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咸炘的韩愈研究及其学术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愈论文,意义论文,学术论文,论刘咸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476(2015)03-0001-08 DOI：10.13450/j.cnki.jzknu.2015.03.001 刘咸炘，生于清光绪丙申(1896年)11月29日，逝世于1932年，具体日期，黄友铎《著述等身的藏书家——刘咸炘》说“1932年9月9日，不幸咯血而逝，年仅三十有六”[1]，肖萐父《刘咸炘先生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2]、吴天墀《刘咸炘先生学术述略——为诞辰百周年纪念及〈推十书〉影印版而作》[3]说是“1932年8月9日”。肖萐父、吴天墀的说法应源自刘咸炘的儿子刘伯谷，刘伯谷和朱炳先撰《文化巨著〈推十书〉的作者刘咸炘》《刘咸炘先生传略》，说刘咸炘“八月九日，咯血而没”。而说刘咸炘逝世于九月九日，最早的是卢前，卢前《述刘鉴泉》说：“鉴泉之殁以二十一年九月九日，中秋前六日也。”[4]公历1932年9月9日，恰好是农历八月九日，所以二者并无不同。然而，《推十书》(增补全本)甲辑第三册《外书三》收录的《横观综论》题目下注释“癸酉二月危城中写定”[5]1001，“癸酉”是1933年，应误。《横观综论》开篇就说：“是书旧稿颇有未审褅处，今覆阅删正之。”注释时间是“乙丑九月”。篇末也直接说明“乙丑九月删定”，则《横观综论》最后写定应于乙丑年，即1925年。 刘咸炘一生笔耕不辍，短暂的36年生命里，著书231种475卷，可谓丰硕。钟肇鹏《双江刘氏学术述赞》把刘咸炘和刘师培并称“二刘”，认为“二刘皆资秉聪颖，勤于著书，其精博贯通亦相类，虽不永年，然其著作将比翼齐飞，长存不朽！”[6]刘咸炘1920年作《论学韵语》，说：“攻书人且说攻书，书到今朝万象如。总是理明文字好，波澜浩浩一归墟。”诗下自注：“读书不过二主意：一明理，一工文。”[7]99可见，明理和工文是刘咸炘一生两大事业。刘咸炘教导学生时也说：“读书二法：明理、工文。工文即所以明理。”[7]141所以，刘咸炘一生留下了大量文学评论资料。而韩愈研究是刘咸炘文学研究的一大着力点，他的《订韩》《唐学略》是较为集中地反映刘咸炘韩愈研究成就的著作。此外，刘咸炘还有大量零星的论述涉及韩愈，不但是刘咸炘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而且是近现代韩愈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料。但是，因为刘咸炘一生居于成都一隅，又很少参与社会重大活动，他的韩愈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当代学者们的注意，吴文治编纂的《韩愈研究资料》中也没有收录相关资料。目前，刘咸炘研究方兴未艾，1996年成都古籍出版社影印《推十书》3册，尤其是2009年《推十书增补全本》的出版，引发了刘咸炘研究的小高潮。据中国知网统计，2009年以来的短短几年时间，学术界发表的刘咸炘研究论文就有29篇之多。然而，刘咸炘的文学评论研究，仅有慈波《别具鉴裁 通贯执中——〈文学述林〉与刘咸炘的文章学》、何诗海《刘咸炘的文体观及其学术史意义》、何诗海《刘咸炘的戏曲观及其学术史意义》等有限几篇文章和四川师范大学2011年郑小琼的硕士论文《刘咸炘诗学初探》。所以，无论从韩愈研究上看，还是从文学研究来看，探索刘咸炘的韩愈研究，意义都是不言自明的。 一、轻细目而重大义，贱杂家而标儒宗——刘咸炘论韩愈的儒学贡献 刘咸炘认为韩愈的儒学，细处错误不少。刘咸炘于己未(1919年)二月编撰《订韩》，首先指出了韩愈《原道》中的“辟佛老之误”。刘咸炘说：“辟佛老之误，亦非一言所能辨，吾祖《正讹》已取《原道》而详驳之矣。”[8]1401刘咸炘祖父刘沅，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清阳居士，出生于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卒于咸丰五年(1855年)，享年88岁，有《槐轩全书》存世，《正讹》是其中一部。