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军兴衰的历史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兴衰论文,海军论文,启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到晚清时期才开始筹建和发展海军，历经曲折，冲过重重困难和阻力，到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总算建成了一支有相当规模和一定实力的海军舰队。遥想当年，在威海的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可谓盛极一时！然数年之间，竟樯橹灰飞烟灭，留下的只是“故垒萧杀大树凋，高衙依旧俯寒潮”的一片凄惨景象。这种似乎难测的忽兴忽灭的历史变幻，究意是怎么回事？这不能不引起后人不尽的思索。
一、交臂失之的历史机遇
中国着手造船和筹划创建海军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时较晚，是否前此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呢？回答是否定的。
事实上，早在20几年以前，历史便向中国提供了发展海军的机遇。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开始使中国人知道了海军之为何物。当时的中国人把这次战争看作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1〕，或称为“古今一大变局”。〔2〕确实，这次战争对中国社会的震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反思，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固是大害，然大害之所在亦即大利之所在。“以中国益远人，大害也；以远人助中国，大利也。”“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虞西人之为害，而遽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而废食也。故善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横，而特患中国之自域。……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3 〕其关键在于“得其道而顺用之”。〔4〕因此，船坚炮利虽为敌人之“长技”， 也不是不可以转为我之“长技”的。尽管这是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在当时要确立这样的观念，却是十分不容易的。
在中国近代，林则徐是最早一位主张学习西洋“长技”并付诸实践的先进中国人，鉴于中国师船与英国战船相比，有多方面的差距：（一）其大不如英船，中国师船最大者尚不及英船之半；（二）其坚不如英船，中国师船用杉木制造，与英船用全条番木，大铜钉合成，内外夹以厚板，船旁及底包以铜片，完全不能相比；（三）其炮不及英船多且利。故中国师船之造价仅为英船之二三十分之一，由此也可见总体上其差距之大了。林则徐承认这种差距，承认“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并认为到外海作战，“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5〕为此，他不仅购买了一艘1000吨级的西船和一艘小火轮〔6〕，而且还开始了仿造西船的试验。
林则徐之所以热中于仿造西船，是因为在他看来，要战胜英国侵略者，就必须敌得过英军所恃的船坚炮利，使其长技亦为中国之长技。他指出：“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他还向朝廷建议，以粤海关之关税十分之一制造船炮，则制敌必可裕如。不料此举竟遭到道光皇帝的严厉斥责。直到罢职之后，他仍然认为，建立船炮水军是战胜英国侵略者的必要措施。并且坚信：“得有百船千炮，五千水军，一千舵水，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犬羊之命。”〔7 〕他在这里所说的“船炮水军”，实际上指的就是近代海军。
在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倡建西式海军之第一人。他的建立“船炮水军”的计划虽未实现，但由于他的倡导和推动，仍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在中国东南沿海几省、特别是广东，一些有识之士起而应之，纷纷开始了仿造西船的试验。但是，限于财力和造船水平，这些新造的战船，不是不能出洋，“仅可备内河缉捕之用”，就是“虽可驾驶出洋，但木料板片未能一律坚致，亦难御敌”；惟有绅士潘仕成捐造的一艘，“仿照夷船作法，木料板片极其坚实，船底全用铜片，……调拨水师营弁兵驾驶，逐日演放大炮，……轰击甚为得力。”〔8〕其后， 又照此船加长，工料照旧，续造新船一艘。并且还计划照新船再造两艘。这种新造战船，船身长13丈有余，两层安炮，共40位，分列子母炮数十杆，可容300余人。〔9〕当时，西方海军还处于帆舰向蒸气舰过渡的阶段，战舰仍以帆舰为主，大致分大、中、小三种型制，而潘仕成所造的新船类于西式中型帆舰。与此同时，晋江人丁拱辰还在研究蒸气机的原理和进行仿造轮船的试验。