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预期陷阱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中国论文,陷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 Classification:E31,E52,E58 一、引言 通货膨胀预期陷阱(inflation expectations trap)是指由于公众预期通胀不断上升并超过实际通胀时，迫使央行不得不包容公众的通胀预期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持续通货膨胀现象。国内外研究表明，通胀预期陷阱主要是由货币政策时间非一致性等因素所引致的，它的复杂性与危害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认知。在发达国家，通胀预期陷阱早就被一些学者关注与研究，如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学家用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战后美国的通货膨胀影响因素。VAR模型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预期冲击的反应是非常显著的，通货膨胀预期上升的暂时性冲击甚至导致实际通货膨胀率的持久性上升。张蓓(2008)的分析表明，1979年之前，通货膨胀预期冲击大约可以解释美国30％的通货膨胀变动和30％的失业率变动，而同期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变动的影响只有5％。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导致银行信贷激增，流动性过剩，引发我国居民的通胀预期不断增强且有可能落入预期陷阱，进而成为实际通货膨胀的主要动因。 从国外文献来看，关于通胀预期陷阱的研究有以下方面：一是通胀预期陷阱的提出。Kydland & Prescott(1977)的经济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研究认为，政府会利用人们的通胀预期来追求不同时点上的最优政策效应。Barro & Gordon(1983)运用通胀预期模型分析了政府具有利用公众低通胀预期，通过意外通胀来扩大产出的“通胀倾向”。Chari & Christiano(1998)等提出了通胀预期陷阱假说，即相机抉择政策会诱使公众的通胀预期上升而迫使央行提高实际通胀水平，经济因此落入通胀预期陷阱。二是通胀预期陷阱的成因与类型研究。Lawrence(1996)针对20世纪70年代早期通胀率的飞涨，提出由于美联储不惜违背公众的通胀预期来制造高通胀，结果导致成本推进型预期陷阱与营运资本型预期陷阱的产生，Christiano et al.(2000)从微观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工人预期增加工资、企业预期增长利润是通胀预期陷阱的动因。Chari et al.(2002)和Armenter(2008)通过建立多重马尔科夫均衡经济模型说明通胀预期陷阱是由于政府货币政策预期管理中的相机抉择所引致。三是通胀预期陷阱的计量与实证研究。Albanesi et al.(2003)将预期通胀率的测量引入一个向量自回归实证模型来检验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通胀预期陷阱。Armenter(2007)用可控模型研究相机抉择下的货币政策，发现当通胀率在2％附近和超过10％时，所有的模型参数都跌入通胀预期陷阱。四是治理通胀预期陷阱的对策研究。Lawrence et al.(1996)提出通过政策制定者实行有限承诺的货币政策制度安排，如立法改革，可以减少通胀预期陷阱的可能性。Henrique & Delegation(2009)提出委托比续任可取得减少货币政策时间非一致性更好的效果。Roger & Farmer(2012)用核心货币模型说明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联储所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稳定通胀预期十分有效。 从国内相关文献来看，徐亚平(2006)、陈彦斌(2010)在货币政策时间非一致性下，对我国新凯恩斯主义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作了实证分析。肖争艳和陈彦斌(2005)利用差额统计法和概率法、张蓓(2009)运用改进概率法和调查数据对我国的通胀预期作了实证分析，李成等(2011)采用新凯恩斯动态随机均衡模型测度我国季度通胀预期。卞志村和张义(2012)利用SVAR模型分析了央行信息披露与实际干预在引导居民通胀预期中的作用与效果。徐亚平(2006)、张蓓(2009)介绍了国外通胀预期陷阱概念及自我实现机制，并就如何引导公众通胀预期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李永宁等(2010)对我国通胀预期陷阱的形成及机理作了一般性分析。