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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终卷篇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做出的深刻论断，反映了总设计师深远的历史眼光和高度的战略洞察力。深入领会这一论断的精神实质，认清“防左”在新时期反对错误倾向中的重要性，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历史的教训：“我们吃亏都在‘左’”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领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成功的，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此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有过严重失误，遭到过严重的挫折，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从1957年至1978年，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陆续发生“左”的错误，更是发人深省。这期间“左”的主要表现：
一是早在1955年10月，我国经济建设就出现了层层提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这年冬季，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的机遇，决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一举措反映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面貌的良好愿望，当然是无可非议的。问题也正出在这里。毛泽东以为，用远远高于原来设想的速度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可能的。从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过高的指标设想出发，产生了对社会主义改造要求过急，对经济建设指标要求过高的急躁冒进思想。毛泽东非但没有批评这种“左”的冒进思想，却一再提出“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涉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只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1956年初就提出了反对经济建设的冒进，才使这股来势很猛的盲目冒进势头总算被遏制住了，避免了一场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
二是1957年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错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在理论上重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由此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在实践上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们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阶级斗争逐步升级，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严重地干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证明，在我国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依然采取“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是错误的，不但不能推动经济建设，反而干扰了经济建设，致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正常地充分发挥出来。
三是1958年对反冒进的不适当批评，进一步助长了“左”的思想的发展。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随后杭州会议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周恩来的“右倾保守”。继之，1958年的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稍后，毛泽东又在几次会议上多次批评反冒进思想，并强调指出：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这次对反冒进的激烈批评，历时半年之久，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仅在政治上破坏了党内的民主传统，助长了“一言堂”作风，而且使“左”的思想迅速发展和蔓延，直接促成了1958年的“大跃进”改变了八大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四是在批评反冒进基础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中共八届二次会议制定的这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出发点是好的，是要尽快改变我国的经济和科学、文化落后的局面，但是，它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仅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运动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进一步提出了许多严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会议要求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在实现“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会议还提出用7年时间赶上英国、用15年时间赶上美国的口号。八届二次会议后，全国各行各业纷纷提出了“大跃进”指标。由于这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在实际工作中根本无法实现，所以，导致了全国范围的浮夸风的盛行。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后，又在全国掀起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五是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庐山会议的本意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大跃进”的任务。由于批判彭德怀写的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一封信，由此发生了从纠正“左”到“反右倾”的会议转向。这次“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其一使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向党内、向党的中央领导层发展，这样就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从而埋下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主战场转移到党内的种子，使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其二，在经济上中断了纠“左”的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我国“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时期”。
六是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新提出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使国内的政治风向进一步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由于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一律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加以分析批判，这就把党内认识上的分歧也看成是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又不适当地把国内外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很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不要忘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等提法为全党所接受。这说明当时存在的“左”倾思潮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人的责任，而是全党性的思想认识倾向。历史证明，在运用阶级斗争理论上发生偏差，就必然会导致指导思想和实际行动的失误。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中断了继续纠“左”的进程，从而使党内“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左”的错误倾向不但没有纠正，反而更加泛滥起来。
七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了历时4年的城乡“四清”运动。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在全国城乡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首先，中央制定的《前十条》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继之制定《后十条》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运动后期制定的《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势必造成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过重，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敌我界限的严重“左”倾错误。更为严重的是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做了某些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八是继“四清”运动之后，文化领域里的大批判不断升级，引发出十年动乱。由文艺界开始的大批判浪潮，很快扩大到哲学界、经济学界、史学界等整个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特别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更具有明显的阶级斗争性质。由此直接导致《五一六通知》的产生，“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完整地制定出来。这个《通知》一经发出，“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大革命”就全面爆发了。一乱就是十年，走到了“左”的极端。这场全国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给全党、全国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巨大损失。
