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单线论”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单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理论或理论体系都存在遭到误解或弯曲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对于马 克思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的理解，人们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关于长期存在的“一元单线论 ”。本文本着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发展观的目的，对“一元单线论”的缘起及其谬误作 一辨析。
问题的提出
所谓“一元单线论”，是指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单纯地归结为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为中心，以五种所有制连续更替为线索，叙述社会形态变 化过程和规律的学说。(注：尹树广：《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2000年版，第170页。)这种论点把社会形态的过渡简化为如下的循环公式：新生产力 →革命→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变革→生产力大发展。按照这个公式，“每种社会经 济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力在历史过程中只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而生产 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水平又是一次性完成的。”(注：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5、61页。)由此，单线发展模式便有了逻辑的基础：社 会形态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 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社会依次递进演变。“一元单线论”强调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 会历史都严格按照上述同一序列模式演变发展，如苏联教科书标准的表述所称：“所有 的民族都经历基本相同的道路……社会的发展是按各种既定的规律，由一种社会经济形 态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注：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 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国内学界的一个较普遍看法是，“一元单线论”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附加上去 的，最早大概由苏联理论界提出，尤其是在1938年斯大林发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一文之后，一元单线论成为一个理论定式，并长期占据马克思主义历史教科 书的主流。(注：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也见孙承叔、王东《对<资本论>历史观的沉思》，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221 页。)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总结西方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时也称：193 8年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后果严重，自那时以来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始终 受这种理论框架的禁锢。(注：[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页。)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斯大林时代的 苏联学界只是将一元单线论的历史发展观教条化，却称不上最早提出这个论点。在此之 前，一元单线论实际上已经存在，并成为西方思想界论战的一个焦点，只是尚未“法典 化”而已。
事实上，“一元单线论”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论点。早在1845～1846年的《德 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注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页。)又 称“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 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注：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的道德》，《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9页。)在最简洁地概括其历史发展观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序言”(1859年)中，马克思则列举称：“大致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 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注：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在1867年的《资 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又明确提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 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并称，“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 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6、207页。)这些论 点，足以让教条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确是主张社会形态发展的单线替代规律，从而把 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概括为一元单线论。
然而，我们应注意到，马克思在列举社会形态发展的几个阶段时，加有“大致说来” 的限定。另外，在其他一些地方，他还作了一些相对或相反的论述。在发表于1847年的 《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批判了蒲鲁东 等人对历史发展线索的形而上学理解：“蒲鲁东先生把种种经济关系看做同等数量的社 会阶段，认为这些阶段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来自一个，正如反题来自正题一样；认为这 些阶段在自己的逻辑顺序中实现着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 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呢? ”(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9页。)这又足以 引导人们得出推翻一元单线论的结论：马克思没有也不会把社会形态发展阶段作单线排 列。诚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1896年阐述的那样，“辩证唯物主义指出，人 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完全不是为了沿着一条预先画好的前进路线进行，也不是因为他们 必须服从某种抽象的进化的规律。”(注：普列汉诺夫：《论唯物主义历史观》，该文 作为“附录”收录于安·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上述引文见该书第161页。)当代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也明确断言：“马克思对历史发 展的观点从来就不是单线式的，他也从来没有把它视为一种单纯的进步纪录。”(注： 转引自江丹林：《马克思的晚年反思》，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指出上述这两种对立的论点，并不是要刻意证明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本身存在矛盾， 相反是要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可以简单化的理论，它首先是一种辩证的理论体系 ，如果断章取义式地抓住其著作中的只言片语加以强化，肯定无法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历 史发展学说，而只能造成“以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的局面。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被简单 化和片面化的趋向，恩格斯曾一再提出警告：“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 而且还不总是掌握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 (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第479页。)“一元单线论”的形成，如同其他一些曲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做法一样，恰 恰是犯了恩格斯所警告的错误。
问题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本身是一个历经修正的学说。作为执 著追求真理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勇于对自己的理论不断反思、修改和完善。从《 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唯物史观的基本构想，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确立唯物史观的基 本原理，到马克思晚年的反思，再到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全面总结，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学说经历了好几个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 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恩格斯：《致弗·凯 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7年1月27日)，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中央编 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5页。)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卡 尔·柯尔施就把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阐述分成“经济主义”、“ 所谓的相互作用”和“校正”三个阶段。(注：参见[德]卡尔·柯尔施《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阶级运动》，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178页。)因此， 如果仅仅强调马克思早期和中期的几部核心著作而忽视其后期的思想变革及恩格斯的阐 述，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误解乃至曲解。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对 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最近已成为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当然，这并不是 说马克思晚年的思想与其早期和中期的思想有什么本质的断裂或冲突。事实上，马克思 晚年关于历史发展观变革的理论凸显，在此前就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注：参见尹树 广《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第二章第三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10 5页。)
