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影响——兼论政治对文化的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现代化进程论文,因素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因素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影响，很多学者对此做过研究，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就对基督教新教伦理和东方的儒教伦理进行了比较研究。①他认为，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形成新教，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②“新教的核心教理是：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界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③赚钱不再是可耻的事，而成为了一种社会的美德：每个人都有增加自己资本的作用，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④受这些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迅速发展起来，商业精神、冒险精神成为了主流文化。反观东方的儒家伦理，韦伯认为等级秩序、固本守旧等特点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儒家思想也非常排斥商业，强调“君子重义、小人重利”，阻碍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出现。马克思主义者们持有另一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存在，相反，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⑤按这种观点，文化属于社会意识，它只是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反映。也就是说，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决定着文化的价值取向，而不是相反。“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认为，社会发展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他认为，“若社会文化中缺乏信任感，那么公共制度的建立必将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缺少安定与有效政府的社会，其公民之间一定缺乏互信感，缺少对国家和公共事业的热忱，也不具备组织技巧和能力。”⑥同样，反过来“如果社会经济变革破坏了人们传统结合方式的基础，那么要达到高水平的政治发展，就必须依赖人们发现新的结合方式的能力。”⑦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现代化与文化是一种相互促进而又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一 文化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影响的区域比较 为了说明文化因素对现代化的影响，必须通过历史史实加以证明。笔者选取三个地区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分别是东亚、拉美、英美等地区。这三个不同的地区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分别属于儒家文明、天主教-拉丁文明、基督新教文明。各大文明体系中的文化对当地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儒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亚国家的早期现代化，天主教文化则束缚了独立后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基督新教文化则帮助英美等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获得领先地位。可以说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早期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 (一)儒家文化对东亚现代化的影响 在近代以前，东亚国家，主要是指以儒家文化，或者汉字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包含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形成了一种相对较为封闭的东亚文明体系。在这个文明体系当中，各国都以儒家伦理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以儒家的价值观构建了封闭的东亚特色的封建社会。而儒家文化使人们安于现状，墨守陈规，自视甚高，不愿意与洋人往来，使东亚各国居民很难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直到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东亚各国才如梦初醒，先后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东亚国家的这种现代化进程，显然不是自发而成的，是一种外发型模式。造成东亚国家被动挨打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儒家文化的天然缺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儒家文化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首先，儒家文化中的反科学精神阻碍了东亚国家的进步，儒家思想重视研究人的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几乎没有涉及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传统儒学士大夫将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这种倾向正是中国古代科学始终停留在经验科学阶段、古代技术始终停留在工匠技术阶段的内在的文化背景原因，对近代以前的日本、朝鲜也是一样。 其次，儒学特有的强烈的等级意识阻碍了近代国家政治制度的确立。在儒学的各种形态中，没有任何平等意识可言。虽然儒学主张“仁者爱人”和“民为国本”，并因此使儒学具有民本意识和仁爱意识。但儒学的民本主义和仁爱思想是一种类似于牧羊人对于羊群的爱，本质上还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在传统儒学中，君臣、官民、上下、夫妇、父子、男女、长幼、贫富、贵贱以及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从来就没有平等的人格和人权可言，⑧尤其是宋代以来，“三纲五常”的等级意识更加盛行。如果说西学的天赋人权论所崇尚的重要文化意识之一是人的平等意识的话，那么儒学的先天人格论所崇尚的则是人的等级意识。儒学的这种强烈的等级意识曾给东亚各国历史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使得东亚国家很难建立类似于西方国家的那种带有民主性的近代国家政治体制。 