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经济效益政策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效益论文,我国农业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专家明见
引言
农业经济效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一系列相关因素，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业经济效益。不仅受到农业生产本身自然经济特性以及产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影响，而且更直接受到政府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约束。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取向在特定的条件下较之自然因素，更容易制约生产者高收益的获得，更容易使生产者的边际效益为零。本研究报告所分析和提供的各种数据与事实，也都充分展示了这样一个客观经济趋势，同样也是本报告力图要揭开丰收与贫困中隐藏的秘密。
一、宏观经济政策与农村经济效益
（一）、二元经济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益
1.01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是异常脆弱的经济基础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度低下。1952年工业化起步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多美元，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85公斤，农业就业份额高达84%，比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时要高出20个百分点，工业劳动者仅占6%。在这种情况下，工业化的推进就不能不依托中央高度集权的力量，凭籍政府强硬的手段来操作。表现为国家统一组织资源开发，统一进行资金积累，统一配置生产要素和统一再分配国民收入，从人、财、物向工业倾斜，以迅速发育和扶植一大批城市工业企业，以快速增加国民收入。政府有意识的、长时期的工业倾斜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加剧了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农业被剥夺，效益低下的地位。至此，我国国民经济肌体被人为地切割为以工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和以“纳贡”农业好标志的农村经济两大经济板块，并在后来的一系列城市、工业倾斜政策和屏障中得以固化，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工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地表现为：
1.011 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严重地向工业倾斜。发展中国家产业和就业结构转换一般是沿着农——轻——重顺序演进的。工业化首先从轻工业起步，促进经济迅速发展，产业和就业结构顺利转换。我国产业和就业结构是沿着重——轻——农顺序演进的。工业化起步时，我国轻工业尚未发育起来，资金严重短缺，超前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重工业，其巨量的资金需求和大量的原材料无法从轻工业获取，工业化积累只能大部分从落后的农业获得。但是，城市工业化造就了一大批现代大型工业企业的同时，却未能革新和改造落后的传统农业，未能给农业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使农业承受着双重经济压力，既要为重工业筹集大量资金，又要承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政策歧视和过度剩余劳动力，造成农业发展总是在低水平、低效益上反复回归。据农业部估计，在1954-1978年间，农业为国家提供的税收达978亿元（国家统计局统计，40年农民通过上缴农业税收的形式为国家积累资金1189亿元），通过不等价交换方式向国家提供的资金达5100亿元，相当于农业净产值的三分之一，两项合计达6078亿元，扣除同期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1577亿元，农业的纯贡献达4500亿元，比同期国营工业基建投资总额还多1100亿元。尽管农业为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农业的发展实在不正常，农业经济在几十年间平均增长率仅为3%，长期处于低度的、低效益的均衡状态。
1.022 利益分配结构严重向城市、工业倾斜。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为了尽快实现国家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政策并逐步演变成一种制度。包括国民收入分配较多地向非农产业倾斜，城市供应保障制度（粮食、住房、教育和劳动保护等）。这种城乡经济利益二元社会结构与国民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在工业化进程中越来越凝结为一体并发挥作用，造成农民所得与农民的贡献严重不符。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农民对国民收入的贡献份额是逐年增加，而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却扩大。1985年，农民所创造的价值在国民收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90年高达54.5%，比1985年高5.2个百分点，比1980年高10.1个百分点。从1985年开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转向城市，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向着不利于农民的方向推进。1984年至1990年，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加快，年均增长14.9%；而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减缓，同期年均增长速度仅为10.7%，低于城市居民4.2个百分点。由此，在1984年之后的6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逐年扩大，由1983年时的1:1.69扩大到1990年的1:2.20，扩大了30.2%。政府对城市居民生活有较多的安全保障补贴措施，隐涵的生活质量差别是难以用数字表达的。
