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牢笼——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一种阐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牢笼论文,传统论文,语言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26；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2)01-0057-0 7
西方哲学历经诸多变迁，却有一个“吾道一以贯之”的根本传统存在着，以至直到今天的 哲学家，仍然不能超越它。在我看来，对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这个根本传统，可以用海德格 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据我的研究，这句 话 蕴涵着这样一个推论：因为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又是思维之家，所以语言便是存在之家。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逻辑推论的过程，正好反映出了西方哲学全部历史的过程。如果说古代 存在论哲学意在说明“存在如何”（命题z），近代认识论哲学意在说明“思维如何”（命题y） ，那么现代语言哲学就意在说明“语言如何”（命题x）。于是，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形式 推理：
｛(x→y)(y→z)｝→(x→z)
其中：(y→z)意味着：没有思维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就是古代存在论哲学的结果 “思维是存在之家”。(x→y0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思维的存在。这就是近代认识 论哲学的结果“语言是思维之家”。(x→z)意味着：没有语言的存在就没有存在的存在。这 就是现代语言哲学的结果“语言是存在之家”。
仿照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的说法，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传统是：存 在即被思维。现代发生了所谓“语言学转向”以后，此说法又演变为：存在即被陈述。这个 传统是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就已成型了的，而直到今天，例如海德格尔哲学，也未能超 脱。海德格尔终生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结果仍然像孙行者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一、古代：思维是存在之家
西方古代哲学确实基本上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它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存在之为存在 ”的问题。但不论就其思路、还是就其结果来看，古代哲学本质上都是理性主义、逻辑主义 的。这里所谓“理性主义”或者“逻辑主义”不仅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存在论 意义上说的，就是以思维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以世界的逻辑构造代世界的实在 构造。总起来说就是理性压倒一切，以至“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近两千年” [1]（97页）。关于这个传统，雅斯贝尔斯曾指出：“西方人始终运用了三大原则。第一大原 则是坚定的理性主义。”[2]（14-15页）人们通常以为这个传统是柏拉图开创的，其实，赫拉 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学说就已经是这种理性主义的张本了。我们知道，Logos这个词 同时具有三种意义：自然之道(laws)，逻辑理性思维(logic)，言说(dialogue)。赫拉克利 特的“逻各斯”正是如此，它既是自然本身的“道”、客观规律；又是思维的“道”、理性 、理念；同时也是语言、言说。可见这是以“能知”代“所知”的滥觞。一方面，此“逻各 斯”不是感性的、经验的，而是理性的、思维的。感性的“眼睛和耳朵对于人们是坏的见证 ”；“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思想”[3 ]（ 26页），这就是“逻各斯”。另外一方面，“思想是最大的优点；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 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29页）。作为自然之道的“逻各斯”（海德格尔所谓“大道 ”Ereignis）本质上乃是“驾驭一切的思想”，而“自然的话”就是“逻各斯”自己的陈述（ 犹如海德格尔所谓“道说”Sage）。这就是赫拉克利特的核心观念。其实，此前的毕达哥拉 斯的“数”，实质上已经是一种“逻各斯”，因为在他看来：“万物的本原是一”，而“一 ”就是理性[3]（20页）。他与赫拉克利特的分歧仅仅在于：“逻各斯”表现为“斗争”还是 “和谐”。
巴门尼德首次提出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范畴“存在”（古希腊文on,英文being）问题，同 时也就进一步确定了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以思维言说代存在的思路。他的名言是：“存在者 存在着，不存在者不存在。”[3]（31页）此话原文：Estineinai,ouk estin me einai（英文B eings is,non-be-ings is not）。其中einai一词乃是系动词“存在”即“是”（英文is）， 其动词原形是eimi（英文tobe），动名词形式是on（英文being），而estin是其名词用法（英文B eings）。einai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是陈述性，属于对象性语言的用法，表示世界的本体 ；二是断定性，属于元语言的用法，表示判断。所以，巴门尼德那句名言的意思就是：“存 在者是，不存在者不是”；实际意思则是：“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 可由‘是’表述。”这里的“由‘是’表述”亦即被人断定，因而就是思维的事情。