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在货币政策时间非一致性的视角下，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依据中央银行目标效用函数、卢卡斯总供给函数等经典理论模型比较分析了货币当局与公众博弈产生的承诺解、欺骗解、均衡解与陷阱解及其生成机理；第二，通过分析附加预期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发现了通货膨胀预期陷阱区；第三，利用1999年第4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的季度数据，首次对我国通货膨胀预期陷阱区的形成、机理和成因进行了探索性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与建议。 本文的第二部分通过动态预期目标模型和长期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来阐释通胀预期陷阱生成机理并找出通胀预期的理论陷阱区；第三部分为实证研究与数据处理；第四部分对中国通胀预期陷阱的形成、成因和机理作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与建议。 二、理论模型与生成机理 (一)随意性货币政策与理性预期条件下的均衡通货膨胀 确立中央银行目标效用函数和政策选择，首先要规定中央银行的偏好。假定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包括产出(或就业)和通货膨胀，按照Barro & Gordon(1983)的设定，中央银行具有如下单阶段目标效用函数：
其中，y为实际产出率，
为正常产出水平(经济体自然失业率下的均衡产出率)，π为实际通货膨胀率。短期产出效应是越多越好，而且其边际效用为常数，所以产出以线性方式进入目标函数；而通货膨胀率则具有递增的边际负效用，表明它对央行目标效用的降低是加速度的，所以以二次形式进入目标函数。参数λ规定了央行给予产出扩张相对于通货膨胀的相对权重。由于经济扩张对执政者赢得政绩的正面效应，故对货币政策的政治压力常常引起对较高产出的追求。此外，税收与垄断引起的扭曲可能会使
过低而缺乏效率。 设定意外(超常)的产出函数。产出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由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决定：
模型的约束条件是一个将通货膨胀与货币当局实际采用的政策工具联系起来的简明公式，即：
其中，Δm是货币供给增长率(名义货币供给对数的一阶差分)，这是我们假定货币当局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而不是利率，而v是流通速度扰动项。再假设公众的通胀预期是在央行设定Δm之前就已经形成，央行在设定Δm之前可以观察到θ(θ与v不相关)，接下来才出现流通速度扰动项v，实际通胀率与产出由此得以确定。 由于我们假定中央银行在观察到扰动项v之前就采取行动，所以其目标是将U的预期值最大化，而中央银行的预期是根据v的分布来确定的。将(5)代入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4)可以得出：
在给定θ和
的前提下，关于最优Δm的一阶条件为：
给定这一政策，实际通货膨胀将等于aλ+v。我们假设公众了解中央银行的动机亦即他们是理性人，他们会根据Δm=aλ＞0来形成理性通胀预期，即公众在观察到流通速度冲击v之前形成了预期：
因此，平均通货膨胀完全在意料之中。根据以上均衡通货膨胀，将(8)代入(6)式并整理得到随意性货币的政策结果，中央银行的预期效用函数：
其中，假定
为通货膨胀随机控制误差v的方差。预期效用是
的递减函数，也是产出目标相对于通胀目标的相对权重(λ)的递减函数，因为λ越大，平均通胀就越高。央行的通胀激励机制是：当通胀率的边际成本π大于零并且小于aλ时，提高通胀可以获得正的边际收益，即通胀率的边际效益要大于边际成本；只有当边际成本随通胀率不断上涨，直到π=aλ时，通胀率的边际成本刚好等于边际收益，达到均衡通货膨胀。 (二)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与适应性预期条件下的通胀预期非均衡 公众并非总是理性预期，特别是信息并非完全对称的现实经济生活中，“人类已经陷入了非理性的丛林”(萨金特，1981)。在非完全理性预期的假定下，Kydland & Prescott(1977)作出了经济政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性的开创性研究并荣获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证明货币政策的抉择与操作在时间上非一致，是公众与货币当局反复博弈的非合作纳什均衡。 据此假定各自采取的触发策略包含期限为一期的惩罚机制，如果央行偏离承诺目标而制造较高的通货膨胀，则公众就会在下期相应地向上调高通胀预期，反复博弈的结果将使中央银行陷入通胀预期陷阱。将动态预期引入模型(4)得：
