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民族论文,记忆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7）06—0001—07
伴随全球化浪潮出现的民族主义张扬，是一个极力复杂的、值得人们深思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当前民族主义张扬现象的重要表现形式。研究者们都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人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我们十分关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如何重新建构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记忆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似乎没有冷静地反思一下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是怎样建构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的。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当前国际斗争格局中面临着极为错综复杂的问题，中华各民族的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是否科学，对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国家和平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以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的有关问题进行认真反思是很有必要的。
一、如何认识民族历史记忆的建构问题
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后，中央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出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其中，对“民族”作了如下描述：
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
在关于如何科学定义“民族”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今天，应当说，上述关于“民族”的新的描述性说法，继承和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民族”的论述，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的说法。最新出版的《中国民族理论新编》一书将共同的“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心理认同”归纳为“构成民族的六要素”。[1](P.30) 这些要素都经历了产生与发展的长过程，其中多数要素经由历史延伸到现在，而“历史渊源”这一要素则定格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可以说，是历史的因素和现实的因素共同构成民族诸要素。在当今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许多构成民族要素的现实因素在相互影响下逐渐趋同是不争的事实，故而构成民族要素的历史因素在各民族区分“我者”和“他者”中，分量越来越重。
构成民族要素的历史因素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存在，保留在民族记忆之中（书传或口传），这就是所谓的民族的“历史记忆”。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的内容是极为丰富、极为复杂的，有可歌可泣、可圈可点的内容，也有不甚光彩、不足为外人道、不足为子孙道的内容。到底选择哪些内容作为历史记忆而传世，这就涉及到民族历史记忆的建构问题。建构民族历史记忆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护本民族道义上的利益和物质上的利益。为了在民族交往中维护本民族道义上的利益和物质上的利益，加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价值取向，在建构民族历史记忆时，恐怕没有一个民族是完全客观的，难免不是责人严，责己宽，甚至颠倒是非诿过于人，于己则“隐恶扬善”、多有回护。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价值评判标准的变化，在某一历史时期的价值观、道德观评判标准下甚为光彩之事，在后人的价值观、道德观评判标准下可能变得很不光彩；或者某些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或带来现实利益的内容他民族有而本民族没有，于是常有后世调整、改造前人建构的历史记忆的举措。重新建构民族历史记忆的着眼点仍然是为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道义上和物质上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有一段著名论述：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的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2](P.52)
民族历史记忆属精神文化范畴，在建构民族历史记忆中，不能否认民众的口碑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精英集聚的掌握精神生产资料的上层集团。因此，如何建构或如何重新建构民族历史记忆，主要取决于民族的上层精英集团。
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迭兴，至20世纪后期以来，民族主义张扬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国内外的学者们都注意到民族主义张扬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对民族历史记忆异乎寻常的重视。安东尼·D.史密斯在其名著《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文版序中指出：
民族主义仍具有强大威力，就是因为它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它深植于每个地区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特点鲜明的文化遗产中。它从特定民族和特定共同体活的历史中提取意义和活力，努力与现代民族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不是在现代化和全球主义的力量中，而是在族裔共同体与族裔类型的历史与文化中找寻民族主义的力量与韧性。[3](P.4)
但是，民族的历史文化不同于体貌特征，更不同于DNA，它是在历史长河中被建构的，其中相当多的内容甚至不止一次地被重新建构过，它的客观程度是很难被完全证实或证伪的。在民族主义张扬的大背景下，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试图重新发现共同体的过去，试图把一代代慢慢传递下来的各种集体记忆、神话和传统，阐发、整理、系统化并合理化为一部前后一贯的族裔历史。只要有正式确认的形式规范的族裔历史，他们就会从中选择、使用一些成分，按照他们的判断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3](P.74) 这种所谓“重新发现”的、“合理化阐发、整理”过的、“为特定政治目的服务”的历史，就是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现实需要重新建构的民族集体记忆。我国周边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在根据“特定的政治目的”建构或重新建构民族或族群的历史记忆方面早有接连不断的动作。如泛突厥主义鼓吹“东土耳其斯坦”；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地、锲而不舍地修改历史教科书；台独势力正在大搞修改历史教科书和“更名”运动，目的是“去中国化”……其实有动作的还远不止此几家。民族历史记忆对后世影响之大，这是众所周知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其知名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英国的历史教科书为每个学童都被教导要称之为征服者威廉的那位伟大的开国之父，提供了一个有趣壮观的画面。