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的繁荣和社会科学学者的使命——理论创新是社会科学繁荣的活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繁荣论文,使命论文,学者论文,活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们正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摆在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和高校文科教师面前的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就是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到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方方面面，形成体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新理论成果的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等学科，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体系。为此，应该立足实践，面对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为社会科学繁荣昌盛增强活力。
理论要创新，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已非原先的理论所能回答；而人类社会实践所提供的大量新的资源，科学发展为人们理论思维提供的新的手段、新的方法，也使人们有可能突破和摒弃许多已经过了时、丧失了生命力的旧理论，而代之以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的理论。
理论创新，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这就离不开对先行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时，也离不开对先行理论的检讨与批评。继承与发展也好，检讨与批评也好，其实就是将先行理论视为历史的产物，依据历史实际，恰如其分地给它们以准确的历史定位。既然所有理论都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在给它们以历史定位时，就首先要了解它们是在什么历史环境、什么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上产生；进而了解它们当然所凭借的是那样一些相关资料与相关理论，这些资料与理论当时达到了什么水准；再进一步了解当时人类认识进到了什么阶段，从思维范式、思维方式到认识手段，发展到什么程度；最后，还要充分了解这些理论诞生之后，在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的丰富实践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遇到了哪些难题，遭遇的是什么样的命运。理论创新，决不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而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人的思维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必须以历史的态度来理性地加以对待。
我们所讲的理论创新，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所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通过拨乱反正，去除附加到马克思主义上去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半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到马克思本原的著作。确实，马克思去世之后，对马克思的著作太多断章取义，太多扭曲，太多似是而非的诠释。《共产党宣言》以前的马克思著作，不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晚年许多著作，也不算马克思主义；在这两者之间的马克思著作，也只有一部分被宣布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以及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被宣布陷入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而被排除出马克思主义行列；列宁去世以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又一一被宣布陷入机会主义，而被排除出马克思主义行列。为了还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要求将马克思本人的著述和后人的选择与诠释区别开来，提倡回到马克思原典，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马克思本人一生都在持续不断地努力追求，努力探索。他以毕生精力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留下的成果很大一部分还是著作草稿。他晚年对于人类学及世界历史注入的巨大热情，留下的仅仅是一大批笔记。为了走向本来的马克思，为了理解马克思留下的原典，更有必要了解这些原典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它们所依据和所能利用的资料及先行理论具有什么价值，又有哪些局限性，了解这些原典自身怎样思考、怎样不断修改，在社会实践中哪些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哪些已为历史的发展所超越。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不难发现，马克思所做的结论，只有放在一定条件之下，方才是正确的；超越了这些条件，就会使真理变为谬误。
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把马克思所做的结论变成具有绝对意义的神圣观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段名言：“认识就其本性而言，……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不完善的，而谁要以真正的、不变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标准来衡量它，那末，他只是证明他自己的无知和荒谬”，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质，就在于它坚持面向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因此，与其倡导回归原典，毋宁更为明确地要求回归社会实践，回归客观实际。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像马克思本人那样，立足于现实的历史基础上，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概括、抽象，对各种流行的观念、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批判、综合、扬弃，并在往后实践过程中不断检验和修正自己的结论。这样，方才不是永久俯伏在巨人脚下作精神奴隶，而能站在巨人肩上创造出合乎时代精神的更高的理论。
理论创新，还包括各学科都应在原先理论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新的进展，在其中若干方面作出具有原创意义的贡献。这里同样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面向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只有具体地了解这些学科原先理论在什么条件下、什么基础上创立，了解人们凭藉什么思维范式、利用什么思想资料、运用什么研究方法，构建了那些理论，才能比较准确地了解社会实践与全部主客观条件在随后历史发展中发生了什么变化，由于思维范式的转换、话语系统的改变、思想资料的充实、辨正和扩大，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些理论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和危机。这一切，正是这些理论或补充，或修正，或更新，超越先前限度而取得新的突破的根本出发点。
以历史学而论，社会形态学说无疑是历史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长时间来，关于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划分一直是争论的热点，关于五阶段说，或三阶段说，都自称最符合马克思本意。争论者很少去检查马克思是在什么时候，根据什么原始资料及先行研究成果，得出哪些结论。分歧极大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仔细检查一下就不难发现，马克思在作出这一理论概括时，对亚洲历史与现状的了解其实相当有限，他熟悉的主要是印度材料，现在已知，这些材料有很大的局限性与片面性。对中国，他主要是通过使臣和商人的报告。今天，人们对亚洲各国历史和现状的了解，非马克思当年所可比拟；对世界其他各大洲历史和现状的了解，也比马克思当年更加丰富。只有在对欧洲及欧洲以外各地区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历史阶段，实事求是地分别作出科学概括的基础上，进而确定社会形态发展阶段划分的一般模式，方才是真正坚持社会形态学说。否则，都只能变成对马克思这一学说的歪曲。
面向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当然有一个对于实际从现象到本质、从局部到全局、从个别到一般的科学升华问题，有一个处理所有实际材料的思维范式、研究方法的问题，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只是一个科学自身发展的实际问题，一个人们自身的认识能力能否和科学发展相适应的问题。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那段名言，值得我们全体理论工作者永远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投身于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敢于面向实际，将理论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科学自身的飞跃的伟大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就能提高到新水平，理论就能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