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90X(2007)2-132-03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理论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股“淡化意识形态”的错误思潮，其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离主题，淡化意识形态”。这股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其中既有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也有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这股思潮对我国思想文化建设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必须予以分析和批判。这里我们重点从国际因素的角度，提取和“淡化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来加以分析和批判。通过着重梳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来龙去脉，揭示其本质，以及它的终结，来说明只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明的支撑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的物质利益仍然“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①，意识形态就不会终结。
一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演进历程
马克斯·韦伯较早地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问题，他指出，近代以来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从强调“价值理性”到强调“工具理性”的转变，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对绝对目标的狂热信奉必然破灭，从而出现意识形态的衰落。卡尔·曼海姆在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中系统而明确地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他的理论淡化模糊了阶级区别，对50年代的意识形态终结理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战后五六十年代，西方展开了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是在一些社会学家如阿隆、希尔斯、贝尔和李普塞特等人中酝酿起来的，集中表现在希尔斯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五十年代政治观念的衰落》和李普塞特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等著作中。1955年9月美国社会学家E·希尔斯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以“自由的未来”为主题的国际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意识形态的终结》引起了争论。希尔斯认为，西方社会近年来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意识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鲜明地表现于“那些最成功地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国家”，即最发达的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在解决它们的国内政治问题时，已经不再考虑意识形态的因素，不再考虑“左”与“右”、社会主义与放任主义的区别，而是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每种需要解决的事情的自身性质来处理它们。在当代社会的科学合理性和求实态度面前，意识形态的定向功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时代已经不再需要某种综合的信仰体系，“我们不仅认识到极权主义和极端主义狂热的实质性缺点，而且也认识到意识形态定向方式的错误。”赞成“终结论”的代表人物还有影响很大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他在1960年出版的《意识形态的终结》论文集中系统表达了“非意识形态化”观点。贝尔认为自己“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领域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这种矛盾集于一身的“异体合成”，被当成一种“现代思想模式”。在他看来，如果只是沿袭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往往会对当今一些比较复杂的思想、事物产生困惑或误解。在他们看来，由于现代化发展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共同要求和趋势，西方社会内部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会逐渐趋于一致。每个政治派别都得到了某些东西，同时为此又放弃了某些东西，这种有得有失的平衡造成了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妥协，也使整个社会更趋向一致。他们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作为社会制度也不是对立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要摧毁意识形态的统治。现在，意识形态作为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只是对不发达的社会才有意义，而对现代化工业社会，只能依据“专家治国”、技术“统治”理论的蓝图来进行设计和管理，而不需要什么意识形态。就此而言，意识形态的年代也已经终结了。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福山和亨廷顿为代表的人物又掀起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思潮。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文中说：“关于作为一个统治体系的自由民主的正统性，一个值得注意的共识这几年已在世界出现，因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这类相对的意识形态。”他还进一步指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② 由此，福山得出结论，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自由民主已遍及于全球的不同地区和文化，成为惟一一贯的政治憧憬对象。福山还认为，后冷战时期，北美、西欧和日本的大三角文化将成为世界单一的文化，人类未来面临的挑战仅仅是经济的、技术的、环境的问题，再也没有“与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生与死的斗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主要思想是说，冷战后，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③。所以，未来世界政治的主轴很可能是“西方与非西方”的矛盾，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西方的强权与价值的回应。非西方国家将联合起来同西方国家竞争，这种合作最突出的形式是儒家—伊斯兰的联合，它的出现是要向西方的利益、价值与势力挑战，伊斯兰国家对抗基督教国家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
