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同富反贫困可持续发展新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新思路论文,贫困论文,东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776年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231890 ）的《国富论》以及1867年卡尔·马克思（Kari Marx，18181883 ）的《资本论》等伟大著作的出版，均有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的背景，影响世界至钜，得与失难以评估；而1936年约翰·凯恩斯（John M.Keynes，18831946）的《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著作问世，也有特殊时空因素，改变了世界经济。时势造英雄，英雄也推动了时势。然而，亚当·史密斯、卡尔·马克思、约翰·凯恩斯等时代均已既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人要走中国经济应有道路，理应重视孙中山先生强调的“均富”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从诗经、尚书、易经、周礼、孔、孟以至桑弘羊、王莽、杨炎、王安石、张居正等一脉相承，以中庸、理性、务实为基础，其中特别重视“求足”与“求均”以及区域均衡发展的意义，对于推动中国中、西、北部经济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注：周毅·21世纪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第77页）
鸦片战争后，民族自尊心丧失殆尽，2000多年来社会基础因之动摇，此后西方文化思潮扰乱中国，其间的自强运动与百日维新等启蒙运动，也均已成为历史痕迹。民国肇造后，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北伐、抗日以及不断的外争、内战使得国人民不聊生。1949年以后，海峡两岸分离，是中华民族一大不幸。如今海峡两岸人士能够聚集一堂共同研究中国中、西、北部经济发展问题，意义重大。中国要摆脱贫穷，迈向小康、富裕，不但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吃得饱”，还要“吃得好”。首要去除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羁绊，面对实际经济问题，解决经济发展瓶颈。在具体操作上从人力资源管理观点、乡镇企业发展策略、振兴区域方法、科技发展之路、社会救济保障，并站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人口可持续发展高度探讨中国中、西、北部经济发展的问题与策略。颇有新意和启发。
1.中国特色的中西部开发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大部分人穷，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目标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可是全中国目前5800万贫穷人口正处于最低生活水准边缘，其中2000万人口的基本温饱尚未得到真正解决，还有700多万头牲畜的水草仍有困难；另外文盲、半文盲的人口约占全中国人口的35%，而少数民族贫穷地区的文盲率则高达60%。此种贫困状况不能说不严重，有待共同克服。中国贫穷地区大多分布在革命老区、深山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等，总计共有22个区域近600个县，占全国总县数的1／4。这些地区， 自然条件相对差和文化教育水准相当低，自然生态环境屡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因此自然灾害频繁、交通堵塞，运输不易；人口增长快速，医疗环境极其落后，其中97%的贫穷县患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地方病。此外，地方财政非常薄弱，83%的贫困县亟需依赖国家财政补贴，经济发展基本能力薄弱。这些贫困地区虽分布在全国各地，但集中于内蒙、新疆、宁夏、陕西、甘肃、河南、安徽、云南、贵州、广西等，即中、西、北部与西南部，特别是中西部贫困状况显著。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目的是使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摆脱长期以来中国经济“贫穷的恶性循环”。在实施过程中易产生各经济发展区域内、外贫富悬殊等现象。可从两方面经济失衡来说明，一方面譬如在东南沿海地区各省，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带来整个地区经济的繁荣与进步，但也发生了区域内部显著失业和通货膨胀现象，造成内部贫富差距严重；另一方面区域间经济发展失衡，西北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无法与东南沿海相比较；东南地区经济相对“兴旺”与“富裕”，与西北地区经济的“衰落”与“贫穷”恰成对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意义要强调富有中国特色，其内容有三，一要抓住中国传统经济文化精髓；二是借鉴西方现代经济文化精华；三要面对当地经济发展现实。中国传统经济文化精髓在于求均与求富，强调政论兴办企业的重要性，另外也重视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价值。西方现代经济文化数理化在于重视生产科技创新和应用以及经济资本累积的重要性，另外也重视市场经济生产管理和企业组织的意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在于解决现阶段经济发展瓶颈，力求人均国民收入提高，消除失业问题、物价上涨的压力和分配不公平性，达到国家经济福利、国民经济福祉的提升。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是兼顾政府与民间企业，尊重市场经济功能，维护公平竞争，目的在于国民经济的均富和可持续发展。当前东南沿海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失衡、东南与西北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失衡等均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现。