《正讹》卷二即正韩愈之讹，分为《〈原道〉之讹也》和《〈论佛骨表〉是也，非尽善也》两个部分，今以《原道》为例加以简略说明。刘沅把《原道》分成16句话，分别加以反驳，明确谈到韩愈“辟佛老之误”有多处。对于韩愈所说“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刘沅认为：老子所说的“大道废，有仁义”，是在特定情况下说出的，“时势不同，故其事略殊”，上古之时，“忘帝力于何有”，老子“游心上古之初，目击末流之事”，所以才会说“大道废，有仁义”，老子并非“不知仁义者”。这一点从孔子对待老子的态度也可以看出： 夫子从之学礼，且叹为犹龙哉！龙德而隐，老子为隐君子，史迁亦言之，其告孔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累而行”，即用舍行藏之道，“去而矜气骄泰态色淫声”，犹是上文盛德容貌若愚之意，世俗以为非孔子所有，斥之，不知大圣人相告诫，精益求精如禹戒大舜无若丹朱慢游是好，岂亦舜之所有乎？孔子将别，老子将申告诫，先谦言己非仁人，谬窃仁人之号，则当时老子固有仁人之称者，孔子谓为犹龙，而昌黎以为坐井，是孔子不如昌黎矣，于理可乎？煦煦之仁亦仁，孑孑之义亦义，但当问其合理与否[9]3-4。 孔子高度评价老子，老子当时就有“仁人”的美誉，韩愈的批评就显得不够客观。 韩愈说：“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刘沅评论： 愚尝有言，井田废而买卖，由民贫寡众而苍生失职，菴观寺宇，非国家之公田，即民间之义举，以此位置穷民，俾有安所，未为不可，已尽其意。民穷且盗，由养教不周，何尝是僧道太多之故？[9]8-9 刘沅不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说明了佛教不是“民穷且盗”的原因，而且肯定了佛教对于“穷民”的意义，“菴观寺宇，非国家之公田，即民间之义举，以此位置穷民，俾有安所，未为不可”，还直接说明了“民穷且盗”的根本原因是国家“养教不周”。 韩愈说：“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刘沅评论道： 中华僧道多无告穷民，藉寺宇以养生，原非得已，其无故而弃人伦出家者，乃为乱民。……然不养父母，佛无此教，僧人亦各有职业。……唐时重佛，亦不过崇信者多，非当时以佛法治民，而云以其法加之先王之上，诬罔时君亦甚[9]14-15。 实际上，以儒为正宗，儒释道三教并重是唐王朝的基本政治策略，已经得到学者们的赞同。所以，刘沅说唐代“非……以佛法治民”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批评韩愈“以其法(佛教)加之先王之上(儒)”的说法也是合理的。 最后，刘沅对韩愈《原道》有一个总体评价： 右《原道》一篇，盖为辟佛老而作，然欲辟人，非须自己于道实有所得，且必深造其境，反身而诚，然后是非不谬。吾所非者，其学之本末，吾皆深悉，则所言符契圣人，辨折无非至理，岂依稀仿佛知其大概即谓此是而彼非乎？[9]19 刘咸炘认可的包世臣也有类似评论。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书韩文后上》中说：“退之以辟二氏自任，史氏及后儒推崇皆以此。今观《原道》，大都门面语，征引蒙庄，已非老子之旨，尤无关于释氏。以退之摒弃释氏，未见其书，故集中所力排者，皆俗僧耸动愚蒙以邀利之说。”所以包世臣认为，“俗僧世守者，则益倡福田利益，以攫愚夫愚妇之财利。故徒从虽日众，而其道则极衰。是俗僧自衰之，非必退之辞而辟之之力矣”[10]35。 刘咸炘说：“退之之辟佛老，岂足与孟子并哉？”[8]1405实际上，刘咸炘认为韩愈对于道的认识是非常肤浅的。他说：“韩公于道，知其用之周于万事，而未知其体之具于吾之一心；知其可行于天下，而未知其本之当先于吾之一身也。”[8]1404所以，韩愈一生行事不符合儒道者颇多，最突出的是韩愈对于永贞革新的评价。刘咸炘认为：“退之平生私见失言而乱是非且有玷于大节者，莫如《顺宗实录》与《永贞行》。”[8]1408 唐顺宗时，王伾、王叔文与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的政治革新，《旧唐书》《新唐书》大加鞭挞。