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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917（2004）11-0001-05
1999年，在西安召开的西部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阐明了西部开发的重大意义，初步提出了西部开发的思路和战略方针，并指出了西部开发的原则、步骤和目标。此后，江泽民、朱镕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民族团结、长治久安具有积极意义。在国家制订“十五”计划过程中，西部大开发被正式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中。西部大开发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那么，在笔者所设想的构建缘西边境国际经济合作带的战略模式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化道路应该如何选择？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思路性探讨。
一、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简要回顾
1999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决定，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获得了新的动力。随着整个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西部地区工业化也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尽管充满坎坷、波折，但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一）解放前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1949年以前，中国工业不仅规模小，门类残缺不全，技术水平低，而且分布也极不平衡，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广大西部地区的工业产值不足10％。“抗战”初期，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部分工厂西迁，西部工业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在技术上有所改进，但这些工业主要集中在重庆、西安、昆明、贵阳、兰州等少数城市和矿业镇，其他广大地区则基本上没有现代工业。西部地区大部分工业产品的生产能力和产量不到全国的5％，如钢仅占1％，水泥仅占1.5％，纯碱不到4％，棉纺锭和织机占5％，纸产量占5％[1]。这就是旧中国留给西部地区的工业遗产。
（二）“一五”时期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起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仅用了3年时间就得以完成。自1953年起，中国开始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重点的大规模建设。“一五”时期（1953～1957年），国家有意调整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决定合理利用内地资源，改变机器工业集中于沿海省市的状况。国家将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18.52％投入西部，在156项重点工程中，有近1/3的工程分布在西部（陕西省24项，甘肃省16项，西南地区11项），在西安——咸阳及其邻近地区新建了航空、兵器、电子、电力设备制造、棉纺织与印染等5个系列的数10个企业；在兰州新建了炼油、化工和石油化工机械等企业；在成都新建了航空、无缝钢管、量具刃具等企业；在新疆克拉玛依和阿尔泰地区分别新建了石油和有色金属采选企业，为西部地区第一批新兴工业基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与此同时，国家还投巨资修建了成渝、宝成、天兰、兰新等铁路和青藏与川藏等公路，重点加强了西部地区的地质普查与勘探。“一五”期间，除西藏外（尚未实行民主改革），西部各省区工业总产值都增长1倍以上，平均增长1.7倍，原来工业基础极弱的青海、贵州也增长了2.7倍。1952年，西部陕、甘、宁、青、新、川、贵、云等8省区工业总产值是30.4亿元，占全国的8.9％；到1957年则增长到84.9亿元，占全国的11.5％。其中四川省达43.2亿元，占全国的6.1％。东、西部工业经济差距有了初步的缩小[3]。
（三）“大跃进”和调整时期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发展状况。这一时期大致从1958年到1965年。“二五”（1958～1962年）计划对西部工业建设原定的部署是：在西南、西北和陕豫交界的三门峡地区分别以钢铁、有色金属工业和大型水电站为中心，进行新的基地建设；继续建设新疆的石油和有色金属工业。然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打乱了原定计划。为了扭转“一五”时期地方积极性发挥不够的局面，在当时国内外复杂的大背景下，出现了不顾客观条件，片面追求建立地区性完整工业体系的现象，全民大办钢厂，结果造成巨大浪费。随后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导下，绝大部分项目被关、停。事实证明，三年“大跃进”并没有加快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反而延误了其发展。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时期一点成绩也没有，1961年经过调整后也有一些工业企业稳定下来。各省区都有了钢铁厂和机械厂，尤其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获得了明显的发展。新疆天山南北建立了钢铁、纺织、机械、皮毛、石油等近百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式工厂。宁夏在1949年前几乎没有新式工业，这时也建立了一批生产煤炭、水泥、农机具、纺织品、瓷器、火柴、纸张、机床、仪表等80多种产品的工业企业。西藏在1950年和平解放后，尤其是在1959年民主改革后，才建成了水电站、农具厂、面粉厂、皮革厂、筑路机械修理厂、汽车修配厂等几十个新式工厂。省会城市西安、成都、兰州、昆明、贵阳和乌鲁木齐，都变成了工业重镇。交通运输业的进一步发展也促进了东、中、西部工业经济的交流。