中、西、北部经济开发，有其必然性与必要性，扶贫工作意义深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惊人进步，令世人瞩目。长江三角洲、闽东南三角地区、环渤海湾周边地区，欣欣向荣，一派生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具生命力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发展滞后的中、西、北部地区经济作为一个尖锐问题提出来了。中、西、北部地区曾有过辉煌灿烂的历史，生活在这里的祖先，曾为民族提供了延续至今的华夏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即使历史已进入现代文明的今天，中、西、北部地区的古代文明遗存仍保持着巨大魅力。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这块古代文明发祥地相对落后了。以异军突起的中国乡镇企业来说，1997年东部沿海10个省市就占了乡镇企业总产值的70%，而中西部20个省区，只占30%。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1997年东部地区是4000元，西部是2300元。1997年东部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达300 亿美元，中西部地区只有40亿美元。全国592 个贫困县，9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这些贫困地区又大都分布在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地方病高发区、少数民族地区。其共同特点是地域偏远、交通不便、生态失调、文化教育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生活条件恶劣。扶贫工作面对难啃的硬骨头，比起前19年来，难度更大，任务更重。同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相比，差距就更大了，而这种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在中、西、北部地区，没有什么事情比经济社会发展和结束贫困更大更重要的事了。但看到中、西、北部是贫困地区，困难又特别多，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西、北部地区又是一个富饶的地区，是“富饶贫困”。或者叫地上贫困，地下富饶。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要的资源主要在中西部。这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的蕴藏量极为丰富。有些矿藏还居世界首位。农牧林资源得天独厚。拥有的草场占全国的98%，黄土高原日照长，土质疏松，易于耕种。西南水电资源占全国80%以上。总之，中、西、北部地区是块宝地，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这里的人民完全有希望同东部沿海地区一起走进现代文明。把中、西、北部地区看作是现代化建设的包袱，只能拖现代化后腿，是一种短视，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必将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跨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第66页。）
有人说，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而中国现实是，不管是先富还是后富，是东部还是西部，都在向前发展，只是有的快，有的慢，形成贫富、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正确政策指引下，两极分化可以避免，而差距拉大难以避免，就目前情况看，差距还会继续拉大。有没有可能逐步缩小差距，能不能加速中、西、北部地区反贫困进程，内陆与沿海齐飞，达到共同富裕？这正是要致力研究的主题。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正确的。但先富应当帮后富，发达地区应当帮助贫困地区，经过长期努力达到共同富裕。这才是社会主义，才能体现先哲早期提出的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当然，先富帮后富，不能采用贫富拉平的办法，主要通过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改变落后的技术和管理，通过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途径脱贫致富。就目前情况来说，即使是先富起来的也还不够富裕，其发展势头不应当削弱。发达地区愈发达，帮助贫困地区的力量愈强大。最近，先富起来的江苏华西村、浙江万向集团等都以几千万甚至几亿元用于开发西部地区，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注：汤安中·读不懂农民读不懂中国·改革出版社，1997，第96页。）
扶贫，不仅是政府行为，也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从1986年开始，政府拨出的扶贫资金，包括无偿支援和贴息贷款每年近100亿元， 由于坚持了开发型的扶贫政策，即从救济型转向开发型，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从单纯的政策扶贫转向全社会扶贫。一系列有利于结束贫困的措施，加上社会各界、海内外同胞群策群力，已经产生了积极效果。没有稳定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人降为5800万人。 其中有的已达到小康水平，有的开始走向富裕。最近世界银行副行长斯特恩说：“中国在与贫困做斗争中所获得的成就，给人印象深刻，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功之一。”
邓小平在南方视察以后，中、西、北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了。主要表现在乡镇企业和引进外资的规模上，有的地区增幅甚至比东部沿海地区大。但从总体上看，中、西、北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的差距却拉大了。在今后的3年和下世纪初，中、西、北部地区唯有超常规的发展，就像19年来东部沿海地区那样，才有可能缩小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拆除两大块社会二元结构。