当然，中国那时还不具备制造轮船的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仿造轮船不可能成功，但若能加大仿造西式帆舰的投入和力度，建成像林则徐所构想的那样一支“船炮水军”，以有助于抗御英国侵略者的海上骚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道光皇帝对待英国侵略者的态度几番反复，时而主战，时而主抚，他曾经驳回了林则徐关于制造坚厚战船的上奏，孰料后来竟对一名不得志的书生的造船建议大感兴趣。这名书生就是安庆府监生方熊飞，他的一份请造战船的禀呈不知怎样递到了道光皇帝的手中。此禀开头即开门见山地指出：“英夷犯顺，荼毒生灵，所以猖獗日盛者，以我军徒守于岸，无战船与之水战耳。”认为“战船一造，即操必胜之权”。并最后强调：“长治久安，在此一举！”〔10〕此时正值英舰再次北犯定海，继而攻陷上海，道光皇帝由主抚而被迫抵抗，正所谓临急抱佛脚，即饬令将方熊飞原呈抄给靖逆将军奕山等阅看，并谕其“悉心体访”，查明何种船式“最为得力，即购备坚实木料，赶紧制造”。此前不久，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在黄埔参观两艘美国中型帆舰，并绘得该舰的制造船样。这确实开阔了奕山等人的眼界。他在复奏中称：“该夷恃其船坚炮利，因我师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所以肆行无忌。”〔11〕并决定不惜重费，取料坚实，先造“大号战船”30只。奕山计划建造的“大号战船”，就是以潘仕成所仿造的中型西式帆舰为基础，加以改进，以弥补其“止有桅杆，并无桅盘，不能悬放大炮”〔12〕之缺陷。虽然由于《南京条约》的签订，此项大规模“全仿夷船”的计划因之搁浅，但这件事本身说明，只要清政府能够下定决心，当时仿造西船和创建“船炮水军”的计划绝非纸上谈兵，而是有实现的可能的。
与奕山仅着眼于仿造西船不同，魏源则发展了林则徐关于创建“船炮水军”的构想，不但建议设造船厂和火器局，“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而且特别强调募练新式水师的必要性。他指出：“舟舰缮矣，必练水师。”〔13〕通过募练，新建水师之兵皆选其有胆者且能掌握各种海上作战的技能，“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14〕根据他的设想，此计划可先在粤省实施，由粤海而闽浙，而上海，“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15〕魏源为晚清海军所绘制的这幅规划图，确实是够宏伟的，而且绝非没有实施的条件，然而奕山奉圣谕制定的造船计划尚且中止实行，他的建言只能束之高阁而付诸尘封了。
不难看出，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具有双重的作用，既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千古变局，也带来了不世之机。就是说，只要得其道而顺用之，便可变大害为大利，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契机。这也是中国发展海军的大好历史机遇。令人痛惜的是，中国当时没有抓住这次历史机遇，反而任其失之交臂了。
二、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三十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的武器装备进入一个更新换代的时期，木制帆舰渐为蒸气铁舰所替代，滑膛炮也为线膛炮所更替。40年代末，西方国家已在军舰上使用螺旋推进器。进入50年代后，英、法等国都开始了螺旋推进器蒸气舰的建造。与此同时，木壳军舰也逐步被带有护甲的铁舰或钢壳军舰所代替。从世界范围看，海军的发展已跃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反观中国：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先进的中国人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并建议仿造西船和创设海军。然而，将近20年的时间过去了，西洋的“长技”又有了新的发展，而中国的“师夷”却未真正付诸行动。本来，中国在武器装备上就比西方国家落后很多，而在这近20年中却毫无作为，一切依旧，原已存在的同西方的差距更为扩大了。这样，中国的海防不但没有得到丝毫加强，反而形势愈来愈严峻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暴露了中国的全面海防危机，东南万里海疆已无任何保障可言。外国军舰竟任意游弋于中国海口，甚至深入内河，攻打要塞炮台和城池，强迫订立城下之盟，弄得国无宁日，民无太平，我大好神州几乎国将不国！没有巩固的海防就谈不上国防，也就谈不上中国的自立和自强，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教训所在。面对列强的欺凌，许多朝野人士深感创巨痛深，拍案而起，大力鼓吹制洋器和采西学，从而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思想从理论推向了实践。