1.目标效用函数的承诺解 当t+0时，假如中央银行承诺货币增长率为零，即Δm=0，公众笃信实际通胀率等于预期通胀率，模型有承诺解。即将
代入(10)得到承诺货币政策的结果仅为通胀随机误差v的方差值，货币当局的目标效用函数值：
显然，央行在t+1时的欺骗解比t+0时的承诺解能够取得更多的意外产出函数效用值
。 3.目标函数的均衡解 t+2时，公众的适应性预期作出相应的上调反应，提高到与央行的通货膨胀率相一致，即将
代入(10)，得到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效用：
图1 通胀预期陷阱函数 通过以上理论模型，我们不仅发现了“通货膨胀预期陷阱区域”，而且厘清了通胀预期陷阱的生成机理：货币政策时间的非一致性可使货币当局获得短暂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意外GDP增长驱使央行反复故伎重演，必将失信于民并不断提升人们的通胀预期水平。一旦微观主体的通胀预期惯性形成便会产生一个“负的货币幻觉”，进而带来投资与消费收缩的趋势，实际产出率水平就会小于自然率产出水平
，经济呈现衰退态势。此时，货币当局陷入是包容通货膨胀(D点)还是听任经济衰退(E点)的两难抉择中，最终政府的经济增长偏好还是迫使其选择增加货币供给，提高通货膨胀率来克服经济衰退。然而不幸的是，具有适应性预期的公众很快发现了通胀率
又已上升，加上企业、个人自身利益的驱动，惩罚机制使预期通胀率水平
又再次提高……。如此反复，经济坠入通胀预期陷阱中。最终结果是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二症并发，整个经济陷入“滞胀”之中，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历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Christiano & Gust，2000)。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实证逻辑为以下五个步骤：第一，计算和检验测度通胀预期陷阱的两个基础变量：我国预期通胀率和实际通胀率的数据序列；第二，计算和检验认知偏差(预期偏差)数据序列，为后面的实证准备前提；第三，根据通胀预期陷阱的定义测算与检验中国是否存在通货膨胀预期陷阱；第四，实证并检验通胀预期陷阱的动态机理；第五，依据模型(3)来实证分析通胀预期陷阱的成因。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预期通胀率π[e]指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原始问卷调查数据，将这些通胀预期的定性指标用最佳方法转换成定量指标。由于储蓄问卷调查每年2月、5月、8月、11月在全国同时进行，所以，我们计算季度预期通货膨胀的时间段，分别将3—5月、6—8月、9—11月、12月一次年2月作为当年的四个季度。实际通胀率π指标，我们使用城镇居民月度环比CPI指数的原始数据，并将季度内的三个月度CPI指数除以100之后连乘再减去1，从而使计算季度CPI的时间段与预期通货膨胀率一致。目标通胀率2000—2011年数据来自李成等(2011)，2012年和2013年数据来自政府工作报告；年预期通胀率数据根据我们测算的季度预期通胀率相加而得。 GDP新的非自然季度数据，由自然季度数据转化为月度数据，然后，再将月度数据加权平均得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月度数据为流量数据，将月度数据简单加权平均得到。外汇储备月末余额是存量数据，需先将它转化为流量数据，即每一个月的外汇储备=(本月外汇储备月末数)-(上一个月的外汇储备月末数)。货币和准货币M2的月度数据、一年期贷款利率数据等都作了相应的调整与转换。 以上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经网、中宏数据库、东方财富网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数据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99年第4季度至2013年第4季度，由于中国人民银行问卷调查的季度不是自然季度，为了数据的统一性和可比性，我们除了在计算通胀预期陷阱生成机理时只能用自然年度数据外，其他变量的自然数据一般都调整为与中国人民银行调查问卷相对应的非自然季度数据。 四、实证分析 (一)预期通胀率与实际通胀率数据序列的计算与检验 分别运用差额统计法(BAL)、概率法(C-P)(肖争艳和陈彦斌，2004)、改进概率法(CPM)(张蓓，2009)三种不同的方法，来构建预期通胀率的最佳量化指标。比较中国通胀预期的最佳测度方法和数据序列，然后再对我国预期通胀率和实际通胀率的数据序列进行协整检验。根据以上三种方法并使用EVIEWS 6.0对以上数据进行加工，其中改进概率法需要先确定参数a的值，我们分别设定了a=0.5和a=1.5，得到预期通胀率数据pe1和pe2。 下面对几种预期通货膨胀率测算方法进行比较与遴选。分别计算四种方法下的预期通胀率MAE、RSME和TUI，度量预期通胀率与真实通胀率之间的偏差，数值越小则表示偏差越小(预测性能越好)。计算公式如下：
