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问题
——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

张定鑫

(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昌 330013)

[ 摘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在于以生产社会化达到相当高度为历史起点、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生存形式，以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为“基因”、内含着竞争性，在生产的技术条件方面以机器或自动化生产为标志，在生产的社会关系方面异质于封建生产方式或小生产。从社会横向发展层面看，需要厘清这个生产方式所涉及的两个界限，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形色色现象或其他生产方式，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等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各地的具体运行模式，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欧美模式”曾经造成诸多负效应；从社会纵向发展层面看，就要认识到这个生产方式作为“现代生产方式”仍有其历史的生命力，我国应通过倡导新发展理念主动驾驭其积极成果与风险性，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

[ 关键词]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历史负效应; 绿色发展; 共享发展

《资本论》及其手稿集科学性、技术性、学术性、知识性与原创性于一身，系统分析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用马克思原话说即“评述资本主义制度”[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0页。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问题不等于人们谈论得较多的资本主义生产“特征”范畴。因此，从不同层面重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问题，不仅对于整体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代生产方式”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且对于中国在新时代更好地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驾驭其风险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社会生产过程层面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

其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的普遍社会化为历史起点，以创造剩余价值为生存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物质生产的全面革命和发展为前提”[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590页。 ，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非每有一个工人就有一个资本家，而是“表现为工人的集体力量，他们的社会力量，而且表现为把工人连结起来，因而把这种力量创造出来的统一体”[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590页。 。正是通过生产要素之间的积聚或规模经营使原有资本“存量”有机融合，从而以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劳动或结合劳动”形式克服那种分散的“单干”所固有的“个人局限”而产生“结合力”或“集体力量”。这种高度的社会化生产从“国民收入”范畴看则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动”必须以给使用劳动的资本主人创造剩余价值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保存原有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404页。 ，“资本……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1、714页。 并且只有为资本所有者提供剩余劳动或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属于“生产劳动”范畴，只有为资本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才真正属于“生产者”或“劳动者”范畴。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发展，意味着整个人类劳动活动越来越趋向于摆脱个人生存需要的压力而为个人自由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说得好，“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页。 。

其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种子”是商品经济，内含着生产经营活动上的竞争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植根于商品经济，其“种子”，其“基因”，是“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注定商品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而非个别商品生产者生产该商品的(特殊)劳动时间来确定，那么，商品生产者在价值规律面前都力求降低个别劳动时间的耗费与生产经营成本，由此倒逼他们竞相提高劳动生产率包括革新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熟练程度、改进生产方法、改善经营管理等。于是，那些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间只认“竞争的权威”，勇于竞争、善于竞争构成他们的“生存条件”，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如马克思说的，“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符合资本本性……自由竞争越发展，资本运动的形式就表现得越纯粹。”恩格斯也明确指出：“现代的大工业只有在经常扩大，经常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大量生产的无限可能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排挤，迫使现代的大工业非这样不可。在这里，任何停滞都只是破产的开始。”[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81页。 正是这种竞争性生成整个社会赖以不停歇发展或人类群体实践拥有持续的效率的机制。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或者说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日趋下降，各资本之间在生产技术即“科学技术上的争夺,就几乎成了合法竞争的唯一方式。”[注] 何祚庥：《技术进步与社会经济待探讨的若干问题》，《哲学研究》，1991年第9期，第10页。 列宁从反面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质的规定性，认为“资本帝国主义”或“新资本主义”大大排挤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命根的竞争性而必然出现“腐朽的趋向”与“寄生性”。列宁指出：“这种垄断还是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货币资本大量聚集于少数国家……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参与任何企业经营、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注] ⑧ 《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186页。

机器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工具上的标志物，这种机器或自动化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载体，构成“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机器的价值形态即固定资本构成“以资本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富发展的尺度”[注]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06页。 ，并随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而成其为特有的现象。离开机器或自动化生产，便难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大量地生产剩余价值这一普遍的经济现象。这种机器系统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同时使用许多同样或同种的工具共同作业，并且能够“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结果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恩格斯明确把“蒸汽力和机器”判定为“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6页。 ，托尔斯坦·凡勃伦将普遍采用机器或自动化生产概括为“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注] 〔美〕托尔斯坦·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张天龙译，徐颖莉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6-257页。 。

其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的技术条件上以机器或自动化生产为标志。

历史或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或被这个生产方式同质化，但这个社会往往是有多种经济形式及其相应的政治形态或意识形态并存的社会而非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某一些生产部门中很发达，在另一些部门如农业中则由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多或少地占统治地位。列宁明确肯定“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纯粹的’资本主义”[注]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页。 。因而对资本主义世界诸种现象要予以理性的分辨，若是笼统地把现实中一定范围的不良现象统统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名下，结果将以“映像资本主义”去替代应有的科学分析而重拾让国人吃尽苦头的旧“逻辑”。