起初，中国人仍抱着20年前的旧观念，完全不了解轮船是近代工业的产物。时代前进了20年，以西方海军的情况而言，已经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海军还主要是由帆舰组成的话，那么，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则是以蒸气舰为主，帆舰基本上被淘汰了。下面的一份第一、第二两次大沽口之战英国舰队的舰类组成表，便很能说明问题。可是，当时的中国人还不可能清楚，制造轮船必须依赖于近代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技术，在封建生产方式的土壤上是产生不出近代海军来的。所以，他们把制造轮船看得十分简单，以为用手工匠人依样画葫芦地仿造，不出一两年便可成功。于是，到60年代初，曾国藩在安庆，左宗棠在杭州，分别着手仿造轮船。他们的仿造轮船工作，还基本上是属于试验性质的。不过，他们却由此意识到，制造轮船而不引进机器生产技术，确实是不行的。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经过多次徘徊和挫折之后，中国人在造船问题上才终于发生了观念的转变。
舰类帆舰蒸气巡洋舰 蒸气炮舰
舰数
1858年5月 2 3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1859年6月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24
舰类
明轮蒸
蒸气
蒸气运输船 （小计）
舰数 气炮舰
炮艇
1858年5月 3
6 115
第一次大沽口之战
1859年6月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2 10 220
观念的更新给中国的造船事业带来了发展的起点，李鸿章到上海后，参观外国军舰，“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声称：“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16〕1865年，他办起了江南制造总局。1868年7月，制造总局所造的轮船下水，一月后竣工，命名为“恬吉”。这是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艘能够航行于大洋的轮船。自从江南制造总局开始造船，中国的近代造船工业才有了自己的开端。
继江南制造总局之后，福州船政局成立，成为中国近代创设的第一个造船企业。左宗棠认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17〕在他的主持下，福州船政局于1866年成立，开始购进机器，聘用外国技师、工匠监造轮船，并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延聘洋员必先订立合同，对其职责、赏罚、进退、薪金、路费等皆有明文规定，既以示信，亦便遵守，产生了良好的效果。福州船政局不仅办厂造船，而且设立专门学堂，以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和驾驶人才。1869年6月， 船政局建造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下水。9月，“万年清”出大洋试航成功，非常鼓舞人心，也为后来造船积累了经验。
福州船政局本身就是清政府在某些方面实行开放政策的积极结果。从此，它成为中国的主要造船工业基地。自“万年清”开始，它在5 年之内造出了15艘轮船。不过，这些轮船都是在洋员主持下建造的。1874年，洋员合同期满辞离后，造船工作非但不曾停止，反而有所发展，在短短的8年内连上三个新台阶：1876年3月，“艺新”轮下水。这是中国技术人员独立设计、建造的第一艘外洋轮船，开中国近代自造外洋轮船之先河。1877年5月，“威远”轮下水。这是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铁胁兵轮，惟所用轮机尚是从国外购进的新式卧机。翌年6 月下水的第二艘铁胁轮船“超武”，便全行自制，其“胁骨、轮机及船上所需各件，均系华工仿造外洋新式，放手自造，与购自外洋者一辙”。1883年1月，“开济”轮下水。 这是中国自制的第一艘巡海快船，全船吨载220吨，配以新式2400马力康邦卧机，其“机件之繁重，马力之猛烈，皆闽厂创设以来目所未睹。”〔18〕从只能制造几百吨的低速木质炮船发展到自造2000吨级的巡海快船，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中国之大批生产近代化的新式舰船是从闽局开始的。从1869年到1894年的25年间，闽局共造各式舰船34艘，其中的11艘先后拨给了北洋海军。故有人称闽局之创设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一点也不言过其实。确实，无论在中国造船史上还是在中国海军史上，闽局的成立都是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的。
对中国来说，发展海军是一件全新的事情，没有足够的人才是办不起来的，福州船政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设厂与办学并重。左宗棠说得好：“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19〕沈葆桢也指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20〕实践证明，船政学堂的教育方针是正确的，教学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它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最早的海军人才，其毕业生后来多数成为晚清海军的骨干和中坚。