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在改进概率法第二种情形(a=1.5)下，预期通胀率的三种预测性能指标最小，在此情况下，预期通胀率与实际通胀率之间偏差最小。在下文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就采用这种情况下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即
。
通胀率与预期通胀率数据的检验。平稳性检验：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所以，可以对二者直接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无偏性检验结果显示：在原假设下，F统计量值为0.877369，对应的P值为0.4221，卡方统计量为1.754737，对应的P值为0.4159。不能拒绝原假设。即人们的通胀预期是无偏的，这表明从长期来看，公众的预期具有一定的理性。 (二)预期偏差(认知误差)数据序列的计算与检验 计算预期偏差的时间序列并作平稳性检验。将我国统计数据中的实际通胀率与最佳预期通胀率进行轧差，就可以得到微观主体在t期的预期偏差即
，它是测度通胀预期和甄别预期陷阱及动因分析的关键变量。由统计数据系列中的实际通胀率与通胀预期率之差，得到认知偏差的时间序列(见表2)并作趋势图2。 预期偏差的自相关检验。如果公众的通胀预期是理性的，那么其认知偏差具有两个特征：均值为0且没有自相关。因此检验分为两步：一是均值检验，在认知偏差均值为0的原假设下，t统计量相应的P值为1.00＞0.05，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满足均值为0。说明从长期看，公众能够调整通胀预期以达到同实际通胀大体一致。二是自相关检验，检验结果为Q统计量的P值全都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即认知偏差存在自相关。这表明公众尚未充分利用历史信息(过去的预期偏差)来改进现在的预期，公众并非完全理性，在预期未来通货膨胀时会犯错误。
认知偏差的有效性检验。宏观经济的有效性有两种定义：弱有效性和强有效性。弱有效性是指认知偏差
与过去的实际通胀率正交；强有效性是指认知偏差与过去一个更大的信息集(影响预期的宏观经济变量)正交，公众能够充分利用获得的信息来进行预期。这里我们检验强有效性。为此，依据如下方程：
图2 实际通胀、预期通胀及预期偏差的时间序列
其中，
为预期偏差，
表示公众可以获得的与其通货膨胀预期相关的信息集合。我们采用实际通货膨胀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货币供应量M2、外汇储备、人民币对美元的加权平均汇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作为此处的信息变量。除一年期贷款利率外，其他变量均为增长率数据。 由于多元回归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因此，分别对单个变量作回归。如果系数β显著异于0，那么说明公众在进行预期时并没有把该变量考虑进去。线性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显而易见，除了实际通货膨胀率和一年期贷款利率之外，上述各变量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和F统计值都非常低，t统计量概率值都显著大于0.05，接受原假设，即不能拒绝各变量的系数β为0。说明这些变量都不会影响认知偏差，因此除一年期贷款利率和实际通胀率之外，通胀预期对上述宏观经济变量都是有效的。
因此，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从短期看，是一种不断接近实际通胀的学习型、适应性预期；从长期来看，是具有一定的无偏性、有效性的非完全理性预期。 (三)通货膨胀预期陷阱的形成 根据前述理论，分析与检测我国是否存在通胀预期陷阱可分为三步：一是分析基础变量预期偏差的数据特别是负数序列；二是根据基本条件寻找通胀预期陷阱区；三是分析预期通货膨胀与实际通货膨胀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通胀预期偏差(
)的分析是研究通胀预期陷阱的必要前提。对表2、图2的观察表明：第一，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偏差呈现一种非均衡的波动状态，说明公众的通胀预期长期的非稳定性是一种常态；第二，尽管长期存在预期偏差，但大多数数据偏离零均衡位置较小，全部样本数据的绝对值均值仅为0.0046，这说明公众通胀预期的平均波动幅度并不大，基本上处于一种可控状态；第三，通胀预期偏差与实际通胀率、预期通胀率三变量基本上是同向波动，而且自2010年4季度后波幅有逐渐收窄的趋势，说明我国近年来对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货币政策初见成效。 通胀预期陷阱(区)的产生应该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通胀预期偏差小于零(