（四）“三线”建设时期西部工业的快速成长。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备战角度出发，全国被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三类地区，国家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地区，将其建成一个打不烂、打不乱的战略大后方。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陕、甘、宁是“三线”的重点地带，特别是川、贵、陕三省成为“三线”地区中投资强度最大的地区。“三线”的建设方式有三种：迁建、包建、就地新建。迁建是将东部及沿海一线工矿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设备、技术人员搬迁到“三线”地区安家落户。包建是由东部有关部门和企业，在“三线”地区从包设计、包设备、包安装调试，到包生产出产品，帮助兄弟单位。国家在“三线”地区选址新建的主要是新兴的国防核工业项目、航天航空工业项目及一批资源开发工程。当时采取准军事动员的方式，从东部沿海和东北、华北内迁了380个项目，投资1300亿元（1965～1980年累计数），围绕航空、航天、兵器、船舶和核武器等国防科技工业，新建、扩建了包括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电子、能源等主要行业的近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银川、西宁等城市的工业门类迅速增多，攀枝花、绵阳、内江、自贡、宜宾、泸州、南充、遵义、安顺、六盘水、东川、易门、会泽、宝鸡、汉中、天水、酒泉等数10个中小城市正在崛起，这使得“三线”地区成为重要的生产科研基地。这一时期建设的比较有影响的项目包括攀钢、重钢、酒钢、盐锅峡水电站、青铜峡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等。1966～1978年连续近三个五年计划期（“三五”、“四五”和“五五”前中期）的“三线”建设，使西部地区的发电装机容量增加了1000万千瓦，煤炭年生产能力增加了8000万吨，天然气年生产能力增加了60亿立方米，钢铁年生产能力增加了700～1000万吨，硫酸年生产能力增加了180万吨，烧碱年生产能力增加了30万吨，化肥年生产能力增加了近900万吨[4]。可以说，“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生产力布局向内陆腹地在规模与范围上的一次空前大拓展，它把西部工业化推上了新的平台。当然，这种基于备战目的的建设，由于匆忙上马以及“文革”的影响，再加上违反经济规律与建设规律（如工厂布点的“山、散、洞”现象和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现象等），因此，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遗留问题也很多。
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在国家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从西方国家引进了一批以石油化工、冶金为主的重大成套项目，在全部47个项目中，有23个建在西部，这对提高西部工业结构层次和技术水平，也具有重要意义[5]。
（五）改革开放后西部地区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发展航向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使得西部工业经济发展驶入了快车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的商品、能源都很缺乏，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制约。按照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西部各省份以“一五”建设、“二五”建设、“三线”建设所取得的成果为基础，开始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和支农工业，缓解城乡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
国家为了支持西部省分“提高日用工业品的自给水平”，在西南、西北以及内蒙古、广西两个民族自治地区加大了对工业的投资力度。例如，从轻工业来看，在新疆、内蒙古扩建了毛纺企业。从“七五”计划期起，云南、广西、宁夏、新疆的制糖业发展迅速，分别成为南北方新兴的制糖基地。中国第一个彩管厂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陕西咸阳建成。从重工业来看，西部各省份普遍对上个世纪60、70年代兴办的小化肥厂进行了扩建，提高了生产能力。“六五”时期全国新建的三个大化肥项目有两个建在西部。为了解决化肥供应结构失调问题，国家投资开发了云南、贵州和四川的磷矿，其中，云南五钠成为重要的磷矿加工基地。从“六五”计划期起，国家对青海盐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并连续扩建，现其已发展成为占全国钾肥产量90％的大型基地。
