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引起的争论谈普希金的评价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普希金论文,一本书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六月六日是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从一九九五年起，俄罗斯各界就已着手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俄罗斯政府设立了普希金纪念奖，从一九九五年起每年评奖一次；星期日出版社推出了迄今为止最全的《普希金全集》（十九卷集）；在莫斯科市政府的资助下，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下属的普希金委员会和遗产出版社创办了年刊《莫斯科普希金研究者》和《普希金在二十世纪》，这两份刊物已各出四期。这几年出版了一批专著和传记，报刊陆续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和研究资料，而且随着诗人二百周年诞辰的临近，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增加。由于不同著作和文章的作者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有明显的差异，他们对普希金的看法也就各不相同。这说明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普希金的问题远未解决。记得在七十至八十年代围绕西尼亚夫斯基的《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一书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中提出的也是这个问题。因此回顾一下这场争论和弄清它的实质，也许能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和探讨它的正确答案得到某些启示。
一
西尼亚夫斯基是苏联的文学研究家和作家，持不同政见者。一九六五年九月，他因把作品送往国外发表被控进行反苏宣传。在被捕前的几个星期，他应妻子罗扎诺娃要他“写一点快乐的、温柔的东西”的请求，决定写一本关于普希金的书。写作工作在他受审期间就已开始，在劳改营服刑期间才最后完成。当时他把这本书的内容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上，利用一个月能往外寄两封信的权利，把这些纸片作为信件寄给他的妻子。后来这些纸片被整理成书，于一九七五年以捷尔茨的笔名在伦敦出版。西尼亚夫斯基没有专门研究过普希金，但是他熟悉普希金的作品，不少篇目能够背诵。据说书中引用的大部分诗句都是凭记忆写下来的。因此这是在一个特殊环境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写成的一本特殊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曾说过，在他身上同时存在着作为学者的西尼亚夫斯基和作为作家的捷尔茨，两人的性格有很大的不同，笔法也有很大的差异。《和普希金一起散步》是作家捷尔茨的一部随笔体的作品，它没有严整的结构，行文无一定之规，用的是一种讽刺幽默和俏皮戏谑的笔调。在这本书的一开头作者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的普希金就那么伟大，他除了写过十多个剪裁和缝制很巧妙、使人无话可说的剧本之外，就那么出名吗？”这样的开端就显得比较突兀。紧接着他宣称将“不从堆满花圈和竖立着雕像的正门”进入普希金著作的殿堂，而打算借助“市井的传说和笑话”来认识普希金，这说明他的视角将与一般人有所不同。全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讲诗人普希金，从他的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惯讲起，接着谈到他的爱好，他的处世态度，他与人们的关系，他的某些经历和遭遇，甚至还谈到他的血统和祖先；另一部分讲普希金的创作，讲他的诗歌创作的特点，提到了他的许多作品，其中包括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长诗《茨冈》、《青铜骑士》和《波尔塔瓦》以及一些抒情诗，并且就普希金的整个创作和某些具体作品发表了许多议论。这两个部分相互穿插，相互交织。作者随手拈来，侃侃而谈，叙事不按编年顺序，因此一方面显得轻松自然，另一方面又不免有些散乱芜杂，有时甚至前后重复和互相抵触。书的末尾以这样的话作结和点题：“有的人认为可以和普希金一起生活。我不知道，没有试过。和他一起散步是可以的。”