一个界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形色色现象或其他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质于封建生产方式或小生产，拥有其自身的历史进步性。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标准(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遵循商品经济规律的“理性社会”。虽然马克思长年在资本主义世界过着流亡者生活，对资本世界持否定的批判态度，但他没有由此“抹黑”资本世界，而是肯定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自己“骗”自己，客观、科学地从其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中抽象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劳动力”概念与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活动范畴区分开来，从利润、工资、利息、地租等经济现象抽象出“剩余价值”这一绝对形式，明确肯定这个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明确肯定“欺诈，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形式”，“对于资本来说，一切取决于人有没有信用”[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2、340页。 。因而，在新时代，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不能再停留于那种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任何一个劳动者都由于个人利益而和群众利益处于对立状态，对群众不怀好意。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寒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希望一场大火把一个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装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把所有的玻璃打碎；裁缝和鞋匠希望公众用容易褪色的衣料做衣服，用坏皮子做鞋子，以便多穿破两套衣服，多穿坏两双鞋子。”[注] 〔法〕《傅立叶选集》，第1卷，赵俊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2页。

《资本论》及其手稿依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形式即恩格斯所说的“纯粹资本主义方式”[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页。 阐述了这一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近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动轮”，为社会创造了剩余劳动即自由时间，构筑世界市场，推动了人类从地域性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推动了自然科学发展，为近现代社会科学知识的系统创建提供了物质基础与动力，等等。但是，应该看到，《资本论》及其手稿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历史作用的阐明主要是就其作为商品经济并遵循其价值规律的“标准形式”或“典型形式”即一般形式而言的。然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作用的评判不可驻足于这个生产方式一般形式作抽象推演，应该把它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之下，即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特定时空下的具体运行模式所产生的历史进步性或带来的历史负效应，这就要求对特定时空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社会横向发展层面的分析。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涉及两个界限。

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就必须从社会横向发展层面厘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涉及的两个界限。

二、从社会横向发展层面认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

综上所述，对于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临床早期检查、诊断，并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可以取得比较理想的治疗效果。使用阿奇霉素进行治疗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剥掉了一切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观念的伪装。这种关系——在双方的意识中——被归结为单纯的买和卖的关系。劳动条件本身以赤裸裸的形式与劳动相对立，它们作为对象化劳动、价值、货币与劳动相对立，作为把自身仅仅理解为劳动本身的形式并且只是为了作为对象化劳动保存和增大自身而与劳动相交换的货币。因此，这种关系纯粹表现为单纯的生产关系——纯粹的经济关系。”[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4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存在那种人身依附关系，从而历史性地使整个社会的劳动力普遍地商品化，并且生产者的抽象劳动也已经货币化或普遍化，“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实践自由的工具之一”[注]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另一方面，采取工厂制度或公司形式，实行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社会化生产，根本区别于那种分散的、小而全的小生产形式或封建生产方式。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属于商品经济，而且属于《资本论》第一卷所说的商品经济的“典型的方式”[注]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即商品经济的发达形式。

3.提出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其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的社会关系上根本区别于封建生产方式或小生产，属于商品经济的“典型形式”。

2.3 两组新生儿心功能指标比较 病例组患儿的左心输出量、右心输出量、尿量水平在治疗3 d、治疗7 d、治疗14 d时均显著高于组内治疗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27.750、23.841、32.584，P<0.05)，病例组患儿的左心输出量、右心输出量、尿量在治疗前、治疗3 d、治疗7 d时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18.629、15.990、19.971，P<0.05)。见表3。

另一个界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等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各地的具体运行模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明确指出，该书虽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他认为当时的英国构成“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并“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主要根据“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注]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5、587页。 分析了这个生产方式之英国模式。后来有学者把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为英国“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德国“管制资本主义”模式、法国“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注] 〔美〕施密特：《欧洲资本主义的未来·前言》，张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有的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为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欧洲大陆模式、追赶型(后发型)或政府主导的东亚模式[注] 参阅彭澎：《政府角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页。 ；有的提出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前的资本主义属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而之后的资本主义属于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本主义[注] 参阅厉以宁：《怎样看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制度调整》，《北京日报》，2009年8月3日。 。就此而言，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同于“美国或西欧”或者在“美国或西欧”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画等号，结果客观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现代文明成果仅仅归属于这些西方国家而与中国等世界上的文明国家人民的奋斗与智慧无涉。这不仅是以往经济社会上的偏见的一种延续，也是一种“为渊驱鱼，为从驱雀”的蠢举。