另外，农民在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份额也缩小。在农村经济的收入分配中，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份额变化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对农民不利的情形。1980年，农民在农村经济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仅为80.8%。之后，国家对农民采取了“休生养息”的政策，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个人所得不断增加，其收入比重到1984年达到88.3%的高峰。从1985年起，农村经济收入分配趋势开始逆转，国家和集体通过财政税收、集体提留和名目繁多的摊派等形式，从农村经济收入中所得到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大，农民从自己创造的劳动价值中所分配到的份额越来越小。到1990年，农民的个人所得份额降到83.4%的水平。
正是所有这些倾斜政策，使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更加强化，工业化在城市高速度推进中，完成了其资金原始积累的任务，并通过重工业自身的循环而创造了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张，从而克服了国家工业化初期投资不足和需求不足这两大难题，走出低收入国家发展初期所共同面临的“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收入增长陷井”，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上实现了经济迅速发展的目标，工业化开始步入第二阶段。种种倾斜也使工业化过程中工农关系有序变化的一般规律受到歧视，众多的农业人口则同少部分国民收入组合，保持着很低的分配水平和经济发展效益，严重制约了我国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相对于城市更加落后；这是其一，其二、倾斜政策扭曲了来自农业各种要素的真实价格水平，一味地要求农业讲贡献，致使整个农村经济系统无成本意识，不讲成本不讲经济效益，形成无市场竞争意识和较弱的应变能力。长期无成本意识生产和制度性产品供给相结合，使我国农业经济长期低效益增长，这已成为约束当今农业长足发展和步入“小康”的关键因素。据有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有可能再次落入“李嘉图陷井”——即由于各种经济要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造成农业萎缩、农产品短缺，进而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暂时停滞。主要表现在：一是工业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业增长速度，1991年工业增长率为14%，农业增长率仅为3%，有可能再度出现比例失调；二是农民实际收入下降。1989-1991年，农民名义货币收入年增长率不足1%。三是农业投入全面下降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四是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威胁依然存在。在大的工农关系框架未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农民仍然是风险转嫁的对象，从而导致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民收入的全面下降。
（二）、农业发展政策与经济效益
1.02 工业化初期，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位置居于压倒一切的比重，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农业，国内商业和出口商品的大宗是农产品及其初步加工品，农业不仅要提供资金，而且要提供足够数量的农产品满足需求。因而，农业发展政策一直沿着“以粮为纲”这条红线，为粮食亩产“过黄河（200公斤），跨长江（400公斤）”，夺高产，苦苦求索。不惜“毁林开荒”、“毁草种粮”，以粮食的数量和增产速度为目标的“吃饭农业”，来解决温饱和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粮食成为农业的中心，工作的重点；产量是我们衡量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路线和方法不对头，产量一直低而不稳。1965-1978年，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在3.5%左右，而且经济效益极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以1952年为100，一直到1978年，任何年份的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都没有达到1952年的水平，1976年最高也不过96。“吃饭农业”却没能解决好温饱问题。只是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粮食产量才在十年间连续突破3500亿公斤和4000亿公斤大关，使几十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应该说，产量的突破为实现农业发展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大力发展优质低耗高产高效农业，实现农业从“增量”到“增效”的战略性转变，实现从“吃饭农业”、“产品农业”到商品性农业的转化提供了非常良好的契机，可是我们没有抓住。政府面对我国粮食虽过关但人均占有粮食水平低，达不到世界公认的过关标准，农业发展政策仍是农业生产中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增加粮食产量，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作用增大，使产量农业难以生存、竞争和发展。农业由于远远低于工业的发展而承载力越来越大，加上传统农产品大量增长和产品质量不稳，未能有效地与大市场对接，农产品此起彼伏的积压或短缺交替出现，直接影响农产品价值的实现、农业发展速度减缓、缺乏市场竞争力和比较效益越来越低。价值规律已给高产低效农业亮出了“黄牌”。
