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出土元代道教文书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城论文,道教论文,元代论文,文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96；K2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15)03-0125-05 元代是多种宗教并行的时代，而位于元朝西北边地的亦集乃路，正是多种宗教在元代流行的一个缩影。这里流行着佛教(包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伊斯兰教、景教以及其他一些民间信仰。目前关于元代亦集乃路的佛教信仰、伊斯兰教信仰乃至景教信仰等，已有学者作过相关探讨，但关于元代亦集乃路道教流传情况，尚未见有专门研究。鉴于此，笔者拟对黑城出土的几件道教文书进行初步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对元代亦集乃路道教流传情况的关注。 在已经出土的黑水城文献中，道教文书非常少，这应该是至今没有学者进行专门研究的主要原因。《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录有回鹘式蒙古文文书85件，其中有2件“道教典籍”文书，笔者以为可视作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的元代道教文书。 2件“道教典籍”文书的原件是刻本残页，编号分别为M1·029([HF125(反)]《道教典籍》(刻本)和M1·030([HF125(正)]《道教典籍》(刻本)[1]31-32，说明这是一页刻本的两面。两件文书版框四周双栏(残存左右和上栏)。版面上部是图案，下部是文字，是上图下文的版刻方式。文字均为回鹘式蒙古文，个别蒙古文旁边注有汉字。前一件文书的图案似为道士设坛斋醮之仪式。有信徒跪拜于地，旁边大概是道士诵经，中间设有神坛，神坛后面是带有背光的神像。神像有可能就是文书中提到的真人。图案下部蒙古文旁边注有汉字“醮”“真人”“人”“楫”“刘楫”“人”等。后一件文书图案内容与前一幅不同，似为官员(士大夫)拜访道士的画面。图案下部蒙古文旁边注有汉字“刘楫”“宜阳”“真人”“孙”等。两件文书中间部分均已破损，未能保存下来。 对于上述2件蒙古文文书，中日学者已有相关解读。黑水城出土的蒙古文文书，曾引起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2001年，内蒙古大学和日本早稻田大学就黑水城出土的蒙古文文书展开合作研究。中方由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牵头，日方由早稻田大学的吉田顺一教授牵头，其后双方就这篇蒙古文文书以及其他民族文字文书展开研究，最终形成由吉田顺一和齐木德道尔吉编著的《哈喇浩特出土蒙古文书研究》一书(书末附有各件文书的图版)[2]。该书将《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所录以上两幅文书编为4件文书，编号分别为NO.055(HF125a)、NO.056(HF125b)、NO.057(HF125c)、NO.058(HF125d)[2]323-325。可见，这两件文书在出土时已残损为若干残片。《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所录以上文书，将本已残损的文书拼接复原成2件，但对比两书所录文书图版，可以看出《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所录图版，比《哈喇浩特出土蒙古文书研究》所录图版又残损了个别残块。现根据《哈喇浩特出土蒙古文书研究》，将这两件文书的汉译内容转录如下。 整理编号为055，文书编号为HF125a; (日/昼)…醮善 十四[2]126-127 整理编号为056，文书编号为HF125b; 实与了食物，其… 年，风雨… …[2]128-129 整理编号为057，文书编号为HF125c-a： 使…解脱，萌生 行善之心。 翌日白昼，要来 见孙真人。 推辞，不行此善，我等何时解脱。 为此来到你处。 全都成为…[2]129-130 整理编号为057，文书编号为HF125c-b： [刘楫]…[2]130-131 整理编号为058，文书编号为HF125d; 我等因无行善者， 至今未能解脱。今 住宜阳城之 名为刘楫之富者 与其妻和好，将我等 十三[2]132-133 中日研究者认为，上述文书“应该是从汉语翻译过来的什么东西，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找出汉语原书与之进行比定。