＜0)，实际通胀率和预期通胀率均大于零
。从表2、图2来分析：第一，通胀预期偏差为负值的情况。首先，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偏差出现负值的样本数共有33项，占所有统计样本数的57.89％，说明通胀预期陷阱可能生成的频率很高；其次，多数样本数据偏离零均衡位置较小，绝对值均值仅为0.0040，说明公众通胀预期负值的平均波动幅度基本上处于一种可控状态；最后，负值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的数据有8项，占总项数比为14.04％，也不容小觑，特别是从2001年第三季度到2002年第四季度连续六个季度为负数，对照实际通胀率也为负值的情况来看，说明这两年是一种特殊的“负通胀预期陷阱区”，即通缩陷阱或流动性陷阱区。第二，在通胀预期偏差为负值的样本中，再找出实际通胀率与预期通胀率同时上涨并大于零的情况，就是通胀预期陷阱区。显然符合以上条件的有三个时间段：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2007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都是9个预期偏差样本值中有7个为负，基本上具有连贯性特点；从2010年第三季度至2013年第三季度是13个样本值中有7个是负数，具有相间出现的特点。结合这三个时间段的实际通胀率与预期通胀率的同时上涨并大于零，且实际通胀率小于预期通胀率上涨幅度的情况来看，是典型的通胀预期陷阱区，区别在于前两个时间段是连续型的预期陷阱区，后者是间断型预期陷阱区。另外，实际通胀率与预期通胀率二者的波动有若干个上升周期，而通胀预期陷阱正是成形于这些上升周期之中。 预期通胀率与实际通胀率之间的因果关联。从表4来看
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在滞后两期的情形下，实际通货膨胀非预期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这与预期偏差的有效性结论是一致的。当把滞后期扩大到四期时，两个原假设都在5％的显著性上被拒绝，说明实际通货膨胀的四阶滞后有助于推动预期通货膨胀。这进一步证明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是一种存在时滞的适应性通胀预期，同时，预期通货膨胀也是实际通货膨胀的重要成因。
另外，联立实际通胀和预期通胀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可描述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由于双方的滞后期都进入自回归的方程，所以任何一方的冲击都会对自身和对方产生影响，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了这种冲击的动态过程。图3显示：对于一个来自于实际通胀的冲击，首先反应的是实际通胀本身，但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消失，消失时间大约在6个季度之后。实际通胀对来自于预期通胀的一个冲击反应从下一个季度开始，并在经过3个季度的调整之后其影响基本消失。预期通胀对来自于实际通胀及其自身冲击的反应都是先大后小，并慢慢消失，调整时间都超过10个季度。这进一步证实预期通胀率与实际通胀率存在相互滞后的因果关联。 综上所述，我国通货膨胀预期陷阱是存在的，实证数据发现了三个时区并有连续型与间断型预期陷阱区之分。
三个变量具有显著周期性波动的表征，但波幅不大并有逐渐收窄的趋势，且通胀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现实基础，是实际通货膨胀的滞后成因。 (四)通胀预期陷阱的生成机理 依据前文的模型来证实与检验通胀预期陷阱的生成机理，可以分为检验人们是否根据政府的预定通胀目标形成通胀预期，政府是否根据人们的通胀预期来调高实际通胀水平，实际通胀水平是否显著大于预定通胀目标三个步骤来做。
图3 真实通胀与预期通胀的脉冲响应 通胀预期与目标通胀之间的关系检验：
从表5可以看出：13个年份中有10个年份的目标通货膨胀率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占比为76.92％；13个年份中有8个年份的实际通货膨胀率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占比为61.54％；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同期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实际通货膨胀率都要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如果将目标通胀和实际通胀滞后一期，即从