1.03 产量的提高并不等于效益增加，近几年，农业生产形势很好，基本上是连连丰收，但最基本的东西还是经济发展指标，特别是农民的纯收入指标，在近几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报告，与农民生活显著提高的“六五”时期相比，“七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后的实际年递增速度为4%，下降了10个百分点；人均生活费收入的年增长率为11%，不仅低4.1个百分点，而且慢于城镇居民5.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趋扩大。最为典型的是那些种粮“大户”，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丰厚的产出，却得不到应该得到的利润、效益和农业自身的快速发展。“高产穷省”、“高产穷县”，增产不增收、不增效已屡见不鲜。现在粮食的增长已不是带来财富和喜悦，而是无尽的亏损和忧虑。大量的资金占用和周转不畅（湖南省现在粮油压库所占用资金已达到全省资金总额的1/6）、仓容超负荷运转和激剧增加的财政补贴（吉林省“七五”粮食亏损补贴累计达18.6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的6.1%）已使产粮“大户”苦不堪言。长期为国家在吃饭上作出巨大贡献的产粮大区人出现了少有的吃亏感和失落感，着实影响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二、投资政策与农村经济效益
（一）、农业投资政策取向
2.01 农业投资机制的评判。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变化，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经历了由个体经营到集体经营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转变过程，每次转变都改变了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农业投资机制也相应地发生变化。1978年以前，农业投资中劳动积累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资金积累主要来自国家，少部分来自生产队提留。在这一时期，国家作为投资主体不仅大量投放资金，而且大量组织农民从事农田基本建设。人民公社是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农业投资的筹措、分配是由国家或人民公社的高度集权，是投资与行政管理紧密结合。传统农业投资机制具有统一动员、组织人力、物力、资金供给相对稳定、进行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明显作用。可也存在致命的弊端：①、农业投资动力不足，投资机制缺乏持久旺盛的内在活力。②、农业资金渠道狭窄。传统农业投资，除国家和集体外，别无其它来源，因而供给力不强，缺乏多元化聚集资金的再生能力。③、投资行为扭曲，效益差。传统农业投资机制靠行政手段和强迫命令来维持，产生较多的违背客观经济条件与经济规律的投资行为，更多地注重社会效益，忽视经济效益。④、投资的单一性和片面性，制约了农业资源的综合开发和有效利用。传统农业投资仅局限于粮食与耕地上，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单一发展的境地。⑤、财政拨款无偿使用，资金浪费大，难以发挥最佳投资效益。建立以农户家庭为主的双层经营体制后，农业投资机制又一次发生较大变化。一是农户为生产基本单位，是农业投资的主体，是决策者，是实施者。二是农业资金筹集渠道不断拓展，各种投资筹措方式也应运而生——农民、集体、银行、财政与外资。三是农业投资方式呈多样化。国家投资实行周转金制度，由全部无偿改为部分有偿；农民投资扩展到农村各领域。四是农业投资以国家计划和市场为导向，农户投资效益意识大为增强。农业投资渠道拓宽、市场作用增大等等因素，为提高投资经济效益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二）、农业投入与产出效益现状
2.02 农业物质投入增长率高于产出增长率，农业净产出与农业总产出增长不同步。1990年，我国农业物质投入达26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与1985年年均递增7.1%。农业总产值7662亿元，年均递增4.7%。农业净产值5000亿元，年均递增3.6%。农业物质投入的增长幅度比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净产值同期的增长幅度要大得多，而且净产值的增幅均小于总产值的增幅。特别是从五年平均增长情况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2.03 单位农业投入的产出量递减，投入产出比下落。“七五”期间，农村经济中，百元物质费用所创的净收入每年以10%的速度递减。1986年每百元物质投入提供的净产值为210元，比1985年减少11元。1990年为188元，比1985年减少33元。“七五”时期每年平均减少6.62元。再从创造百元农业总产值所需的农业投入物质来看：所需投入物质是逐年增加。1986年创造百元农业总产值需用农业物质投入为32元，1990年为35元，比1985年增加3.59元，“七五”时期每年平均增长0.72元。有的省份投入产出率更低，如湖南省近几年每百元总产值需要投入物质51.34元，每百元物耗提供的净产值为94.8元，投入产出比大大低于全国水平。这表明，当投入和产量达到一定水平后，在大的宏观经济环境不变的条件下，再增加投入，不仅换不来“高效益”，连高产量也换不来了。
2.04 农民投资增加，经济效益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0个省、市、区6.7万个农村住户抽样调查，199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生产投资额为293.9元，比上年增加32.5元，增长12.4%，生产投资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28.9%提高到30%，改变了前两年投资增速慢于生活消费增长的状况。在生产投资中，农民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费用大幅度增加，1991年农民人均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26.6元，比上年增长31.1%，占生产性投资的比重由7.8%上升到9.1%。与此同时，土地投入受到重视，1991年农民人均向第一产业投资246.8元，比上年增长10.5%，占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的92.3%。尽管农民生产投资的积极性有所提高，但投资效益不高并出现下降。据调查，1991年农民户均每元生产投资创造的生产性纯收入为2.2元，比上年下降9.7%，第一产业每元投资效益为1.9元，下降9.5%，第二、三产业每元投资效益为5.9元，下降13.2%。二、三产业与第一产业投资的比较利益比也由1990年的3.35:1下降为3.14:1（《经济参考报》1992、4、29）