它或许是一部道教典籍，也可能是一部以道教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其中的‘孙真人’，有可能是由于编著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而闻名于世的孙思邈(581-682)”[2]133-134。这几件蒙古文文书，《哈喇浩特出土蒙古文书研究》认为是“一部木版书的一连串残简断片”[2]133。结合《中国藏黑水城民族文字文献》所录图版，我们可以视作是同一部道教书籍刻本的相连的两页(或者是四页)内容。版框两侧均有“月”“上十三”(HF125d)，“月”“下十三”(HF125c)，“月”“上十[四]”(HF125a)“月”“下[十四]”(HF125b)等字样，其中“四”和“十四”，是原文书破损之处复原部分的日译[2]127-128。笔者以为，这里的“月”“上、下十三”“上、下十四”，从其在版面中所处位置来看，应该是用来表示书籍分卷和页码的，所以《哈喇浩特出土蒙古文书研究》将这些内容当成是文书的正文，似乎不妥，这部分文字与正文无关。 上图下文的古籍版刻形式，是金元时期日渐兴盛的一种刻书方式，从以上文书来看，显然这种刻书方式已对蒙古典籍产生影响。尽管文书已严重残损，我们无法搞清楚其具体内容，但从文书的行文、用词、大致内容来看，似乎并不是译自汉文的道教经典，也不是以道教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更像是与人们现实生活有关的祈求解脱的道教斋醮仪轨。HF125c-b文书中Küündür一词，研究者译为“气力里”[2]131，笔者请教南京大学特木勒先生，他认为该词可以理解为“依靠、凭借长生天的力量”。若此，Küündür应该和蒙元公文文书里经常出现的“长生天气力里”一词含义相同或相近。如此看来，整个文书中提到的“刘楫”，应该不是道教典籍里的人物，而很可能是籍贯为宜阳(今河南洛阳西南)的元代人。这几件文书应该是与宜阳富人刘楫有关的请道士设坛祭祀，祈请解脱的道教斋醮科仪方面的内容。 至于文书中提到的“孙真人”是否就指孙思邈，似乎也有商榷的余地。全真道在金元之际进入鼎盛时期。在成吉思汗、武宗等蒙古大汗的支持下，经过丘处机、苗道一等人的前后努力，全真道于北中国盛极一时。其掌教真人中的孙德彧，武宗即赐真人号。仁宗累加恩命，召至京师，掌道教，号曰“特授神仙演道大宗师玄门掌教辅道体仁文粹开玄真人”，管领诸路道教所，知集贤院道教事[3]。其后的孙履道，道号“泰定虚白文逸明德真人”[4]781。不但被封为真人，而且道号中还使用了大汗的“元号”[5]340，其地位之尊崇于此可见。孙德彧、孙履道均可称为孙真人。如果文书是与人们现实生活有关的祈求解脱的道教斋醮仪轨，则其中的孙真人到底何指，似乎还可以再作考察。 除了这两件道教文书之外，《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8册《医算、历学、符占秘术、堪舆地理及其它卷》中录有2件道符残件，编号分别是M1·1297和M1·1315，分别被定名为《道符残件》和《道符》[6]1616、1628。前一件破损严重，只保留有道符上部的“敕”字及图画符号。后一件保存相对较为完好。保存较好的这件道符由三个部分组成：上面并列写着日、月二字，分别用墨笔圈起来，文字已被涂成红色。日、月二字中间写有若干小字，但因文书已有残损，字迹不能完全辨认，似乎写着“星神”或者“土神”等字样。日、月二字下面是一幅较为完整的长方形图案，图案由中间隔开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是正面直立的人像，双脚向左右叉开站立，双手抱于胸前，穿长袍，戴帽。胸前交叉物似为双剑。左右写有文字，有“神”“道”“星星”“七元南斗”等字样，书写比较混乱，似无章法可循。但不宜肯定的，是交叉于胸前的双剑以及这些文字就是道符原有的，也有可能是后来画(写)上去的。人像下面是龙、飞鸟、双眼等图案，已有一些残缺。整幅图案应该与日月星辰的信仰或祭祀有关，图案的具体含义尚待进一步研究。至于这两件文书的断代问题，笔者以为应该属于元代。李逸友先生曾指出，黑城考古挖掘的全部文书，除了少量属于西夏时代的佛经之外，其余都是元代至北元初期的遗物[7]10。从《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第8册“符占秘术”类所收文书的时代、内容、编排顺序以及文书的纸张情况等来看，这两件文书也应是元代文书，亦可视为道教在元代亦集乃路流传的又一相关证据。 上述黑水城文书，为道教在元代亦集乃路的流传提供了较为直接的证据。而蒙古文道教文书的出土，尤其是用蒙古文刊刻的道教书籍残页之发现，更为我们探讨道教与蒙古族的关系提供了珍贵资料。 除此之外，其他占卜、方术、卦象一类的文书，黑水城出土得很多。这类文书，或多或少也与道教有些关联，为道教在亦集乃路的流传提供了旁证。如元代亦集乃路祭祀对象里，有风、雨、雷神，社稷之神，三皇等等[8]1377、1379、1389、1393、1395、1398。