邓小平在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①]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失误，“问题出在一个‘左’字上。”[②]这个反思结论是尊重历史的，符合实际的，是完全正确的。
二、改革开放的阻力“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
邓小平指出：从1957年至1978年，“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③]由于这种“左”的东西根深蒂固，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凡事都要问姓“资”还是姓“社”，动辄拿“资本主义”这顶大帽子吓唬人。几乎每前进一步，每一项的重大变革、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的提出和重大举措的实施，无一不受到“左”的或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④]而且这种“左”的积习一再顽强地表现出来。
其一，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改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人却质问全国最早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安徽凤阳县“是走社会主义的阳关道，还是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
其二，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加快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是对平均主义的重大突破。那些固守平均主义的人，却认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招致“两极分化”，搞资本主义。
其三，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三资”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吸收当今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同样也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会也不可能冲击社会主义制度。有的人却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⑤]
其四，我们办经济特区本来是对外开放的窗口，是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会管理的试验区，也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人却认为是搞资本主义，振振有词地指责深圳和珠海道：“中央提出搞四化，你们这是搞什么四化呢？你们是搞香港化、腐败化、殖民地化、资本主义化。”
其五，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本来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是发展生产力的经济手段，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可是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禁锢下，人们总是把市场经济跟资本主义划等号，一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⑥]症结就在这里。
上述种种情况，正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前夕的真实写照，在姓“资”姓“社”问题上争论不休，理论上没有探索的气氛，实践中评头品足，改革道路步履维艰。姓“资”姓“社”这个问题已成为当时中国改革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这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不从理论上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实践上就迈不开步子。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此关键问题上，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政治胆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发表了南巡重要谈话，解决了姓“资”姓“社”的判断标准问题。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⑦]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显然也就不是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⑧]这就在理论上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要害问题，从姓“资”姓“社”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在实践上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即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
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综观建国40多年，不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多年，还是三中全会以来的10多年，困扰我们党，危害我们国家的主要是“左”的错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⑨]历史和现实使全党认识到，现阶段反倾向斗争，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而从总体上说防止“左”是我们党反对错误倾向的主要任务。这已成为全党的共识。十三大报告指出：“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⑩]这个相当长时期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即在上百年时间（1956年至2050年前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警惕右，正如邓小平所说：“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①①]但从总体上说，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又从基本路线的高度发展了十三大的认识。他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保证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①②]“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①③]从而为全党指明了反对错误倾向的主攻方向。即防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和干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根本任务，防止姓“资”姓“社”的消极争论干扰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防止教条主义的僵化思想干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基本点。正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不仅在主要批判“左”的错误中实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历史性的伟大转变，而且对出现右的错误思潮给予坚决的反击，使全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推进改革开放不动摇，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不放松，从而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贯彻执行，长期不变。
既然从总体上看防止“左”是反对错误倾向的主要任务，那么如何防“左”反“左”呢？