2.05 地区间农业投入产出效益不平衡。“七五”期间，新增物质投入与新创净产值的比值，东部地区为100:147，中部地区为100:178，西部地区为100:181。受投入与产出增量效益差异程度的影响，地区间农业投入与产出效益总体水平呈明显的不平衡。1990年，东部地区农业物质投入总量为1303亿元，占全国农业物质投入的49%，平均每百元物质投入创造净产值为171.62元；中西部地区农业物质投入总量为871亿元和488亿元，分别占全国农业物质投入的32.7%和18.3%，平均每百元物质投入创造净产值分别为203.4元和203.1元。由于单位物质投入的产出效益不同，特别是占全国农业物质投入1/2的东部地区的产出效益低，影响全国农业净产值约400亿元。（《农业经济问题》.1991年第9期第4页）
三、价格政策与农村经济效益
3.01 众所周知，价格具有调节资源配置和分配收益的功能，价格水平的高低直接约束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生产要素会流向价格高且效益高的生产项目，在不同生产项目中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价格所具备的资源分配功能，使生产者可以利用其拥有的资源部分或全部地投向具有较高相对价格和较高收入的产品中去，从相对价格和相对收益较低的生产项目中转移出来。而所谓的农产品内部比价其实质是反映生产者种植不同作物，生产不同农产品所得的比较收益，是一种农产品生产者销售单位数量的不同产品所得实际收益的比例关系。比价水平的变动将直接调节不同农产品生产者生产不同农产品所得收益的相对水平。因而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价格政策就有什么样的收入水平。价格管制时期，农产品严重背离其价值的价格，使农民在努力增加产量时，收益在价格约束下难以增长。现在出现的“增产不增收”无不与价格政策、与投入物价格相关。1989年，农业生产资料与农产品价格都大幅度上升，分别比上年增长18.9%和15.0%，这是改革以来继1984年之后第二次出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比农产品价格上升幅度大的态势，1990年和1991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继续上升，分别比上年增长5.5%和2.9%，而农产品价格则连续两年下降，分别比上年下降2.6%和2.0%，这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和农产品价格下降的逆向运动，使农民务农的收益大大下降。目前价格政策与价格实施已使农民增加的产量难以实现其价值，难以在目前价格水平下通过增加产量实现增加收入，提高经济效益。
3.02 农产品内部比价与生产者收益水平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3.021 1952-1965年，小麦与棉花（新标准，3级27毫米，下同）在1:9.24-1:11.82之间变动，小麦与黄麻比价变动幅度为1:1.34-1:1.60，小麦与油菜籽比价在1:1.34-1:2.06之间波动。以1965年的资料为例，当时的生产收益对比结果是：棉花的收益水平最高，麻类其次，粮食居中，油料最低。
3.022 1965-1978年，麦棉比价下降到1:8.47，小麦与黄麻比价基本上稳定在1:1.36，小麦与油菜籽的比价经历了一个由升到降，最后与初期持平。所有效益指标显示出的一致结论是：棉花的收益水平较1965年下降，其中亩利润从25.61元下降到12.82元，下降50%，每工净产值从1.39元下降到1.01元，成本利润率从43.5%下降到14.92%。而粮、麻、油较1965年收益水平有所增长。小麦每亩净产值增长了近70%，油菜籽每工净产值增长近10%，黄麻亩利润增长了1.9倍。特别是1977年度棉花每亩减税纯收益变为负值。近表明，1965年以前棉花生产的有利地位已经完全丧失，棉花价格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
3.023 1979-1983年，主要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每项生产收益指标持续增长，扭转了油菜籽、大豆亏损局面，形成了一个较高收益水平的基本合理的比价关系。粮棉比价由1979年的1:10.29上升到1:11.34，粮麻比价从1:2.12上升到1:2.59，粮油比价稳中有降。从每亩净产值指标看，棉花每亩净产值1983年比1978年增长了1.79倍，黄麻增长了70.6%，油菜籽增长了1.4倍，六种主要粮食增长了94.5%。这也表明，棉花对粮食、黄麻、油料等农产品的相对收益水平逐步上升，棉花生产的不利地位得到改善。
3.024 1984年以后，粮棉比价从1983年1:11.34下降到1988年的1:8.14。粮麻比价大幅度上升。1985年以后三年的比价水平为历史罕见，1986年粮食与苎麻的比价达到1:31.46。粮食与油菜籽的比价由1983年的1:1.72下降到1988年的1:2.17。在此期间，粮麻生产收益水平均有下降，而棉花和油菜的收益水平指标有的增但甚微，有的明显下降。棉花每亩减税纯收益1988年比1983年减少1.72元，油菜籽减少5.74元，而粮食每亩减税纯收益同期却增长了近80%，麻增长了56%。
3.025 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形成农产品购销两大系列——一是粮食、棉花实行合同定购制度的“半商品化”；二是放开绝大部分农产品的购销价格，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化，较完全的商品化。两种价格，两种市场的并存，使农产品内部比价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亦严重扭曲。国家为了理顺以粮食价格为中心的农产品比价关系，促进粮食及主要农产品生产的稳定增长，在财力极有限的情况下，多次提高粮食等未放开的农产品价格，但仍未扭转两种市场出现的两种价格巨差，出现农产品内部合同定价与市场定价品种比价关系的多次复归，形成养殖业收益大于种植业收益，经济作物收益大于粮食作物收益。
农产品内部比价在两种市场上的反映对农民收入有着极大的影响，自1985年来，国家粮食的合同定购价与市场价之间的差距最大时曾高达1.5倍，近两年多来，由于粮食丰收，市场价格回落，二者的差距虽有明显缩小，但目前主要粮食国家定购与市场价格差仍在40-70%之间。如果按全国每年定购500亿公斤粮食粗略计算，种粮农民每年至少减少收入100多亿元。这些都无疑说明农产品内部比价水平变动方向与生产者收益变动趋势完全一致，比价水平的变化状况完全反映着收益的变化状况，农产品内部比价水平的变化完全左右农民收益的增减。
3.03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与农业经济效益