这些民间信仰的对象，其中不少早已被道教纳入其等级森严的神谱体系之中，如真武大帝、文昌帝君等民间信仰对象，即在道教神仙谱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中日学者整理编号为062，文书编号为F9：W57文书，著者将其列为其他类的回鹘式蒙古文书，内容是“嫁娶、裁衣等的行为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吉日和星辰方位的关系，还有某个(某些)特定的日子(十干、十二支的日子)和这个(这些)日子不能干的事情(例如：开仓、栽①树、祭灶等等)之间的关系”[2]144。其中有十二支日不宜行之事，如“甲不开仓。乙不栽树。丙不祭灶。丁发不成对。戊不受田。己书……不成。庚不经络。辛仓不被盗。壬不掘渠。癸不词讼。十二支日里不行诸事有这等”[2]141-142。 此类占卜活动，在当时的黑水城和西域一带十分流行。出土的占卜文书不仅有汉文、蒙古文，也有回鹘文文书等。如由俄国克洛特可夫(N.N.Krotkov)收集的一件正面为蒙古文、背面为回鹘文的文书，匈牙利汉学家G.卡拉进行了专门研究。这件被G.卡拉编为G120号的文献，被认为是包括“根据伊斯兰标点占卜或泥土占卜、沙土占卜规则制作的占卜图”[9]50。各类占卜文书在黑水城的出现，体现出其与道教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教能在元代亦集乃路流传，各民族尤其是汉族居民的信仰需要，是道教在当地流传的一个重要因素。道教文书及相关占卜文书在黑水城的出土，正是道教信仰需求的体现。此外，元代亦集乃路的道教信仰与西夏时期的影响及蒙元的宗教政策也密切相关。 亦集乃是西夏时期黑水监军司驻地，这里是西夏的边防重镇，同时也是一个宗教中心。除了大量的佛教典籍之外，黑水城出土有关西夏道教的文献也很多，如宋人吕惠卿《庄子解》《南华真经》《吕观文进庄子义》《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经》《六壬课秘诀》《孔子和坛记》等道教相关文献的残本以及有关历书、占卜书的残页，还有编号为俄A20V的11首与道家和道教有关的歌词等等。目前学界对这些文献已有不少研究②。俄罗斯学者吉拉·萨玛秀克撰有《黑水城出土文献中十二世纪时期的“星魔圈”》一文[10]，论述了行星崇拜和星宿崇拜与佛教和道教之间的联系，指出西夏国之所以重视天文学和占星术，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地理位置使然，根本上是受佛教、道教和藏传文化以及传统的中亚文化的影响，而“星魔圈”也是在黑水城发现的。西夏时期黑水城的道教活动，以及黑水城出土的大量道教文献，对紧随其后的元朝无疑是有直接影响的。 蒙元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宗教策略，并往往利用一种宗教或同一种宗教的不同派别，来平衡其他宗教或者派别，以达到巩固蒙古政权的目的。而亦集乃路，正是蒙古统治者兼收并蓄宗教政策推行的一个地域缩影。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铁木真对各种宗教就采取兼收并蓄的策略，以便各种宗教皆为其所用。对此志费尼记载道： 因为不信宗教，不崇奉教义，所以，他没有偏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不如说，他尊敬的是各教中有学识的、虔诚的人，认识到这样做是通往真主宫廷的途径。他一面优礼相待穆斯林，一面极为敬重基督教徒和偶像教徒。他的子孙中，好些已各按所好，选择一种宗教：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有归奉基督教的，有崇拜偶像的，也有仍然恪守父辈、祖先的旧法，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最后一类现在只是少数。他们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大多不露任何宗教狂热，不违背成吉思汗的札撒，也就是说，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11]29 成吉思汗的孙子、元王朝的建立者忽必烈，对各种宗教亦持礼遇之态。他说： 全世界所崇奉之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谓其天主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谓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谓是摩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