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现代化，是包括中、西、北部地区在内的整个现代化。因此，加速中、西、北部地区的发展问题，实质是一个反贫困问题，也就是扶贫开发问题。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愈来愈多的人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只要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结束贫困，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全社会包括海内外的热心人士和企业家都会积极支持，献出一份爱心。
中、西、北部地区人民脱贫致富，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胆利用外资，放手搞好外引内联，内外结合，具体来说共同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搞好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通信和水利，这是发展和基础，也是投资的主要方向。二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做到搞活流通，繁荣市场。三是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科技事业，不断提高全体人员素质。中国现在的开放是全方位开放。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资金、技术、管理、市场机制等方面的优势，而中、西、北部地区则拥有资源、劳动力等优势。两者结合起来，将促进中、西、北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实现内陆与沿海齐飞，或叫作东西互助，共同发展。
2.历史机遇与严峻挑战
今天，市场经济已不再是贬词，而是人们向往和经济体制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给贫困地区人民的脱贫致富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挑战。
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提出和确立，确实为脱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猛烈地冲击对发展市场经济的怀疑乃至否定的陈腐观念，为贫困地区发展市场生产和商品交换壮了胆、撑了腰。为确定有效的扶贫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以及开发式扶贫方针的贯彻实施指明了方向。有利于贫困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有利于区位优势的发挥；有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有利于资源的等价交换；有利于贫困地区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给贫困地区带来的机遇，集中到一点是改变了人们脱贫的思路，变革靠、要的被动发展为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地选择发展商品生产的振兴经济之路。一个地区的发展，自然条件和环境固然重要，但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的思路与政策更重要。
但是，在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在给贫困地区带来历史机遇的同时，也向贫困地区提出了严峻挑战。过去在计划体制下实行的扶贫措施，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已经过时和失效，例如在市场价格放开之后，过去向贫困地区低价提供的扶贫物资、返销粮和生产资料所带来的优惠，在市场价格放开后已不复存在。由于允许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贫困地区原本十分稀缺的资金、人才大量外流，“输血”赶不上“造血”，“造血”抵偿不了“抽血”，有些地方不仅“孔雀东南飞”，而且连“麻雀”也跟着飞走了。在市场利益驱动下，加剧了某些贫困地区对自然资源的盲目开采，原已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进一步破坏，此外，有的贫困地区的领导盲目地认为，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剩下的“鸡筋”只能“慢火煮”，工作重点不是向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地方病高发区延伸，而是盲目向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延伸，甚至向国外延伸。这些忽视扶贫工作、贫困发生率反弹等情况，业已引起有关方面重视，并正通过贯彻、落实“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切实加以纠正。
应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扶贫工作带来的历史机遇，同时也要采取有效措施回应市场经济对扶贫的严峻挑战。最近在北京召开的国际贫困山区研讨会上，一位长期在印度研究贫困问题的美国专家直率而尖锐地指出：“在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穷人的利益最容易被忽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最容易受到伤害。”对于这位专家的意见要高度重视，在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为脱贫带来历史机遇同时，也要研究相应对策，有效防止市场经济可能对穷人的伤害。
3.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供选择的扶贫措施
