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浙江的商品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品经济论文,元代论文,浙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50（2005）01-16-4
一
对于元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长期以来在史学界众说纷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进步，还是倒退？是缓慢发展，还是停滞不前？客观地说，蒙古与南宋对峙四十余年，兵燹所及，必然给当时的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灭宋前后，元朝政府又实行残酷的民族歧视政策，将原来南宋统治地区的“南人”视作法律地位最低的第四等人。落后的统治观念和游牧民族旧有的野蛮习俗，都在一定程上损害了原来比较先进的南方经济。但是，就其具体地区和影响而言，作为元朝江浙行省的浙江全境，所受损害却相对要轻得多。究其原因，一是南宋末年，宋蒙战争在浙江地区进行得并不激烈，包括临安府、绍兴府、庆元府（今宁波）、温州、婺州（今金华）、秀州（今嘉兴）等经济发达的州府，并未遭到兵火的严重摧残；二是入元以后，蒙古贵族在汉族官员的辅佐下，推行“汉化”政策，注意扶助农桑，鼓励商品交换，减轻赋税剥削，它与浙江经济的许多特点和内在因素可谓一拍即合。这样，便为浙江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造创了某些客观条件。
浙江地处江南富庶之乡，境内人口稠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海港众多，对外交通便利，又在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地方上的商贸活动自隋唐以来就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两宋时期继续保持了这一良好趋势，尤其到南宋，浙江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入元以后，政治中心的地位虽然丧失，但经济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元朝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浙江百姓享受到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和平局面。于是，原本各个方面基础较好的浙江地区，社会经济日臻繁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其经济实力，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的地位。本文拟着重就元代浙江的商品经济发展作一具体论述，以期为史学界就元朝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略呈刍荛之见，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商品种类的丰富、流通领域的扩大以及商业分工的完善充分反映出元代浙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元代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有满足大众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种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和满足上层消费的各类精细的工艺品、奢侈品等物质。粮食、丝织品、瓷器等产品在浙江商品经济中所占份额都很大。浙江一带是元代最为重要的产粮地区，无论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还是总产量都在全国遥遥领先。作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粮食除供应当地食用和缴纳赋税外，还有相当部分进入流通领域。特别是北方大都等地方，城市里的大小官吏、士兵、工匠、市民、商贩等人都需要仰赖江南漕粮，南粮北调成为当时的一项基本国策，每年通过海道与大运河长途贩运的粮食皆有数百万石之多。这些北上的粮食一部分通过政府组织运输，另一部分则由商人自行贩鬻。浙西地区是天下“粮仓”，倘遇丰收年成，便将“羡余”精食“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注：王祯：《农书》卷11《农器图谱一·围田》）。这些粮食供应贩卖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它在市场上的价格，正所谓“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注：《通制条格》卷27《杂令·拘滞车船》。），体现出商品交换中价格随着供需关系变化而起伏。浙江不仅有粮食输出，也存在一定的粮食输入，如浙东庆元路郡临海隅，“民无终岁之蓄，计之户口，藉贩籴者兰之”（注：《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平常时候尚有一半的粮食需从他郡转运，可知一旦碰上灾荒，在粮食上的这种依赖会更为紧迫。据史籍记载，定海（今宁波镇海）粮商乐大原来往于庆元、广东、福建之间，大德十一年（1307年）浙东饥荒，乐大原就曾“发巨艘贩泉南、广东之米，平价使人就籴”（注：《民国镇海县志》卷22《人物》。）。江浙人趋利重商，粮食作为大宗商品，在元代不但贩运数量很大，而且在南至福建、广东、北达大都、和林的广袤地域都有非常兴盛的长途贸迁，足见其商品化程度有大幅提高。