刘咸炘“读《实录》而大疑之，继读近儒书，乃知已有先我发之者，备录如后”。可以说，刘咸炘集中了历代永贞革新的翻案言论，是近现代较早也是说服力较强的为永贞革新翻案的学者。 刘咸炘“备录”“先我发之者”，有范仲淹、王应麟、赵彦卫、刘克庄、江瀚、王鸣盛、王志坚、孙宜、张燧、贺贻孙、陈祖范、李详等的反驳意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刘咸炘用的是翁元圻等的注本，收录了阎若璩、何焯、方婺如、全祖望等人的注释，阎若璩、方婺如、全祖望的看法与刘咸炘相同。范仲淹是刘咸炘发现的最早为刘禹锡等人翻案的学者。范仲淹在《浙西述梦诗序》中提出了几个疑点：一是刘禹锡、柳宗元、吕温等人的著作“理意精密，涉道非浅”，如果王叔文“狂甚”，刘柳诸人“义必不交”；二是刘禹锡等“罢中人兵权，啎俱文珍辈”，“绝韦皋私请”，“其意非忠乎”；三是“《唐书》芜驳，因其成败而书之，无所裁正”。最后感叹，“韩退之欲作唐一经，诛奸谀于既死”，“岂有意于诸君子乎？”[11]所谓“唐一经”，应指《顺宗实录》，所谓“岂有意于诸君子”，应指《顺宗实录》对刘禹锡等人的批判。范仲淹的怀疑和感叹受到了王应麟、赵彦卫、江瀚、刘克庄等人的赞同，明清历史学家又时有发明，如张燧详述王叔文善政，特别突出夺宦官兵权一事。这一点尤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论述最为详备，前辈学者的反驳恰恰证明了唐宋时期历史学界对永贞革新的普遍性误判。而这个普遍性误判的形成，刘咸炘认为韩愈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刘咸炘在引录王鸣盛相关论述后有一段评论： 西庄之论详切矣，《旧书》所书善政，皆本《顺宗实录》，韩子虽谤叔文，不敢没也。且顺宗之政少，亦不敢削也。《新唐书》则欧、宋为之，欧、宋皆侫韩者也。彼盖觉韩之误而又欲护韩，故削其善政并削叔文之事，以没其迹，使后世无由理叔文之冤，乃其所以使韩之言信于后世也[8]1413。 刘咸炘用“诡随”[8]1414二字来评价《顺宗实录》，也是从诸家评论中总结出来的。赵彦卫说韩愈是“当时有所拘忌，不得不深诛而力诋之”[12]，张燧也有同样说法。正因为这一点，刘咸炘提出了以下几个课题：一是“实录之言岂尽由中乎”[8]1415，“惟《顺宗实录》本文已大可疑”[8]1413，在当代牵连出《顺宗实录》的作者、《顺宗实录》的成书过程、《顺宗实录》的版本等一系列文献问题，也牵连出韩愈对永贞革新参加者的区别对待等问题。二是提出韩愈对待宦官的态度问题，“俱文珍，倾叔文者也，其恶亦众知之，而其由汴州还朝，韩子作序诗送之，则又赞其奋武毅，张皇威，冲天报国，忠孝两全。虽在德宗之时，非应恶伾文而然，要不应失言如此”[8]1415，“韩子此诗(《永贞行》)大有党宦之疑”[8]1409。韩愈对待宦官的态度，也成为当代韩愈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三是提出历史书写问题。“《实录》载除伾文事亦可疑”，“夫以顺宗之信伾文，何以忽因厌倦而恶之，此明是文珍等挟藩镇以劫持顺宗，观其暗属边将不附范希朝可见，岂启上而除之哉。……岂非畏宦官而曲笔乎？”[8]1415韩愈撰写历史著作的方法也是今天研究的问题。 刘咸炘认为韩愈还有许多错误，如《与孟尚书书》说“汉兴且百年……始除挟书之律”，刘咸炘说“汉惠帝四年除挟书之律，上溯高帝元年才十余年耳，其不考甚矣”等，这里不一一论述。 实际上，韩愈对于儒道的阐释，宋人就已经有很多不满，刘真伦《论韩愈“性体道用”的心性本体理论》一文有极为翔实的论述。任长龙、隗芾《从朱熹眼中的韩愈看儒学经典作家对前贤之继承》一文就明确提出朱熹在批评韩愈时采取“二分法”，朱熹对韩愈的不满之处主要在于韩愈的“细密不足”。 然而，韩愈的儒学贡献主要不在于细处，刘咸炘对韩愈儒学贡献的评价也不只是停留在细处。刘咸炘的《订韩》是针对历史上“过誉”韩愈而作，刘咸炘说：“唐吏部侍郎文公韩子退之，后世所称道德文章之宗也，从祀于孔子之庙。读书者莫不读其文学者，数三代以下魁儒，指不十屈必及焉。……咸炘读退之之书……知其多不虞之誉。”[8]1403这并不妨碍刘咸炘在“大义”上对韩愈的赞赏。 实际上，刘咸炘对于韩愈在文化史上的地位评价很高。