”的由诗到画，浸润着浓厚的文人气息。
随着“疏影横斜”进入画图，墨梅也进入诗歌题咏的范围，成为又一项诗歌新原质。与仲仁同时的华镇就有《南岳僧仲仁墨画梅花》诗，“世人画梅赋丹粉，山僧画梅匀水墨”。陈与义《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是咏墨梅的名作，《其四》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提炼出以墨画梅的创作旨趣，即求神似而不求颜色之似；《其五》的“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及《次何文缜题颜持约画水墨梅花韵》中的“夺得斜枝不放归，倚窗承月看熹微”，在吟咏墨梅时加上窗与影的描写，与描写真实的梅花如出一辙，说明诗人在观察梅花与欣赏墨梅时采取着相类的视角，都陶醉于“疏影横斜”的韵味。
与“梅”相似，作为宋诗新原质的“书”同样在与时代精神的互动中激发了宋诗的活力。“书”所带来的智性色彩和书卷气息，不仅表现在描写读书生活的诗中，而且广泛影响到诗歌表现的方方面面。宋代众多读书诗、咏史诗等，以另一种方式将“书”纳入诗的领域。书的世界本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世界，读书的感觉更是抽象而又难以言明，宋人却擅长把握和描述这一抽象的心理。朱熹的《观书有感》写的是读书的心理过程：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23)
即便抛开诗题，这也是首形象分明的好诗。而若与诗题并读，更能发觉诗意的巧妙，借助方塘的形象来写读书为心智注入的活力，心胸如有源之水般流动明澈。短短四句，却将一般人读书时一种心里感觉得到、口里却说不出来的好处蓦然挑明。读书这项不易把握的智力活动，在诗人深细的体悟中得以呈现，并以丰富的想象和细腻入微的表达将读书的心理过程充分诗意化。在这类诗中，“书”更多以变形的方式出现，以另一种途径呈现宋诗对于“书”的审美体悟和欣赏趣味。
宋诗新原质与宋代文化的互动，促使宋诗进一步将诗意的触手探入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处，开拓了诗歌在智性思维和人文文化方面的表达方式和审美价值，从而使宋诗从表现内容到内在精神都有了独特的资源。
注释：
①林庚：《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唐诗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66页。
②同上，第162页。
③程杰：《中国梅花审美文化研究》第4章《梅花题材的文学表现(上)》，巴蜀书社，2008年版，第270-271页。
④林逋：《林和靖先生诗集》卷二，《四部丛刊》影明钞本。
⑤辛弃疾：《浣溪沙·种梅菊》，《稼轩词编年笺注》，邓广铭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⑥苏轼：《苏轼诗集》卷三十八，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75页。
⑦范成大：《梅谱》，《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58页。
⑧苏轼《评韩柳诗》，《苏轼文集》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110页。
⑨依据北京大学组织研发的《全唐诗》、《全宋诗》分析系统，《全唐诗》57592首诗，“窗”字出现2071次(含“窗”的异体字“窓”、“牎”、“窻”等)，约占3.60%，而在254240首宋诗中，“窗”字出现9982次，约占3.93%，增幅并不算太明显。
⑩在《全唐诗》和《全宋诗》分析系统中，分别抽取女性色彩较为鲜明的“绿窗”、“绮窗”、“纱窗”、“玉窗”和士人色彩鲜明的“书窗”、“北窗”、“南窗”、“西窗”进行统计，得到如下数据，可以参看：
(11)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1页。
(12)黄庭坚：《书赠韩琼秀才》，《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四部丛刊》影宋乾道刊本。
(13)黄庭坚：《跋东坡乐府》，《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14)苏轼：《和董传留别》，《苏轼诗集》卷五，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1页。
(15)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30页。
(16)苏轼：《记黄鲁直语》，《苏轼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五，第2542页。
(17)司马光：《续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5页。
(18)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20页。
(19)王直方：《王直方诗话》，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页。
(20)费衮：《梁溪漫志》卷七“陈辅之论林和靖梅诗”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21)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一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55页。
(22)王原祁等撰：《佩文斋书画谱》卷十二“宋释仲仁画墨梅”条，中国书店出版社，1984年影印扫叶山房本，第2册，第302页。
(23)朱熹：《朱熹诗词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