中国中、西、北部农村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 亿人， 减少到1997年58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1%下降到6.8 %。迄今为止尚未解决温饱的人们，主要分布在大陆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这些地区长期未能脱贫，有经济、社会、自然以及生态环境等多方面原因，但是长期处在封闭的自然经济之下，市场没发育或发育程度极低，商品经济没有发展或刚萌芽，对许多贫困地区来说，是长期难以脱贫的最深刻社会经济根源。因此，在今后扶贫攻坚战中，在继续投入必要的物力、财力，帮助贫困地区扩大基本农田，解决部分群众、牲畜饮水困难，改变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邮路的情况，创造适宜人类生存条件的同时，要积极引导和扶持贫困地区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逐步提高市场发育程度。从社会经济的深层次彻底挖掉贫困的根子。（注：朱凤岐、高天虹、邱天朝、杨青·中国反贫困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第24页。）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区脱贫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总结实践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以采取多种脱贫措施，作出最优选择，将其归纳如下。
调整农业的单一生产结构。单一的农业种植业结构或粮食生产结构，不仅无法提高农民收入，解决用钱问题，而且在一些地区，特别是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连吃粮问题也解决不了，还有日益恶化的趋势。“以粮为纲”的方针给一些贫困地区带来的危害特别严重，大片森林、草原被毁，造成土壤沙化，水土流失，水旱灾害发生频率明显上升，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近年来一些耕地少、荒山多的贫困地区，种草种树改变了生态环境，既增产了粮食，又提高了收入。在一些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较差的地区，种植业商品化开发成本很高，潜力不大，而因地制宜发展林果业、畜牧业，则能收到明显的脱贫效果。许多贫困地区根据市场需要，远抓林果，近抓畜牧迅速脱贫的经验，充分表明了调整农业的单一生产结构是脱贫致富的成功之路。
立足本地资源，发展乡镇企业。中、西、北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农业而是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发展乡镇企业，对于中、西、北部地区脱贫致富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近年来，有些贫困地区挤出扶贫资金、利用银行贷款办起了一批乡镇企业，但是由于市场信息不灵，产品、产业选择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成效甚微，所办乡镇企业十有八九严重亏损，成了地方财政的大包袱。企业发生亏损，固然有管理水平不高，脱离实际想一步登天生产出高、精、尖产品等原因，但是不立足本地资源，则是贫困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受挫的共性。从本地资源出发，特别是以市场为导向对农产品实行深加工，生产劳动密集产品，对一些地区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大型扶贫开发项目的“三西”建设就取得了巨大成效，“三西”（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各县放手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数万个乡镇企业崛起于穷乡僻壤，初步建成了以豆类、亚麻、畜产品、林果蔬菜以及矿产开发和草编、竹编为“龙头”的六大支柱产业，大大增强了地方经济造血活力。
建立多元所有制结构，推动市场经济更快发展。在中国经济中多元所有制结构的新格局初步形成，对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要加速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所有制方面政策可以放得更宽，给个体、私人经济发展以更广阔的天地。然而现实恰好相反，周星博士曾深有感触地说，“这些年来在贫困地区采访和调研，深深感到：越是贫穷落后越是‘一大二公’，私营经济成分微乎其微，纯计划经济的味儿特足特浓。”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学者提出在所有制政策上应把贫困地区当做“特区”来对待。可惜这一建议未能付诸实施。在经济改革日益深化的今天，这一问题终于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最近提出了发展民族山区经济的重要建议，其中一条就是“积极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个体经济、私人企业，把国有、集体、个体经济成分比例从现在的7∶2∶1调整到3∶3∶3。”这是一项需要给予高度重视的政策建议，在中、西、北部贫困地区有广泛的适用性。
明晰产权关系，加速资源开发。在贫困地区，广袤无垠的荒原、荒坡、荒山、荒水，长期以来由于集体或国家公有，开发与否与个人利益无关，因此长期未能开发利用。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河北、山西、黑龙江等省在总结群众创造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农业综合开发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开发荒原、荒坡、荒山，都要实行经营式开发。各地相继建立由乡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的拍卖领导小组评估资源标底，张榜公布，然后在村民大会上公开拍卖，出高价者中标，坚持贯彻谁购买谁治理、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过去虽有开荒的责任制，但往往是“催着干，撵着转，做梦都怕政策变。如今买荒花了钱，腰板硬，胆子大，想方设法治荒赚钱。”出现了山变绿、民变富的新气象。家民收入不高的江西省，宝贵的内湖资源长期未能有效利用，近年来坚持大水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把投资开发与经济收益紧密联系起来，鼓励国营、集体、联合体、个人一起上，极大地促进了水产业发展，现正总结推广九江赤湖成功开发的经验，鼓励走大水面“国有民营”开发之路。