刘咸炘1926年作《唐学略》，高度认可韩愈在儒学发展上的贡献，他说：“世皆言汉学宋学，而无言唐学者，实则唐学非无可言也。天宝已还，复古之风甚盛，韩前韩后，自有师承，大历古文，是两宋之先河也。大历以后，专门之业未衰，史学礼学，尤多著述，记著稽数，是六朝之后海也。”[5]1222在这段话中，刘咸炘在汉学宋学之外提出了唐学一词。在学术史上，刘咸炘应该是提出唐学的较早的学者。所谓“韩前韩后”“六朝之后海”，刘咸炘把韩愈看成是汉学向宋学转变的关键人物。这个观点，早于陈寅恪近30年。肖萐父在《推十书增补全本前言》和《刘咸炘先生的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中都谈到了一点：“修水陈寅恪抗日时期至成都，四处访求先生著作，认为先生乃四川最有成就的学者。”①陈寅恪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对韩愈的认识与刘咸炘有诸多相似之处，这可能也是他访求刘咸炘著作的原因之一。陈寅恪在《论韩愈》一文中说：“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13]刘咸炘和陈寅恪的共同点最重要的是：把韩愈作为唐代文化史，甚至中国学术史的转折人物，作为上承六朝、下启两宋的关键人物。而陈寅恪论述更为详尽、论点更为明确而已。所以，陈寅恪承接上面一段话说“千年以来论退之者似尚未能窥其蕴奥”，似乎没有读到刘咸炘的《唐学略》。《唐学略》收入《学史散篇》，《推十书增补全本》列入未刊稿。蒙文通《评〈学史散篇〉》说：“先生殁已三年，余始于燕市获见此册，犹封存印书局，尚未流行。”[14]则此书已经刊印，蒙文通在刘咸炘死后3年见到了“封存印书局，尚未流行”的刊本。刘咸炘的儿子刘伯谷参与了《推十书增补全书》的编纂工作，连刘咸炘的儿子都不知道此书已经刊印，可见此书确实是“流传未广”。所以，也无怪乎陈寅恪没有读到这篇文章。 当代韩愈研究者都把韩愈作为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要么认为韩愈是“上承孟子而下启宋明理学”“上承孔孟，下启程朱”②，要么认为韩愈是中国社会由中古向近古过渡的思想文化标志③，要么认为韩愈是“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的“桥梁和中介”④，渊源应该是陈寅恪，而对早陈寅恪30年提出这一看法的刘咸炘，却缺少关注，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刘咸炘在《唐学略》中又说：“盖六朝之学与两宋之学，一广一深，一琐一浑，乃两端之形，而唐实为中枢。”正因为唐学是中枢，是转折期，所以其特点就是“于学则轻细目而重大义，贱杂家而标儒宗”，韩愈也是这个特点。 二、定于无定专明体——刘咸炘论韩愈的古文 同样，刘咸炘在《订韩》中指出了韩愈古文创作的许多不足。刘咸炘推崇包世臣，认为《艺舟双楫》“探源八代，标举正宗”“最有卓见”[15]983，又说包世臣《文谱》“言文之篇章结构”“精简而平通，乍观似浅，而实已赅”[7]297。他在《订韩》中也屡次引用包世臣的话批评韩愈。 世臣幼读退之书说赠序数十首，爱其横空起议，层出不穷。成童，(此处原无逗号，作者加)见明允笔力健举，辨才雄峻不可难而嗜之，又谓介甫鸷骜，能往复自成其说，薄退之横空起议为习气，且时有公家言，又间以艰涩，未觉必为陈言务去，皆醇复肆也[10]34。 《讼风伯》、《射训狐》、《读东方杂事》、《谴瘧鬼》诸作，讥刺当路，不留余地，于言为不慎，于文为伤雅[10]36。 刘咸炘批判韩愈的文字，还有很多，此仅举数例： 《滕王阁记》则以未得登无以为文，不得而狡狯焉[8]1428。 《应科目时与人书》、《送石处士序》皆闻叫呼之恶习[8]1429。 《送廖道士序》太狡狯矣[8]1430。 当然，《订韩》中所叙韩文弊端，不能掩盖刘咸炘整体上对韩文的喜爱。刘咸炘选《幼学读文目》，分简明、详达、盛气、锐笔、蓄势、生趣六类，共选文29篇，其中韩文7篇，只有“生趣”一类没有选韩文。《戊午正月尚友书塾开讲辞》教导诸生文行“戒浮”“戒夸”“戒剽”，“戒剽”中引用的是韩愈名言“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窃”。