杭州、湖州等路还是元代江南举足轻重的丝织生产中心，丝绸贸易在江浙依然非常繁盛，在整个商品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植棉纺织业在江淮等地相继兴起使得棉纺织产品开始进入流通市场，丰富了传统手工业商品的种类。与浙江毗邻的松江一带自黄道婆传教棉纺织技术后，从事该业的民户众多，“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4《黄道婆》。），“商贩于北，服被渐广”（注：王祯：《农书》卷21《农器图谱十九·木绵序》。）。瓷器是又一传统手工业产品，浙江龙泉青瓷此时继续发展，不仅遍及国内南北各地，而且远销东、西洋海外市场，被称作“处瓷”、“青处”，成为国家商税的一项重要来源。此外，水果、竹木等地方土产在商业贸易中也长盛不衰，如江浙间广植柑树，获利颇溥，杭州需内就有买卖柑子的专门市场。元代开辟了广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在东南沿海设置市舶司，大力拓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为工艺品和奢移品等市场提供了无以计数的“番邦奇货”，其中尤以南洋的各种香料，象牙、珍珠等奇珍异宝和日本的折扇、刀具、螺钿器等物品，深受上层统治者和富民的喜爱。
元代商业市场的分工也趋于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在不少城市里，都按照不同的产品交易置有专门的商业贸易区，据宋末元初学者周密记载，杭州城内就有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市、南猪行、北猪行、布市、蟹行、花团、青果团、柑子团、鲞团、书房诸市（注：周密：《武林旧事》卷6《诸市》。），实际市行肯定不止这些，它们分别散布在城市各处。杭州人烟稠密，街市居民食米大量仰给商品粮，米铺等直接关系民生的铺子在各城市都有设置，或官营，或民营。另外杭州城还有为数众多的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专营诸色点心）、肉铺、鲞铺等。又如潮州路长兴州（今属浙江）有五熟行、香烛行、银行、玉麈行、度生行、浇烛打纸印马行、篙师行、净发行、裁缝行、锦鳞行、碧缘行、漕行、五色行、正冠行、双线行、糖饼行、果行、彩帛行、厨行、饭食行、酒行等（注：《两浙金石志》卷15《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碑》。）。其中多数属于商业分工，还有少数如篙师行、净发行、裁缝行等从属于服务行业，宋元以来服务行业的分工也已较为完善。商业市场分工的细化、完善能够折现出一个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经过元代的工商业发展，浙江境内各郡逐渐获得了良好的地方声誉，明人曾称“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衙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注：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此类“地因物名，物以地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市场分工完善和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
二
元代是浙江城市和市镇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有学者研究指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区域人口统计的可靠性要大于其他的户口数据（注：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6页。）；而根据《元史》卷62《地理五》这一年的统计数字，当时杭州；嘉兴、婺州、台州等四路人口数就均已超过100万，其中杭州中路 1834710人，嘉兴路2245742人，婺州路1003833人，其他湖州、庆元、温州、绍兴、处州、衢州诸路人口也均有 50万左右，这为城镇经济规模的发展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商品经济长期以来的良好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职能的强化，杭州等大都会与各港口贸易城市在这一时期内都相当繁盛，商业市镇大量兴起，城镇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
