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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村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
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是19世纪中期产生于俄国的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它初萌于19世纪40年代，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思想困惑为开端。同当时俄国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赫尔岑起初把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希望寄托于资本主义制度，以为只要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就可推翻沙皇的封建统治。然而短时间的侨居西方，他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制度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认识到资产阶级不可能自行解决其社会问题，更不可能把人民群众从一切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的事实。同时，他又企盼在俄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建立起民主政权和公正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这样，赫尔岑把目光从西欧转到了俄国国内，从资产阶级和工人身上转到了农民身上，并且发现，俄国的村社就是产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温床，而农民相比于欧洲无产阶级更接近于社会主义。“俄国人民多年来是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民，也是最接近于实现一切社会主义学说所力求达到的那一种经济结构的，那种地球上的村庄的人民。”〔1〕出于对俄国社会中存在的村社的认识， 赫尔岑进一步得出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结论：俄国完全没有必要步西欧历史发展的后尘，跟在西欧社会的后面亦步亦趋，俄国可以自行地从村社发展到社会主义，没有必要再去经过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如果按照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只不过是一种剥削制度替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社会矛盾也不可能求得根本的解决，而且由于“资本主义世界消耗得这样迅速，所以它本身就没有较大的革新可能。”〔2〕而俄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其社会的主要成员是村社农民，在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而且也不可能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亦不可能成为俄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因此，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力量只能是农民。
赫尔岑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的俄国影响很大，一些进步的思想家都从他的学说里寻找救治俄国的良方。车尔尼雪夫斯基进一步发挥了赫尔岑的上述思想，提出了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阶段，以现存的农村公社为基础，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案。他认为，俄国的未来前途是社会主义，而实现这一前途的思想前提是农民的广泛协作精神和集体主义原则。在他看来，俄国村社自古以来的生活方式与未来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是一致的，即村社的内部已经潜含着集体生活的有利因素，因而通过村社这一途径，广大农民可以较为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致于出现思想障碍。
从19世纪60年代起，俄国的一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称是“人民的精粹”，继承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特殊性的思想，以拯救农村公社和农民为口号，发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到民间去”的运动，力图唤起农民的共产主义“本能”，在村社的基础上直接建设社会主义。以特卡乔夫·拉甫罗夫和早期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为代表的革命民粹主义思潮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特卡乔夫认为，村社本身存在着两种发展前途，既可以发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可以发展到共产主义道路上去。即是说，依靠革命的少数人便可把人民从统治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能给人民生活环境带来一些新的进步的共产主义因素，即在传统的村社的生活方式里注入共产主义的新内容。具体而言，“人民的社会理想是自治的村社，个人服从米尔，土地的私人所有权，而不是私人占有权，连环保，以及村社全体成员兄弟般的团结，总之，这是带有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的理想。当然，产生这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离完全的共产主义还差得很远；共产主义孕育于其中，可以说孕育于种子、胚胎之中。这个种子可以发育成长，也可以凋零枯萎，——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经济生活将朝着哪个方向发展。……如果革命会及时筑起一道堤坝来防止资产阶级进步的汹涌浪潮，如果革命能挡住它的潮流，将它导致另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那么，无疑地，在很好的照管之下我们现在的村社将会逐渐地转变为村社——公社。”〔3〕
村社问题是俄国民粹派的理论核心，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间有着一些变化，但基本的思想即“村社社会主义”，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一根主线。他们认为，俄国传统的遗产——农村公社，远离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是社会主义的现成而直接的生长点。用丹尼尔逊的话说，“村社的农业是未来经济大厦赖以建立的那种生产的基本物质条件之一。”〔4 〕在他们看来，村社是俄国通向共产主义王国的一条捷径，依靠革命的少数人把人民从统治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一些新的、进步的共产主义因素，并使这种生活离开它古老的基础向前推进，即利用传统的村社建立起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从根本上解决俄国社会的正义与平等问题。如果忽视俄国村社制度的特殊性，用资本主义经济取代村社经济，那么在俄国就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为俄国村社本身已经具有了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高级的原则，根本没有必要再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
“村社社会主义”提出之后，在俄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但由于民粹派后来与自由派合流，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思想障碍，这一理论也就不可避免地被骂作非马克思主义而受到批判；更由于这一理论问题直接涉及到列宁与民粹派的思想分歧，所以人们更很少去思考，在当时俄国乃至整个东西方的历史背景下，“村社社会主义”作为东方社会一条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有无历史的合理性。20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回顾东方世界特别是俄国社会所走过来的百年之路，则不难发现，以往对“村社社会主义”的评价，或许是失之公允的。特别是将这一理论同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探索联系起来考察，更可看出其思想的积极成分之所在。因为这一理论不仅是马克思晚年探索的重要思想来源，而且同马克思关于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也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