当时，既重用学堂出身的学生，也不歧视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自学成才者；各舰管带、大副、二副多有船生担任的，如船生出身的杨用霖后来升至护理左翼总兵兼署镇远管带，跻身于北洋海军高级将领之列。在大力培养和奖掖人才的同时，清政府还选派人员出国考察和派遣留学生。如邓世昌等多次利用出国接船的机会，考察西方海军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大有进益。闽局曾先后派出三批留学生78人，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严复等即其中之佼佼者。此外，还分四批派出官学生120人，学成回国后多半转入海军任职。同时，清政府也重视从国外聘请技术人才。洋员主要担任教习、机务、炮务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其中多数人克尽厥职，卓有劳绩。这种自己培养人才为主与借才异国为辅的方针，应该说是成效颇著的。
由于上述种种方面的积极努力，中国人终于敲开了进入世界海军国家行列的大门。1871年4月10日， 清廷批准了闽浙总督英桂所上报的《轮船出洋训练章程》和《轮船营规》，并先已任命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闽浙水师（或称福建海军）——的成立。10年之后，即1881年冬，北洋已拥有快船、炮船、练船等13艘，初具规模。于是，李鸿章奏请以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奏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以纵3尺、横4尺为定制，质地章色如故。这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旗。其后，北洋海军继续扩建。直到1888年10月3日，清廷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始告正式成军。按北洋海军编制，有铁甲2艘、快船7艘、炮船6艘、鱼雷艇6艘、练船3艘、运船1艘，计25艘，36708吨。在这些舰船中，主要舰只都只购自英、德两国。 当时为了早日建成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海军舰队，从国外购进一些新式舰艇是完全必要的，所以清政府采取了造船与买船并行的方针。从英、德订造的7艘战舰，构成了北洋海军的主力。成军后的北洋海军， 其实力居于远东第一，使各国皆刮目相待。
甲午战争爆发前的30年，历史再次向中国提供了发展海军的机遇。当时中国的决策者，顺应历史潮流，基本上抓住了发展海军的机遇，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30年中，既有机遇，又面临挑战，二者是并存的。所谓挑战，从国外来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列强；一是东邻日本。前者早已存在，可暂置不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成为最主要的挑战者。本来，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其实力超过了日本海军。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7000吨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海军所未有，因此畏之“甚于虎豹”。为了发动一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战争，日本明治政府锐意扩建海军，天皇睦仁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为造舰经费。日本海军以打败“定远”、“镇远”为目标，专门设计建造了“桥立”、“松岛”、“严岛”三艘4000吨级的战舰，号称“三景舰”。在甲午战前的6年间，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 其装备质量反倒超过了北洋海军。对于日本虎视眈眈的挑战，一些有识之士也曾不断发出防患未然的呼吁。然而，当权者却缺乏危机意识，不肯认真面对和全力迎接这一关乎民族命运的挑战。1895年北洋海军被全歼于威海卫港内，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甲午战前的30年，对中国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30年。中国似乎抓住了这一机遇，在海军建设方面做出了相当可观的成就。问题是中国当权者回避挑战以求苟安，致使已经取得的海军建设成就一旦化为灰烬。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这30年并未真正抓住机遇，相反，倒是再一次错过了这一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
三、机遇逝后力不从心的追逐
1895年2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于威海刘公岛前， 使中国海军遭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许多有识之士30年来为创建海军所付出的巨大辛劳和努力，竟一旦付诸东流！那末，中国还有没有再次发展海军的机会呢？