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既是一个辩证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说。基于这 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再从“元”与“线”的区别、“元”的内涵和“元”与“线”的统 一三个方面更深入地辨析一下“一元单线论”的谬误，并谈一点对马克思历史发展观的 正确理解。
“元”与“线”的区别
所谓“元”，是指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规律的精粹，即关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论述。 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与在他之前黑格尔关于“动力之动力”的探讨一样，都是探讨人 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黑格尔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角度强调所谓“客观精神”在 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归结于神秘莫测的、超感性个 体的“理念”。(注：刘德福：《马克思主义坚持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240页。)而马克思则在他对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个案详尽考察的基础上，提出“物质 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从而把物质生活 的生产方式看作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即“元”。揭示这条历史发展规律，是 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第574页。)而这个基点，也是马克思理论阐述的核心所在，正如一些西方马克 思主义学者总结的那样，马克思把他认为的“自然规律”即“元结构”当作他考察政治 实践的起点。(注：雅克·比岱：《论当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革新》，《南京大学学 报》2003年第1期。)
所谓“线”，则是指社会形态发展的基本线索，也即社会发展道路。马克思揭示历史 发展规律的目的并不是要用它来类推或规定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道路。“历 史发展规律”虽然与“社会发展道路”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两者却不能完全等同；前者 是历史发展的本质，而后者则是其现象。任何事物的本质与现象是一对既统一又对立的 矛盾。马克思的以下论述，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联系 和区别：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的经济基础，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 ，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 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的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 以理解。”(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页 。)“一元单线论”最明显的谬误恰恰就是混淆了本质与现象，在方法论上错误地处理 了“元”与“线”之间的关系，“把‘历史发展规律’混同于‘社会发展道路’”。( 注：参见叶险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73～75页。)
从方法论上看待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清楚意识到一般的历史 哲学理论不同于具体的历史进程，“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 达不到这种(理解具体历史现象的)目的的。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在于它是超越历史 的。”(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在历史科学中，专靠一些公式是办不了什么事的。”( 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页。)另外，马克 思习惯的辩证法思维使他认识到，任何规律都必须有一定的前提而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实际上，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他们的历史哲学框架作了 如下说明：“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 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 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 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
马克思同时代的一些批评家中肯地指出了马克思的这一观念。考夫曼在1872年撰写的 评论文章中称：在马克思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每个历史 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 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马 克思)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 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注：考夫曼的评论及下面马克思对其评 论的评价均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216～217页。)马克思虽然不同意考夫曼关于《资本论》方法论的总体评价，但 对考夫曼的上述评论是赞同的，称考夫曼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 样恰当”。
马克思自己在许多地方讨论过关于“元”的规律在具体环境中会发生不同的作用，称 即使是“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年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第131页。)比如，仅西欧地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马克思就指出了其 中的实际差异：“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 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23卷，第784页。)又如，对于西欧各国未来的发展模式，马克思也认为英德法三 国的国情不同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的革命道路各有迥然不同的特点。(注：参见江丹林《 马克思的晚年反思》，第173页。)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分析了西方几个发达国 家的情况后称：“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 应采取同样的手段。”(注：转引自尹树广《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2000年版，第98、118页。)对于几个情形极为相近的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 形成历史和未来发展方向，马克思尚且采取如此“多线”的态度，可见，说他对全世界 各地区社会形态的发展竟采取“单线”的论调，实在是无法令人信服的。
事实上，即使对西欧地区相近的状况作了较高层次的理论归纳，马克思也没有把归纳 的结果任意向西欧以外的地区推演。晚年马克思在反思他所提出的社会形态发展历史必 然性时，越来越强调他考察基点的局限性，以免他的理论被人误解。在1877年给《祖国 记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颇为气愤地声称，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 义起源的历史概念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 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 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第130页。)。在1881年马克思进一步提出，资本主义的起源和进程“这一运 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 30页。)
正是在认识西欧地区与其他地区社会形态发展之间差异的基础上，马克思逐渐修正了 他自己原先曾有过的关于社会形态发展阶段难以超越的论点。马克思在他1881～1882年 的《历史学笔记》中对日尔曼封建化跳跃式发展模式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并非是无目 的的工作，而是直接服务于他关于跳跃式东方发展道路的证明。(注：转引自尹树广《 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8、118页。)马克思晚年 的思想精粹，集中体现在他的跳跃“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中。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 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为俄国的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完全超越五种形态阶梯的前景 ，他在考察俄国土地公有制的社会环境后，好几次宣称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 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给维 ·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页。)在 次年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对俄国是否“须先经历西 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这个问题做出了如下惟一可能的答复：“假如俄 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 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俄 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上述关于“线”与“元”之间差异的论证推向另一种以“多线” 来否定“一元”的极端，即基于各地区各民族社会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多线)的事实而认 为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一元)毫无用处。如果我们对马克思辩证的“一元论”有 正确的认识，那么，马克思揭示的历史发展基本规律就不会因各地区各民族社会发展道 路不同的事实而被推翻。这就要求我们对“一元论”的内涵作准确的把握。