3.031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动对农民支出的影响 ①、从1979到1990年，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支出是逐年增加的，②、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对农民购买农用生产资料总额的影响有扩大的态势，1979-1982年，除1981年个别情况外，价格对农民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增加额的影响不到20%，在1983-1990年，这种影响则显著上升，除1986年外，影响程度则要达到1/3以上；③、投入物价格过速上升，致使在1989-1990年农民购买的农业生产资料，就实物量而言，实际上是负增长。
3.032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对生产成本的影响。1979-1988年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了55.5%，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使六种粮食的亩物质费用增加15.5元，三种油料的亩物质费用增加14.35元，棉花的亩物质费用增加28.66元。10年平均，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每上涨1%，就使六种粮食、三种油料和棉花的亩物质费用分别增加0.28元、0.26元和0.52元。
3.033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引起农民大量非生产性收益的流失。非生产性收益在经济分析中又被称为租金(RENT)，经济表现为行政控制价与市场价格的差额。谋求非生产性收益的活动被称为寻租(RENT SEEKING)活动。实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初衷，是利用市场价格刺激供给，利用平价保证满足农民生产活动的需求，抑制物价水平过快上升。操作结果表明，双轨之间的屏障很难有效地确立，相反，“低进高出”，利用双轨差价寻租，却成了农业生产资料销售者的普遍行为，而农民则为双轨付出更多的生产费用，增大成本，降低收益。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两轨”之间不是彼此分割的，而是相互影响。乘数分析表明，市价上升1个单位，牌价上升0.63个单位，而牌价上升1个单位，市价则上升1.58个单位。市价上涨对牌价有一种诱导作用，牌价上涨对市价有一种放大效应，二者作用的结果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在80年代中期，这两种价格的互相拉动，轮翻上涨十分明显。造成曾一度缩小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又有所扩大，使改革以来农民从农产品提价中获得的好处，又有相当一部分被收回。
四、财政税收与农村经济效益
（一）、财政支农政策与农村经济效益
4.01 在我国农村经济实际运行过程中和整个农村经济效益提高，财政支农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建国以来，巨额的财政支农资金投放，对农村经济建设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据统计，至1990年，全国财政安排的支农资金总额达3500多亿元。1990年，全国农林水气部门事业费和支农生产资金实际支出218.4亿元，达历史最高水平，比上一年增长10.41%，比“六五”期末的101.04亿元，增长1倍多。使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为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可是，评价财政支农资金的投放效益却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具有很强的交叉性、重叠性和滞后性。一般而言，财政支农资金的投放效益是财政支农的投入所获得的有用效益和投入资金的比例关系。由于农业生产固有的特点，决定支农资金所形成的成果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直接成果，体现为扩大生产能力、改善生产条件，或形成固定资产；二是间接成果，包括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的建设；三是最终成果，表现为实现获得的各种农副产品的产量和增加的收入等。因此，财政支农资金投放效益是一种包括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内的综合经济效益。
4.02 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效益的现状分析。如前所言，财政支农资金效益是综合性的，效益表现在多种方面。①、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②、提高了农业技术的装备水平。③、配套了为农业服务的科技和教育事业。④、农产品产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生活明显改善。
财政支农资金从拨出，可能会产生支农资金的种种效益“渗漏”现象，主要表现为支农资金使用上的“非农化”倾向和资金浪费现象，从而影响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农效果。我们把目前支农资金效益渗漏现象划为三大类，即结构性效益渗漏、制度性效益渗漏和自然性效益渗漏。(1)、结构性效益渗漏。主要指财政支农资金在向农业流转过程中，由于内部分配结构不合理，而使支农资金总体效益受到损失，进而造成资金间接性的浪费。在一度出现的“粮食转化、棉花转产”的思想影响下，财政支农资金投向不合理，表现为投资策略的短期化、重短期的局部效益的投资，轻长远的整体效益的投资。近年出现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连续巨额下降，所占支农资金比重由10%以上下降到不足4%，导致农业抗灾能力减弱，地力下降，生态环境恶化，粮棉等农产品生产后劲不足，制约了财政支农资金效益的充分发挥。(2)、制度性效益渗漏。主要指因制度性因素造成农业投资环境不利而引起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上的一种效益损失。长期以来，对于如何提高农业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益，一向重视不够。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如何增加农业投入的数量上，很少有人论及如何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这个问题。由于指导思想的偏差，因而在资金的分配使用时，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不够，重视项目的数量分配，忽视项目的质量和效益。有些项目只要有利可图，便一哄而起，造成重复建设，资金浪费，效益很难提高。另外，地区本位利益和行政干预，使资金使用较为分散，重点不突出，不能使我国有限的财政支农资金集中投入到那些农业发展特别需要且综合效益又比较好的项目上去，这就影响了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益。(3)、自然性效益渗漏。主要指财政支农资金支出的某些部分因其特殊性而产生的支农效益损失现象。