第三，儒家的经济价值观阻碍了近代东方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协调和配置社会经济，强调经济利益的合理最大化，而儒家传统提倡的是经济伦理化的“重义轻利”，强调“义利之辨”。正由于传统儒学过分强调道德教化，有忽视“利”的一面，所以其在价值取向方面多少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的。这使得在近代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不可能在东亚国家自发形成。⑨唯一的方式是借助外力的推动。 由上可见，在近代早期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当中，儒家思想所起的作用是十分负面的，基本上是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不过到了近几十年，这种现象却有了完全相反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中，整个东亚在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高速度惊人的成就。⑩日本在战后废墟中重建国家，到了70年代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超过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在日本的带头作用引领下，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四小龙”取得迅速发展，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到了80年代末，已经进入世界中等发达水平之列，而在5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水平只相当于拉美中下水平的国家和一般的非洲国家，属于世界贫穷国家(地区)之列。(11) 在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奇迹”发生原因的研究方面，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就是东亚儒家文化对该地区在新时期的现代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大过渡理论”的创立者赫尔曼·康恩认为东亚所共有的儒家伦理：工作勤奋，敬业乐群，与人为善，尊敬上级，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是崇尚个人主义等等，这些良好品德和习惯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工作者，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组织的运作大有裨益。所以他认为这种“新儒家文化”比西方的新教更加适合经济的增长。(12)美国学者彼得·伯格还进一步深入把儒家文化划分为“士大夫儒学思想”和“老百姓的儒家伦理”，他认为前者属于精英价值系统，特点是：重义轻利，重视精神报酬。这种价值观对现代化起着阻碍作用；而后者属于平民价值系统，特点是：注重实际利益，追求物质上而不是精神上的满足。(13)而这种价值观主张对现实世界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崇尚实用主义，可以被用来解释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二)天主教文化对拉丁美洲现代化的影响 拉丁美洲在独立以前大多为伊比利亚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深受伊比利亚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其中最大的一笔殖民遗产就是天主教教会及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美国与拉美国家都曾为殖民地，独立时的经济发展状况也都差不多，而在独立后的发展方面却截然不同。美国自独立以来，经济不断发展，政治制度不断完善，领土不断扩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稳步发展，在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成为了世界级的经济强国；而拉丁美洲却依然贫困落后，政治上动荡不安，考迪罗独裁统治横行，经济上依靠出口初级产品维持，沦为美国和欧洲列强的原料产地和经济附庸。同为美洲国家，却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结果? 有一种重要观点认为：拉美的天主教文化及伦理制约了拉美的现代化发展。委内瑞拉学者卡洛斯·兰赫尔在他的《拉丁美洲人·他们与美国的爱和恨的关系》一书中，就把拉美的“失败”归因于天主教文化传统：“天主教文化从一开始就拒绝现代化精神，设置了抵制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和自由思想的围墙，也就是说，设置了抵制现代化工业、自由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的围墙。”(14)实事求是地讲，天主教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拉丁美洲现代化的绊脚石。天主教伦理和彼得·伯格所说的“士大夫的儒家伦理”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比如：天主教伦理特别强调精神层面的东西，对与人们生活联系更为密切的物质文化不屑一顾。它对人们从事世俗活动设置种种规定和障碍，决不允许对上帝意志有任何挑战，试图以上帝的要求来压抑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用宗教精神的炫耀来弥补人们物质上的匮乏。(15)这种强调精神满足，而忽视物质追求的伦理，显然与追求利益的资本主义精神相违背，催生了拉美人不思进取的心理，懒惰的工作态度，不注重实用技术研究等习惯。这使得拉美国家的民族工商业发展缓慢，科学技术发展滞后。此外，天主教文化将劳动视为痛苦的“体验”，这促使天主教文化圈的人们往往时间观念淡薄，做事能拖就拖，完全没有视“时间”为“金钱”的态度，这种时间观显然与现代化社会格格不入。(16) 天主教文化强调宿命论、等级制，崇尚专制主义，顽固地抵制民主。这使得，在取得独立以后，考迪罗式的军事专制统治大行其道，而天主教教会往往又为虎作伥、助纣为虐，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采取与独裁者合作的态度。这些考迪罗统治者们本身也受天主教文化影响，不像欧美国家的领导人那样积极进取，不把发展国家的经济和实现现代化作为其执政的目标，大多数人一上台，想的就是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建立自己的裙带官僚体系，对国家的建设毫不热心，没有太多的国家责任感。即使到了现代，拉美国家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取得一定的发展，但是拉美很多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军人专政，在天主教文化影响之下，拉丁美洲的权威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拉丁美洲的独裁者的自私和短视。那些掌握资源和权力的军人集团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不是争权夺利，就是对反对派残酷镇压。