二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
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实际上代表了西方右翼知识分子对20世纪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对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极度的厌恶和恐惧，他们几乎出于本能地反对所有形式的革命运动。
从3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放弃自由放任政策，转而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对经济进行宏观干预、调节和计划的政策，国家的经济职能大大强化，一些国家普遍建立了国营企业，并形成了福利主义的政策；50、60年代，因不满意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南斯拉夫率先掀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随之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了调整和改革，引进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因素。一时间，两种社会制度的“趋同论”盛行起来。美国学者泽鲍特讲，“完全可以有根据地预料，世界上的经济制度的基本趋同现象，是朝着某种共同的特征前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极其重要的事情。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极端思想，在一个多世纪的难以平息的冲突以后，已相互投降了。”④ 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除了在理论层面促使了趋同论的产生外，在社会现实层面上则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阶级矛盾的减弱，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意识形态终结论产生的原因。英国社会学家博托莫尔就曾把战后世界意识形态冲突的低落视为阶级斗争发生基本变化的反映。他在《现代社会的阶级》一书中指出：“尽管民主国家仍然有阶级性质，但这已不再像在19世纪所常见的那样，是其最显著的特征……还应当看到，在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主要政党在社会政策上有一致意见的领域很宽，而且在不断扩大。这种对整个社会利益达成一致意见的程度，是尖锐阶级对抗低落的量度，特别是特权群体放弃其特权，放弃纯个人利益追求的量度，因而也是阶级差别真正减少的量度。”⑤ 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和对趋同论的强调，显示了50年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浓厚的政治色彩。俄国学者科洛米采夫指出：“只有政治上缺乏素养的和天真幼稚的人才会看不出‘极权主义’一词与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联系。西方实在想不出比‘极权主义’一词更好的用来对付苏联的‘心理战’工具了。”⑥“趋同论”的实质则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理论工具。
福山与亨廷顿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尽管与50年代的终结论由于所处时代环境的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有一个方面是共同的，那就是强烈的冷战思维意识。正像邓小平讲的，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中国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三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终结
首先，让我们来看造成第一次“意识形态的终结”论的主要代表面临的困境。
实际上，贝尔似乎也很矛盾，他说：“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也不应该是乌托邦的终结。甚至有可能，人们只有通过留意意识形态陷阱，才能重新开始讨论乌托邦。问题在于，意识形态学家是有些‘可怕的头脑简单的人’。对于人们来说，意识形态使得让位于个别问题对于个别德性的做法成为多余。人们只要求诸意识形态的自动取货机，就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一旦这些信念被天启式的狂热搅混，观念便变成了武器，并且会带来极其可怕的后果。”⑦ 他又说：“如果说意识形态的终结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他将要求修辞学和修辞学家的终结，将要求这样的革命日子的终结。”⑧“现在，纵使‘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还有存在理由的话，它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贬义词。”⑨
曾经积极主张意识形态终结或衰亡的李普塞特最终又否定了这种观点。1963年，李普塞特曾尝试着全面解释“意识形态终结”的前因后果：“阶级冲突不仅仅与如何划分经济利益有关，与对各种机构的影响、显赫的地位、机会和始终缺乏自为意识有关，而且……但这种整体意识形态的衰落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⑩ 他对共产党评论家L·N·莫斯科维其夫的观点大为赞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不是说所有意识形态都已结束，也不是说不存在任何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按照作者和赞同者的观点，‘意识形态的终结’一词的含义首先是指所谓的一般意识形态再也不能提供对群众政治运动的指导，这一点符合马列主义；其次，它指的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和政治冲突已逐渐趋于缓和。”(11) 他还认为，“我和其他作者从来不认为这是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的终结，也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阶级斗争以及一些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代表信奉的政治立场相关的因素的终结。相反，我们指的是一整套支持工人阶级反对现行政府斗争的热情洋溢的革命学说以及随之而来的反对派主张的反革命学说正在衰落。”“这些学说不会在先进的工业或后工业社会中再次出现，尽管它们在不发达国家依然存在，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和转变过程与欧洲工业革命时代的经历大致相似。”(12)
爱德华·希尔斯曾令人信服地指出：他和另外一些作者阐释意识形态终结的论文从未暗示过理想、伦理标准、一般及全面的社会见解及政策与人类社会无关或已消失。“意识形态终结”的宣扬者并未宣称和暗示人类已达到意识形态从此绝迹的一种状况和境地。意识形态可能永远是人类构成的一部分。(13) 通过李普塞特等的阐释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他们所宣扬的所谓“意识形态终结”的实质所在。
对于意识形态的终结或者消亡这种论断，在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很多人坚决反对这样一种弱化社会科学思想、放弃意识形态的做法。特里·伊格尔顿认为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简直就是荒谬绝伦。相反地倒是应该说意识形态正在引人注目地重新恢复活力。实际上，宣称意识形态终结本身就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嫌疑。(14)
其次，让我们来看造成第二次“意识形态的终结”论的主要代表面临的困境。