西尼亚夫斯基在他的书里说了一些肯定普希金的话，例如他说普希金是“俄罗斯文学的金色的断面”，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圆熟的作家”。他欣赏普希金的诗歌的新颖、鲜活、飘逸，说它“像空气一样不可捉摸”，读起来妙趣横生。他赞扬普希金的作品，说它们“看起来像放在银盘里的金苹果”。他肯定普希金具有艺术的分寸感和深厚的艺术功力，对诗人的艺术特点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对某些作品的分析也有独到之处。但是如上所说，本书是用讽刺和戏谑的笔调写的，而且作者有时故作惊人之语，以致书中出现了不少对诗人“不敬”的用语和说法。例如，本书作者在谈到普希金的创作道路时，说这位诗人是“迈着色情的小腿跑上诗坛的”。他在谈到诗人与异性的关系时说：“读普希金的作品时你会感觉到，他同女人们结成联盟；他是女人们的自己人——而且充当的是可在任何时候进入内室的行家的角色，他像裁缝、理发师、按摩师、时髦的精神病医生、首饰匠或哈巴狗那样不可替代。”书中对普希金的为人下了这样的断语：“空虚是普希金的内容。”他甚至把普希金与其笔下的唐璜相比拟，称之为“吸血的妖魔”。照本书作者的说法，“普希金蔑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像有人成为流浪汉那样成了诗人”。他还就普希金的血统发了这样一段议论：“黑人——这很好……这已是绝对活生生的、一下子就能认出来的普希金……普希金根据他那无可指摘的鉴赏力选择黑人作为合作者，他预见到黑色的、猴子似的嘴脸要比连斯基的天使般的面容更适合于他。”书中还有一段把普希金比作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里的主人公赫列斯塔科夫的话：“不管这看起来是多么的奇怪，但是如果不到非洲去，不深入到历史中去，而是就近，在与他同时代的人当中寻找普希金的原型的话，那么赫列斯塔科夫就是最好的人选。这是符合诗人为人的alter ego（第二个我）。 ”在谈到普希金与丹特士的决斗时，一方面说“任何人都不像普希金那样不珍惜生命”，另一方面替丹特士辩护，说丹特士也许是被诗人逼得无路可走时才向他开枪的，因为“那些把诗人送进坟墓的流言蜚语是他自己第一个散布的”等等。由于书中这种“出格”的话数量较多，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结果作者的那些肯定普希金的话就被人们忽视了。
二
《和普希金一起散步》问世后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这本书是在国外出版的，因此首先对它作出反应的是俄罗斯侨民作家。
我们知道，普希金在俄罗斯人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许多人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把他看作民族的骄傲，并且自豪地说：“普希金是我们的一切。”普希金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他的作品被看作民族文化的瑰宝，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喜爱。许多流亡国外的俄罗斯侨民，尤其是其中的俄罗斯派，也对普希金抱这样的态度。当他们看到一个名叫捷尔茨的人用如此放肆的语气谈论普希金，便认为这简直是对神圣的亵渎，纷纷著文进行愤怒的谴责。有一位名叫罗曼·古利的批评家在纽约出版的侨民刊物《新杂志》（第一二四期）上发表《无赖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一文痛斥西尼亚夫斯基，说他传染上了数典忘祖的伊万、流浪汉和无耻之徒的病症，骂他是无赖和流氓，把他的书称为“肮脏的、流氓和无赖写的、实质上一钱不值的读物”。古利的文章发表后，侨民报纸《新俄罗斯话语报》马上转载。后来当西尼亚夫斯基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时，有人当众羞辱他，称他为杀害普希金的“第二个丹特士”。
西尼亚夫斯基的这本书也引起了索尔仁尼琴的强烈不满。他同索尔仁尼琴的关系本来就不甚融洽，主要原因是他们两人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而且西尼亚夫斯基对索尔仁尼琴的那种以侨民的“中央”自居的派头和以书刊检查官的身份出现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曾写公开信批评过他。一九八三年索尔仁尼琴在《我们的多元论者》一文里不指名地批评了西尼亚夫斯基，后者则发表题为《索尔仁尼琴是新的一致观点的制造者》一文回敬他，这使得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于是索尔仁尼琴就翻出了好几年前出版的《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一书做文章，写了《……摇晃你的三脚供桌》一文，对西尼亚夫斯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索尔仁尼琴从西尼亚夫斯基的书里摘出了大量他认为不恰当的词语，指责后者对普希金采取轻慢态度。他讽刺西尼亚夫斯基“围着普希金跳舞”，说他的所作所为是对诗人的作品的“蛀蚀”。在索尔仁尼琴的文章里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文章作者反对西尼亚夫斯基对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的贬损（西尼亚夫斯基称其为“反小说”），尤其不能容忍他对其中的现实生活描写的否定和对普希金的现实主义的攻击；二是反对西尼亚夫斯基关于普希金不是思想家的断言，批驳了书中关于普希金“缺乏严整的体系、明确的世界观和思维的条理性，对当时的各种主要学说兼收并蓄和采取不负责任态度”等说法，指出普希金在其政论文、文学批评和书信中曾发表了许多深刻、尖锐和中肯的意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索尔仁尼琴在承认西尼亚夫斯基的某些看法比较深刻、某些段落写得很有才气的同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西尼亚夫斯基为什么要如此糟蹋普希金呢？接着他自己回答道，促使西尼亚夫斯基这样做的，是俄罗斯人普遍存在的一种喜欢在显眼的地方任意便溺、玷污圣物的恶习。他认为西尼亚夫斯基歪曲普希金还有另一个原因，这就是后者对普希金进行“活体解剖”，将其劈成天才和凡人两个部分，把光明的部分丢在一边不加分析，把天才轰了出去，只根据割裂的部分来作判断，这样就必然理解不了实质。