毋庸忘却的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欧美模式”即(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过诸多历史负效应。一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特定条件下带来劳动异化现象即造成人的发展片面化、畸形化现象。“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6页。 ；带来“物化”现象即资本对人的统治，“工人从属于资本”以至于“劳动资料扼杀工人”，这个生产方式因而在特定条件下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二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的无限追求特别是其“竞争”本性造成“丛林”效应，不仅造成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严重社会分化，而且造成各个资本之间的强弱分化，带来整个社会的财富分化并走向两极分化这一人类同胞间不包容性之极端现象。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注] 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5、587页。 ，其无限发展生产力的加速性趋势与人类生存所拥有的资源稀缺性之间的矛盾，势必带来人类社会现有的加速发展乃至人类生存之不可持续性。乌尔里希·布兰德指出：“西方社会的‘绿色经济’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经济社会变革战略，很难取得其所声称的宏大或‘多赢’目标。事实是，欧美国家经济的一种‘选择性’绿化正在发生。……这其中最大的危险是，被选中的‘绿色经济’战略将会以其他部门和地区为代价来推进或实现。我们必须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和规制方式的有限绿化，几乎必然是排斥性的——不仅不可能阻止或消除环境破坏，而且意味着剥夺与统治结构(关系)的再生产”。“当前在绿色旗帜下的诸多改良性政策与制度调整，并不会改变这一本质，而且很可能会以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与社会代价为前提。”[注] 参阅张清俐：《让谁吃下污染：“绿色资本主义”的回答》，《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13日。 2008年以来发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实质上源于“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注] 《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4页。 这一欧美传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针对人们“是否担心中国会掌控马来西亚”的提问而作出这样的回答：“在马来西亚，我们与中国做贸易已经有2000多年了。他们从来就没有掌控过我们。不过，有一天，三艘葡萄牙的航船出现在了马六甲海峡沿岸，你们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三个月后，我们成了一块殖民地。”[注] 汤敏：《“第三只眼”如何看中国》，《人民日报》，2018年1月9日。 当年资本主义的“葡萄牙”模式正是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体运行模式的一个写照，这种“模式”在向外拓展的过程中不仅不给东道主真正创造财富与机会，反而来个“你死我活”。舆论界流行的“资本主义”一词具体所指，实际上是指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某一具体模式(“欧美模式”)及其在欠发达国家的殖民主义行径，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得的带普遍性的文明成果，或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放大了的商品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具体运行模式的确诱发或放大了人类在这些方面的大量社会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曾经对这些“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或“资本的残酷”面作过浓墨重彩的描述与揭露。但不能由此笼统地断定资本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等于这些社会现象。正如刀子本是用于切、割、斩、削、砍、刺、铡东西或物品的利器，但不能因为它在特定场合被用于杀人或结束生命的凶器而独断出一条“刀子=杀人”的公式。在理论上应该把“资本”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舆论界或政治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概念严格区分开来。

三、从社会纵向发展层面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

要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质的规定性，就必须从社会纵向发展层面正确看待这个生产方式的历史位置。

在2700Ma年前后，形成于海盆环境的硅铁建造经受了新太古代阜平运动的变质、变形作用。在区域性角闪岩相变质作用过程中的热力和定向压力作用下，互层状的硅铁沉积建造接受了重结晶作用及片理化作用，形成磁铁矿、石英、角闪石等主要矿物[12]。在矿石中长柱状矿物定向排列，磁铁矿及石英相向沉积作用，形成明显的条纹—条带状构造。该区矿床就位的地质环境为铁物质的聚集与沉积，含铁建造为正常碎屑沉积的一部分(图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生产方式出现于16世纪，在18世纪初开始在西欧等地占统治地位，迄今仅五百余年的历史，仅及西欧封建生产方式持续时间的一半，仅及中国封建生产方式持续时间的四分之一。其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英国直到19世纪中叶才可以真正称得上是“工业社会”[注] 参阅〔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郭忠华、潘华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整个欧洲的工业化在19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大踏步前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尚未进入“老年”，是人类历史进程总体上不可超越的必经阶段。世界现代史存在这么一个事实：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得充分的国家或地区，往往是历史上或现实中综合国力或国际竞争力强的国家。因而，马克思多次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称为“现代生产方式”，恩格斯则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页。 ，他们这样称谓这个生产方式，本身便意味着它在“现代社会”的合理性与生命力。

中国在“文革”之后宣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注]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5页。 ，中共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八大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中共十九大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这些政治宣示或论断都向世人发出了这么个信号：中国现在与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总战略是且只能是采取社会主义制度驾驭下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发展要求在总体上至今并将长时期不会突破目前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文明格局。不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些概念尽管口径或称谓不同，但它们在“生产方式”上都源于同一条“根脉”、同一个逻辑“原点”、同一个“基因”，这就是“商品经济”，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是“商品经济”的“发达形式”或“标准形式”，“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过是“商品经济”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处于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条件下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两个毫不动摇”[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47-548页)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32页)习近平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9日) 之间的共同本质，就在于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两种经济形式都遵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

