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青[1]2005年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成为研究的宏观背景。社会转型和政治参与是相互影响的,伴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政治参与不断增多,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亦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本文以社会转型和政治参与的理论为支撑,通过查阅大量相关的文献资料和在乡村的随机访谈、调查,结合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知识,围绕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这一概念,对转型期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突出表现、成因、发展趋势、影响作了系统、全面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如何把农民的政治参与纳入制度框架体系内、完善农民的政治参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是一个系统、长期的过程,不仅需要完善政治参与体制和制度,也需要进行制度环境的建设,更需要有基层政府和农民自身的提升。
蔡静静[2]2006年在《转型期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政治参与历来是政治学家所关心的问题，是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我国现在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社会构成的主体，农村的民主建设，农民的政治参与，是关系我国政治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没有我国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就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只能是畸形的发展。因此，本文选择转型期农民的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力求通过对转型期农民政治参与所面临的问题的剖析，找到一条更适合我国国情、更有效的农民参与政治的途径。 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界定了本文所用的几个主要概念，包括转型期、政治参与、农民，构建了本文的概念框架。 第二章分析了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现实状况。包括现阶段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和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叁章深入地分析了造成农民政治参与困境的原因。治病需要对症下药，同理，只有清楚了转型期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产生根源，才可以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所以，本章从七个方面对我国转型期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做了深入细致的挖掘。 第四章提出了推进农民政治参与的对策。不仅要找到问题，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论文提出了推进农民政治参与的对策，希望从多方面地更好地解决农民政治与中遇到的问题。 农民政治参与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协作和扎扎实实作好每一项工作。
陈宏权[3]2011年在《社会转型期农民政治参与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进入转型期以来,农村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以社会转型期湖南省湘西凤凰老田冲村的农民政治参与为研究对象,运用政治社会学方法、访谈法和参与问卷法等研究方法对村庄村民政治参与状况进行剖析,针对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解决对策。本文认为,研究农民政治参与,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尤其是对农村单个村庄的剖析,要立足于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求契合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参与发展道路,扩大农民有序并且有效的政治参与,从而推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论文从经济、制度、文化等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了村庄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制约因素,从建立健全政治参与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培养参与型文化、提高农民自身素质,树立有序、理性的参与意识及依法规制基层政府的具体行为等五个方面,立体地构建了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对策体系,为当代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提供了建设性的思路和可操作性方法。
贺连辉[4]2002年在《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心理初探》文中指出随着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深入，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心理也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及时研究和把握转型期农民政治心理，并将其朝着积极的方向引导，已成为我国农村改革决策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部分：研究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意义。本文认为：①理论上，它是政治学和政治心理学学科建设的需要；②实践上，它是农村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需要；③现实上，它是解决转型期中国“叁农”问题的需要。 第二部分：转型前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扫描。本文把转型前的中国农民政治心理分叁个阶段进行论述：①传统中国农民政治心理；②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农民政治心理；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二十年中的农民政治心理。 第叁部分：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演化趋势、特征及原因分析。本文在先论述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基础上，认为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心理出现了叁种演化趋势：①对政治的关心从被动转向主动，自主性增强；②对政治的认知从感性转向理性，日趋全面和成熟；③由臣民意识转向民主意识，追求平等和自由。并且认为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心理呈现出多元性、怀旧性和不稳定性等特征，最后从物质环 境、制度环境和思想文化环境等叁个方面对出现上述演化趋势和特征 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重点。 第四部分:调适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对策。本文先论述了 调适的目标选择:①提高农民政治心理承受力;②激发农民的社会主义 参政热情;③引导农民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观念。然后分五个方面成 对调适的对策进行了探讨:①全方位地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②加决农 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③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④转变党 风和社会风气;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文章最后指 出，农民政治心理的调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邓谨[5]2012年在《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社会转型期深刻的大变革中，农民阶级快速分化，职业和收入呈现出“农”和“非农”并存的特征。农民个体社会地位的不稳定性增强，几经沉浮，能者升华，不肖者瓦解，一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阶层，为形塑“橄榄型”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提供了可能。这是转型期农村社会变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将给农村现代化带来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农村社会变迁可以归结为农民中等收入阶层逐步壮大并将成为乡村建设主体的历史。因此，系统研究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现状，培育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围绕社会分层的七个核心问题对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展开研究：他们是谁？他们的兴起对转型期的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他们的结构性特征与功能是什么？他们的职业声望评价如何？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获得？如何培育他们？他们的未来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涵盖了社会分层的形式和资源、分层结构、分层结果、归类过程和分层前景等。首先，界定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在方法论上，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笔者在阅读资料和生活观察基础上所做的一种理论假设，然后在调查中被真实地建构起来。