（二）、补贴政策与农村经济效益
4.03 5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从补贴农业机耕发韧，随后补贴内容、范围、种类、数额越来越多。显示出鲜明的特点：①、多种类、多环节。从农业机耕作业到整个农业生产资料，从农资生产环节到商业供销，从财政的直接补贴到商业的间接补贴。②、以价格补贴为主体。大多数补贴，不管形式如何，都是为了降低农用工业品及其支农服务的价格。据有关方面资料，近几年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中与农用工业品价格相关联的补贴大约在90%左右。③、价格补贴又以城市居民食物补贴为主体。1990年粮棉油价格补贴达到267.61亿元，比1980年的102.8亿元增长1倍多。④、普遍性。可以说凡是购买由国家补贴的农用工业品或者接受国家的农业提供的服务，都能受益。
从我国实行财政补贴的实践经验看，这一政策在保持社会生活的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少有两点能够反映财政补贴效益的大小。第一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农业生产资料都以稳定的价格供应农村，甚至在一些年份降低了供给价格。从1954年到1980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一直稳定在99-100之间。长期较为稳定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供给，不能说与财政补贴农业生产资料没有关系。财政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作用，通过稳定的价格，进而通过农民对受国家补贴的生产资料的购买与使用间接地体现出来。第二点，农业生产单位拥有的农业机械迅速增加，农业机械的作业范围和面积扩大，农业灌溉面积和农业用电量增加，这些发展变化无论如何也不能排斥其中财政补贴的重要作用。
4.04 同样，财政补贴政策的偏差对农业经济效益提高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财政补贴强烈的城市消费偏向，尤其近年对农业的补贴减少，城市食物消费补贴增加，抑制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由于我国工业生产效率仍很低，在财政补贴支出增长难以受到抑制的情况下，国家不得不靠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减少政府对农业投入的方式来维持财政的平衡，从而减少了对农业的支持。财政对农业的补贴从1981年的49亿元下降到1988年的18.3亿元，财政对农业补贴在整个财政补贴中的比例也由12.6%下降到2.4%。财政对城市消费的价格补贴由1979年的79.2亿元，上升到1990年的380.8亿元，增加了3.8倍。在微观层次上，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和农用生产资料补贴减少价格却迅猛上升使农民减少了农业生产投入，这不仅影响短期产出水平，而且由此引起的农民收入水平下降直接降低了农民生产性积累的能力和意愿，进而影响到农业的长期发展。
（三）、农业税收与农村经济效益
4.05 从理论上讲，税收最直接影响的是农民的收入分配，直接影响农村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并不直接影响以投入产出为核心内容的经济效益分析。自1958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来，农业生产的实际产量不断增加，农民实际负担的农业税率是逐年下降的。1979-1990年，国家累计向农业减免税收40亿元，同期实际征收农业税540亿元，农业税赋一直稳定在3%左右。但是，长期的农业税赋在农业不同行业间的不平衡，以至过分的悬殊，也同样间接地影响农民生产投入的积极性和高效益的实现。在50年代，经济作物的农业税负担比例（正税和附加合计占实际产量的百分比），就低于粮食作物的负担比例。从全国平均估算，1952年粮食作物的负担比例为14.2%，经济作物的负担比例为8.35；1957年两者比例分别为12.2%和6.4%。到80年代，这种状况仍没得到根本的扭转。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收益水平相距悬殊，而税负水平却相差无几。
1985-1990年，六种粮食平均每亩负担税金3.77元，棉花为6.35元，比粮食高出68.43%；同期平均每亩减税纯收益，六种粮食平均每亩为54.19元，棉花为120.53元，比粮食高出122.42%。如果粮食与水果相比，差距更大。
尽管农业税赋有所减少，但这并不能全面反映农民的实际税赋状况，也不能因此而判断农民的整个税赋是递减的趋势。就整个农村经济而言，还是比较重并逐年增加的。据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统计，仅1991年，农村向国家提供的税金就达434.7亿元，其中农业税仅占21.9%，其余78.1%来自农村第二、三产业。农村人口人均49.4元，比1986年增长了1.08倍。农村税金总额逐年增长，平均年增长16.9%；农民人均税额占上年农民人均所得的比例，由1986年的7.02%提高到1991年的8.81%，5年提高了1.79个百分点。
五、信贷政策与农村经济效益
5.01 农村信贷政策是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信贷投入也是国家农业资金投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增减与农业生产发展的关系密切，对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和发展高产高效农业有巨大的催化作用。我国农村信贷支农政策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是：择优性，即区别对待，择优扶持，贷款所支持的行业，必须符合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大的经济要求。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状况的变化，也使农村信贷投放方向和信贷结构发生变化，着重于效益高的乡镇企业项目、农业开发项目和扶贫投入，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出现以下特点：