同样的一个学童并未被告知说威廉是不说英语的，而事实上他也不可能说英语，因为在他的时代英语还不存在；也没有人告诉他或她‘威廉是’‘什么的征服者’？”[4](P.230) “为特定政治目的服务”而企图建构颠倒历史的民族历史记忆最无耻者，莫过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他在2004年8月15号日本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是这样致辞的：“在那场极其惨烈的战争中，300多万同胞胸怀祖国，奔赴战场……现在，我们享受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那些为了祖国而被迫献出生命的战殁者牺牲的基础之上的，让我们对战殁者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① 我们深感愤怒之余，需要冷静思考的是，如此建构或重新建构民族历史记忆的作法对与不对是一回事，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点：这些作法都是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其对当代特别是对后世的确是会产生重大作用的。
二、新中国成立后在建构民族历史记忆中存在的问题
应当注意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当我们用高度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周边国家和地区纷纷为着“特定的政治目的”建构或重新建构民族历史记忆之时，却没有认真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建构和重新建构的许多民族历史记忆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中华民族长远的利益？这是一个必须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十分复杂、急需认真梳理、慎重处置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认识这个问题，必须从源头说起。我们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而且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新中国建立后建构或重新建构的可堪称为民族历史记忆的许多内容，是在马恩列斯毛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完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其具有统揽全局意义的核心理论是什么？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其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讲如何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私有制、建设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讲如何正确地认识世界，特别要认识人类社会是怎样产生出私有制、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强调如何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改造世界是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首先就是要改造马克思所处的那个“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5 ](P.58) 的现实世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基本的改造方式。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其研究的主要对象和论述的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分析其不可克服的弊端，预见其历史的终结，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胜利提供有力的依据。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理论是居于统揽全局地位的。这一点，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是公认的。新中国建立，本身就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应用于中国所取得的成果，建国后，我们不正是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努力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认识和解读历史吗？毛主席1949年8月14日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十分著名的那段论述：“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6](P.1376) 毛主席的上述说法并非由他原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说：“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则构成了从前全部成文历史的内容。”[7] 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上述论述，都有一个如何正确解读的问题。正确的解读应当是：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贯串其始终，是历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抽去阶级斗争的内容，历史就残缺不全、不成其历史了。但是，阶级斗争并不是历史的全部内容。并非所有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都必须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上去归结动因。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的出现，虽不能说绝对与阶级因素无关（总可以从某个角度或某个环节与阶级因素挂上钩），但显然不是由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所主导则是十分明显的。比如，我国的四大发明肯定对中国和世界历史都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但很难说这四大发明的出现具有直接的阶级斗争的动因。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解放思想之前，我们是否对人类阶级社会的历史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做到正确的把握呢？是不是有相当多的人，不论其是否明确意识到，都是循“人类历史完全等同于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思维方式来认识和思考问题的呢？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恐怕都是深有所感的。人们在研究历史和对历史问题下定论（这就是我们自己建构的历史记忆）的时候，唯恐阶级观点不够鲜明、阶级立场不够坚定，不论是不是过于牵强，总是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角度去阐述，阶级斗争理论成了一个预先设定的大框架，任何历史问题的结论都必须在这个框架内去寻找，否则就会被扣上“阶级调和论”、“唯心史观”的帽子，遭到批判和打击。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中，历史研究中的误读误判比比皆是，建构出一些很不真实的历史记忆。略举几个事例：