西尼亚夫斯基立即写了《妄加猜测》一文进行反驳。他对《和普希金一起散步》的写作经过作了说明，说这本书是作为他在法庭上所作的最后陈述的续篇来写的，虽然用的是另一种笔法，但是目的都是为了“替自由的创作辩护”。他强调说，这是作家捷尔茨的“抒情散文”，“我在其中试图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普希金的爱并说明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因为他的英灵在劳改营里救了我”。他接着说，索尔仁尼琴认为普希金的主要特点是关心俄罗斯帝国、具有爱国主义感情、承认书刊检查制度、揭露美国、批评拉季舍夫等，对此他不能同意，更反对用这种看法来“扩大”人们关于普希金的“狭隘观念”，因为具有这些特点的普希金不是他的普希金，而是索尔仁尼琴的普希金。他进一步说，“普希金对俄罗斯来说是一种美妙的、全球性的和不可动摇的现象，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他那里吸收一些东西——谁感到什么亲近就吸收什么。在普希金身上索尔仁尼琴感到亲近的东西是对拉季舍夫的批评，而我感到亲近的则是‘纯艺术’。我珍视的不是（根据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标准）定为典范的诗人和作为生活导师的普希金，而是作为俄罗斯文化的永远年轻的天才的普希金，他的笑声本身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建设性的和创造性的……而严肃的、喜欢说教的索尔仁尼琴不容许这样的笑声，因为对他来说，笑也仅只是一种斗争的武器”。西尼亚夫斯基还指出这样一点，他在书里有时用讽刺和戏谑的笔调来描述他心目中的神圣的和伟大的东西，而索尔仁尼琴却当真了，“现实主义地”理解这一切，并作出“愤怒的回击”，他认为这是索尔仁尼琴没有读懂他的书，误解了他的意思。
以上所说的是《和普希金一起散步》这本书七十年代下半期到八十年代上半期在侨民作家中引起的争论。到八十年代末，随着这本书的部分“回归”，苏联国内又围绕着它爆发了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广的论战。《十月》杂志一九八九年第六期发表了该书的一些章节后，持传统派观点的政论家米哈伊尔·安东诺夫、雕塑家克雷科夫和数学家沙法列维奇（他是索尔仁尼琴的“战友”）三人联名写信给传统派控制的俄联邦作协书记处，责问当时作为俄联邦作协机关刊物的《十月》为什么发表“仇俄”作品。书记处决定公开发表这封信并决定召开会议讨论《十月》杂志的问题。
当时苏联文学界的两大派（自由派和传统派）正在进行激烈的“内战”。联名信发表后引起了双方的强烈反应。《十月》杂志主编、靠拢自由派的阿纳尼耶夫接连发表谈话进行反驳，说对方企图“在民族思想的幌子下复活那种动不动就进行镇压的思想”。基本上由自由派作家组成的笔会中心执委会发表声明，指责联名信的作者和俄联邦作协侵犯创作自由，说他们的做法是对公开性和民主的挑战，是对行政命令体制的怀念。传统派报纸也接连发表读者来信，谴责西尼亚夫斯基的“仇俄行为”。一些读者认为他的这本书是对“俄罗斯民族的天才”的恶毒攻击，说他的刀子“不仅扎在俄罗斯诗歌的心上，而且也扎在我们的心上”；另一些读者则指出，普希金是“俄罗斯的神圣尊严”，是“俄罗斯人民的良心”，西尼亚夫斯基的所作所为是“对俄罗斯的神圣尊严的亵渎”，发表他的这部作品是“对祖国的犯罪”。有人甚至提出要成立“保卫普希金协会”。接着俄罗斯联邦作协书记处开会讨论《十月》杂志问题，作出了更换该杂志主编的决定。阿纳尼耶夫在自由派支持下进行了抵制。
这场争论是自由派和传统派之间的一次较量。在争论中那本引起争论的书几乎被抛到了一边，谈得最多的是如何看待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触及到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这一敏感问题。争论远远超出了文学界的范围，不少政界人士都参加了进来，这就使得它成为当时的政治思想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和普希金一起散步》一书引起的风波开始平息下来时，《文学问题》杂志组织了对这本书的讨论。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该书全貌，该杂志在一九九○年第七、八、九期上连载了它的全文，然后在第十期上刊登了讨论会的记录和西尼亚夫斯基的妻子罗扎诺娃撰写的题为《这本书的历史和地理》的文章。从这份记录来看，参加讨论的人（其中包括两派的批评家）对这本书的看法仍有很大的分歧。
三