下篇：“村社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
（一）人类历史的多元理解。
按照马克思中青年时代的历史观，人类社会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东西方的对立即亚细亚形态的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其结果必定是前者的解体和后者的胜利。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用它那冷酷的物质力量，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那么它也就有力量用自己的文明体系来规范其他各民族的文明。这就是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主义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 以公有制为特征和以村社为基础的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也必将在资本主义洪流的冲击下解体，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再保持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都免不了要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同时也挽救不了其古老的社会形态被资本主义吞噬的命运。而且，在马克思看来，这一世界历史运动是进步的，是整个人类迈向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环节。
按照这样一种历史理论，东方社会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征途上，须经过两大阶段：一是接受资本主义文明的洗礼，并让资本主义在东方世界发展起来；二是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起来之后再举行社会变革，从而在东方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这显然将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设想得比较单一而漫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势力必然首先在西方世界打响第一炮，待西方革命成功之后，东方世界方可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
俄国民粹派则出于俄国历史的具体情况的考虑和对西欧资本主义的认识，认为俄国完全没有必要步西欧历史的后尘，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国土上广泛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形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把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从俄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轨道上抹去，得出了东方社会历史发展道路有别于西方历史发展的结论，对人类进入近代以后的历史发展轨迹作出了多元化的理解。如同赫尔岑所说：“俄国必须经过欧洲的一切阶段呢，还是俄国的生活要依着别的法则来前进呢？”“我完全否认有这种重复的必要。”“俄国是在欧洲的班级中完成自己的胚胎发育的，”“俄国不需要重新开始这一辛苦的劳动。”〔6〕
早期的普列汉诺夫在对马克思的历史观作多线论解释的基础上，指出村社的解释并不是世界历史的必然，因而也就没有必要把西欧社会当成模式硬搬到俄国来，“历史决不是某种千篇一律的机械的过程。据我们所知，卡尔·马克思本人也不是那种随心所欲地把人类放到‘共同规律’这张普罗克鲁斯床上的人。”〔7〕在他看来， “只要我国大多数农民依然保持土地村社时，我们就不能认为我国已经走上这样一个规律的道路，根据这个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是它前进道路上的必经之站。相反地，这一规律的倾向只会降低我国人民的社会感情的水平，而它在西方则曾经是真正进步的现象。”因为“在西方，资本主义取代的是这样一种合作制，尽管这种合作制不同于资本主义，但却是建立在同一个私人占有的原则上的，因此，大工业的‘劳动社会化’十分有助于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习俗。至于在我国，资本主义排挤的却是土地村社，而这种合作形式是建立在更为高级的原则之上的。”〔8〕
我们应承认，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美好追求的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决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才能触抹的东西，它应是全人类共同的向往。那么，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家应如何走向这一美好的社会形态呢？难道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历史发展只能用一种图式来解释吗？历史的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依据俄国具体情况，提出了有别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对近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作出多元的解释，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不能不说是一种贡献。
（二）俄国道路特殊性之认识。
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有一个基石，这就是十分强调俄国的特殊性。在思考俄国社会发展前途这样重大的问题时，他们并不拘泥于已有的理论，而是强调从俄国社会实际情况出发，依据俄国的特殊情况，作出新的判断。“我们的改革家们描述为摆脱目前困难处境的唯一出路的前景是诱人的。但是他们错了，错就错在把这当作唯一的出路。”〔9 〕“我们应当少醉心于脱离俄国人民的需要和特点的外国权威所提出的理论……使俄国人民自己的实际的健全思维、善良的意志和强大的力量主动发挥和自我表露出来……只要积极地争取提供自决和自我发展的自由，人民生活本身就能根据它的本性，它的天然力量和天赋，以及根据外部的自然地理条件，定出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所需要的方式和原则。”〔10〕“俄国人民的特点之一，就是切合实际地直接在日常生活中，在村社和米尔中形成处世秘决和村社居民自我发展的共同原则。”〔11〕“古老的、不朽的、永恒的农民米尔，即整个俄国米尔的支柱是我们自我发展的本原和初型。”〔12〕正是从俄国社会这一特殊性出发，民粹派才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村社社会主义”。“大俄罗斯的土地关系的形式就是村社。我们知道，村社的原则就是废除对土地所有的继承权。而继承权的废除，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公式……这就是在俄国人民生活中有可能发展社会主义形式的一种良好的基础。”〔13〕
19世纪60年代以后，民粹派的重要成员和理论家们全面系统地发挥了赫尔岑的思想，更为明确地指出：欧洲的经济条件和土地条件与俄国不同，俄国有农村公社，每一个农民都能成为土地所有者，俄国是迟到的民族，而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得救了；“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当代欧洲的可怜命运”，“而不是步欧洲的后尘。”〔14〕这样，在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上，俄国民粹派实际上第一次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的理论设想。尽管这一设想多少有待完善的地方，但单就对俄国社会发展前途的探索上讲，毕竟是极富创见的，这与后来马克思晚年的思想变动恰好相吻合。马克思在自己的晚年，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当他把社会主义胜利的希望不得不从西欧移向东方时，提出了东方国家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殊历史条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著名论断；这一切也恰好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东方落后国家胜利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相吻合，可见“村社社会主义”探索俄国独特的社会发展之路的创见之处。