首先，要搞清楚“左”的东西在革命和建设中反复出现的根源。原因之一，我们党成长在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国家，从党外说，我们党从诞生那天起就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在党内这种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了大多数。这种状况使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种各样的反映。在思想方法上基本表现为观察问题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在政治倾向上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这是产生“左”、右倾错误的阶级根源。原因之二，小资产阶级思想有广泛市场，影响很深。在民主革命时，毛泽东曾多次受“左”倾错误的迫害，所以，他对“左”的危害，看得比较清楚。他指出：“一个人穷极了，饿怕了，总想一步登天，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可这是办不到的，搞不好，还会撑死。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①④]邓小平一生有过“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三落”都是因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左”倾错误的打击造成的。这样的经历使他对我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有深刻的认识，对现实“左”的错误有高度的洞察力。所以，他指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①⑤]两位伟人的深刻分析，阐明了“左”倾错误难以克服的思想根源。原因之三，历史上忽视对“左”的批判。民主革命时期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都是在大反右倾的旗号下发生的，反右倾一次比一次厉害，出现的“左”倾错误一次比一次严重，危害一次比一次大。社会主义时期，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批判“反冒进”，批判“观潮派”、“稳妥派”、“秋后算帐派”，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而对“左”的说大话、吹牛皮、放空炮的人，不但不加批评，反而还予以鼓励、表扬、提拔、重用。这样在党内和社会上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恐右症”，害怕沾右的边，只怕说自己右了，右了不得了，右是不想革命，是立场问题、方向问题；而“左”了没什么，“真正的左比右好”，谁都希望自己是真正的左，不怕说自己“左”了，“左”了顶多只不过是革命过了头，是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在这样一种气候下，使本来“左”的人更“左”，使本来不“左”的人也跟着“左”。“左”成了一种顽症，纠正起来特难。原因之四，理论上的失误。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但长期以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无论是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还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疑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理论没有完全搞清楚。正如邓小平指出：“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①⑥]因此，认清上述“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照此对症下药，方可有效地根治“左”的错误，防止“左”的东西的泛滥。
其次，以史为鉴，引以为戒，认清“左”的东西的严重危害，提高防止“左”的自觉性。众所周知，民主革命中，我们党先是犯过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导致大革命的失败。此后，连续发生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几乎断送中国革命。历史证明：右可以葬送革命，“左”也可以葬送革命。新中国成立头7年基本没有犯“左”的或右的错误。但从1957年至1978年屡犯“左”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①⑦]邓小平作为这段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人，他既以史为鉴，又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现实，感触深切地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进而从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中得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的深刻教训[①⑧]，向全党敲响了“我们主要是反‘左’”的警钟[①⑨]。国内和国际的历史教训和严酷现实，使全党从过去“左”的一套习惯势力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传统思维惯性的顽疾中解脱出来，从越“左”越革命的误区中走出来，加深了对“左”的严重危害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全党防“左”的认识，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提高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第三，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是我们党反对错误倾向的一贯思想。邓小平认为，在反倾向斗争中，“既要反‘左’，又要反右”，“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②⑩]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注意全面性，避免片面性，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注意不要掩盖另一种倾向，体现邓小平反对错误倾向的两点论。同时，在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又要明确主攻方向，抓住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加以纠正，在当前和今后要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防止“左”，体现邓小平反对错误倾向的重点论。邓小平反倾向斗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观点，成为全党现阶段反对错误倾向的理论依据。
第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运动。这是我们党反对错误倾向的一条重要原则。鉴于历史的沉痛教训，邓小平指出：“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②①]实践证明，一搞运动，就容易失控，那种随意上纲上线的简单、片面、粗暴的大批判就难以避免，往往造成过火的斗争，犯扩大化的错误，留下久治难愈的后遗症。所以，“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②②]要区分错误的性质，采取正确的方针和办法，“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②③]力戒主观和片面，力求多一点唯物主义，少一点唯心主义；多一点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做到主观同客观相符合，不犯或少犯错误。邓小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的理论和实践，给我们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以方法论的指导。
第五，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防止受骗上当。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有目共睹，每前进一步，有的人必须先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有的人乞求赐给一个“社会主义”的封号，似乎只有这样，才算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得到了“正名”，坚持了“正统”。所以，邓小平指出，不能低估“左”的习惯势力的影响，特别是“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②④]很能迷惑人，富有欺骗性。而要识别拿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政治家之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根本的一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在全党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②⑤]，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②⑥]。包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了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并进而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⑦]理论思维的成熟是党的成熟一个重要标志。在目前学习《邓小平文选》的热潮中，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武装下，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会有一个更快的进步，抵御“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的能力会有更大的提高，从而坚定地沿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发展道路，胜利前进。
总之，从总体上讲，主要防止“左”，既是历史和现实经验的总结，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必然要求，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反对错误倾向的主要任务。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①① ①② ①③ ①⑤ ①⑥ ①⑦ ①⑧ ①⑨ ②④ ②⑤ ②⑥ ②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136、269、249、373、372、373、372、95、208、370—371、375、139—140、291、229、375、228、375、256、203、373页。
⑩《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①④《毛泽东生平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版，第483页。
②⑩ ②① ②② ②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1、379、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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