致使拉美的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大打折扣，经济政策没有连续性，影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得不到国家政权的积极推动，很难取得像欧美国家那样的成就。 (三)新教文化对英美等国家现代化的影响 最早进行宗教改革的英国率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而后又最先完成工业革命，在世界各地开拓殖民地，建立“日不落帝国”。作为由英国殖民地而独立出来的新生国家美国，同样也用了很短的时间完成了其现代化进程，并在20世纪初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有意思的是，19世纪的世界霸主和20世纪的世界霸主都是基督教新教国家，因此，从中可以发现端倪，新教文化对英美等国的现代化进程应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新教的历史来看，它是在欧洲封建制走向没落时出现的，突破了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专制，因此新教的反传统反映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所以它不可避免地与同样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到了一起。对此，拉美学者马里亚特吉说，“在历史上，新教思想是资本主义的精神酵母。新教改革包含着自由国家的实质和萌芽。新教思想和自由主义分别作为宗教流派和政治倾向，都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16) 具体而言，新教文化宣传的“天职观”和“内在禁欲主义”在其教徒中造成了一种与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地产生和运行十分适应的行为准则和工作伦理。从某些教义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对新教徒取得经济成就有直接影响的因素。比如：按照加尔文宿命论教义，在不可测的上帝意志之下，人不是受到宠爱就是受到惩罚，这种观点在英国教徒中转化为这样一种表达方式：即教徒可以把自己在经济上的成就视为上帝的恩宠和永恒幸福的标志。(17)这使得广大新教教徒乐于从事经济和商业活动，并把赚钱获利视为一种理所当然，富裕被视为上帝的奖赏，贫穷则被视为上帝对自己的惩罚。这在客观上对“市民社会”实行现代劳动分工起到了促进作用，使教徒对各自的工作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努力在各自的世俗职业中恪尽职守，从而对财富和价值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因此，这种教义对早期资本家创业精神的塑造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从英国新教徒当中派生出的“清教徒”在美国发展壮大，清教徒的“内在禁欲主义”来源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它表现出一种理智的特征，旨在克服人的“自然状态”，使人摆脱不理智冲动的支配，试图使人服从于某种有计划的意志选择，使人的行动处于不断地控制之下。这种禁欲主义对清教徒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不允许他们做任何可能导致挥霍金钱的事情，而是以积累资本为使命。③这就给积累财富的行为戴上了某种神圣的宗教光环，使教徒得以集中精力从事经济活动，同时又摒弃奢侈极欲，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 回顾英美等国的近现代发展史，在18世纪末的英国主要工业部门中，大量的成功者是清教徒；美国近代初期的新英格兰地区中，最早发迹的商人和制造业主几乎都是清教徒。这些事实绝非是偶然的巧合，可以视为新教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密切关系的证明。总而言之，新教确实为新兴的市民阶层提供了在教会控制范围之外的个人经济伦理准则，而且还提供了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兴起所必需的守时、节俭、守信等品质的宗教根据。(20)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教文化对英美等国的现代化进程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国家运用政治手段对文化的改造 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文化既可以阻碍现代化的发展，也可以促进现代化的发展，如同一把双刃剑。但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力量可以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使其为国家的发展服务。政治力量可以定义为政治决策者、统治集团以及政治体制的结合。政治力量代表着国家的力量，掌控了强大的资源，能够运用宣传、教育、舆论等各种手段来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对不符合自己政治目标的文化因素进行“清除”，从而保证“改造之后”的文化能够为国家的发展而服务。各国政治力量对文化的改造能力也是不相同的，既取决于各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更加取决于最高决策者的个人能力和理念，以及整个统治集团的决心和实力。中日两国在近代的不同命运，可以在政治力量对文化改造的态度上找到答案。新加坡能够成为经济发达和社会稳定的“儒家资本主义”国家，与政府对社会文化的改造也密切相关。以下是对这两个案例的分析： (一)近代案例：文化改造与中日的不同命运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国，长期以天下之辰极自傲，即使历史上被外来少数民族侵略和统治的时候，同样也以自己的儒家文化自傲，认为“骏马弯刀只能逞一时之雄，诗书礼乐才是千秋正道”。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即使到了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统治阶层也不愿对官方的正统意识形态做任何改动，仍以传统儒学治理天下，毫无现代的政治观念。背着如此厚重的传统文化的包袱，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极其缓慢，学习西方仅限于“器物之学”，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不愿做任何改良，这使得儒家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前进的障碍。而日本的统治阶层在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上却做了一定的协调，在日本明治维新早期，日本的政治家们一度主张完全西化，尽管在科学、技术、教育、经济、军队和政治结构方面，日本在外表和形式上都迅速西化了，但是完全西化是不可能做到的，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不可能被彻底抹去，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中国人一样对西方的精神观念方面的东西有着本能的排斥，他们也强烈地希望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具有日本儒家伦理特色的人际关系和家庭结构。