当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时，甲午战争尚在进行之中，清政府也还存有重整海军之念，并计划筹借洋款购船，以备海洋御敌之用。但这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做到的。何况时已至今，用购买几艘军舰的办法来重整海军，是完全无济于事的。
甲午战争后恢复海军的问题再次提到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当时，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10年前辞职离华的前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身上，主张聘他来华重整海军。虽时过境迁，终于未果，然琅威理却写了一份条陈，对中国重整海军提出了个人的建议。从琅威理的条陈看，他认为对清朝当权者来说，着重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对海军的战略地位的认识；二是把海军搞上去的决心。只有认识上去了，才有可能下定决心，所以二者又是一致的。他反复强调指出：“中国整理海军，必先有一不拔之基，以垂久远，立定主意，一气贯注到底，不至朝令夕更。”“设立海军，当先定主意，或志在自守，或志在复仇，主意一定，即不可移易。”〔21〕也确实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琅威理以其在中国海军的长期经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建议。然而，清政府却以巨款难筹，暂不遽复海军名目。其实，按琅威理的方案，不过每年筹款1000万两造船，这自然是个大数目，但与甲午赔款相比，尚不足一个零头。可见还是一个决心问题。不过，此番即使有决心采纳琅威理的建议，客观环境恐亦难容许。因为不久列强便掀起了瓜分中国军港的高潮，中国沿海的重要港湾业被侵占殆尽，已找不到一个海军停泊的基地，还谈什么重整海军！加以在继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新从国外购进的6艘舰艇遭到联军劫掠，更如雪上加霜，彻底一蹶难振了。
在当时的世界，列强之间扩充海军的竞赛日趋激烈。对比中国的现状，怎能不令究心海防者痛心疾首？他们介绍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并在报刊上撰写文章进行探讨，逐渐引起了国人再次对海军问题的极大关注。1905年1月，两江总督周馥终于正式奏请兴复海军， 提出了分两步发展海军的方案：第一步，先统一南北洋海军，定一军两镇之制；第二步，相机扩充办理。翌年，在“预备立宪”的推动下，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下设练兵处，负责海军发展规划。1907年5月， 练兵处提调姚锡光奉命起草海军发展规划，按“急就”和“分年”的思路草拟了三个方案。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分年”的第二方案，计划在12年内，分四期以7400万两购备新舰30艘，其中包括12000吨级一等战斗舰2艘、8000吨级二等战斗舰2艘、7000吨级三等战斗舰2艘、6000吨级一等装甲巡洋舰4艘等等，加上原来已有之新旧舰艇，共可达到47艘，计120000吨；并以2200万两为军港、船厂、船坞等修建之经费，2400万两为军员分途造育之经费。合计兴办经费为1亿2千万两。〔22〕此项“十二年计划”，与琅威理的“复仇”方案相比，不仅规模更大，气魄也更为恢弘。然而，它却将当道者吓住了，不敢问津。姚锡光不禁感慨系之曰：“中国海疆万里，至乃求十万吨军舰而不得，其能无流涕长太息耶！”〔23〕
到1909年，清政府经过数年的徘徊，始做出兴复海军的决定。是年2月19日，清廷发布上谕：“方今整顿海军，实为经国要图。”〔24 〕并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制定海军发展七年规划（1909—1915）。规定：“以七年为限，各洋舰队均须一律成立。”〔25〕根据“七年规划”，从第三到第七年添造各洋头等战舰8艘、各等巡洋舰20余艘， 是很难办到的。因为经费预算与应办事项所需费用相差悬殊，如奏定购船经费才1650万两，而仅以计划订造8艘头等战舰而论，便需银6400万两， 刚够订造2艘的花销。 且不说不久武昌起义的枪声中断了“七年规划”的实施，即使尚假以时日，由于内外形势及各种条件的制约，这个发展海军的计划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对一个国家来说，历史机遇并不是常有的。错过了历史机遇，等机遇逝后再去追逐，必然是力不从心、徒劳无功的。甲午战后提出的几个雄心勃勃的发展海军计划，不是难以实施，就是中途夭折，便说明了这一点。
四、历史机遇丧失百年后的反思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50余年间，中国并不是没有发展海军并把海军搞上去的机会，然而对于这种百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不是交臂失之，就是没有真正抓住。及至机遇丧失之后再去追逐，业已望尘莫及了。历史是公正的，它将机遇赋予了中国，问题是中国人自己让机遇轻易地逝去。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其原因非止一端，举其要者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点：