关于《和普希金一起散步》的争论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五六年。该书部分“回归”后引起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它的内容，成为当时思想政治斗争的一个部分，而紧扣这本书发表意见并与作者就普希金的评价问题开展争论的，则是一些侨民作家和批评家。上面着重介绍的索尔仁尼琴和西尼亚夫斯基的批评和反批评尤其值得注意。
应该说，索尔仁尼琴与许多俄罗斯人一起严厉批评西尼亚夫斯基对待普希金的放肆态度是有一定道理的。西尼亚夫斯基曾解释说，他用那样笔调来写普希金，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表达对普希金的热爱。也许在一定场合“打情骂俏”不失为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但是西尼亚夫斯基把它用到普希金这位伟大诗人身上，而且用得如此过分，就不合适了。这不能不使人怀疑他对普希金的真正态度。西尼亚夫斯基强调他写的不是学术著作而是抒情随笔，有权采用包括讽刺、夸张在内的艺术手段。他的妻子也解释道，书中说到普希金是“迈着色情的小腿跑上诗坛的”，人们对这句话很反感，其实用一般学术语言来表达，并无多大的贬义，只不过是说普希金写爱情诗出了名，从而登上了诗坛而已。但是凡事都应有一个分寸，西尼亚夫斯基恰恰失去了分寸感，他用的贬义词太多，而且都非常刻薄，这就不能怪读者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了。西尼亚夫斯基一再说明他写这本书时的思想情绪和当时的环境，希望能得到人们的理解。然而，纵使他因对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把普希金偶像化和神化的现象非常反感而故作放诞之论，纵使他身处逆境、需要苦中作乐用戏言来排遣胸中的抑郁之气，总不能越过不应该越过的界限。他说了那么多刺耳的、伤害俄罗斯人感情的话，这就无法取得他们的理解，更谈不上得到他们的认可和同情了。总而言之，虽然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尚不能作出作者仇恨普希金和想“扼杀”普希金的结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这种写法是有重大缺陷的。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西尼亚夫斯基在书中对普希金作那样的描述主要是由于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思想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他同索尔仁尼琴之间的分歧也是由他们不同的思想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造成的。
西尼亚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都是持不同政见者，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先后流亡国外。西尼亚夫斯基是侨民中的西方派的重要人物，而索尔仁尼琴则是俄罗斯派的首领。在政治上，西尼亚夫斯基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不接受苏维埃制度，自称为“另一种人”；索尔仁尼琴则宣扬“开明的专制制度”，主张走俄罗斯独特的道路，采取激烈的反共立场。可见，他们两人虽然在反共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出发点和正面的政治主张有所不同。在艺术问题上，西尼亚夫斯基崇尚所谓的“纯艺术”，反对功利主义。他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采取否定的态度，曾写过《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文对它进行了嘲弄，说它更接近于古典主义。他也不喜欢一般的现实主义，他所赞赏的是现代主义，同情和支持的是在苏维埃时代受到批判和冷落的一切。而被西尼亚夫斯基称为“现实主义者和道德说教者”的索尔仁尼琴则和他相反，重视艺术的社会作用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喜欢现实主义作品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一般采用写实的笔法，对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采取批判的态度。两人既然在世界观和艺术观上存在着这样大的差别，自然会对普希金进行不同的“解读”。