——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可以说，如果没有孔子和孔子的思想学说，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阶级斗争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逐渐成为“纲”之后，我们是如何来定论孔子和他的思想的呢？众所周知领袖诗词中有“孔学名高实秕糠”之句，还发起了把林彪和孔子联在一起批判的“批林批孔”运动。名家定论孔子“一生致力于维护崩溃中的奴隶制度，时刻梦想复辟文王、周公之道……他站在卫道立场而提出的一套唯心主义理论和仁义道德的虚伪说教，却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赏识。”[8](P.58—59)“孔子一生干尽了坏事，并且死不回头……由于他的反动思想为历代的反动阶级所宣扬，流毒很深……”[9](P.33) 孔子思想中确有不少内容具有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但也有相当多的内容具有超时空的价值，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以上引述的全盘否定孔子及其思想的说法来重新建构民族历史记忆，必然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惘之中。
——秦王朝垮台后，楚汉相争，项羽由强而弱，最后乌江自刎。项羽失败的原因何在？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总结项羽失败的首要原因：“项籍（羽）大封诸侯王，把统一的中国倒退到割据分裂的旧时代里去，这是完全违反历史前进的反动措施。”而且说“他的败死，是领主残余势力的一个大挫折，也是农民阶级要求国家统一的一个大胜利。”[10](P.28) 但是一查历史，大量的历史记载十分清楚，当时之势，不分封是根本摆不平的。在分封问题上，刘邦比项羽更大方、更主动。但刘邦却最终取得胜利。胜利后又分封一大批同姓诸侯王和列侯。十分明显，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此，《中国通史简编》的结论并不是因史而出，而是在阶级斗争理论框架中十分牵强地造出来的。我们建构的这样的历史记忆，对后人当然会形成误导。
——西汉景帝时暴发了七个刘氏同姓诸侯王联兵50万之众的叛乱——“吴楚七国之乱”，太尉周亚夫率军3个月平息了叛乱。对于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叛乱七国来势汹汹却3个月即告失败，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结论为“刘濞等的叛乱是争权夺利，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以很快垮台了。”[11](P.327) 考诸史籍，恰恰看不到人民群众支持朝廷、反对七王叛乱的记载，倒是有不少关于叛乱的领头羊吴国实行轻徭薄赋、收揽人心和民众支持叛军的记载。七国联兵叛乱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军事上犯了战略错误，但《中国古代史》在史料佐证缺乏的情况下把七国叛乱失败定论为“人民不支持”，显然是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理论的需要。耐人寻味的是汉景帝削藩引发诸侯王叛乱的历史在明初又重演，朱元璋之孙建文皇帝效法汉景帝削藩，燕王朱棣发动叛乱。但这一次，维护中央集中统一的建文皇帝却失败了，朱棣叛乱成功，当了皇帝，是为明成祖。朱棣的叛乱难道不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但事实上朱棣的确胜利了，难道这个胜利的原因是“得到人民的支持”？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确实对哲学社会科学从内容到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改造工作。从我们主观上讲，是力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这些改造，但我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否准确、是否全面，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氛围中进行了大量重新建构民族历史记忆的工作，有的的确起到了“把剥削阶级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的积极作用，但有的则不然，所建陶或重新建构的民族历史记忆是不科学的、扭曲的，有损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虽然党和政府以及知识界对上述问题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远远谈不上全面和彻底，在应对当前全球化形势下的诸多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时，我们经常痛切地感到不少由我们自己建构或重新建构的民族历史记忆成为我们现实的或者是潜在的麻烦。
三、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中的理论误区及其影响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各民族的先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多民族共生于中华大地，当然就有一个民族关系问题，于是也有关于民族关系历史记忆的建构问题。不同民族之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的历史记忆，是民族历史记忆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现实的民族关系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确实力求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论述来构建我国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5] 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十分清楚：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条件下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这是我们认识民族问题所遵循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建构民族关系历史记忆所遵循的基本思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经典作家们讲的是阶级社会中，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条件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这无疑是科学的结论。但我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阶级斗争氛围日渐浓烈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地把阶级社会中“民族压迫的根源是阶吸压迫”的概念，扩展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在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中，所谓“阶级问题”，就是指阶级矛盾、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问题，是绝不能调和的。1958年出现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理论的统率下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到处套用，对我国民族工作造成了重大的负面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的拨乱反正中曾对这一说法开展过大讨论，理论界大体达成的共识是：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坚持“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但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应当坚持。[12](P.520)