其一，由于长期闭关锁国所产生的持久消极影响，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在国人的头脑中一时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因此对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先进事物存在戒心甚至抵触情绪，从而制约了海军的顺利发展。应该看到，当时中国的“师夷”是被列强侵略逼出来的，并不是自觉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了“师夷”之说，而直到60年代才开始将其付诸实施，已经耽误了20年之久。即使到60年代以后，反对“师夷”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这些人声称：“师事夷人，可耻孰甚？”“我不可效日本覆辙”，“岂有必效敌人长技始能备御敌人之理？”〔26〕他们死抱住老皇历不放，认为引进机器万万要不得，理由是：“轮船、机器不足恃也。况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即我朝自开创以来，与西洋通商非一日，彼之轮船、机器自若也，何康熙时不准西洋轮船数只近岸，彼即俯首听命，不敢入内地一步？”〔27〕所以，“师夷”的活动每推进一步，都要排除多方面的干扰和阻力。例如，造船是如此，购买铁甲船是如此，其他发展海军的举措也无不如此。正由于此，海军的发展每前进一步都是相当困难的。
其二，清政府之创设海军，是和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同步的，而近代化作为一次宏大的社会改革，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并非靠某种枝节或局部的改革措施即可奏其功的。60年代初，冯桂芬提出了“鉴诸国”的主张，并对此解释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8〕“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句著名的话，便成为后来“中本西末”说之张本。在此后长达几30年的时间里，“中本西末”说一直成为“师夷”的指导思想。〔29〕李鸿章的认识最具代表性，他一方面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30〕另一方面，着重强调：“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31〕按照这种本末观的要求，中国的“师夷”只是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即改善和发展生产力，绝不去触动旧的生产关系，反而要坚决维护这种生产关系及其“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上层建筑。这样，“师夷”的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之间，便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缺乏实现目的的切实手段，目的本身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实现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改革长期滞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始终未能进一步深化下去，较之同时开始的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相差一个层次的根本原因所在。海军作为“师夷”的一项突出成果，本是一个新的军种，而其编成却基本上是湘淮军制的翻版。海军各舰队皆由驻地的封疆大吏来支配，长期未能中央化。1885年10月，海军衙门成立，试图掌握“统辖画一之权”〔32〕，终未奏效。正如一位外国海军人士指出：中国海军“有明明缺陷者，则以新法而参旧制也。”又说：“惜中枢之权势太弱，一任督抚之私顾封疆，不能联各军为一队。”〔33〕其结果，一遇战争，弊端尽露。“南北洋各守一方，水陆各具一见，致军心不能画一”；“船坞局厂皆调动不灵，且多方牵制，号令所以难行。”〔34〕欲其不败是不可能的。甲午战后有位海军将领检讨失败原因说：“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35〕诚哉斯言！
其三，腐败现象在海军内部滋生蔓延，严重地影响了海军的正常成长，也毁坏了海军本身。晚清海军在其创办前期还是颇有朝气的，操练抓得很紧，纪律也较严格。中法战争后，远东形势表面上趋于缓和，当权者陶醉于和平环境，曾经有过的一点忧患意识迅速消失，文恬武嬉起来。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也认为武夫难拘绳墨，和平时期纪律不必苛求。到90年代初，纪律“渐放渐松，将士纷纷移眷，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新添水手也不严格训练，“皆仿绿营气习，临时招募，在岸只操洋枪，不满两月，派拨各船，不但船上部位不熟，大炮不曾见过，且看更规矩、工作号筒，丝毫不谙，所以交战之时，炮勇已伤不能顶补，只充死人之数。”实战观念淡漠了，训练也逐渐流于形式。