(21) 当时，“国粹主义”派也像中国的士大夫一样，顽强地抗拒着西化。对此，日本的统治阶层认识到应当运用政治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使其与现代化目标相一致。于是在西化的同时，日本的传统文化被选择性地保留，其中很多被加以改造。比如，日本儒学当中强调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等美德，而日本的武士道(日本武士大多饱读儒学经典)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日本儒学以及武士道特别强调“忠诚”的美德，其实忠诚在日本最早被解释为武士对领主或者上级的忠诚，并不涉及对国家的忠诚，而到了明治维新以后，通过对日本儒学以及武士道的改造，这种“忠诚”美德被解释为国民对天皇的忠诚，而天皇是国家的象征，那么日本儒学强调的“忠”变成了爱国和民族主义的象征。 此外，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日本官方也较好地运用了日本儒家的一些有益的思想来教化国民：1.忠于国家(或主人)；2.孝敬父母；3.取信朋友；4.尊敬师长。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改造和运用，使得日本的国民对国家具有高度的责任感，而日本的财阀和企业也十分愿意与政府合作，与西方企业不同，它们往往把国家利益看得比自身利益重要。(22)在官方的推动下，日本的精英们提出了“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与“和魂洋才”的发展口号。日本政府还通过钦定的《教育敕语》《军人敕语》等，复活儒学道德，将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制度化。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利用，日本政府使广大民众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企业能够为国家的发展而服务。也就是说，日本的政治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改造，使得传统文化能够为国家的发展所用；而同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力量则只知道一味地固守传统文化观念，完全不知道如何运用儒家文化当中的积极方面来改造国家，这样唯一的结果就是使得儒家文化的消极方面继续发挥它的作用，阻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二)现代案例：新加坡政府对社会文化改造历程 即使到了现代，政治力量对社会文化进行改造，使之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的成功案例也有不少。20世纪60—70年代时期，新加坡政府在确立价值观方面，它首先是以西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为标准的，希望以此来塑造有利于现代化事业的一代新人；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理想的选择方面，他们更加倾向于西方的模式。由于有了西方的现代化样板和西方的价值观念，他们将蕴含中国古典文明的汉字与家族制度视为现代化事业的障碍。李光耀一度认为，汉字是一种不能适应现代工业技术社会和普及教育要求的文字，“一种对人民大众来说，是神秘而艰深的字体，与工业技术社会是不相容的”。他还认为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宗法观念是造成中国古代科技落后的根本原因。以中医的发展为例，他指出：“就中医来说，本来拥有几千年的经验，但是由于有些人惯于利用祖传与秘传的办法来处置新的发明，以致不能帮助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父传子，子传孙，这个办法是否可以保持永远流传下去呢?”(23)由此可见，在现代化初期，新加坡领导人对亚洲传统社会、儒家文化传统，是进行了一番理性的、批判性的思考的。他们一开始对东亚传统的文化是十分排斥的，拒绝继续在新加坡社会树立传统的东亚儒家文化的价值观。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中西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导致了文化价值观上“极度个人主义倾向”的抬头，社会生活中“吸毒、性解放、高消费和政治自由主义”现象蔓延。犯罪率上升，劳资关系紧张，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反对也日益强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又被迫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在继续引进外资并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有效地防止过度西化倾向，以保留住自己的根。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李光耀总理感叹地说：“如果新加坡不能保持其土著语言和文化，我们将会缺乏和失去文化。”“文化是很根深蒂固的东西；它虽然不是有形的，却非常真实。价值观、概念、态度以及衡量准则等等，都在人们心中占据着显著地位。”(24)为了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新加坡政府开始对本国文化进行“回归性改造”，即重新确立“亚洲价值观”，塑造非西方化的价值理念。从1972年起，政府提倡学母语，不再把英语作为唯一教学语言；1974年，政府在小学和中学分别开设“生存教育”和“公民课”，这些课程旨在灌输节俭、孝悌、服从权威和忠于政府的亚洲道德价值观。1984年，新加坡在世界上首次开设了《儒家伦理》课程，旨在通过儒家思想的教化，培养学生的道德文化修养，从而使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号召公民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来献身国家，不像西方人那样空谈政治和权利。他把新加坡人只分为两种：“努力工作者”和“懒惰者”(25)。在新加坡政治领袖们的努力营造下，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与东方的儒家价值观成功结合，为国家现代化培养了一批极具道德操守的优秀管理者，建立了廉洁高效的“好政府”，同时又提高了公民的文化和道德素质，为国家的现代化塑造了大量的致力于为国家服务的“好公民”。 三 结论 现代化的众多理论当中关于文化因素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即谁是第一性，谁决定谁的争论主要分为三派：韦伯的“文化第一性”观点即社会文化决定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者的“存在第一性”即社会发展状况决定文化的塑造、亨廷顿的“相互作用”观点即文化因素与现代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制约。笔者认为，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并非独立变量，因为政治力量可以对文化进行全面的改造，使传统文化能为现代化的发展而服务。日本政府在明治维新中的文化和教育政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政府把日本传统文化中一切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都加以运用和改造，来为国家的发展服务。