(1)、农村贷款持续增长，但年度间增长幅度不够稳定。
(2)、农村贷款结构发生变化，农村商业贷款比重下降，乡镇企业贷款和农业贷款比重上升。
(3)、农业贷款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农业贷款内部结构也有变化。在发放集体和农户贷款中，支持种植养殖业的贷款比重下降，支持林、渔、牧、副等各业贷款比重上升。
5.02 农村信贷投入效益与财政支农资金效益一样，体现为一种综合性效益。尽管贷款投放效益不易评估，不易体现，但在近年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农村信贷投放在整个国家农业投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对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效果也是比较显著的，尤其贯彻国家启动经济的微调措施，调整紧缩力度，促进乡镇企业的适度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七五”期间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乡镇企业贷款5985亿元，比“六五”期间的1471亿元增长3.07倍，年递增32.4%。1990年发放乡镇企业贷款1566.9亿元，比上年多放327.3亿元，贷款余额比上年多增加83.9亿元。大量的信贷资金投放，促进了乡镇企业技术改造、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1990年农业银行部分贷款效益情况
乡镇企业贷款企业累计总产值（万元） 19,135,103
乡镇企业贷款企业累计销售收入（万元）17,234,982
乡镇企业贷款企业利税总额（万元） 1,866,987
扶贫专项贴息贷款
1、农户新增收入（万元）156,734
2、企业新增产值（万元）325,074
3、企业新增利润（万元） 39,344
国营农场种养植业投资性贷款
1、投产项目（个） 4584
2、新增粮食（万元） 1,066,251
3、新增利润（万元） 32,815
4、新增产值（万元）328,209
5、新增税金（万元） 11,815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金融统计年鉴》.199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5.03 农业信贷主要是为农业生产发展服务的，农业生产特点、结构和发展方向较大程度地制约农业信贷方向、投放结构和投放效益以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目前农村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特征，如：①、贷款对象分散，额度零星，需求总量却大；②、农作物生产周期长，且抗灾能力弱，使得贷款周期长，贷款的风险大；③、农业的比较利益低，农户对贷款利率的承受力较弱等等，易与信贷资金的偿还性发生矛盾，也就容易造成信贷资金不愿投向农业，常常出现农业信贷计划与资金分离。农村信贷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农业银行在国家银行贷款中份额下降。
——尽管每年国家都下达信贷计划，但基层行社资金紧张，又受择优投向规律的诱导，结果必须是压农业贷款，保存款支付，保农副产品收购和利润高的生产项目。农业贷款量增长比全国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各种贷款总量增长慢。
——在全部农业贷款总量中，粮食种植业贷款比重大。
——在种植业贷款中，用于常规性的种子、化肥、农药、薄膜等当年生产费用短期贷款比重过大，约占80%左右。而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农田基本建设、水利建设、农业机械、农业科技开发等增强发展农业生产后劲的中长期贷款少。
——承包机制引入银行后，利润是主要经营目标，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选择贷款投向时，往往重短期贷款，轻中长期贷款，重工商业贷款，轻农业政策性贷款；重利润高的行业贷款，轻利润低的行业贷款。加之近年不少地方呆滞资金呈上升的趋势，调整农村信贷结构难度增大，这无疑影响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不利于长期提高农业经济效益。
六、若干结论与建议
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决定》，实现农业从“增量”到“增效”的战略性转变，实现从“吃饭农业”、“产品农业”到商品性农业的转化，全面提高农业经济效益，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实现这个转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继续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需要；对于满足城乡居民生活不断提高的消费需求，为工业提供更多的优质原料，缓解农产品卖难问题，较快地增加农民收入，拓宽农村工业品市场，实现小康目标，加强农业现代化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无疑是农业产业自身的一次革命和农业发展指导思想的深刻变化，也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深刻的变化。
7.01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不仅是深化农村经济改革、提高经济效益，而且是对传统农业和传统观念的一场革命。一些传统的束缚改革手脚的旧观念应当破除。
——要破除单纯原料性生产观念，树立现代化、商品农业思想。长期以来，农业一直被认为是原料性生产，为工业化发展提供原料和作贡献。高产高效农业则属于“复合结构”的商品农业，它是以基础产业为主体，包括自我实现价值的延伸产业、追加投入的增值处延产业以及依附于农业和商品服务业等有机联系、组合衔接，构成一个有商品竞争能力和增值效能的大农业体系。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业直接原料输出和效益低下地位的一个新的产业群。
——要破除以单纯解决温饱为目标的“吃饭农业”观念，树立务农致富的“效益农业”，不能把农业仅仅理解为只是解决城市居民吃饭问题的产业，应充分看到农业资源的价值和巨大潜力。人多地少固然是巨大的压力，但压力也是动力。从一些典型看，高产高效农业发展正是从土地特别少、资源并不丰裕的地方起步的（如山东）。从我国国情出发，实行技术密集与劳动密集结合，综合开发利用农业资源，走“大循环促大发展”的高效农业道路，在较少的土地上，同样可以取得较高的效益。