建立市场经济中介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在农民进入市场的进程中，发生了小生产与大市场不相适应这一突出矛盾，引起人们极大关注。时而表现为某些农产品短缺，出现买难，发生竟相抬价抢购的“大战”；时而又表现为某些农产品滞销，进而变质、腐烂，农民利益受损、要求赔偿等“事件”，决非偶然。农民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分散经营，而面对的则是国内外大市场。由于市场信息不灵或错误市场信息误导，加上供销渠道不畅，交通运输障碍，农产品买难、卖难交替出现难以避免。而一家一户农民势单力薄，又没有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在贫困地区，农民的经济力量更加薄弱，更加缺少市场经验，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因此建立市场经济中介组织，引导农民进入市场，在贫困地区尤为迫切。概括各地经验，业已出现的市场中介组织各种类型有：各类经济成分的公司、农民技术协会以及转换了职能的政府经济组织等。实行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经营，由公司、农民技术协会和政府经济组织充当“龙头”，把农民组织起来，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服务，并承担难以避免的市场风险，使农民无后顾之忧，放下包袱，大踏步进入市场。大量事实表明，建立起市场经济中介组织、并有效运转的地方，促进了具有特色的商品生产基地建立，农民普遍增产增收，中介组织也同时获得了可观经济效益。
组织贫困地区农户向外迁移，积极探索和逐步实行异地扶贫。在扶贫进入攻坚阶段的今天，要特别注意研究如何解决那些资源贫乏，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甚至不具备人类生存最起码条件地区脱贫问题。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开始实行一项涉及20万人口移民的“异地安置”计划。广西石山面积占总面积的37.8%，全区尚未解决温饱的400万人中有300万人集中居住在石山区。土地严重超载，人均质量极差的耕地不足3分，资源贫瘠、交通闭塞、严重缺水缺粮。虽然长期以来投入了大量扶贫资金，但始终未能使大石山区人民走出贫困。通过长期实践，广西有关部门最终形成了共识：要使石山地区脱贫，在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地方，只有走异地开发、借地生财新路。广西有关方面现已决定：用 5～8年异地安置20万贫困人口。石山区7200多个劳动力、5000多个贫困户已被安置在13个异地扶贫地区的108个居民点，走上了下山脱贫、 异地开发之路。广西异地扶贫新路的特点和优点在于：按照市场经济原则，通过经济组织开展扶贫活动。广西各级扶贫开发公司作为独立经济实体参与扶贫工作的组织与实施。参与异地开发的贫困户一律要与扶贫经济组织签订合同，公司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为异地开发提供一系列综合配套服务，并选择确定最具有开发前景的开发项目。公司对开发区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开发，连片种植，分户管理，核算到户，从而有效遏止了农户把扶贫基金变为消费资金的短期行为，提高了资金投入效益。广西异地扶贫吸取了甘肃、宁夏“调庄移民”的经验，实行自觉自愿、劳动力先行、先生产取得效益后再举家迁移的原则。广西的上述做法为市场经济下异地扶贫，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注：李纪恒·贫困地区发展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第164页。）
探索市场经济下扶贫贷款资金的有效使用方式。在中国农村改革深化的进程中，80年代中期以来，对扶贫资金的投放方式做了重大改革，“九五”计划以来所有新增加的扶贫资金，都改为以贷款形式投放，但金融管理体制与资金组织运作方式，却迟迟未做出相应调整。因而在扶贫贷款的投放中发生了以下几个突出问题：一是银行经营的营利性与扶贫贷款的政策性要求不相适应。 二是扶贫贷款回收率低。 到1997年人民银行委托农业银行发放的专项贴息贷款到期回收率只有50%，在已发放的100 亿贷款中呆滞贷款占30%左右。三是贫困农户难以取得扶贫贷款。贫困程度越高、资金缺口越大的贫困户越难取得贷款。四是贫困户担心使用贷款所办项目失败而欠债，宁肯受穷也不要扶贫贷款。上述问题的解决要靠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农业银行已一分为二，由农业开发银行承担包括扶贫在内的政策性业务。目前有的地区已开始深度把保险业务引进扶贫项目，以消除贫困户不敢借贷的后顾之忧。至于如何帮助贫困农户能够得到或愿意接受贷款，以及如何提高扶贫贷款的回收率则是一个复杂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长期以救济款为生的贫困农民，要提高贷款、还款意识，有一个过程，一方面要有舆论宣传，同时也需要政府部门给金融机构收回贷款以必要的支持。此外，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大陆有关方面也正在研究某些发展中国家发放扶贫贷款的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借鉴孟加拉国乡村银行（GrameenBank ）的信贷扶贫经验，与河北省易县扶贫办联合组建了易县扶贫经济合作社，通过小范围的实验，探寻农村扶贫贷款新思路和新方法。
处理好东部与中、西、北部的关系，促进中、西、北部经济的更快发展。近年来，发达的东部地区与落后的中、西、北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上海、北京、浙江、天津、广东、江苏农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已超过2000元，上海更高达3000元／人，这是最低的甘肃省人均纯收入的5倍。 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乡镇企业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市场经济下地区经济差距的拉大有其必然性，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办法人为地消灭差距对经济发展有害无益。但是对此也不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应通过加强东部与中、西、北部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增强中、西、北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1997年有关部门已开始对乡镇企业实施以东带西、以西促东、优势互补的东中、西、北合作工程，如果这项计划能够落实和发挥作用，将有力地推动中、西、北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在非农产业高速度发展进程中，东部与中、西、北部在原材料方面的矛盾日益尖锐。过去形成的产业格局是，西部地区提供廉价的矿产资源和农产品原料，而由东部地区发展加工工业。现在中、西、北部一些地区不愿意低价调出原材料，千方百计发展自己的加工工业，使东部一些加工企业陷于无米之炊境地。在市场经济下，解决这一矛盾不能再用计划经济强行指令调拨的老办法，初步实践经验业已表明东西部产业联动升级可能是一个有效途径。今后可以考虑由中、西、北部对一部分原材料进行初加工；东部则提高加工深度，不再追求传统工业量的膨胀，而在提高质量上多下功夫，生产更多高精尖产品。此外，要加速非农产业发展，提高中、西、北部地区干部的文化技术素质和管理水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现在已经开始贫困与发达地区干部换岗交流，既大大提高了贫困地区干部的素质，也直接促进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看来很有必要在更大范围推广。