“元”的内涵
“一元单线论”的谬误不仅仅是混淆了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之间的区别，而 且对马克思一元论的历史发展规律也作了片面的理解。它虽然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中关于“元”的概念，也抓住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但在 论述这两对矛盾的运动组合时，却犯了单因决定论和直接决定论的错误，把影响社会形 态发展的几个要素作单向的排列，强调各因素间依次的作用力，忽视它们之间的反向运 动及反作用力，甚至把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归结于生产力。下面我们就从单因决定论和 直接决定论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一元单线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的错误理解。
1.“单因决定论”谬误。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坚定地认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 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把物质生产看做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即“一 元”)，但全面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观从来不否定其他因素(即“多因”)在推动历史 发展中的作用。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灵魂，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同样“是多因论 与一元论的辩证统一”。(注：刘德福：《马克思主义坚持与发展》，第293页。)作为 马克思的长期合作者，恩格斯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阐发和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系统总结 清楚地显示了马克思历史发展观的辩证逻辑。
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恩格斯对历史发展合力论的精辟论述：“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 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 、荒诞无稽的空话。”“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 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 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 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 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 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 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注：恩 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 、479页。)
从合力论的立场出发，恩格斯在坚持物质生产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 经济基础之外上层建筑各种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宣称：“政治、法律、哲学、 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是相互作用并对 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 的结果。”(注：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506页。)这段精辟的论述，凸显出唯物主义历史发展观与经济唯物主义 之间的差别，就像普列汉诺夫早在19世纪末就充分论证的那样，足以击退把经济唯物主 义强加到马克思主义头上的企图。(注：普列汉诺夫：《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安·拉 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62页。)
恩格斯关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以及非经济因素并非消极结果的论断，又自然地引导我 们认识“一元单线论”所持“直接决定论”倾向的谬误。
2.“直接决定论”谬误。正由于忽视物质生产以外其他因素的积极作用，“一元单线 论”倾向于将社会发展诸因素作依次排列，强调其间单向的决定关系，尤其是过分强调 生产力的作用，单纯地把生产力看作各种因素的终极动因。这种做法，同列宁以下论述 的误导不无关系：“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 ，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注：列宁：《什么是“ 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而 列宁的论断，似乎又来源于孤立地看待了马克思早期所称“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 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的论述。
对马克思的这段“蒸汽机断言”，我们决不能作片面的理解。因为，以“蒸汽机的产 生”为代表的生产力之突破，并非完全偶然地发生，而是受着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的制 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形态之间，既有作用，也有反作用，决不是简单地由前 者决定后者。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关于“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问题的经典分 析，能有力地印证社会形态对生产力发展和突破的作用。
在对18世纪英法两国经济状况作比较研究时，沃勒斯坦注意到，18世纪上半叶法国的 工业发展水平高于英国。“工业产量开始与谷物产量持平，较早出现在法国，大概在17 15年左右，早于英格兰。而英国出现这一情况的年代是1740年。”(注：[美]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6页。)但工业 革命恰恰就在不久后发生在工业生产水平曾相对落后的英国而不是法国，为什么?沃勒 斯坦考证了西方众多学者提出的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并进而提出英国资产阶级革 命所带来的新型政治结构和社会形态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沃勒斯坦称，法国在工业革命 进程中落后的原因是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比大不列颠晚了一个多世纪，而且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被认为是‘工业革命’的先决条件”(注：[美]伊曼纽尔·沃勒 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第42页。)。在18世纪经历了“贵族反动”的法国，“ 特别是在制造业投资方面，由于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自由，包括雇用劳动力的自由 、生产自由和买卖自由’的限制，资产阶级陷入了极度的困境”(注：[美]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第27页。)。而在英国，由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 “英国政府到18世纪早期已明显超过法国政府”，“在英格兰，上层阶级中的新阶层获 得了政治结构中的合法地位，不再是一种敌对势力”。(注：[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365页。)“英国资产阶 级可以充分享有这些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自由，并利用这些自由推进工业革命。”(注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第27页。)
沃勒斯坦关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引发工业革命产生的论证，印证了上层建筑领域的变 革能够对经济基础结构进而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突破产生反向的决定性影响。马克思本人 也论述过生产关系及社会形态对生产力的某种决定作用，称生产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 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 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态”。(注：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 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在晚年，马克思进一步对以前他 曾经强调过的直接决定论的作用范围进行了限定，丰富了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内涵。最 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晚年马克思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指出了物质生产和经济形 态的非直接决定性关系。”(注：参见尹树广《晚年马克思历史观的变革》，第154、15 2页。)恩格斯的下述论断，便是对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精辟归纳：“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 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注：恩格 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7页。) ；“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 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作用。”(注：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 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把恩格斯的这些论断应用来理解 马克思的“蒸汽机断言”，我们就可更全面地声称：蒸汽机固然能产生工业资本家为首 的社会，但工业资本家在其中日趋主导的社会也产生了蒸汽机。