关于1958年出现的“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提法的症结所在，前不久笔者专门撰写了内部研究报告上报，此处不赘述。即便是在剥削制度占主导地位、剥削阶级掌握统治权的阶级社会中，被人们视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这一说法是否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笔者认为也是值得深入推敲的。首先，这个提法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上扩展出来的概念。在阶级社会中，民族压迫自始至终都存在，而民族压迫问题又是民族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对其他民族问题产生广泛的影响，民族问题总是可以从某个角度或某个环节上与阶级问题挂上钩。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民族”与“阶级”本来是不同的范畴，在阶级社会中这两个范畴之间有十分紧密的关系是事实，但二者并不能简单地等同起来。认识阶级社会的民族问题不重视阶级因素的影响是错误的，但一说民族问题就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范畴去寻找动因、作出解读也是不正确的。民族问题的范畴很广，有的问题很难找到一个与其有直接关系的阶级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表述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关系所使用的措辞是十分清晰的，而被我们扩展后的说法用了一个哲学概念“实质”来联结二者的关系。《辞海》称“实质”即“本质”。《辞海》之“本质和现象”词条说：“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它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构成，是事物的比较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13] 按照“实质”或“本质”一词的哲学含义，人们依遵这一观点时十分自然地将阶级问题解读为民族问题的“内部联系”、“内在矛盾”，是民族问题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因而，一旦在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之间用“实质”一词来衔接，其产生的效应，就是使人们易于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人们在认识阶级社会的民族问题时，往往努力去寻找与阶级问题挂得上钩的因素，循阶级矛盾、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思路去进行解读、寻找结论。这样一来，牵强附会，误读误判就势所难免了。
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围绕“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说法的大讨论中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现象，是重“义理”而轻效应，人们多从字面意义去争辩某个提法是否符合经典理论，并未认真思考这一提法在特定的时间、针对特定问题提出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效应。由于最后形成那样的一个共识，故而直到进入21世纪，人们还是把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民族问题，笼统地归纳为“本质上是统治民族或强大民族对被统治民族或弱小民族的压迫、剥削、掠夺和同化，以及被统治民族或弱小民族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的问题。”[14](P.29) 仍然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一说法把民族问题的本质说成是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和民族反抗斗争。其实这一说法，是对“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说法的直截了当的阐释——既然阶级社会中的阶级问题是阶级矛盾、阶级对立、阶级斗争问题，也就是压迫与反抗的问题，那么直接把民族问题从本质上说成民族压迫与民族反抗斗争未尝不可。马克思、恩格斯是说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我们一次扩展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把“民族剥削压迫”这个明确限定的范畴扩大到“民族问题”这个大范畴，然后又直接将其说成民族问的压迫与反抗。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是说在阶级社会中存在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产生民族剥削、民族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压迫。我们扩展后的概念是整个“民族问题”从本质上讲（即从内部联系、内在矛盾上讲）就是压迫与反抗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差别不可谓不小。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阶级斗争的强调很快成为新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以后，我们对阶级社会中的民族问题的认识是怎样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基础上扩展的。我们正是在这个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基本观点，而实际上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理解而被并非完全合理的扩展后的观点的指导下，来建构民族关系历史记忆的。这样建构起来的民族关系历史记忆，有不少是片面的、不实事求是的、不科学的，对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起着负面作用。
学术界曾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展开过不止一次的大讨论，在参加讨论的名家中，对如何认识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翦伯赞先生认为：“民族之间的正常的主导的关系应该是和平共处。”[15](P.122) 范文澜先生则认为：“剥削阶级统治下的民族和国家、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完全依靠力量对比，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16]孙祚民先生完全同意范老的意见，称“这个卓越的见解，今天读起来仍然深感既贯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原则，又完全符合历史真实。”[17] 十分明显，范老的定论与我们前引那种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族问题本质是民族压迫与反抗斗争的说法如出一辙。虽然也曾有人撰文阐明了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18] 不能把“民族关系史写成各民族互为仇敌的民族相斫史”[19]，但以范老和孙先生为代表的此种认识在学术界具有根深蒂固的影响，直至今日相当多的学者仍持这种看法，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原则。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华各民族“三个离不开”的科学论断。首先要明确一点，民族与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关系，绝对不是短时期内形成的，不能理解为完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形成的（固然党的民族政策对于“三个离不开”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认识到，“三个离不开”是中华各民族在中华大地上共同创造历史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就是“三个离不开”的形成过程。怎样理解中华各族的相互“离不开”的关系？李维汉同志在论述我国民族关系时曾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说：