对此， 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另外一句话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1页。巴门尼德此话与前一句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一方面 ，不存在者不存在，另一方面，不存在者却进入了思维、语言，即能被思维、陈述者，因而 它也是能存在者。这个矛盾是由柏拉图的理念论解决的：不存在者也是一种理念，因而也是 实在的。但实际上真正的解决是现代语言哲学对指称和意义的区分：不存在者没有指称，但 有意义。这个意义世界相应于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仅就目前所知的材料来看，这句话是西方哲学根本传统的最早宣言，实在不可轻看。于是， 用思维、理性、语言、表述来代替客观存在本身，就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根本特征。这个 特征通过雅典哲学传承下来，成为西方哲学的基本传统，它甚至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西方哲学 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当初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辩证法”， 就是这种传统的“发扬光大”：寻求客观的真理不是通过实际的考察，而是通过理性思维的 逻辑推论、语言的论辩。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 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5](10786)但是苏格拉底的归纳 决非后来培根那样的经验主义的归纳，而是理性主义的归纳，即不是从观察出发的。苏格拉 底由此把一切归结于理性思维、知识。例如他的一句名言是：“美德就是知识。”意思是说 ：具有善的美德，其实就是具有关于“善”的概念的知识；所谓“不道德”，只是“无知” 的同义语。这算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了。
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典型的理性主义，这是人所共知的。他不仅是苏格拉底的高足（流 传下来的柏拉图的“对话”著作，正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形式），还深入钻研过赫拉克 利特、毕达哥拉斯；他还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念及其唯理主义。“理念”范畴不仅 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概念”，而且正是他所理解的作为实在的“存在”本身。“理念” (idea)具有三点重要含义：一是思想、概念，二是实体、本体，三是理想、典范。在他看来 ， 不是理念来自经验事实的归纳，而是经验事实之存在是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所谓认识， 不过是“回忆”理念——先验理性。总之，作为“真实世界”的理念世界，是最实在的存在 。这正好是以思想代存在的典型。黑格尔评论道：“柏拉图的研究完全集中在纯粹思想里， 对纯粹思想本身的考察他就叫辩证法。”[6]（第2卷，204页）（而这也正是后来黑格尔自己的 思路。）在柏拉图的观念里，这种“纯粹思想”也就是纯粹的存在本身。亚里士多德创立了 谓词逻辑（对此，我们下文将有讨论），而斯多亚学派则创立了命题逻辑。该派同时兼具有经 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总的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宇宙的本性是理性，人的本 性也是理性；他们要人“断激情”、“不动心”。他们赞赏赫拉克利特的“火”亦即“逻各 斯”，称之为“普遍的理性”，实即上帝意志的体现，由此而得出了决定论和宿命论的结论 ：“服从神灵……因为一切事变是为最完满的智慧所统治着的。”[4]（440页）换句话说，实 际世界的变化只不过是某种“智慧”实即逻辑思维的“事变”。形式逻辑在西方的发达不是 偶然的，它是古希腊哲学思路的必然结果。而其极至则是：逻辑既是思维的架构，因而也是 存在本身的架构。
饶有趣味的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都是“合乎理性”或者叫做“合乎逻辑”地推出上帝 的存在的。唯名论与实在论的争论，犹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争论，换句话说，都是在理 性 主义传统范围内的争论。尽管他们强调信仰高于理性，但这与后来的理性主义最终不得不依 赖于直觉的信念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安瑟伦虽然承认“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 仰了才能理解”[3]（240页），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逻辑思维上确实无懈可 击。阿伯拉尔则是主张“理解后再信仰”的，他那种通过逻辑方法寻求真理的主张恰恰更是 理性主义的东西。后来托马斯·阿奎那则更尊崇理性，也就是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来 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五大论证”，进一步表明了逻辑理性可以很好地为宗教信仰服务。 经过这种论证，作为最高存在者的上帝就存在于逻辑思维之中了；而同时，上帝本身作为一 切存在的本体，其实就是最高的智慧，亦即理性本身。
二、近代：语言是思维之家
近代哲学是认识论哲学，其关键问题是思维问题。这里，恩格斯的话仍然绝对适用：对于 西方哲学来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7]。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语言问题在此时也受到了高度重视。对 语言的关注决不是“语言学转向”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近代、甚至在古代哲学中，语言问 题始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既关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时也关注思维与 语言的关系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的复兴，但他们却没有后 来的理性主义那样偏狭。一般来说，他们是兼顾理智与自由意志的。例如，但丁主张：“首 先能实行思想，以辨别是非，其次则能将其所认定之是非悬为目的，而以行动达此目的。简 单说，就是先思而后行。”[8]（19页）不过，我们似乎也不难从中读出一种思维优先的理性 主义味道来。大致讲，理性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时代潮流。