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人烟稠密，城宽地阔，水陆交通便捷，远近商贾云集，不仅是国内的贸易中心，而且是著名的外贸港口，在商品经济上仍属全国的第一大都会；为方便征收商税，元朝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税务机构，杭州与大都因为商业发达，特别设置了税课提举司，官阶从五品，位在其他税务官员上（注：《元典章》卷7《吏部·一内外文武职品》。），从中可以反映出杭州商税在全国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人们赞扬杭州“山川风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过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风致，自必乐居之”（注：虞集：《道园学古录》卷10《题杨将军往复书简后》。）。当时杭州城内到处可以看到蒙古人及其他“隆准深眸”的色目人，其中又以回回人居多，如“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皆富实回回所居”（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8《嘲回回》。）。聚景景园是回回冢墓所在，解放后曾迁葬遗骸一万多穴。杭州凤凰寺即回回大师阿老瓦丁重修。（注：鲍志成：《元代杭州的人口和民族》，《杭州研究》1991年第1期。）回回人以经商出名，他们融入沿海城市，扩大了汉族地区的商贸群体，在商业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当时杭州等地夜市店铺至于宵达旦经营不歇，史载：“诸江南之地，每夜禁钟以前，市井点灯买卖。”（注：《元史》卷105《刑法四·禁令》。）至于篙师船户在夜间也忙的不亦乐乎，“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太平之时，在处有之”（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1《夜航船》。）。杭人精于谋利，从商者很多，除在本地经营外，亦不惮于辗转他郡，元初有杭人张存，流寓泉州后即起家贩舶，六年以后方始回到家乡。（注：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3《圣铁》。）
元代京杭大运河和海运的全线打通使得一批城镇在贸易港口和运河沿岸纷纷崛起。从海外贸易港口看，元代曾先后在浙江的庆元、澉浦、温州、杭州等地设立过市舶司。庆元为浙东大郡，“其阳大海，远迩方物，夷商贸迁，风帆浪舶，万里毕集，视他郡尤剧”（注：程端礼：《畏斋集》卷5《庆元路总管沙木思 音公去思碑》。），庆元港在元代漕粮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这里起航的海舶或驶往日本、朝鲜半岛，或南下东南诸蕃。《至正四明续志》卷6中有回回人交纳赋税的记载，说明当地也有不少回回人在驻经商。庆元路领鄞县、慈溪、象山、定海4县及奉化、昌国2州，庆地港作为浙东大港，还影响着整个地区的市镇经济的发展。如象山爵溪“贾舶络绎，东望日本，南走天台”（注：吴潜：《大瀛海道院碑》，载《象山县志·附录·诗文辑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慈溪的文溪也是“其地民富庶，商贾辏集，有酒楼三座，歌管之声不绝。其货多出西北诸山，麦、菽、茶、笋、果瓜、竹木之类为货甚多，市之西北，名曰贸里”（注：《光绪鄞县志》卷31《物产》。）。温州港位于瓯江入江海处，元贞二年（1296年）成宗遣往真腊（今柬埔寨）的使臣就是由此出海的，城内行市贸易相当繁忙。嘉兴、湖州等浙西地区不仅交通运输发达，且农业、手工业空前发达，是以形成了很多典型的江南市镇。离杭州不远的澉浦，是当时的又一个重要港口，澉浦杨氏世代从事航海事业，掌握着大批海船，经营海外贸易，声势显赫。（注：陈高华；《元代的航海世家池浦杨氏》，《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2期。）嘉兴青龙镇、平湖的乍浦镇等也都缘于海外贸易而形成为集镇。湖州归安县双林镇在元代设有绢庄十座，每日清晨，赴镇上出售丝绸绢匹的乡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濮院是湖州又一个丝织生产、贸易都非常繁荣的地方，元大德年间濮明之“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该地逐渐成为丝绸贸易的集散地，远贾汇聚，商贸兴盛，遂有“永乐市”之称（注：杨树本：《濮院琐志》卷1。）。嘉兴王店镇，因工部尚书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此后“日见殷庶，遂成巨镇”（注：姚桐寿：《乐郊私语》。）。又如余杭塘栖，在元末张士诚开浚下塘河后，依托运河之利，从一个小村落跃为市镇。元末绍兴东南有平水市，原先乃唐代草市，“其地居镜湖上游，群小水至此人湖，于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货物之产于山者，皆于是乎会，以输于城府，故其市为甚盛”（注：刘基：《诚意伯文选》卷6《出越城至平水记》。）。县级市镇和乡村草市的发展是对都市的商业经济的有益补充。
三