西部是中国水能资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主要蕴藏地。从“六五”时期开始，国家先后在西部水能资源丰富的地方开工建设了龙羊峡、李家峡、鲁布革、铜街子、漫湾和二滩等水电枢纽，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些工程先后竣工，并网发电。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北在扩建准噶尔、延长、柴达木和长庆等老油田的同时，也新开发了塔里木、吐（鲁番）哈（密）和陕甘宁盆地的油气田，兴建了从陕甘宁至京、津和西安等城市的输气管道。扩建、新建了兰州炼油厂、乌鲁木齐石化总厂等多个项目。四川气田的探明储量和产量也大幅度提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其天然气外供商品量已将近占全国的一半。西部新建、扩建了陕西渭北煤田，宁夏的石嘴山、石炭井煤田，贵州的六盘水煤田，陕、蒙接壤的神（木）府（谷）与东胜煤田，并建立了一批与之配套的电站；利用地热和水能，西藏羊八井地热发电站和羊卓雍湖抽水蓄能电站也先后建成，这为西藏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能源保证。这些项目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和相邻省分经济的增长。
20多年来，西部的金属冶炼与加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攀枝花钢铁公司、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钢公司和酒泉钢铁公司等大型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扩大了规模，增加了产品种类。青海、甘肃、川滇接壤地区和滇西的铅锌矿开采与冶炼都有了长足发展，西部4个铅锌产区正在崛起。青海、甘肃、贵州、陕西的铝工业，重庆的铝材加工业，甘肃金川的镍和铂族元素矿的开采加工业，云南的锡业与铜业，甘肃的有色金属冶炼与材料加工，都获得了明显发展。
西部机械、电子等制造业也有明显的发展。为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布局状况，国家开始对原“三线”建设项目进行调整改造，121个“三线”项目被搬迁或迁并，迁至邻近的大中城市，其中有的获得了长足发展。大批军工企业转向民用产品开发，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并发展成大中型企业集团，如长虹（彩电）、大唐（通讯设备）、长安（微型车）、嘉陵（摩托车）、建设（摩托车）、彩虹（彩管）等。以重庆、眉山为中心，形成了铁路机车车辆、重型汽车、轻型汽车和摩托车开发生产基地；以德阳、自贡为中心，形成了重型机械和大型发电设备生产基地；以西安、汉中为中心，形成了大型高压输变电设备、大型运输机、中短程客机和新型纺织机械生产基地；以兰州为中心，形成了石油钻具设备生产基地；贵州、四川分别以都匀、凯里、成都为中心，形成了卫星通讯和广播电视覆盖设备生产基地。
考虑到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需要，1992年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瑞丽、伊宁等13个陆地边境口岸城市，批准辟建边境经济合作区；允许所有内陆省分的省会城市对外开放。此时，边境旅游、边境贸易、跨境运输以及其他形式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都获得了相对较快的发展，一批与上述领域相关的中小型工业企业也开始成长起来。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央财政投资在西部地区的增幅是比较大的，1998年中央财政用于西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支出比上年增长31.2％，高于东部14.9个百分点。这并不包括国家的扶贫投入（国家扶贫重点在西部，仅1998年就达183亿元）。但是，由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利用外资非常有限，整体投入仍然不足。例如，1991～1995年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只占全国的13％左右。西部工业发展与东部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
二、西部地区工业化的思路综述
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所作的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就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作为位列第五的“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的一大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又强调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和下大力气解决好……地区发展差距扩大”问题，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并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些原则性建议。但从《建议》和《“九五”计划纲要》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思路还是立足西部地下资源优势，发展重工业。1999年江泽民西部讲话以后，西部开发的思路转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基础教育发展等方面。对于林业建设、生态建设和公路建设，由于使用的材料品种少、附加值低、产业关联效应差，对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比较弱的。显然，这种思路对西部开发来说力度还不够，这也是学术界仍在孜孜探求的原因之一。目前，关于西部地区工业化道路，学术界存在多种观点，有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整理，在此结合人们的了解将其提到的主要观点概要转述如下：