村社社会主义注重俄国的特殊情况，不拘泥于某一定式的社会历史发展图式，这就大大超出了村社社会主义本身的理论意义。它从一个更为深刻的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在思考问题时要注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特殊性，要注重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相结合。
（三）马克思晚年探索的重要思想来源。
马克思对俄国民粹派的态度经过了一个从不赞同到理解再到从中吸取其思想成果的过程。按照马克思在四五十年代对人类历史的基本看法，俄国的未来前途就只能是资本主义文明的确立。直到1870年马克思还在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黄金国，我从来不抱乐观的看法。”〔15〕
促使马克思对俄国问题转变看法的契机是他认真阅读了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书中所贯穿的基本思想就是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在读完此书之后，马克思在给国际支部委员会的信中承认了俄国社会的确具有不同于西欧的特点，即村社制度。马克思虽然认为“从纯粹的理论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并表示不完全同意弗列罗夫斯基的民粹派观点，但毕竟不再对民粹派思想持全盘否定。这样，马克思在仍然坚持《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思想的同时，又给俄国这一具体的历史特例留下了某些理论余地。正因如此，马克思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第一次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认为他的思想“为俄国争取到真正的荣誉。”〔16〕
为了深入研究俄国问题，马克思开始转向了解和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在大量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著作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渐感到“村社社会主义”有其可取的一面，亦开始对俄国问题作深入的探索。对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国如果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马克思明确表示“同意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17〕
马克思对俄国前途的关心和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有关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提出，其间经过艰苦的思想探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时俄国革命家、民粹派的思想人物丹尼尔逊等人与马克思书信往来甚为频繁，向马克思提供了相当多的俄国资料和俄国国内有关革命前途问题的争论情况。自1873—1879年，丹尼尔逊先后给马克思写过几封长达一万多字的信件，就原始公社的形成与结构，蒙古的入侵和公社瓦解的原因，为什么有些公社能幸免于瓦解，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民的贫困状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引入对俄国农民苦难的加剧以及对俄国村社的描写作了大量的叙说。毫无疑问，这对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探索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本人也在信中说：“非常感谢您最近寄来的长信，我将很好地利用它。它对我有很大的商业价值。”〔18〕
可以说，马克思晚年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丹尼尔逊等人的帮助。相应的，民粹派的观点也不可避免地汇到马克思的思想海洋之中。马克思在探索俄国社会历史（乃至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时，批判地继承了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想是无庸讳言的事实。民粹派关于俄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对马克思的“跨越”理论是有影响的；马克思在分析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时，总是考虑农村公社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俄国是“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19〕他们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及其对策的观点对于马克思改造农村公社生产方式的思想也是有影响的；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实现工业进步的一种形式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实现工业进步的一种形式，然而我们却把它几乎当作最本质的东西，至少我们是把资本的参与看成了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看来，我们过分迷恋西方的榜样了。”“所谓一切民族的工业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是错误的。”〔20〕这与1877年马克思写信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基本思想十分接近。显然，在马克思探索其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时，民粹派思想中“健全而宝贵的内核”是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并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的。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同时，发展了这一理论。列宁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学说”，中国革命的情况，相继证实并最终形成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俄国这个欧洲的落后国家，既没有完全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又确实避免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先于欧洲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大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完全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了社会主义。东方社会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东方社会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实质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群众依据本国、本民族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更为明确地讲，就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将资本主义这一站从本民族的历史轨道上抹去，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当然，这一切与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我们却否定不了，正是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第一次考虑了在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方农业国如何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依据本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传统，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敏感、但却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否认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对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探索乃至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理论所应具有的理论意义和思想价值。