——要破除依赖外部扶持发展的“依附农业”观念，树立依靠自我积累发展的“自立农业”思想。过去研究农业比较利益低，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等问题，着眼于增加投入和提高农产品价格，最终集中到中央财政支付能力上，因种种因素制约，这个问题目前还难以得到满意的回答。发展高产高效农业则把着眼点从外部转向内部，实现由依附性产业向自我发展产业的转变。即以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基础，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和市场的拉力，以高度的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精种高产，依靠农业内部的良性循环，加工增值，走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道路。
7.02 以市场为导向，发展高产高效农业，提高农村经济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发展高产高效农业的基本的强大推动力，没有完善的市场就不可能有农业的高产优质高效。市场培育主要是发育生产要素市场和土地市场。土地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资料，也应是生产要素，也应进入成本，通过市场来调节供求，方能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要素的最佳配置。
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发展高效农业，提高经济效益，需把传统的粮食观念转变为现代的食物观念，肉、禽、蛋、奶、鱼、糖、菜、瓜、果等等都是广义的“粮食”。同时，农业发展与开发从仅仅依靠现有耕地转移到开发利用全部国土资源上来。农业不再以单一的粮食为目标，而要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广辟食物源、营养源，引导消费，开拓市场。其次，将传统的“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逐步转变为“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作物”三元结构，不断提高农作物的利用率和转化率。农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应大力发展畜牧业，充分利用大量的秸秆养牛、养羊和其它食草动物，通过秸秆过腹还田，增加有机肥，培肥地力，降低成本。在养殖业的基础上发展加工业，对肉、皮、毛等各种主副产品进行深度综合开发、利用，使其多次增值，为乡镇企业开辟新的途径，提高整个农村经济效益。
7.03 以科技创新为先导，发展高产高效农业，提高经济效益。发展高产高效农业，提高经济效益，科技创新是关键，科技进步是农业新生长点崛起的先决条件，科技创新与日益改善的投资能力相结合，就能使农业一改落后低效的局面，成为富有吸引力的先进高效的产业。
应该说我国农业科技队伍的素质是不低的，问题在于农业科技发展方向存在一定的偏差和科技创新有差距。表现在：粮棉等大宗农产品高产品种培育不少，优质良种却不多，茶叶、大豆、丝绸及其它数量众多的名优稀产品历来是我国农业对外贸易的优势所在，但投入这些产品的科技力量不足，品种改良缓慢；产品加工普遍落后，以致有的产品无法形成商品，一等质量三等货价。科技创新不足，已经使我国在国内外优质高档农产品市场上，逐渐失去了品种资源丰富这一农业发展的最大优势。因而，农业科技创新的重点，是培育高产优质新品种、创造新的栽培养殖技术及与之配套的先进的产后加工技术。具体而言，要把过分拥挤在粮、棉、猪等主要产品上的科技力量适当分散到其它产品，要把过分拥挤在育种、栽培环节上的科技力量分散到推广、加工、存储、保鲜等产中、产后的环节上。对产量高的产品应侧重提高品质，对品质高的产品应侧重提高产量，对产量、品质难以兼顾的产品，应促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把应用科技成果所增加的产品价值，尤其是贸易价值，作为考核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的重要指标，以引导科技人员树立新的价值观念。
7.04 增加对农业的资金投入，高投入取得高效益。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效益的提高和资金的投入与使用密切相关。没有一定数量的资金投入与使用，就不可能有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从目前看，我国农业资金投入处于如下情况：资金投入效益下降，新增资金投入数量有限，要使农业经济效益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还必须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数量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效益。事实证明，农业的发展与经济效益的提高越来越有赖于资金和物质投入的增加，过去那种以大量活劳动投入为特征的农业增长方式已达到临界点，农业的发展要求建立以大量投入现代要素为特征，以大量资金和物质投入为依托的现代化农业增长方式，建立多投入、多产出的现代农业模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不仅是农业本身的需求，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调整治本的措施。
7.05 改革现有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推动农村效益的全面增长。建立科学、准确地评价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应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有一个基本合理的价格体系；第二，要有一套较为规范的财政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使经济效益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实行单位面积产量、产品质量、投入效益（资金净产值率和净产值劳动生产率）、销售收入和商品生产率等指标，综合评价农业经济效益，比较符合我国农村实际，能够较准确地反映经济效益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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