发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这股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思潮，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体现出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在关注阶级、社会制度、财产权等传统的问题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族性、性别以及民族主义等问题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挑战。他们发现，较之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当代世界围绕这些问题而出现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诉求严重地冲击着自由主义的诸多前提，以至于像亨廷顿这样的自由主义政治学家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不过是西方文明的内部冲突，而当代的文化冲突则具有更为不可调和的性质。(15) 而福山一再强调民主和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及其普遍价值，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他们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而欢呼“历史的终结”，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当代世界的新的历史挑战。这导致了他们在高呼民主和自由主义普遍价值的同时，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衰落表示了充分的担心和忧虑。
福山和亨廷顿实际上都看到了西方文化因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正逐步走向衰落的趋势，“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是为挽救这种衰落的趋势而做出的一种努力。雅克·德里达指出，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的胜利是“为了掩盖、首先是对自己掩盖这一事实：即这种胜利从来没有这样病入膏肓、这样摇摇欲坠、这样危机四伏过，甚至在某些方面它已大难临头，而在总体上已经灭亡。……通过掩盖所有这些失败、所有这些威胁，人们试图掩盖我们所说的原则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潜在能力—力量和现实性。”(16) 亨廷顿强调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左右世界政治的主要冲突，实际上是一方面看到西方文化中心地位的衰落，一方面又想极力维护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的一种无奈的表现。
“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引起广泛的争议。美国学者丹尼尔·伯恩斯坦就指出，历史并未“终结”，北美、西欧和日本组成的大三角并不是由单一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组成。一旦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共同斗争的纽带松开以后，这大三角中的三个很不相同的力量便将它们所有的精力转移到相互竞争上来。美国、欧洲和日本并不阻止形成一个共同市场并愿意在这个市场中占有一份额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的竞争不具残酷性、毁灭性和暴力性。而福山所竭力称颂的自由市场和民主的价值也引起普遍的怀疑。法国学者阿塔利在《西方文明的崩溃》一文中对西方文明赖以存在的前提——市场经济与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在一种市场经济的社会中要避开文明的毁灭，西方文明就应该更谦虚地对待其自身的价值，并坦诚地承认，西方文明应该向其他文明学习。(17) 布热津斯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提出了质疑，他说：“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做自我批判。在这一时期内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18) 罗纳德·H·奇尔科特认为：“意识形态在过去和现在都继续关涉着工业化进程以及伴随这个进程而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伴随着工业化的经济与政治发展迅速变化的时代，特别在欧洲和美国，现代意识形态蓬勃兴旺。”(19)
由上看来，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人们自身理论就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将其理论毫不分析地拿来到处应用，也是缺乏洞察力的。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20) Werner Blumenberg曾经说：“不仅东西方之间从未间断的有关意识形态争论的著作的大量涌现表明卡尔·马克思远没有成为过去，相反，它却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19世纪最强大的精神力量直到今天仍在发生着影响。”(21)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怀疑。因此，该终结的是“意识形态终结”论。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②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③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④转引自王霁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1页。
⑤转引自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1997年版，第477页。
⑥科洛米采夫：《苏联极权主义”——反共的意识形态花招》，《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85页。
⑦⑧⑨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465、466、467页。
⑩(11)(12)(13)西摩·马丁·李普特：《一致与冲突》，张华青，林恒增，张同俊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17、118、120页。
(14)塞巴斯蒂安·赫尔科默：《后意识形态时代的意识形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期，第17-22页。
(15)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页。
(16)德里达：《评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17)阿塔利：《西方文明的崩溃》，《国外社会科学前沿：199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18)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失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19)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20)《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6-10-12？〔01〕。
(21)Werner Blumenberg,Karl Marx:Mit Selbstzeugnissen und Bilddokumenten,Hamburg,1996,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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