4.转变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观念和作风， 加快脱贫步伐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面临着人才、资金、技术装备短缺等物质方面的困难，而且在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下长期形成的愚昧的传统观念与作风，与发展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成为脱贫的又一道非经济障碍。因此，“治穷”必须“治愚”，“治愚”是“治穷”先导。在贫困地区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冲破愚昧观点束缚的根本前提，也是脱贫致富的基础。大量调查资料表明，农民文化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在本世纪末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开展职业和成人教育，使农村新增劳动力就业前能受到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在积极做好文化教育工作的同时，特别注意通过舆论宣传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市场经济实践的过程中，帮助贫困地区的干部和农民，尽快转变观念和作风，提高商品经济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是脱贫的思想基础，同样关系着脱贫攻坚战的成败。
首先，要转变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排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观念。长期囿于自然经济环境中的贫困地区人民，既无商品观念，也无价值观念和效益观念，更没有市场和竞争观念。而且，有的人还对商品经济有一种本能的敌视情绪，视农为本，视商为奸，宁肯守土受穷，也不肯经商赚“不义”之财。同时，在以往年代，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视为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温床，这些“左”的观点，流毒甚广，对其影响绝不能低估。在“左”倾路线居于统治地位的一些年代，某些贫困地区不仅不能理直气壮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甚至群众养鸡生蛋换点油盐也曾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务必割掉而后快。甚至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姓“资”之后，有的贫困地区干部包括领导干部还“把市场机制等同于资本主义，担心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多了，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在贫困地区，正面阐释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观战普及市场经济知识，应长期坚持不懈。其次，下决心转变贫困地区干部作风。干部是群众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贫困地区绝大多数干部保持着艰苦奋斗作风，领导群众战天斗地，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业绩，可也有一些干部的作风着实令人心忧。“农民生儿子，干部掷骰子，上面来人进馆子，当官的不停地换车子——这在一些贫困地区称得上‘四绝’，堵不住，也难治好。”凡是常去贫困地区的人，对上述记者的感受都有同感。记者还披露，在一个贫困人口高达70%，财政存款余额只有3000元的县，“七品芝麻官”坐的轿车竟然是价值40万元的日产最新款式“公爵”。如此奢靡靠什么支撑，不外靠“鸡脚杆上刮油”、“鸡未孵成先取卵”，结果在贫困地区形成“越穷越刮，越刮越穷”又一恶性循环。上述例子虽然个别，但却需要高度重视，要采取雷厉风行措施，坚决煞住这股歪风。此风不煞，脱贫必将成为泡影。再次，要教育、引导农民逐步摒弃愚昧的消费方式。生产决定消费。反过来，消费也制约和作用于生产。在有些贫困地区，既存在愚昧型消费，也有超前的、畸形的消费，使一些贫困地区始终走不出“贫困——愚昧、畸型消费——再贫困”的怪圈。有的农民为大办婚丧嫁娶，动用了多年积蓄，甚至不惜举债，以致多年翻不过身来。有的地方封建迷信赌博出现抬头之势。据对陕西省西乡县（省定贫困县）的调查，该县农民消费方式具有如下特征：生活消费多，生产投入少；社会性消费多，智力投入少；超前消费多，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有的生活稍有改善的农民，住房图宽敞，穿衣求高档，吃喝讲排场；愚昧性消费增加，有病有灾，烧香求神保平安；吃穿靠救济，却借钱造活人坟；赌博使有的人债台高筑，妻离子散。不改变这种愚昧的消费方式，哪里还谈得上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脱贫致富岂不成了一句空话。（注：倪健中·东西论衡·国是论衡·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第470页。）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尽快帮助贫困地区人民脱贫，既要抓好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为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拓清道路，启动贫困地区的内在活力，这是脱贫致富的必由之路。
收稿日期：199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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