有的海军将领指出：“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军兴，同无把握。虽执事所司，未谙款窍，临敌贻误自多。平日操演炮靶、雷靶，惟船动而靶不动，兵勇练惯，及临敌时命中自难。”原先的朝气完全消磨净尽了。世人很少知道，“致远”舰之沉原来与缺少合用的截堵水门橡皮有关，战前管带邓世昌以其“年久破烂，而不能修整”，请求更换而未成，“故该船中炮不多时，立即沉没”。配炮零件也得不到及时供应，海战时“因零件损伤，炮即停放者不少”。弹药供应问题尤为突出，或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或暗做手脚，以假冒真。将领们无不为之痛心疾首，气愤地说：“中国所制之弹，有大小不合炮膛者；有铁质不佳，弹面皆孔，难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此等军火，则为害实非浅鲜。”〔36〕引信拉火不过引，就会使弹中敌舰而不爆炸。海战中日本军舰多艘中弹累累，甚至有被弹穿甲板而落入机器舱者，却无一艘爆炸沉没，其奥秘究竟在哪里？应该说，这不是日本海军创造了海战的奇迹，而是中国海军的腐败帮了敌人的忙。可见，一支腐败的海军是很难克敌制胜的，更不可能成为一支真正强大的海上之师。
其四，根深蒂固的虚骄心态和苟安思想，使清朝统治者目光短浅，不思进取，甘于落后，是导致海军未能真正搞上去的最根本的原因。历史进入19世纪60年代后期，远东形成了英俄对峙的局面，俄国暂时尚无力东进和南下，英国则一心维护在这个地区的既得利益，保持既定的格局而不使之改变。因此，在此后的30年内，远东形势相对稳定，这正是中国振兴和发展海军的大好时机。日本就在这个时候搞起了明治维新，并且倾其全力去发展海军。但是，清朝统治者却恰恰相反，不是居安思危，励精图治，而是粉饰太平，得过且过，以致错过了这次稍纵即逝的机遇。几十年来，列强每次从海上入侵之后，清朝统治者几乎每次都要表一番大治海军的决心，而且信誓旦旦，决心似乎十足。然而，过不了多久，决心总是被丢诸脑后了。特别是北洋海军成军后，认为声势已壮，更可以高枕无忧了。慈禧太后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不顾国家安危，骄奢淫逸，大肆挥霍。为了享乐，她大修殿宇亭台，不仅多次举借外债，而且以“挪拨”、“划拨”、“挪垫”等名义占用海防经费，花于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仅用这笔经费，起码也可再建像北洋海军这样规模的一支舰队。〔37〕当时正是海军舰炮更新换代的又一个时期，“外洋之舰日新月异，所用之炮多系新式快炮”〔38〕，而从1888年后，清政府不再添置一艘新舰，也不更新一门火炮。战前丁汝昌请求在主要战舰上安置新式快炮，仅需银60余万两，却以无款可拨而驳。可见，从根本上说，海军的由兴而衰完全是清朝统治者自毁海上长城。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永远认真记取。
注释：
〔1〕〔8〕〔9〕〔11〕〔12〕《海国图志》（60卷本）卷二四，第2页；卷五三，第16—17页；卷五三，第24—25页；卷五三，第1、4、15页；卷五三，第16—17页；卷五三，第8页。
〔2〕徐继畬：《瀛环志略》。
〔3〕王韬：《弢园尺牍》卷七，第1—3页。
〔4〕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第一二，第20页。
〔5〕〔7〕《林则徐书简》，第173页；第182、197页。
〔6〕John L.Rawlinson"China's Strugglc for Naval Dcvclopment(1839—1895)",Harvard Univ.Prcss,1967,P.19.
〔13〕魏源：《圣武记》（下），附录卷一四，第538页。
〔14〕〔15〕《魏源集》下册，第870页；上册，第186页。
〔16〕《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252页。
〔17〕《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一八，第1—4页。
〔18〕《船政奏议汇编》卷一六，第5页；卷二0，第16—18页。
〔19〕《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册，第355页。
〔20〕《沈文肃公政书》卷四，第3页。
〔21〕〔22〕〔23〕〔24〕〔25〕《清末海军史料》，第789页；第817—824页；第799页；第93页；第100—101页。
〔26〕〔27〕〔32〕〔33〕《洋务运动》（一），第12、121、252页；（二）第46页；（二）第57页；（七）第543页。
〔28〕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69页。
〔29〕拙作：《从“中本西末到”到“中体西用”》，《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
〔3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第9—10页。
〔31〕《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35页。
〔34〕〔35〕〔36〕〔38〕《甲午中日战争》（下），第410页；第400页；第399、407、398、401、398、404页；第401页。
〔37〕参看拙作：《颐和园工程与北洋海军》，《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