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新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领导集体论文,贡献论文,中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7年，邓小平在谈到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关于党的建设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完整的一套，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不过，列宁也好，毛泽东也好，主要的还是关于“革命党”的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继承“革命党”理论的基本原理，把“革命党”理论发展成为了“建设党”理论或者“执政党”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按照邓小平理论的要求，在紧紧抓好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同时，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在党建实践和党建理论上都有许多新的建树。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理论的新贡献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以下九点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提出并科学地阐明“三个代表”这个党的建设的总纲领
江泽民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个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新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
首先，“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对新时期党的性质的新概括。党的建设在新时期取得了新进展，新时期也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自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以来，在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确定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反腐倡廉、在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集中教育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坚持从严治党，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和经验。2000年初，江泽民在广东指导“三讲”教育和调查研究过程中，把改革开放20多年的新鲜经验和党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把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同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世界各国执政党的经验教训联系起来，对我们党在取得革命胜利后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变、主要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条件下党的先进性问题，从理论上作出了“三个代表”的新概括。我们讲党的性质，毫无疑问必须讲党的阶级性，讲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讲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然而，这里既有一般性的要求，又有同党在各个时期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特殊性要求。那么，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党性和党的性质应当首先体现在哪里呢？只能体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只能体现在能否当好“三个代表”的实际工作中。
其次，“三个代表”的论述是对新世纪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建设在新时期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例如：在党的阶级基础的问题上，怎么样看待和善处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下岗职工，怎么样密切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系；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在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背景下，怎么样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的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并发挥它的政治核心作用，怎么样解决基层党组织中出现的瘫痪半瘫痪问题；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上，怎么样选人、用人，并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在党的作风问题上，怎么样遏止腐败现象的蔓延，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拒腐防变；在党内生活中，怎么样加强理论学习、健全党内民主生活、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为我们研究和解决这些新问题，开拓了新视野，从根本上明确了思路。
第三，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精辟地阐明，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关键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党的各项工作必须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的主角，成为中国人民的政治领导者，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靠的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的正确，并且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也认识到其正确；靠的是党的各项工作从总体上做到了“三个符合”，靠的是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一以贯之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而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所以，江总书记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都必须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抓住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这个根本，解决好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二、完整准确地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和总任务
1939，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他把这个建党的目标和任务称之为“伟大工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成功地实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从而建设了我们这样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和我们党面临的新的实际，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任务和目标。他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在这里，邓小平把党的建设同党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路线联系起来，同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联系起来，完整、准确地回答了新时期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个建党目标，语言简洁而明了，内涵丰富而深刻，坚持了党的先进性，反映了党在新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使命，符合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它既同“文革”时期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十字建党方针”划清了界限，又同新形势下出现的企图改变党的性质、否定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划清了界限，也同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习惯于墨守陈规的思想观念划清了界限。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用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地提出和回答了在新时期建设什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党的建设相互促进，都显示出了蓬勃生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伊始，就提出了“现阶段加强党的建设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前进目标”的问题。1989年12月29日，江泽民在党建理论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党建设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更加坚强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坚强、内部更加团结、同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
1994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一个新的伟大工程提到全党面前。这个决定突出强调了党的建设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并对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全面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素质，提出了新要求。
在党的十五大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最新的语言，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再次提到全党面前：“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江泽民在提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深刻内涵的党建命题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这不仅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结合当今的时代特征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际，给党的建设赋予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强调建设布尔什维克化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化的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沿着这个大思路，强调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江泽民在新形势下强调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时代特征条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可以说，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党拒腐防变的能力和抵御受风险的能力，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必须着力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也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上逐步解决这个课题。
三、创造性地发挥和实践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确立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在新的条件下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党的思想路线，他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把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全党同志必须依据党的思想路线，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并创造性地发挥了党的思想路线，给党的思想路线增添了新内容。这集中反映在党的十五大报告和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的阐述，全面贯穿着党的思想路线，并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著名观点：“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在阐述党的思想路线时强调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全党同志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他还提出，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在党的基本理论指导下，自觉地实现思想认识的“三个解放”；要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