一方面，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早就以汉族为中心，形成了不同程度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大多数民族间，这种联系达到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程度。另一方面，又长期地存在着民族压迫制度，在多数的情况下，是汉族反动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人民的压迫，也有的是少数民族反动统治者压迫汉族人民，或者一个少数民族压迫另一个少数民族。[20](P.670)
各民族之闻互相接受对方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同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政治、经济联系的自然结果，但常常同统治阶级的强迫实施的民族同化政策分不开。”[20](P.674)
李维汉同志在当时那种阶级斗争至上的政治大气候下，虽然比较强调民族关系中的民族压迫因素（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并没有说各民族之间密切不可分的关系完全是由压迫、强制的外在因素造成和维系的。“三个离不开”的形成，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客观因素无非是两个：相互的需要和强制的力量；主观方面的因素确有因相互仰慕而产生的和睦相处、“合同一家”“华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愿望。如果没有“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交融的过程，各族人民在彼此交往特别是近百年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发展了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谁也离不开谁”[21](P.297) 的强烈的主观方面的感情，单靠客观外力是无法形成和维系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关系的。当近代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风潮之时，清王朝已无力抗衡列强，但中华各族却共同抗御列强的瓜分阴谋，没有一个少数民族离中华而去，没有主观方面的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感情怎么可能办得到？但如果我们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从“实质”上归结为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从“本质”上归结为民族压迫与民族反抗斗争的关系，这是一种毫无情感可言的尖锐对立对抗关系，是一有机会就巴不得离开的关系，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扩展出来的“实质”论、“本质”论，是不够科学的，其产生的社会效果也是不好的。
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例如，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22](P.512)
如果我们不是被束缚在“民族问题的本质是压迫与反抗”这个思维定式中，而是遵循列宁的论述，具体分析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是什么？中华传统民族观是什么？中华传统民族观对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与同一历时代其他国家有哪些不同的具体特点？中国历代王朝的民族政策受什么样的思想指导？哪些措施是体现基本原则的，哪些措施是具有策略性质的？这样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对民族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应该如何从时代的环境条件出发去评判历代王朝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是怎样形成的？汉族同历史上其他民族的关系与同一历史时代的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欧美、与俄罗斯的大民族和小民族的关系有什么不同？如此等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遵循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去建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肯定比抱定“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或“民族问题的本质是压迫与反抗”的思维定式建构的民族关系历史记忆要客观得多、科学得多，对现时民族关系的影响要积极得多、有利得多。
四、余论
我们在当时那种阶级斗争至上的政治环境氛围中和思维定式下，对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作出了一些不够科学的历史定论，建构起一些不够客观的民族历史记忆。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到，即便是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始终存在的阶级社会中，中华各民族的关系也并不全是压迫与反抗的关系，也有不少时候是相互钦慕、友好往来、休戚与共甚至是相濡以沫的关系（如唐僖宗在唐廷自身财政已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还救济穷途末路的甘州回纥绢一万疋）。建构民族关系历史记忆时，回避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但像“实质”论、“本质”论那样把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味说成民族压迫与反抗斗争，根本否认其有友好往来、和平相处的时期和互相依存、休戚与共的关系和情感，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值得指出的是，中华民族以“仁”这一核心理念延伸出来的传统民族观，和在这样的民族观指导下的民族政策的许多基本内容、基本原则，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民族观相比较，是非常有特色的，也是相当开明的。这不只是汉民族一家的遗产，而是中华各民族先民共同遵循的理念和游戏规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遗产。这份遗产对于我们内建和谐社会、外建和谐世界的国家战略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我们建构民族关系历史记忆的重要内容。当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的不少人为着“特定的政治目的”不惜歪曲历史去建构民族记忆时，我们虽然不能为“特定的政治目的”去歪曲历史，但我们也绝对不可以置优秀的祖宗遗产于不顾，却片面地、不客观地建构有悖于我们希望达到的维护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这一“特定的政冶目的”的民族关系历史记忆。我们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是：大力宣传“三个离不开”的理论，科学地阐释“三个离不开”的理论。在“三个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下，认真梳理和科学建构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忆。
收稿日期：2007—04—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民委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建国后民族历史记忆建构中的几个问题”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7XN06）。
注释：
① 日本《每日新闻》2004年8月15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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