近代理性主义的最大代表是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笛卡儿试图对所有知识进行一 次“理性”的、实即演绎逻辑的清理，因而第一步工作就是寻求整个推理体系的大前提。他 意识到，这个前提应是“存在”或“是”本身；这个前提既是所有知识的逻辑前提，它本身 就不能是被“推出”的逻辑结论。那么这个前提从何而来？此时，希腊思维方式发生作用了 ：存在的，总是能被思考的；或者反过来说，能被思维的，必是存在的。因为，思维本身就 是绝对存在的，或曰“自明的”(self-evident)。于是就有了笛卡儿的著名论式：Cogito e r go sum(I think therefore I am)，此即“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这里，思维就 成了存在的充分而且必要条件。这就是所谓“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一直影响到德国古典 哲学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如胡塞尔的思维模式。斯宾诺莎是笛卡儿的直接继承者，他是把真 理建立在“真知识”（指理智与直觉）的基础上、又把真知识建立在“真观念”（直觉）的基础 上。为了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问题，他设想了主体与客体的一种对应关系：物的广延属 性作用于人的肉体，物的思想属性作用于人的心灵。这就是说，物的思想属性与人的思想属 性本来是同一的。莱布尼兹则用“单子”解决这个问题：“单子”这种东西既是构造一切存 在的基本实体，它本身又是一种精神性的“灵魂”。单子按其知觉能力的高低形成不同的等 级，最高级的单子是构成上帝的单子；其次是构成人的单子，亦即“理性灵魂”。从后者看 ，思想与存在本是一回事。
我们说过，德国古典哲学是理性与意志的直接同一；这里我们还想指出，它同时也是思维 与存在的直接同一。而此“同一”，正是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存在者与能被思考者 同 一”的近代体现。康德的哲学号称“批判哲学”，他对“知”“意”“情”、“真”“善” “美”进行全面系统的批判，但是在这一切之外、之上的，正是“理性”。以理性或理智来 反思和评判一切，这是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费希特的“知识学”认为，思维 与存在不过是理智自身固有的两个系列，即“观念系列”与“实在系列”；一切——包括“ 物质的、占据空间的世界的表象”——都是从理智（自我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自我建立自我 →自我设立非我→自我统一非我：都是理智的自我意识的作用。谢林也是如此解决问题的： “自然与我们在自身内所认作智性和意识的那个东西原来是一回事。”[9]（210页）黑格尔的 辩证法作为绝对观念的展开，更是对于理性概念的运动过程的描述。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 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6]（3卷，292页）；而他的解决办法，就是逻 辑学的一元论。他的希腊式的思维方式使他“坚决相信思想与事情是符合的”；“任何对象 ，外在的自然和内心的本性，举凡一切事物，其自身真相，必然是思维所思的那样”[10]（7 7 、78页）。他说：“思想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同时又是事物的自身，或对象性的东西的本质 。”[10]（120页）这与巴门尼德说的“能被思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实出一辙。全部意 识就是理性，全部存在也是理性本身而已。
但是，思维却离不开语言，而只能存在于语言之中。列宁说过：“任何词（言语）都已经在 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想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11]（303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就是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思想。这是近代哲学家们的一 个共识。其实这个看法也是从古希腊哲学那里继承下来的。苏格拉底所谓“辩证法”(diale ctics)这个词就是从“谈话”或“论辩”(dialect)发展而来的。这意味着：存在取决于语 言，对实在的把握取决于对语言的理解。而对语言的理解，在苏格拉底看来，又取决于对概 念 的正确运用。
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继往开来，深刻地影响了未来的西 方思想。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在亚氏手里建立起来的（他称之为“第一哲学”），西方理性主义 传统也由此而巩固起来。亚氏第一次明确界定了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专门研究‘有’ （或译‘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考察作为‘有’的‘有’， 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各种属性”[5]（4卷，1、2章）。此“有”即希腊文on，是ei na i的动名词；它相当于英文being，是to be的动名词。作为形而上学对象的“作为有的有” ，希腊原文“to on he on”（英文being as being）。我们上文说过，希腊文on既有陈述性 ，即可译为“‘在’之为‘在’”；又有断定性，亦可译为“‘是’之为‘是’”。我们汉 语用“是”“在”“有”三个词来对译on或being，正可以揭示出on或being的意谓：“是” 为系词，它是一种断定，属于元语言的或者知识论、逻辑学、语言学的范畴；“在”和“有 ”为动词或动名词，是陈述性的，属于对象性语言的或者存在论的范畴。