（一）轻工业优先发展论。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提出之后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该观点认为，西部地区发展基本上是一条腿走路。长期以来，在以国家投资为主动力的格局下，西部地区已逐步形成了以能源、矿产、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为主体的重工业格局。由于缺乏轻工业的有力支撑，重工业在西部地区的发展受到极大制约，这种违背正常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产业升级序列的发展思路，其实施效果很不理想，“输血越多，贫血越重”。为此，西部工业化应避开资金、技术、人才方面的缺陷，集中有限的资源，通过优先发展投资小、技术要求低、见效快的轻工业，积累资金，开拓区内外市场，尤其是国际市场，从而带动西部工业化的进程。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论。该观点认为，西部地区能源矿产资源富集，经过40、50年的开发建设，能源化工已有相当的基础和多年的技术优势，因此，发展高耗能的重加工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西部地区的轻工业基本上是内向的，技术水平低，市场占有率低，要提高市场占有率，减少区内消费资金的外流，就得花很大的力气；若要靠轻工业来积累大量资金，占领区外市场甚至打入国际市场，则会更困难。因此，西部工业化“另起炉灶”是不现实的。西部经济的发展之所以长期滞缓，主要原因在于其重工业结构层次低，资源附加值低，结构性效益低，正是这“三低”造成资金制约，成为西部地区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桎梏。为此，今后西部工业化应沿着资源型和资源加工转换型并重的重工业化道路前进。以强大的、多样化的采掘工业为起点，依靠技术进步，采用先进的组织形式，在纵的方面，形成从资源采选到加工，直到综合利用、废物回收的产业链；在横的方面，形成若干以不同重工行业为先导，生产、运输、贸易、金融、通信、服务、科技在空间上有机结合，各具特色的地域经济综合体。
在具体操作上，西部地区的重工业化面临着以下四种选择：（1）稳固。即继续将能源、原材料工业作为地区主导产业，国家及地方尽量增加投入，扩大规模，保证具有全国意义的重工产业的发展需要。（2）转向。在稳固的同时，也应集中力量发展加工业，提高其科技含量及附加值，并以“三线”企业和大中城市中具有科技优势的高科技企业为依托，走加工增值的路子。（3）提高。即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战略产业，在稳定现有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制定优惠政策，采取多种外向联合形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将其培养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4）拓展。即以现有产业结构为基础，构筑大区域的“金字塔式”的产业结构，同时取消地域之间的贸易、技术、人才壁垒，形成地域间各具特色又相互依赖的经济综合体，共同提高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三）多元工业化论。该观点认为，西部地区是中国自然资源的富集区，特别是能源、矿产、生物等资源在全国占有显著优势，但由于地理条件和发展起点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市场化改革缓慢，价格体系扭曲，对外开放程度低，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及资源转换效率一直较低，资源优势并没有变成经济优势。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各种“瓶颈”将逐步消除。为此，西部地区工业化既不能向轻型化逆转，又不能片面强调重工业化，而应沿着以重工业为主体，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多元工业化道路前进。该观点认为，对西部地区而言，多元工业化道路有两重含义——其一，根据动态比较优势，西部地区主导工业门类有三种类型：（1）立足西部能源、原材料工业优势的高耗能的重加工业；（2）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3）立足“三线”军工企业和大中城市科技优势的高科技工业和一些高、精、尖的产品加工业。其二，西部各地区的工业化道路应该是多样化的。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宜重则重，宜轻则轻。其理由是：（1）一个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且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地区，极易产生结构性衰退；（2）从现代工业布局的指向来看，一些高耗能的重加工业向资源丰富地区集中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3）从现状及趋势来看，西部部分地区轻工业的发展能强有力地带动其经济增长。