由于农民的收入、生活方式与市民有明显的差距和不同，在界定的时候一定要尊重他们生存的制度安排、环境事实和心理状况，而不是纯粹的收入。因此，本文在界定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时依据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农民的比较心理逻辑、职业和乡土社会的认识惯习。第二，研究了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分化与农村社会分层。考察了中国社会转型期分层机制及农村社会机会结构的变化，分析了农民分化的原因及职业分化、收入分化和身份分化的特征，研究了农村社会分层和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兴起对农村社会发展走向的影响。第叁，论证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结构性特征及效应。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对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功能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本文选取了中间阶层研究的两个经典命题，亦是学界研究的两个焦点问题作为研究内容，即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否是维护政治稳定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第叁章从结构、意识和行动逻辑方面分析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社会态度和政治功能。第四章基于生活必需品消费、家庭耐用品消费、代际文化教育投资、闲暇消费和宗教节日消费五个方面的实证调研，分析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镜像和结构效应。研究发现，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初具中坚力量的素质和特征，初步实现了中间结构效应。但是，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特征、各种体制的不完善和农民的获致性特征决定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还处在成长中，其结构性功能的实现还存在一定变数，需谨慎对待。第四，测量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职业声望评价和社会经济地位，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能够作为分析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流动的基础，发现农民中等收入阶层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能够作为乡村社会的权威主体。第五，研究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教育地位获得、职业地位获得和经济地位获得，发现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地位获得过程是复杂的，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城镇个人的地位获得模式相比较，呈现出自身的一些特殊性：制度因素对个人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最为显着，先赋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资本影响较强，获致因素的作用力最弱。而这种结果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制度因素和先赋因素交织作用所致，教育自致机制的影响并未彰显。在社会转型期，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总体流动机会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宏观制度环境，现代化和市场化成为农民获得中等地位的强劲推动力。但是，从具体的城乡制度安排分析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民改进自身社会地位的进程却受到不平等机会的多重影响，造成不平等的迭加效应。第六，探析了农民占有资源的状况，整体定位农民的社会阶层位置，剖析影响农民获得社会优势位置的因素，探索培育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的机制和路径。笔者认为，从社会转型期农民与国家的关系考量，培育农民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是发展的价值选择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问题；不仅是反城市化留下的遗民问题，也是非农化进程中的移民问题，是社会体制变迁与结构创新问题。最后，研判了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可能的未来。梳理学者关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时期社会分层与流动趋势的经典研究，考察法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农民中产化的历史进程，分析了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中等收入阶层发展进程中的机会、变数、时机选择和阶层构成的可能态势。论文研究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分析现状，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农村社会初兴的中坚力量；展望未来，农民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历史的向度，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身份农民的终结。
谷岩[6]2013年在《论转型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双重变迁》文中研究表明农民群体作为中国当前社会的主体，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占据主体地位，农民的社会心理状况将直接影响其社会行为，从而影响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深入了解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良性发展、维护农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同时又反作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种作用是双重性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而这种变迁又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因而根基深厚、难以撼动。我们需要多种优化手段，引导其正面、消弭其负面，从而从根本上改善整个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使其良性、健康、可持续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本文通过分析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基本特征、农村社会的基本特点和农民行为方式的表现，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农民社会心理的变迁、演化以及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旨在从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角度对我国农业社会的发展进行梳理和探讨，对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优化、农业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一点理论借鉴。本文一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选题背景、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二章对本文涉及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了说明和论证；第叁章分析转型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积极变迁，主要从自主意识、参与意识、竞争意识、创业意识、科学精神五大方面着手进行阐析；第四章阐述转型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消极变迁，分为“真人崇拜”与对强权依赖的强化、朴素平均主义与“仇富心理”的泛滥、“熟人社会”的排异性叁大主题；第五章深入研究中国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根源，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因素探究中国农民社会心理变迁的实质；第六章从经济性、政治性、文化性叁大方面的社会意识探究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引导培育之路，对农民社会心理的优化提供可行性建议。最后是全文的结论部分，对中国农民社会心理及行为方式的变迁予以回顾总结，指出转型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优化的必要性、紧迫性，提出在这一问题上，摒弃落后的思想意识是转型期每一个中国社会参与者的责任和使命。