希腊哲学对此未有明确区分，这影响到后来的西方哲学。亚里士多德就是如此，在他那里 ，存在论、逻辑学、语言学搅在一起，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范畴篇》、《解释篇》、《分 析》前篇、后篇及《形而上学》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 的‘有’，必定是实体。”[5]（1028a页）这个作为纯有的实体一方面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另 一方面又是逻辑的主词。如他所举的例子“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在存在论意义上 是一个实体，他是自足地存在的；在语言逻辑意义上是一个主词，它是可以被“是”断定的 。这显然跟巴门尼德的“存在的东西可由‘是’表述，不存在的东西不可由‘是’表述”是 同样的思路。“苏格拉底是……”这个表述也就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者存在着”(Estin ein ai) 。所以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最高界定是：人是理性的动物。难怪巴门尼德讲“能被思 维者与能存在者是同一的”，亚里士多德也讲“思维者和被思维者是一样的”[3]（153页）。 后来的西方哲学总是大讲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总是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并且总是用 思维、乃至于用语言来说明存在，这是值得我们深长思之的：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世界本身 的构造，而是“世界的逻辑构造”（注：
此为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之著作名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
，乃至语言的构造。
所以，近代哲学家们都多少对语言进行了探索，例如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探索的结果就 是 ：认识或者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这实质上就是说：语言是思维之家。难怪他们都致力于发 明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人工语言。他们的理性主义、“语言主义”立场直接影响了当时的语 言学家。法国的保尔-罗亚尔学派(Port Royal school)是近代著名的理性主义语言学派。他 们以笛卡儿哲学为基础，试图寻求存在于一切语言中的普遍性语法原则，因为他们认为人类 共同的思维结构存在于共同的语言结构中。此前的英国学者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已有类 似的想法，试图构造一种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理想语言——他称之为“普遍语法”、“哲学 语言”。另一位典型代表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G.Herder)，他在其著作《论语言的起源》中 提出，思维和语言是同源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不仅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 的形式及其内容。持有类似看法的还有同一时期的一些英国语言学家，如詹姆士·哈利斯(J ames Harris)、霍恩·托柯(Home Tooke)、詹姆士·伯尼特(James Burnett)等。
这里，德国著名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尤其值得一提。在许多基本观念上，他 是现代先验理性主义语言学家乔姆斯基(Chomsky)、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尔夫(Benjam in Lee Whorf)的先驱。洪堡继承发展了海德的基本观点，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 “ 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12]（57页）他用康德 的先验理性主义方法来理解思维和语言的关系，认为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 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因为正是人的内在的语言形式（相当于康德的先验范畴）加诸 感觉经验材料，决定了思维内容及其结果。
三、现代：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已经被人们鼓吹得令人头晕目眩了，那就让我们从海德格尔谈起。我们知道，海 德格尔的雄心壮志，是要超越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回到“前苏格拉底”的希腊 传统。我们要问的是：他做到了这一点吗？进一步说，以他的方式，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我 们认为，海德格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宏愿。要理解海德格尔，关键是要抓住“存在” 和“语言”这样两个东西。所以，我们尤其应当注意他的那句名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或者译为“语言是存在之家”。
海德格尔后期之转向语言或者所谓“道说”问题，是因为前期那种从“此在”来说明“存 在”的思路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于是在时代风尚和西方传统的双重影响下，他的思想也 发生了“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同时出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德里达站在后现代立场上 对他所进行的批评；二是“语言学转向”这个时代潮流的大背景。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由 “此在”来说明“存在”本身的做法，在一种更高的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大写的人”的至高 无上的地位。这对海德格尔产生了深刻触动，以至于《存在与时间》原计划中的续写终于没 有了下文。怎么办？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学情趣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魅力，而这似乎只是时 代潮流所致。但在我看来，更根本的原因还在西方的那个根本传统。