（四）从马克思晚年探索看“村社社会主义”的理论局限。
马克思在继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第一次承认在农村村社的基础上，俄国有达到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可能之后，1881年在给维拉·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又回到了农村村社这个问题上，认为俄国农村村社能够生存到一个在西方以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征的新时代，从而使俄国的前途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21〕具体而言，“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村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村社的古老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22〕显然，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探索在理论观点上与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完全赞同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相反，只要我们细加比较，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反映出民粹派村社社会主义有着严重的理论局限。
第一，在对村社及其发展道路的认识上，民粹派只看到农村村社的集体主义性质，却不曾从理论上说明它的历史命运。“西方现在须经如此困难的和漫长的道路来争取的那种制度，已经是我们乡村生活中人民的牢不可破的习俗。”“公社组织使它免于灾难。”〔23〕而马克思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俄国的村社进行了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认为只有经过一系列对生产关系的革命和改造，在西方无产阶级的支持和配合下，才有可能过渡到高级的社会形式，而决不是什么现成的“人民牢不可破的习俗。”从而在理论上论证了从村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更为确切地说，马克思不是关注于农村村社与未来共产主义的相似之处，而是力求从理论上去弄清，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下，俄国村社是否有可能生存下来并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对此，马克思从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分析着手，认为农村村社同时并存公有制和私有制，使村社有两种不同的发展命运，但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使俄国村社有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能够成为它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这样，马克思从历史理论入手，通过对村社二重性和发展命运的两种可能性的分析，从理论上强调了不能用西欧的历史模式套析俄国社会，俄国的村社完全有可能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道路。
第二，在对待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态度上，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给人民带来的只有灾难和困苦，对资本主义的双重作用认识不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极力强调俄国社会的特殊性，试图用古老的村社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这一灾难，直接在村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因而带有极其浓厚的空想色彩。而马克思晚年的探索则明确提出俄国利用村社形式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条件之一是“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取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4〕很显然，马克思是要利用村社的公有制这一形式，去容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这一新的生产力，从而使俄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进步性，从而在理论上更为科学，亦更具说服力。
第三，在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民粹派所持的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他们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把社会历史的进步看成是由个人、个人意识和英雄决定的。在他们看来，人民理想的精神会为新的、合理的社会生活秩序奠定基础，俄国人民“在本能上、传统上都是共产主义者”，这样，他们仅仅从个人的意志和本能来说明社会的变迁，实际上不懂得社会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更谈不上明了社会革命的正确途径和方法。马克思晚年探索则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探讨俄国社会革命的规律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的，从生产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
第四，在对社会解放的主力军的认识上，民粹派把农民看成社会的基本力量和历史主体，认为农民的自治组织就是整个俄国自治组织的支柱和基础，米尔精神就是全体人民自我发展的创造力量。对大工业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性质和历史地位则全无认识。
总之，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作为影响了俄国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一种思潮，其理论在带有局限性同时，自有其可值重视的一面。特别是在马克思晚年的思想探索已显现在我们面前，并且对之研究日益深入的今天，结合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尤其是结合20世纪后半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俄国民粹派的“村社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有着特殊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1997—05—15
注释：
〔1〕《赫尔岑全集》第17卷第372页。
〔2〕《赫尔岑全集》第5卷第428页。
〔3〕〔4〕〔7〕〔8〕《俄国民粹派文选》第408、811、493—494、49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5页。
〔6〕〔23〕〔24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43 —144、149—150、435—436页。
〔9〕〔10〕〔11〕〔12〕〔13〕〔14〕《俄国民粹派文选》第428、31—32、32、33、434、6—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21页。
〔16〕〔18〕《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第51 、 224—225页。
〔17〕〔19〕〔2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 第129、431、451、436页。
〔20〕《俄国民粹派文选》第698、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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