刘咸炘还高度评价了韩文的价值，《文派蒙告》中评论《原道》等文章“韩变单行，以前所无”[7]184，在《唐学略》中说“韩前韩后”，把韩愈作为唐学的转折点，亦作为唐文的转折点，高度评价了韩愈“于文则轻藻采而重质干，贱集部而标经体”的历史作用。刘咸炘《论学韵语》有两首诗论述到了韩愈的重要价值。 源流六艺比江河，辞气要归厚雅和。梁后过文犹故道，唐中参质起波澜。(诗下自注：中唐稍多失体，吾论文断于韩柳，有《八代唐文遗珠集》、《订韩》及《柳文定目》，又撰《近世八大家文目》，皆能脱宋人科臼，得唐前厚雅和之意者。) 韩救浮华攀汉直，欧医僻涩得韩行。补偏救弊非通道，骈散从兹水火争。 “吾论文断于韩柳”，明确说明了韩愈、柳宗元在刘咸炘文章理论中的崇高地位。但是刘咸炘并不因为韩愈、柳宗元的重要而忽略其负面影响，从韩愈开始，经过欧阳修的发扬光大，“骈散从兹水火争”，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避不开的话题，而这又从反面证明了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作用之大。 实际上，刘咸炘《论学韵语》中有一首诗概括了自己的文章学理论。 文派辞流乱如麻，甘辛各嗜便称家。定于无定专明体，至味终须欺易牙。(诗下自注：吾撰《文篇约品》及《近代善文目》，皆依体品其高下) 把文体作为文章创作及评论的标准，是刘咸炘文章学理论的突出特色。“定于无定”一语，还曾被刘咸炘用于评论自己的《文式》，《文式》通过“穷原竟委”的方式确定每种文体的特征，以此判定一篇文章的优劣。刘咸炘弟子李克齐、罗体基编订的《系年录》记载，《文式》于1918年11月写成，而《订韩》写于1919年2月，晚于《文式》3个月，基本上能够体现出学术思想的连贯性。 刘咸炘的《订韩》，涉及韩文文体的有传状、颂赞、序记、策论、书简、碑志、哀祭、奏疏等。 对于传状，“非史官不得为传”是传统观点，钱谦益、顾炎武、方苞、刘大櫆都持此认识，刘咸炘反驳了这种认识。他在《文式》中说：“专传、汇传，皆原国史，汇传既列书林，专传何独不可作？”[15]720又举出实例证实自己观点：“《隋志》录任昉等杂传，即单篇集成者也。”而且陶潜有《孟府君传》，陆机有《顾谭传》，昭明太子有《陶渊明传》[15]721。在《订韩》中，刘咸炘进一步追寻“非史官不得为传”观念产生的原因，他说：“原其所以误，特见韩子集中无传，而圬者、何蕃仅施于微者之投赠，遂谓文人不得为大臣立传，侵史官之职耳。”[8]1427实际上，刘咸炘认为：“凡记事之文，皆为传记。”[15]719所以，“非谓微者不可作”。传记文的写作弊病：一是“空泛之词”，二是“传奇”，三是“专务高简”[15]50。空泛指“行皆曾史，学皆程朱，文皆马班，品皆夷惠”[15]48；传奇指“其文扬厉，止足以供闲情，而不足以当庄论”[15]50；专务高简则因简而疏。而韩愈的《毛颖传》，刘咸炘就认为犯了“传奇”的弊病，所以大肆批评，“韩子《毛颖传》非体也，柳子排众议而称之，以其文耳”[15]722。又引《旧唐书·韩愈传》：“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8]1417 对于颂赞，刘咸炘说“赞颂同体”，原因是二者都有“容”义，颂是“美盛德之形容”，赞有“助”义，刘勰释为“飏言明事，嗟叹助辞”，刘咸炘认为这也是“形容之义”，二者的写法也类似，就是刘勰说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论述颂赞，沿袭刘勰的说法，姚鼐、姚永朴、林纾都是如此。据此批评韩愈颂赞文，得出如下结论：“退之《伯夷颂》以论为颂，后世遂只知颂为颂美，亦无定其讹者。在退之不过欲矫浮华以自立而不知其失体。凡此流失忘本之蔽，多退之开之。”当然，符合刘咸炘认识的，刘咸炘也做出了肯定，“《子产不毁乡校颂》有咏叹之意而未含讽刺，则善矣”。并且，刘咸炘还反驳了一些对韩愈的错误批评。“退之《三贤颂》乃直增减传文以趁韵耳，吾疑乃其少年学叙事时所为，不可为后世法也。以为附传之论赞，则不宜与传复，以为颂赞之流，则无此质叙之体。此说误，刘向《列女传》颂正是如此。”[8]1427 刘咸炘于《文式》中《记》之外专列《杂记》一篇，因为“古无杂记”，“唐宋以还，始有斯体”。所以《订韩》中说：“后世斋、亭、楼、馆之杂记，非古也。”刘咸炘作《文式》，本来是“据古义”，但是杂记却“无原”，只是“相沿已久，他无所归”，才“不得不立一门而剔别之”。