那么，现代何以会发生“语言学转向”？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近代哲学试图沟通心灵与存 在 、主体与客体或主观与客观，结果却以“不可知论”告终；同时，人们发现，在主体与客体 之间、主观与客观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那就是语言或者符号世界。主体与客体、主观与 客观，同一于语言媒介。极而言之，这种符号媒介不仅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简直就 是主体与客体的共同的本体了。所以，根本上讲，现代分析哲学并非真正的“拒斥形而上学 ”或“本体论”，而是有它自己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语言 本体论”或“逻辑本体论”。这一点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语言哲学的意义理论之中。这种理 论是建立在一种三元关系之上的：存在·语言·心灵。语言符号及其逻辑结构被夸张为真正 的存在或者本体，而客观实在仅仅是语言的“指称”，心灵或者意识则仅仅是语言的“意义 ”。
西方理智主义传统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传承，最突出地体现在这种语言分析哲学的逻辑主 义之中。他们“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逻辑分析，这实际上就是希腊哲学那 种以思想代存在、以“能知”代“所知”的思路的极端形式。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认为，原 子命题构成逻辑系统，原子事实构成外部世界，这两者是一样的。罗素认为，哲学的方法就 是逻辑分析；维特根斯坦则更进一步认为，哲学本身就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让我们来 看看他的一番话：“真正说来，正确的哲学方法应该是这样：除了可说的之外，就什么也不 说；可说的就是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某种和哲学不相干的东西，然后，当某人要说什么 形而上学的东西的时候，就总得向他指明，他对他命题中的某些记号并没有赋予任何意义。 ”[13]（631页）真正的事实、问题，不仅是可思的，而且是“可说的”；并且这种“说”， 一定是在符号逻辑的语言中的“可说”。于是“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因为“我的语言的界 限 就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13]（151、149页）。这是理智主义导致唯我主义的一个妙例。
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语言的误用、“胡说”。所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称：“哲学是 一场反对用语言来蛊惑我们理智的战斗。”[14]（309页）维也纳学派自陈的使命是“捍卫科 学，拒斥形而上学”，他们把自己的哲学界定为“意义的追逐”，然而他们所追逐的只是语 言的意义，而不是存在本身的意义；或者说，他们用语言的意义代替了存在的意义。后来蒯 因重建本体论，主张“形而上学是科学”。他提出了“本体论承诺”问题：在构造一种科学 理论时，也就承诺或者约定了这个理论的对象的存在；一旦接受了一种科学理论，也就承认 了这种理论预设的对象的存在。为此，他制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存在就是成为某 变项的值”。例如张三存在，那是因为我们承认他是以下表达式的逻辑变项的一个值：(x)（ x是张三）。这又是以逻辑语言或思维代存在的一个典型。如果说普罗太戈拉说过“人是万物 的尺度”，那么，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思维—语言—逻辑就是万物的尺度。
后现代主义者试图“去掉”（deconstruct解构）西方哲学的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他们在 追根溯源方面似乎做得还远远不够。这种消解其实从意志主义、尤其是在尼采那里就已经开 始了，但却总是显得那样徒劳无益。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语言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最后 边界，是因为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将对于“存在”（古希腊语on，英语to be）的思考视为自 己 的核心课题，而on或to be具有双重意义：它是哲学意义上的“存在”，又是语言学意义上 的系词“是”。前者是从“对象性语言”层面对事实的陈述，后者是从“元语言”层面对思 想的表述。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对象性的陈述或描述；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元 语言性质的判断或断定。于是，“事实—思想—语言”打成一片了，或曰混为一谈了。西方 哲学这种以“言”代“有”、以“思”代“在”的理性主义传统，确实异常强大，甚至 现代人文主义最杰出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最后也未能彻底逃出“语言的牢笼”，以至承认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仅如此，当今西方哲学似乎还有某种越陷越深的迹象。
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说思维是存在之家，语言是思维之家，那么什么是语言之家？这个问题 的实质在于：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向何处去？看来，今天的西方哲学家们如果 试图超越西方哲学传统，他们首先必须超越现代语言分析哲学；进一步说，他们还必须超越 海德格尔式的“超越”方式。具体来说，他们当然必须继续研究语言—逻辑—思维，但是首 先必须把它们拉下形而上学存在论的王座；他们当然必须反思存在，但是首先必须把存在从 语言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总之，他们必须冲破语言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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