业财融合、业管融合是新时代高校财务核算人员转型的最终方向，要求财务人员由传统的核算型向推动教学、科研业务发展的管理型转变。在这一趋势下，核算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应转变核算人员的工作理念，从单一的核算思想中跳出来，对财务工作建立全面的认识框架，积极了解学校学科特点和具体业务，使财务核算工作创造出应有的价值；推动核算工作的重心前移，由对各项支出的事后核算向事前预测、事中控制转移；转变核算人员的专业技能，培养基于数据的分析与预测能力，帮助决策者从财务数据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转化为对高校具体业务决策更具价值的建议，充当财务与业务的连通桥梁，真正实现业财融合和业管融合。

我赞成这样的判断：从历史的发展看,任何一国的生产方式都必须依次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直接社会化经济”三大阶段,这是不可逆、无可“跳跃”的[注] 参阅袁绪程：《从方法论看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含义及区别》，《哲学研究》，1984年第5期。 ，其中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未必是商品经济的最高阶段或最后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会成为更高形态的商品经济[注] 参阅《蒋一苇经济文选》，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其国际环境而言不可避免地以目前世界的商品经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成果为平台，“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矛盾重重，但仍是当今世界的重要存在；我国是在生产力非常落后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化生产力基础仍不充分具备”[注] 刘伟：《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人民日报》，2015年1月8日。 ，“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旧是世界范围内的主导生产方式”[注] 郭湛、桑明旭：《面向未来的公共主义发展观》，《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34页。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使国家驶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一历史性的成功事实表明：中国充分运用或利用(主要指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成果这一路径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大道，符合马克思资本学说的精髓。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注]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第12页。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4、60、22页。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在经济形式上所坚持的“商品经济”形式或“市场经济”形式，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契合、拓展了世界经济发展之普遍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化格局，并且是中国在新时代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或“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经济”最根本的经济依据。

临床调查显示，非小细胞肺癌属于肺癌的最常见类型，由于该癌症临床症状不典型，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常处于中晚期，不适宜行手术切除治疗[2-3]，且较多研究证实，对肺癌患者实施放疗联合化疗有助于缩短病灶体积，对控制病情进展具有较积极的作用，所以，临床对于中晚期肺癌患者常实施化疗联合放疗治疗[4-5]。

历史地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值的规定性的同时，应该注意到一些国家或地区在学习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文明成果的过程中出现了参差不齐现象，就是存在某些“被资本主义”现象与风险，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以来提出的“新发展理念”正是21世纪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种有力的主动扬弃，使人类既往的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式进入一个新层次，从而鲜明地展示了新时代中国人民对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态度、理性态度。

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侧重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实现了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的丰富发展，它倡导“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生产方式上主张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可承受性或可持续性，“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认为实现绿色发展在逻辑上是现代资本或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向，“强调发展不能破坏生态环境是对的，但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不敢迈出发展步伐就有点绝对化”，可以借力资本发展或市场经济发展成果实现人与自然、财富与生态的和谐共生，“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注]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10页。 ，在全体国民中倡导绿色发展“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而不是反过来被资本“绑架”，这将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掠夺式“开发”与“改造”，合理而有力地解决当下人类面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与矛盾，从而提升人类既往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式的水准。

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侧重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理论，它实行“以人民为中心”原则，“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6年3月18日。 ，运用资本发展的积极成果来为人民大众谋福祉——既鼓励民众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或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又引导、规范这些“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为人民“共享”，而不是反过来被资本“利用”，这将有力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丛林”效应及其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两极分化这一社会极端现象与隐患，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从而把人类既往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形式提升到一个新层次，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迈得更大、更稳健。

The Qualitative Stipulation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Based on Das Kapital and the manuscript

ZHANG Dingxin

(School of Marxism,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 The nature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s stipulated as follows: taking high-level soc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as a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and surplus value as an existing form, featuring with competitiveness, marking with machine or automatic production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of production, and differentiating from feudalist or small scale mode of production in terms of social relationship of pro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rizontal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two boundaries in this mode. First,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s not equal to the various phenomena or other modes of production existing in the capitalist society. Second,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s not the same as the specific operational capitalist modes around the world; for instance, the “European-American mode”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used to cause some negative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vertical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at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still has its historical vitality as a “modern mode”, and its achievements can be adjusted in a newly developed concept to serve our socialism.

Keywords :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negative historical effect; green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for shared benefits

[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9)04-0106-07

[ 收稿日期] 2019-04-16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关于资本历史作用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BKS002)。

(责任编辑 胡敏中 责任校对 胡敏中 武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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