大家知道，普希金像许多伟大的作家和诗人一样，性格和创作是很复杂的。他早年乐观开朗，无忧无虑，放荡不羁。随着生活经验的增加，他开始变得比较深沉，而在屡遭挫折、备尝生活的艰辛后，也出现过消沉和悲观失望的情绪。在政治上，他曾受启蒙思想影响，追求自由，反对农奴专制制度，同情过十二月党人，曾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歌手”。后来他也曾与现实妥协，甚至为沙皇歌功颂德。他的创作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就艺术特点来说，都表现出了丰富性和多样性。即使在早期，他的诗也是多种多样的。他在写那些单纯抒发个人情感、似乎缺乏社会政治意义的酬唱诗和爱情诗的同时，也写了像《自由颂》、《致恰阿达耶夫》、《童话》、《乡村》、《短剑》等政治抒情诗以及不少讽刺短诗。诚然，他说过“我为自己写作，为金钱而发表作品”这样的话，但是他在《先知》一诗里则说，上帝给诗人的使命是“用语言去把人们的心灵点燃”。他的创作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演变，既给后世留下了像《高加索俘虏》、《强盗兄弟》、《巴赫切萨拉依泪泉》、《茨冈》之类的浪漫主义精品，也创作了像《叶夫盖尼·奥涅金》、《青铜骑士》、《鲍里斯·戈都诺夫》、《上尉的女儿》那样的现实主义传世杰作。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西尼亚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是怎样“解读”普希金的。西尼亚夫斯基由于本人自由放纵的个性和写书所处的特殊环境，特别欣赏普希金性格中活泼疏放、风流倜傥、喜欢谈情说爱的一面，而在他的创作中则看重轻松愉快、涉笔成趣的诗，把那些吐露内心的忧伤、表达悲观失望的情绪的诗置于一旁。与此同时，西尼亚夫斯基把普希金的创作当作他追求的“纯艺术”的典范，喜爱诗人创作中“充满个人材料”的诗，尤其是他的爱情诗，甚至如上面提到过的那样，说他是写爱情诗出了名而登上诗坛的，几乎不提他那些具有深刻社会内容和鲜明政论色彩的抒情诗以及大量嘲弄权贵的讽刺短诗。他不喜欢普希金的现实主义作品，即使有时提到它们，也根据自己的观点作任意的解释，有意无意地抹杀它们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意义，贬低它们的艺术价值。这集中表现在对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的分析和评价上。我们知道，这部作品塑造了“多余人”奥涅金的典型形象，描绘了上世纪初俄国社会生活极其广阔的画面，曾被别林斯基称为“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西尼亚夫斯基认为普希金写的是一部“什么也没有说的小说”，说它的体裁是“以饶舌为先决条件的”，而后来人们把普希金的饶舌当成了现实主义。他还说，诗人对人物和社会生活细节进行具体细致的描写出自一种“在逐一登录世上各种事物方面追求数量的热情”，这样做的结果使得这部作品接近于“官员职名录和今天的电话簿”。他这样说，不仅贬低了这部普希金自认为是他的“最佳作品”的杰作，而且是对现实主义的歪曲和攻击。
索尔仁尼琴认为“对俄罗斯来说普希金是无可争议的精神权威”，同时肯定他的艺术才能和创作成就。在他看来，普希金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他特别推崇普希金的那种“说出一切，看清所展示的一切，并使其变得光彩夺目”的能力。索尔仁尼琴的问题主要在于他的政治偏见妨碍他全面认识普希金。他把普希金描绘成自由思想的反对者和沙皇制度的维护者。他从反对一切革命的立场出发，赞成普希金对俄国第一个贵族革命家和启蒙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拉季舍夫及其颂扬用暴力推翻专制农奴制度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批评，没有看到或者是有意回避诗人在思想和创作上与拉季舍夫的继承关系。众所周知，普希金的《自由颂》曾受拉季舍夫的同名诗篇的影响，他在《纪念碑》一诗的异文里曾说过“跟随拉季舍夫歌颂过自由”这样的话。索尔仁尼琴由于不喜欢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自然也就欣赏普希金对美国的批评。他赞成普希金同沙皇政府的“和解”以及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有条件的支持，并且引用别尔嘉耶夫、费多托夫、弗兰克等人的说法，指出普希金“在自己身上把知识分子和帝国这两者的不可调和的意识结合起来”，认为这是值得称道的。这样一来，普希金的歌颂自由和反对沙皇制度的一面就被完全抹掉了。
西尼亚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争论，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围绕如何认识和评价普希金问题进行的争论的继续。大家都知道，普希金登上文坛后就遭到了保守阵营的反对以及纳杰日金、波列沃依和布尔加林等人的攻击。而果戈理则对他作了热情的肯定，称他为“俄罗斯民族诗人”。接着别林斯基对他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说他“第一次使诗歌跟俄罗斯生活和现代的俄罗斯接近起来”，强调俄罗斯文学“是从普希金开始的”。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普希金的创作又遭到了“纯艺术”论者（例如安年科夫、德鲁日宁、格里戈利耶夫）的歪曲，他们宣扬无思想性，企图抹煞普希金的作品的丰富的思想内容。车尔尼雪夫斯基批驳了他们的观点，重新肯定了普希金创作的思想性和社会价值。而皮萨列夫在批判“纯艺术”论的同时，把普希金称为“过时的偶像”，把普希金描绘成一个“浮浅的诗匠”，说他“为低俗的偏见所束缚，沉湎于审视个人的细微感觉，完全没有分析和理解现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的能力”，这实际上是对诗人的全面否定。