（四）乡镇企业发展论。该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比较盛行，它是从所有制结构来考虑西部地区的工业化问题。部分学者从东部沿海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实践中得到启示，认为西部地区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乡镇企业发展滞后。西部地区作为“国情”的一部分，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业化道路。该观点主要通过分析东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差距来阐述发展乡镇企业对拉动西部经济的“引擎”作用：（1）从东西部乡镇企业对农民人均收入的贡献率来看，1995年东西部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3∶1，其中有80％的差距源自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平衡；（2）从东西部乡镇企业对GNP的贡献率来看，1995年东西部人均GNP之比为11∶1，其中53％的差距源自乡镇企业发展的不平衡；（3）从东西部乡镇企业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贡献率来看，1995年东部地区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75％，而西部只有8.3％；（4）从东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来看，1990～1995年，东部按现价计算的年均增长速度是西部的3倍。
同时，该观点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分析了西部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条件：（1）政策倾斜优势。国务院作出的《关于加快发展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决定》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从1993年至2000年，每年拿出50亿专项贷款支持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自1994年起此专项贷款又增至100亿；中国农业银行从1992年第四季度起开办1亿元专项贴息贷款业务，支持西部发展乡镇企业。（2）后发优势。借鉴东部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西部乡镇企业可以从一开始就与小城镇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集中发展，连片配套，规模效益明显；组织形式多样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及其他现代企业制度形式均在西部乡镇企业中出现；有步骤地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农民进城务工在管理政策上比东部乡镇企业发展初期更为宽松。（3）协作优势。农业部从1994年开始实施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工程。到2000年拟在东西部建100个投资超10亿元的合作示范区，1000个总产值在1亿元以上的工业示范项目，推广1000项省部级以上成熟的新技术、新产品，组建100对双边合作兄弟市（县），培养1万名技术骨干和厂长、经理。该观点坚信，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必将突破西部经济的困境，从而促进工业化的进程。
（五）点轴工业化论。该理论源于增长极理论，它认为西部地区的增长极应是中心城市、优势基地及连接各城市的交通干道。这些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是促进西部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该观点认为能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增长点主要有：（1）以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西宁、银川为中心城市的增长点。（2）西南地区的西电东调能源基地、以铝铜铅锌为主的有色金属基地、磷矿和磷化工基地、热带和亚热带作物基地、旅游基地，西北地区的煤电油气具备的综合能源基地、石油天然气基地、以镍铅锌为主的有色金属基地、商品棉基地、畜产品基地，它们甚至可以成为具有全国意义的优势基地增长点。（3）西南地区的以南昆一南防—钦北铁路、宝成—成昆—昆河铁路、襄渝—川黔—黔桂—黎湛铁路、大（理）瑞（丽）—广大—贵昆—湘黔铁路、成渝—渝汉（渝怀）铁路等为主组成的铁路网主骨架；以北接西安的成都—自贡—昆明—打洛公路，南接柳州、湛江的重庆—贵阳公路，西接拉萨东接武汉的雅安—成都—涪陵公路，东接长沙的贵阳—昆明—畹町公路等为骨架的公路网；以长江干流为主，包括嘉陵江、金沙江、乌江、赤水河、南北盘江、澜沧江在内的西南内河航道体系。西北地区的以陇海—兰新、包兰、宝成、西候为大通道、西（安）—（安）康、阳安、西延、包神、延神、神骅等铁路为支线的铁路网骨架；以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霍尔果斯—阿拉山口等国道为主干线，以临潼—西安—宝鸡、西安—铜川—黄陵、兰州—古浪、兰州—白银、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独山子等为支线的公路网骨架；以黄河干线、汉江为主的内河航运，将成为推进西部工业化进程的增长轴。
该观点认为，抓住了上述增长点、增长轴，就抓住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些点轴扩散功能的发挥直接影响着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