朱余斌[7]2017年在《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兴,天下兴。"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仍将有相当比重的人口居住、生活在乡村,乡村社会的繁荣稳定与否事关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乡村问题千头万绪,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应当是乡村治理体制问题。乡村治理体制,也称为乡村治理模式或乡村治理结构,一般是指乡村治理主体在各自权力、职责范围基础上的行为模式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乡村治理体制合理与否直接关乎乡村治理的成效,而乡村治理的效果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活和命运,也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紧密相连。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成功经验之一,在于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乡村治理,形成了以"县政绅治"为主要内容和特色的乡村治理体制。建国以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与同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结构与特点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推进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治理概念第一次正式载入党中央的文件中,标志着党对治国理政规律和趋势认识和把握上的进一步深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最新成果。治理理论的基本要义在于承认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基础上,强调多元治理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备条件。乡村治理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能力与乡村治理体制的安排密切相关,有效的乡村治理体制是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因此,构建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对于实现乡村乃至整个国家治理现代化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现行的乡村治理体制本身还存在着党政不分、乡镇基层政权"悬浮化"和"谋利化"、村民自治组织过度行政化、"乡政"与"村治"之间的过度博弈和不协调、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与治理理念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变革的趋势和取向何在?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如何建构?这些时代主题问题,需要我们作出有效回应。我们既要充分汲取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营养,也要在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中寻找基因,以我国乡村治理中遇到的问题为导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建构科学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突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坐标就是"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的兴起。这一理论范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以极强的影响力迅速羼入各学科并形成一股新的学术思潮。"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视角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较有效的分析和解释的理论工具,但从西方社会引入的"国家——社会"关系研究范式是建立在市场机制比较健全以及竞争性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之上。因此,运用"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中国问题时,需要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实现"国家——社会"关系范式研究的中国化。本文以治理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化的"国家——社会"关系为研究范式,对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进行研究,试图找出内在的趋势与规律,并充分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和完善提供建议。具体而言,不同于西方语境下将国家等同于政府,本文将国家分为党和政府两个层面予以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作为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它往往是顶层制度设计者和推动者,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乡村治理的成效和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市场作用的发挥密切相关,本文将市场的定位与作用这一变量纳入到乡村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变革的研究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论文将西方语境下的"社会",细化、中国化为乡村正式社会组织、民间组织、农民、乡村精英等社会主体要素分别予以详尽考察。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较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民的数量将会逐渐减少。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会有相当数量农民的存在。农民不仅仅是乡村治理的对象,作为乡村社会的真正主人,他们更应该成为乡村治理的有效主体。本文将农民这一乡村社会重要构成要素独列出来予以考察,他们参与乡村治理的意愿和能力,直接关系到乡村治理成效乃至新时期乡村社会"善治"目标能否实现。基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之道的经验借鉴以及在当代乡村治理中实际重要作用发挥方面的考量,在新时期乡村治理体制创新路径研究中,本文还将乡村精英这一重要的乡村社会构成要素单列出来予以更加深入细致的考察。论文通过探讨政党(中国共产党)、政府、农民、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乡村治理主体要素,在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变迁中的定位、作用发挥和相互关系以及相应的历史经验教训,为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革与完善提供借鉴。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迁,主要是由相应历史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需要决定的,并受不同的时代特征、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主体的视域来看,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历史嬗变主要受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党和国家的战略理念和制度设计、市场的地位和作用的场域、广大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和作用空间。"莲发藕生,必定有根"。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设计"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绘图,而是在乡村社会既有格局基础上,通过对现有治理困境的深度反思和审视来寻找灵感和答案"。据此,论文通过研究认为,在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目标提出和实施的新时期,我们应在现有的"乡政村治"模式基础上进行变革与创新,积极构建"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农民主体、市场引导、全社会参与"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体制,保证政党、国家、市场、农民、社会组织等不同治理主体要素之间结构的合理化,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发挥它们各自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之达至。
谭丽君[8]2012年在《社会转型期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全面转型进程之中,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型转变,这个转型变革的过程中交织着经济、政治系统的改革,是一个充满矛盾与斗争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新旧社会秩序更替的时代,旧秩序的破坏,新秩序建立的滞后,使人们不能立刻适应这种新旧社会秩序的剧烈变迁,面对社会政治环境的剧烈变化每一个社会成员开始对新的秩序的认识与选择,这种对新秩序变化的恐慌使人们产生了不安和困惑等心态,甚至政治认同危机。政治认同是人们从内心深处产生的一种对所属政治系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是人们对于政治共同体、政府及其基本制度的认可和支持,这种政治思想的认同和支持都是一种积极的、理性的政治认同,它是维系现代国家中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政治心理基础,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是一个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如何有效整合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多元社会关系,提高公民的政治认同水平,为社会转型期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是党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作为人口最庞大的社会阶层,他们对党的政治认同度高低直接关系到这场社会变革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只有强烈的政治认同感才能推动整个农村的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才能为社会转型营造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社会转型期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何应对这一变化并提高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本文将在国内外学者关于政治认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农民的政治认同历史变迁和现状,并分析社会转型期农民政治认同变化的原因,为转型期提高农民政治认同探索构建路径。具体来讲,本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导论,阐述研究的缘起和意义,以及研究现状和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通过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相关理论的阐述,确定本文的研究范围,认识农民的政治认同类型、特点以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理论和现实分析打下基础；第叁部分,在基本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农民政治认同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第四部分,在此理论基础上通过对建国以来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变迁的回顾,分析农民对党政治认同变化的原因；第五部分,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第六部分,根据对历史回顾和反思,结合现阶段农民政治认同的现状,借鉴历史经验教训,为构建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构思有效的思路和对策。