在本世纪初，上面提到过的别尔嘉耶夫、费多托夫、弗兰克等人从他们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对普希金的创作，尤其是对它的思想政治倾向作了歪曲的描述，而未来派在其宣言中则叫嚷要把普希金“从现代生活的轮船里扔出去”。与他们相反，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给普希金的创作以很高的评价，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普希金作品的特点及其意义。高尔基从俄罗斯文学发展史的背景上考察了普希金的创作，再次确认他作为俄罗斯文学奠基人的地位。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普希金曾遭到庸俗社会学的拥护者的歪曲，他们认为普希金的“向右转”是必然的，是由他的出身决定的。彼列维尔泽夫对普希金的创作的研究变成了“对贵族普希金的案件的侦查”。从三十年代后半期起，苏联的普希金学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传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对普希金的认识比以前更加全面了，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把普希金奉为典范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为贤者讳”的现象；在肯定他的进步思想的同时，对他的历史局限性和世界观的矛盾注意得不够；在分析他的创作时看重那些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作品，而对其他作品有所忽视。本文所讲的西尼亚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对普希金的看法，偏离了苏联普希金学的方向，不是在它的基础上的前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倒退。就历史渊源来说，西尼亚夫斯基的观点是十九世纪“纯艺术”论者的观点的进一步发展，而索尔仁尼琴的观点则与保守派和本世纪初的“路标派”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在对待普希金的问题上，西尼亚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同他们的前辈一样，都有根据自己的观点各行其是、各取所需和各执一词的表现，结果都未能描绘出普希金的性格和创作的全貌。他们这场以一种片面性反对另一种片面性的争论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是：应该全面地认识普希金。记得鲁迅曾经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他举陶渊明为例，说这位诗人既写过《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以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飘逸的诗文，也写过“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的诗，还写过“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这样的“胡思乱想的自白”。对这样一位诗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鲁迅提出的这个“顾及全篇”和“顾及作者的全人”的原则非常重要。西尼亚夫斯基和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出在他们根据各自的观点有所取舍并加以抑扬，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他们有时变得“近乎说梦”。
而他们的这种片面性则是由他们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观点造成的。因此他们的争论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研究任何诗人和作家的创作必须有正确思想的指导。我们认为应该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作为普希金研究的指导思想。具体地说，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排除“纯艺术”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干扰，用恩格斯提出的“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这个最高的标准来分析和衡量普希金的创作，这样才能把普希金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一九九九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