杂记非常复杂，“就其感慨横生，乃词赋之变格”，“刻石书事及琐记”，都归入杂记一类。相比于姚鼐、曾国藩、姚永朴的论述，多有不同。曾国藩就认为《礼记》中的一些篇目就是杂记。而且，刘咸炘总体概括了杂记的一些写作特点，也有启发。就韩愈而言，《画记》是单篇“书画谱录”，《科斗书后记》是“题跋”，《汴州东西水门记》《燕喜亭记》《滕王阁记》是“刻石词”[15]792。而刻石之文的写法是“记事”以“简质为贵”[8]1428，所以韩愈《汴州东西水门记》“规模两汉，严重彬雅”，《燕喜亭记》“稍怠”，《徐泗濠书记厅石记》“道古述情题名之体则然”，“不以奇为贵”，《蓝田县丞厅壁记》“则游戏矣”，《滕王阁记》“以未得登无以为文”，是“狡狯”。 而刘咸炘重点论述的是赠序、碑志二体。 刘咸炘说“古无赠序”，“初唐人集中饯送遇会序极多，皆诗序也”，“韩柳始多无诗而序”，晋代傅玄有《赠马钧序》，“主于述事”，并且当时“传多称序”，和赠序不同。赠序的本意是“赠言”，写法正像曾国藩所言：“赠言之义，粗者论事，精者明道，证其所已能而靳其所未至。是故称人之善而识小以遗矩，不明也；溢而饰之，不信也；为人友而不勖以君子，不忠也。”[15]813和曾国藩、林纾、姚永朴相比，论述更为详尽。相比于“唐初赠人始以序名”的普遍说法，刘咸炘对于初唐序文的辨析，更为深入。以此标准衡量韩文，则多有否定。《与孟东野序》“凡有文者，孰不可移赠耶”，《送窦从事序》“铺张百越之事与送行何关”，《送廖道士序》“不足与言而不能不言，则遂铺陈衡山郴岭之神灵”，《送王含》“文笔美而意无聊”，等等，凡与赠言之义违背者都加以批判，“应人之求，不得不作，其无可立言者，则遂弄其狡狯，侮戏肤滑，无所不至”，“坏法乱格，实自韩子始也”。另一方面，又高度赞赏符合赠言之义的文章。《送齐皞下第》《送陈密》《送张童子》《送孟琯》《送王埙》“合于赠言之义而文亦朴而达”，尤其是《送董邵南游河北序》，被刘咸炘称为赠序之最，“陈古刺今，意思深长”。相对于曾国藩、姚永朴、林纾对于韩愈赠序文“冠绝前后作者”的高度评价而言，分析更加深入了。 刘咸炘《文式·石刻辞》说：“褒赞功德，记载名迹，欲托不朽，乃刻金石。其文简质，披文相质，叙事不能若传，颂美不能若词赋，虽或用韵而体严重不靡缛，故自成为一体。”“唐宋以来，墓石变为传记详实之体。”[15]825墓志文是石刻辞之一种，也当以“简质”为特色。从东汉蔡邕到中唐韩愈，墓志文经历了一个从简质到华靡再到质实的过程，韩愈有“矫以质实”的功劳。相对于林纾“汉文肃，唐文赡，元文蔓”的说法，刘咸炘对于碑志文演变史的论述更为明确。然而韩愈“以史传行于碑志”、以“词赋书简之体”“用之碑志”，也启发桐城派以“赠序为碑志”，导致墓碑文体的错乱。刘咸炘以“简质”为标准分韩愈墓志文为四类：简质合体者、用传记法者、少事迹而矜重者、空衍议论不尽矜重者。 所以，刘咸炘的文章学理论重文体，在纷繁复杂的古代文章中，拈出文体这一关键词，作为文章批评的标准，这是传统文章学的特色，刘咸炘也能够做到新见迭出。尤其是，刘咸炘总是从正反两面论述韩愈文章，既能总结要点，又能指出不足，这是之前的韩愈研究者所缺乏的。但是，刘咸炘把文体的规定性看作几乎是唯一的标准，忽略了文体的发展演变的意义，是值得商榷的。除去上文所引《毛颖传》的批评与今人的评论相去甚远外，实例还有不少。比如，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苏轼《跋退之送李愿序》说：“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刘咸炘认为这是“二公心有所感而偶然所出”，对于这篇“艺苑以为圭臬久矣”，刘咸炘觉得“诗绝佳而文未离横空起议之习，其铺陈处亦唐人所恒有，不足为奇”，与赠序所要求的赠言之义相差甚远。几乎完全否定此文的艺术价值，是不合理的。 三、勿增所无以为有——刘咸炘“韩愈研究”的学术方法 刘咸炘在《订韩》题解中说：“夫过毁一人，有诬善之愆；过誉一人，宜若无罪。然积习生常，过枉害直，纵毁誉而乱是非之真，则非知人论世之道也。”所以刘咸炘确定《订韩》的主旨是“定韩子之真”。