从以上关于蒸汽机问题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 律，不能把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作机械排列，尤其不能过于强调生产力因素自发的作用 。哈贝马斯的以下观点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生产力的发展管理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 要尺度和方面，但对社会发展的分期来说却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尺度和方面”；相反， “直接用生产关系来确定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依据社会的生产方式去分析社会复合性的变 化，则更有教益”。(注：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160、161页。)
“元”与“线”的统一
在考察了“一元论”的内涵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分析一下“元”与“线”之 间的正确关系了。
按照对马克思一元论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在生产力与 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各种因素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甚至是互为因果的作用 中进行的。同时，所有这些多向的作用得以发生，离不开创造历史的人。马克思恩格斯 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始终是充分肯定的，否则马克思就不会宣称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注：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条件下，上层建 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可以得到加强或加速。
反作用力原则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原则，是马克思提出跳跃“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理论 依据。由于各种因素之间相互的、多向的作用与反作用力，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发 展道路便呈现出多线的模式。从中我们还能引申出一个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理念，以回答 本文第二节结尾的问题：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社会发展道路的“多线”性，并不违背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社会发展道路与历史发展规律之间，存在着某种统一的关系。 与跳跃“卡夫丁峡谷”一样，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跳跃， 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决不能像翁贝托·梅洛蒂等西方学者那 样，以世界各地多线的社会发展道路来否认马克思历史发展规律的合理内核。(注：参 见江丹林《马克思的晚年反思》，第201页。)
我们再从生产力这个具体的环节来看待一下“元”与“线”的统一关系。在马克思历 史发展观中，生产力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与生产关系等因素的相适应。生产力因素在历史 的长河中并非始终都自主地发挥作用，但它作为一切社会发展因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却 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程度和水平的主要标准。因此，人们自觉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就必 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注：本文关于生产力作为途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客观作用的论 述，与“四人帮”时期对“唯生产力论”批判的出发点有本质的区别，“四人帮”批判 的是把发展生产力当作社会进步的目标。)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形 态，也无论打算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都必须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规律。当 新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建立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任务就是利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 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力，能动地发展生产力。马克思在谈论俄国跳跃“卡夫 丁峡谷”的设想时，为俄国革命指出了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道路，但同时又强调要“ 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他正是希望俄国在未来的社会发展阶段中 依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规律，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力量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生产关系、社会形态对生产力客观的反作用可以是多方面的，恩格斯对此作过非常精 辟的评述：“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 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 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注：恩格斯：《致尼·弗·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495页。)不过，人们在认识了这条历史规律后能动地选择社会发展道路时，主观 上当然将选择好的方式来执行这种经济必然性，而最好的政府、最好的社会制度，自然 将选择最好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加速经济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江泽民同 志关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思想，便是智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历史规律。
从客观条件上来说，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挥积极作用也完全是可能的。科学技术发展 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 。按罗荣渠教授的评述，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 现代工业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结合，也可以适应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注：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61页。)多种生产关系与同一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相适 应的事实，也验证了马克思早就指出的关于学习和交往在促进生产力飞跃中之作用的预 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阐述“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趋势时断言过落后国家通过向先 进国家学习绕过一切“重新开始”的可能性，并指出了这种可能性实现的条件：“只有 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 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2页。)历史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言，20世纪世界的发展状 况，从各个方面都越来越符合马克思指出的保障已有生产力的条件。
以上从“元”与“线”的统一性关系中，我们看到了正确理解马克思历史发展观的意 义。任何国家和民族选择适合自己的社会发展道路，关键不在于这些不同的道路是否符 合马克思以西欧历史为考察基点列举的几个阶段递进模式，而在于把握马克思揭示的历 史发展规律之本质，灵活地充分利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作 用与反作用，以最合适的途径推动生产力的提高，从而获得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结语
由于对辩证的、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断章取义式的理解，“一元单线论”将 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简单化，把社会形态的单线递进视为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普遍的社会 发展模式。这种教条化的理论不仅混淆了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道路，而且以单因论 和直接决定论倾向来诠释马克思的一元论历史发展规律，其结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僵化得 难以令人信服。
马克思主义学说不仅在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著述时期持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也必 须在我们继承的过程中不断发扬，与时俱进。正如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指出 的那样，“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但是，在我们发展马 克思主义思想之时，应首先破除陈腐的教条，剔除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解和 歪曲。本文对“一元单线论”谬误进行辨析的意义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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