彭澎[9]2011年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之宪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自发的基于市场化改革而产生的社会宏观变迁,它的剧烈变动最终都体现和反射到农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之中。日趋活跃的市场经济推动着农村社会主体的分化、利益的多元化、结构的分层化,利益成为人们关注、追求和维护的重点,而正是对利益的愈加认清和重视,就愈加需要对利益的表达渠道和机制进行调整和规范,特别是随着市场化发展而日渐觉醒的村民的民主意识、法治理念、权利思维、平等观念的不断增强,使得村民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关注和参与农村社会政治事务,农村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的重任。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经济的转型需要政治的扶住,即政治需要同步转型以形成同经济转轨的互补性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的经济社会转型是一个涵盖基层治理和农村政治在内的系统改革过程,在市场化导引下产生的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发展的滞后或者停顿都会给整个社会的转型带来不确定性结果,甚至带来转型的失败。这体现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揭示了基层治理变革和乡村民主政治转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作为农村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的村民自治,成为了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系统的有机构成,它的变革既是农村市场化改革发展的配套举措,更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不可或缺的系统环节。基层的治理变革既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它立足于农村现实的社会背景,将宪政的理念、精神、价值和机理导入农村基层的宏观治理结构中,通过理顺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正确看待和处理国家与乡村、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建构农村基层的宪政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的宪政治理秩序,发展和培育乡村的公民社会,从而实现农村基层的宪政社会化,以转变乡村的民主政治体制,实现基层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发展,从下至上构建一种中国宪政建设的发展路径。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始终坚守二个理念：第一,坚持以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和农村政治转型来促进农村市场化的成长与发展,以顺应转型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将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与农村市场化改革进路匹配和关联起来,形成互动局面。第二,坚持用宪政理念、价值和机理来改造和重塑农村基层治理的制度体制与运行机制,构建起符合宪政要求的基层权力运行结构、乡村治理框架和民主政治体制,彰显基层治理变革的宪政精神。第叁,坚持以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来提升农村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发展和培育农村公民社会,增强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利表达和接受能力及其对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意义,合理配置和平衡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资源,推进农村社会根本性的和谐稳定,进而实现农村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发展。对于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和乡村民主政治发展而言,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代表着一种方向,成为一种趋势,可以拓展中国基层农民的自主自治性政治空间,指引着基层政治文明和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一种中国式宪政建设道路。同时,也为中国农村问题的学术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方法论,一种新颖的理论学说,突破传统的研究路径,形成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视野,提升农村问题理论研究的整体性水平,引领着农村政治发展的研究方向。
王长春[10]2011年在《乡村治理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参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处于转型时期,党和政府要面对各种复杂局面,尤其是在乡村社会,则更加关系到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局。因此,党和政府重视乡村社会的治理,乡村治理的发展是我国政府解决“叁农”问题的重要抓手,而农民的政治参与更是我国发展民主政治,提高农民主体意识的重要表现,这两者应该互为发展。所以,在乡村治理的背景下发展农民的政治参与,对于我国政府转变执政理念,维护农民利益,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平台。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目的,就是更好的服务农民,农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农民的利益,虽然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我国乡村农民政治参与的积极主动性不高,一些无序的、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也在不断增多,各种经济性、制度性、文化性因素也在制约着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从而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因此,要以农民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充分保护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利,积极调动农民政治参与的热情,让农民切身感受到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够维护好自身的利益,我党和政府积极发展农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拓宽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制定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性方式,保护农民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从而,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稳定乡村社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供稳定的政治支持。
参考文献：
[1]. 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D]. 吉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05
[2]. 转型期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D]. 蔡静静. 河北大学. 2006
[3]. 社会转型期农民政治参与研究[D]. 陈宏权. 中南大学. 2011
[4]. 转型期中国农民政治心理初探[D]. 贺连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02
[5]. 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中等收入阶层研究[D]. 邓谨.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2
[6]. 论转型期中国农民社会心理的双重变迁[D]. 谷岩. 吉林大学. 2013
[7]. 建国以来乡村治理体制的演变与发展研究[D]. 朱余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7
[8]. 社会转型期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研究[D]. 谭丽君. 四川农业大学. 2012
[9]. 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变革之宪政研究[D]. 彭澎. 湖南大学. 2011
[10]. 乡村治理背景下的农民政治参与研究[D]. 王长春. 浙江海洋学院.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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