在《订韩》的最后，刘咸炘对长期以来过誉韩愈的评论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李翱为韩愈写的行状，皇甫湜为韩愈写的墓志、神道碑，都推祟韩文，难免有“师弟之私”，宋祁《新唐书·韩愈传》中的评论“何其言之易”，苏轼则“过誉韩公”之最甚者，合适的评价是：“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刊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鲸鉴春丽，惊耀天下，然而密丽窈(《推十书》增补全本作“窃”，误)眇，章妥句适。”综合《新唐书·韩愈传》和李翱给韩愈写的行状，做出较为中肯的评价。 刘咸炘在《三术》中总结自己的学术方法：“勿增所无以为有，勿泥其显而忽于微，勿执己见以强合之，勿持阔论以概讥之，泾渭清浊不混也，郢书燕说无取也。”[5]6这正是乾嘉学者所推崇的实事求是研究方法的具体体现。刘咸炘研究韩愈也是如此。 刘咸炘的研究方法主要承自章学诚而有所发展，他在《三术》中直言不讳地说自己的读书之法“出于会稽先辈章实斋”[5]5。章学诚说：“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刘咸炘的理解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知人论世，刘咸炘明确说：“人之有言也以志，其有志也以世。”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孔子说“言各有所当”，司马迁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孟子说“以意逆志”，《诗序》说“显者，言也，文也，辞也；隐者，义也，志也，意也”，《尚书》说“诗言志”，许慎说“言外而意内”，都有这方面内涵在其中。如果不能知人论世，就会出现“雷同毁誉”。第二个层次是“建中以为极，纵横以观变”，做到“明统知类”。所谓“横”，指共时的研究；所谓纵，指历时的研究。所谓中，指当。刘咸炘在《中书·左右》中有较为详细的解释。“中之为言当也”，“当”又分几个层次，“小当”“大当”“变当”[5]58。“纵言之则为源流”“横言之则为反对”[5]54。“知类”是章学诚说的，刘咸炘高度评价了章学诚的这个认识，“章先生之书，至精者一言，曰：为学莫大于知类”[5]6。但是，刘咸炘仍然有所发展，不仅“知类”，还要“明统”。所谓“统”，刘咸炘明确说明：“正变即源流，源流即统。”[5]7所以，对于研究对象，既要把他置于具体时代的语境中，观察其当代价值，又要置之于历史发展中，探索源流，确定其历史地位。这样才能确立“大当”。萧萐父在《推十书增补全本·前言》中有一段极为恰当的论述：“在一切事理之相对、相待、相反、相因的两端中，以道家法观变，以儒家法用中，辨其同异，察其纯驳，定其是非。”[5]2刘咸炘的韩愈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完成的。所以，刘咸炘能做到“定韩子之真”。 四、刘咸炘“韩愈研究”的学术意义和时代价值 刘咸炘是在接触西学之前进行韩愈研究的。《推十书增补全书·己集》收录《新书举要》一文，主要内容是告诉徐利宾要看哪些“新书”，也就是哪些西方传入进来的书籍。刘咸炘说自己“泛览新书，才及年余”，而这篇文章题目下自注的写作时间是“癸亥录，庚午修”。癸亥是指1923年，则刘咸炘开始阅读“新书”的时间在1921年或稍后。而《文式》写于1918年11月，《订韩》写于1919年2月，说明刘咸炘是在没有接触新学的情况下进行韩愈研究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刘咸炘的韩愈研究的当代价值。 首先，刘咸炘的许多观点切中肯綮。刘咸炘确定韩愈为中国学术思想史、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早陈寅恪的论述30多年，已经成为今天学界的定评。刘咸炘对韩愈散文创作的一些评价也为我们今天所接受。比如上文所提到的对《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的评价。 其次，刘咸炘提出了韩愈研究的一系列课题，成为今天学术界韩愈研究的热点。刘咸炘提出的《顺宗实录》的文学文献研究成为今天韩愈研究的重要课题；刘咸炘提出的韩愈文章文体研究也是今天古代文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刘咸炘提出的韩愈儒学研究问题，有所承继，并有自己的推进，今天仍然是韩愈研究的重要课题。 