新加坡政府也可以把以前它一直认为代表着“愚昧、落后”的传统东亚文化加以改造和利用，使其转变成为“新儒学”文化，从而成为了新加坡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力量。 或许有人会认为，政治力量本身也是由政治领导人所组成，他们自身也会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所以政治决策者的行为只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相互作用的一种反应，它本身并不会对传统文化或者社会现代化施加自己独立的影响。笔者认为这种想法也不对，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决策者的战略眼光，以及统治集团的偏好，在相对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如果说同样的文化会产生同样的现代化结果，那么如何解释朝鲜与韩国的发展状况呢?朝韩两国本为同一民族，文化、语言、历史完全一样，50年代朝鲜战争之后的经济状况也一样，可是经过60多年的发展，韩国现代化基本完成，已经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而朝鲜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经济停滞不前，甚至粮食自给自足都成问题，与韩国的现代化差距极大。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两国政治制度的差别的原因，但是同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和越南的领导人却能高瞻远瞩，实行改革开放，努力发展经济，国家逐步进入现代化行列。所以说，政治力量是可以独立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作用的。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领导层的决策和选择，能力较高的政治决策者可以运用自己的力量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改造，使之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能力低下的政治决策者，无法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起到协调作用。 注释： ①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1页。 ②[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中文版前言。 ③[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59页。 ④[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前言，第35—36页。 ⑤[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论无神论、宗教和教会》，北京：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285页。 ⑥[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 ⑦[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张岱云等译：《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34页。 ⑧方国根、罗本琦：《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学与东亚现代化》，《现代哲学》，2005年第2期。 ⑨方国根、罗本琦：《文化全球化视野中的儒学与东亚现代化》。 ⑩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第227页。 (1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第229页。 (12)Herman Kahn.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1979 and Beyond,1979,p.121—123.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第235页。 (13)水秉和：《儒家模型及其现代意义》，《知识分子》(美国版)，1986年冬季号。转引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增订本)，第235页。 (14)Carlos Rangel.The Latin Americans:Their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1977,p.182.转引自王晓德：《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论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4期。 (15)王晓德：《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论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 (16)王晓德：《天主教伦理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文化根源——兼论新教伦理对美国发展作用的比较》。 (17)[秘鲁]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著，白凤森译：《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35页。 (18)钱乘旦：《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19)钱乘旦：《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第296页。 (20)杨春学：《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关系——韦伯命题的历史评论》，《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21)[日]森岛通夫著，胡国成译：《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页。 (22)[日]森岛通夫著，胡国成译：《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第128页。 (23)李光耀：《新加坡之路》，新加坡：新加坡国际出版公司1967年版，第164页。转引自郝宏桂：《“文化价值”重建与新加坡的现代化》，《学术论坛》，2006年第6期。 (24)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选》，北京：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566页。 (25)阿力克斯·乔西著，高伟登译：《新加坡第一》，台北：台湾金陵图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79页。转引自郝宏桂：《“文化价值”重建与新加坡的现代化》。标签：儒家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