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比较更能说明问题：13个年份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全部都高于前一年度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占比为100％；13个年份中有8个年份的实际通货膨胀率要高于前一年度的预期通货膨胀率，占比为61.54％。 由此可见，货币当局确实有人为地调高目标通胀和实际通胀水平来刺激经济增长的故意，通货膨胀预期陷阱的生成机理在我国不仅仅是个逻辑推理，而是具有很强的现实基础。但实际通胀水平并不明显大于预定通胀目标水平，这说明我国货币当局的货币扩张冲动并不明显，或者说我国的货币政策时间的非一致性存在但并非显著。 (五)通胀预期陷阱的成因 据(3)式，我们通过产出增长率缺口、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认知偏差进行VAR自回归实证，来进一步探究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通胀预期陷阱的产出成因。产出缺口估计、潜在产出的计算主要有趋势分解法和经济结构估计法两大类。前者包括回归分析法、HP滤波法和带通滤波法等。后者是利用理论分离出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对产出的影响。本文选用HP滤波方法对潜在产出进行估计：设
是对数实际GDP原始时间序列，其HP趋势时间序列
是如下规划问题的最优解：
我们首先对季度GDP绝对值进行季节性调整，然后基于HP滤波得到产出增长率缺口数据ygap，再对产出增长率缺口和认知偏差进行VAR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看，预期偏差对产出缺口具有正向作用，特别是滞后二阶的预期偏差在5％水平上显著，而产出缺口对预期偏差的影响并非显著，滞后二阶的预期偏差会正向影响当期的预期偏差，这说明预期偏差对产出缺口具有正向拉动作用。结合图2进一步分析：实际通胀率与预期通胀率是同向波动，但预期通胀率的波幅明显小于实际通胀率的波幅，说明政府确有动机使得实际通胀率先偏离预期通胀，从而达到促进超常增长的目的。经济增长的冲动和政府的业绩导向完全有可能成为货币政策时间非一致性乃至于最终成为我国通货膨胀预期陷阱的主导诱因。 通胀预期陷阱的固定投资成因。由于投资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缺口成正比，因此，囿于统计数据，下面的实证可以用投资增长率来替代投资增长率缺口。 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认知偏差进行VAR回归，I代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e代表预期，回归结果如下：
从回归结果看，预期偏差对投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样说明投资增长也是预期偏差同向变动的结果，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及投资缺口也完全可能成为通胀预期陷阱的微观诱因。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通胀预期陷阱的理论模型及生成机理做了探索性研究，比较了央行目标函数的承诺解、欺骗解、均衡解、陷阱解的大小，通过分析附加预期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函数，寻找并发现了通货膨胀预期陷阱区域。本文还利用199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的季度数据和其他相关数据，实证检验并发现了我国2004年第四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2007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第四季度两个时间段属连续型的预期陷阱区；2010年第三季度至2013年第三季度为间断型预期陷阱区。同时，分析表明，我国公众的通胀预期从短期看，是一种不断接近现实通胀的学习型、适应性预期；从长期来看，是具有一定的无偏性、有效性的非完全理性预期。尽管我国公众通胀预期的非稳定性波动是一种常态，但基本上处于一种可控状态；通胀预期偏差与实际通胀率、预期通胀率三者基本上是同向波动；而且自2010年4季度后波幅有逐渐收窄的趋势，说明我国近年来对通货膨胀预期管理的货币政策初见成效。我国通货膨胀预期陷阱成形于实际通胀与预期通胀上升周期波动之中，中国货币政策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存在但并非显著，预期偏差对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具有正相关的拉动作用，说明超常经济增长冲动和政绩导向、投资增长是我国通胀预期陷阱形成的宏微观主导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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