元代海外贸易规模宏大，元朝中叶蒙古帝国分裂后，通往西方的陆道贸易受阻，对外贸易主要依赖海路交通，东南沿海港口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攻克两浙、福建，便先后于泉州、庆元、上海、澉浦等地设立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注：《元史》卷94《食货二·市舶》。）。及至元三十年（1293年），可见其海路贸易地位之重要。不久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杭州市舶司并入杭州税务，沿海市舶司最终固定为泉州、庆元、广州三处。为加强管理海外贸易，禁止各种非法贸易活动，保证国家从市舶抽发与商税中所得利益，元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完整的市舶法，规定了中外商舶从事海外贸易的细则。市舶法初定于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因共分二十三条细例，故称“市舶则法二十三条”；其中规定依南宋旧例粗货于十五分钟抽一份，细货则十分中抽一分，此外再按照泉州舶体例，收取三十分之一的舶税。（注：《元典章》卷22《户部八·市舶·市舶则法二十三条》。）延祐元年（1314年）重修市舶法，定为二十二条，保持三十取一的舶税，但将至元抽分比例提高一倍（注：《通制条格》卷18《关市·市舶》。），这一点可从《至正四明续志》中加以证实，元末庆元市舶司：“抽分舶商物货细色十分抽二分，粗色十五分抽二分，再于货内抽税三十分取一。”（注：《至正四明续志》卷6《赋役·市舶》。）市舶抽分及相应管理直接关系到政府在海外贸易中的得利多少，元延正式制定市舶则法并多次重申条例，充发本现了其对海外贸易的重视。
元代造船业和航海业都很发达，自13世纪80年代杨庭璧出使印度后，基本控制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元朝船舶甚至远达红海海域，大大超过宋代的航运。大德《南海志》残卷所存材料中共列出诸蕃国 143个之多，《岛夷志略》中也载录了99个国家和地方的情况，提到的地名更是多达220个，海外贸易区域的广泛由此可见。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二月，温州永嘉人周达观奉谕从温州放洋，出使真腊，撰成《真腊风土记》一书，为当时的中外关系史留下了重要的材料。据该书记载，在真腊国内有“温州之漆盘”、“明州之席”。此外，浙江与占城（今越南南部）、印度、菲律宾乃至西亚、北非诸国也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贸易往来，处州青瓷在上述各地的发现足以作为实物佐证。
当然，以庆元港为中心的浙江海外贸易，与日本、高丽两大近邻之间的商贸活动仍最为频繁。在出口的诸多商品中，输往日本的以铜钱、香药、经卷、书籍、文具、唐画、杂器以及金襕、金纱、唐绫、毛毡等织物类为主（注：[日]本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03-406页。），运抵高丽的则以瓷器、茶叶、丝织品、书籍等为主。杭州、湖州等地的丝织品和处州龙泉窑的陶瓷在出口商品中占有很大比例。1976年韩国新安海底打捞出一艘中国沉船，学者研究认为该船是元代中期从庆元出发前往日本的，船上清理出龙泉窑系的青瓷约有3000余件（注：[韩]郑良谟撰，程晓中泽：《新安海底发现的陶瓷器的分类与有关问题》，《海交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为元代浙江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提供了有力物证。元代浙江从外国进口的商品也种类繁多，庆元所载舶货有220余种，比起南宋之际有明显增加。在这些舶货中，从日本输入的以黄金、刀剑、扇子、描金、螺钿器等为主，来自高丽的则主要有新罗漆、高丽青器、高丽铜器、人参、茯苓、松子、榛子、松花、纸张等物品（注：《至正四明续志》卷5，《土产·市舶货物》。）。元代海外贸易的发达对于国内的经济生活有明显的影响，各种舶货番物的引进，丰富了国内市场，特别是满足了上层社会对于奢移品的需求，而丝织品、陶瓷器等产品的大量出口，又反过来促进了国内手工业生产的兴盛。
综上所述，有元一代，浙江地区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交通便利，货币广泛流通，政府对商人及其经济活动限制较少，在大一统的和平环境下，使商品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它集中表现为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及众多市镇商贸活动的频繁和海外贸易的发达。因此，元朝统治尽管比较黑暗，国祚尚不足百年，但浙江的商品经济较之前朝仍然有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在全国范围内也处于领先的地位。这既有浙江经济的内在因素，也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元朝统治者的经济政策相结合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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