再次，刘咸炘是在韩愈研究出现重大矛盾的大背景下进行韩愈研究的。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历史上，韩愈的历史地位无疑是受尊崇的。但是这种尊崇在晚清近代以来受到了根本性冲击，代表性的人物有严复、胡适、陈独秀等。严复《辟韩》，目的是宣传民众自强自治思想，所以反对韩愈《原道》中的某些思想。韩愈《原道》推祟圣人，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的言论，把民众的历史作用降低了，严复加以反驳，“使圣人与其先祖父而皆人也，则未及生，未及成长，其被虫蛇、禽兽、寒饥、木土之害而夭死者，固已九矣”，说明圣人在人类历史发展上的作用没有这么突出。至于韩愈所说君主“出令”、臣“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的职责分工，严复认为这是“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与现代西方文明“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的思想正相反[16]。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提出“言之有物”的要求，首先反对的就是“文以载道”，而在郭绍虞提出“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概念的区分之前，这两个概念是二而一的，很明显这个“言之有物”的要求直指韩愈以来的古文第一标准。所以胡适在“不模仿古人”的要求中就严厉批评：“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17]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更加严厉地批评：“唐宋八大家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甚至否定了韩愈在整个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18]。严复、胡适、陈独秀对韩愈的批评是有突出的时代性的，所以忽略了韩愈的时代是在1000多年前。另一方面，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畏庐论文》，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等著作又高度评价了韩愈，要进一步巩固韩愈文章的地位。刘咸炘虽然没有认识到近代韩愈研究的矛盾，但是他却觉察了以清代朴学兴盛为分界线的韩愈评价的不同。一方面是韩愈被称为“道德文章之宗”，“从祀于孔子”，刘咸炘认为这是“过誉”了。另一方面，“近百年汉学兴盛，言理则鄙程朱，言文则薄唐宋”，对于韩愈，刘咸炘认为是“过毁”了。所以，刘咸炘把韩愈置于唐宋时期的历史变革中，较为合理地评价了韩愈在儒学文学上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当时的争论，又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①见《推十书前言》(增补全本)第8页和《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1期第101页。 ②见黄永年《论韩愈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白书刚、陈运新《韩愈的道统思想及其历史地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等等。 ③见刘真伦《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④见马良怀《论韩愈、李翱思想的历史位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