在实践中，第三代领导集体一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三代领导集体妥善地处理“六四”风波的遗留问题，在治理整顿中实现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协调统一，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全国的指导地位，圆满完成香港、澳门回归的历史任务，领导战胜1998年的特大洪灾，沉着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和复杂的国际突发事件，在十五大报告和“七一”讲话中提出一系列关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新观点、新思路、新理论，特别是提出和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等等，无一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成果。
四、对党的性质作出“三个先锋队、三个代表、一个核心”的新概括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三个先锋队、三个代表、一个核心”的新概括，既同现行党章的基本精神相一致，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了现行党章的内容，即：将一个“先锋队”扩展为“三个先锋队”，“一个代表”扩展为“三个代表”。
我们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工人阶级队伍从1949年的约800万人，增加到2000年底的约2亿7000万人，队伍不断壮大；党政群机关的公职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再加上全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使得工人阶级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日益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人阶级各个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工人阶级同先进生产力的联系程度更加紧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也在发展，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在不断增强，因而，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自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
同时，我们党又不仅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还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对此，可以从以下几点作出说明：第一，我们党是成长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党从成立之时起，就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姿态，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的伟大事业；第二，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全体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需要中国共产党这个先锋队组织来领导，这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现在更是不容质疑的；第三，我们党的宗旨是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她不仅仅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而且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利益，她真正以“天下为公”，这个“天下”，既包括了中国工人阶级，又包括了全体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第四，我们党又不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所有成员都能够参加的组织，而是他们中能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组织，是他们的“先锋队”组织；第五，在党的历史上，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有“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的提法，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广大群众性的”的党的观点，所以“三个先锋队”的新概括也是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
江泽民指出：“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看，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在党的性质中把“一个代表”扩展为“三个代表”，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党的性质理论的重要创新。
五、根据新形势提出把“社会其他方面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的新观点
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提出：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的党员是党的队伍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除了原有的工、农、知、军、干以外，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江泽民在讲话中列举了六种，并指出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对于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如何给它们定性、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首先，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出现的？是在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改革开放的大政策下出现的，是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出现的，也就是说，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是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催生的。其次，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到底是所谓的“剥削者”、“买办”、“食利者”，还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江泽民明确指出：他们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再次，我们党搞革命、改革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从“无产”变“有产”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简单地将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按照这样的分析，把“社会其他方面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就顺理成章了。
把“社会其他方面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要解决好几个认识问题。第一，要明确我们党的队伍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仍然是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中的党员，决不能本末倒置。第二，必须按照“四句话”的要求吸收社会其他方面的先进分子入党，决不能降格以求。第三，要坚信我们党一定能够通过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使大多数党员都成为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第四，这样做决不是、也决不会走向“全民党”，这是因为：搞“全民党”的理论前提是否认当代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而我们的党章明确地规定，尽管在我国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有还可能激化；搞“全民党”的那些党不讲或实际上不讲党员条件，什么人都可以入党，而我们党十分强调吸收新党员的标准，要求入党的人能够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符合党员的条件；在新党员入党程序上，搞“全民党”的那些党一般实行“宣示制”或登记制，而我们党吸收新党员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实行审批制；搞“全民党”的那些党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自称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我们党坚持自己“三个先锋队、三个代表、一个核心”性质。第五，要明确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主要标准，不是党员的社会成分或社会来源，而是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六、始终抓紧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这个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著名论断。他还提出并实施了一整套任人唯贤、德才兼备和选拔、任用、教育、关心干部的方针政策。在毛泽东干部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造就和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理论家，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安邦治国的各级各类人才，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才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会治党、治国、治军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组织基础。
邓小平历来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早在20世纪60年代，他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一文中就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这个时代在组织上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形成了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并实施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
在新的条件下，江泽民提出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新要求。1990年6月，江泽民在接见全国省级党校校长会议代表时，就干部的基本素质问题，提出了五条标准：第一，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懂得中国国情，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努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坚定地站稳定无产阶级立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得起执政、改革开放以及“和平演变”的考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不迷失方向；第三，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开创新局面的信心和决心，有为实现党中央提出的战略目标而百折不挠地奋斗的勇气和能力，做到胜不骄，败不馁，知难而进，临危不惧；第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到在酒绿灯红、纸醉金迷面前不为所动，拒腐蚀，永不沾；第五，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胸襟开阔，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能够团结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有领导和组织才能。
1996年6月，江泽民在纪念建党75周年座谈会上，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再一次强调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干部。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十分紧迫的重要任务。”他强调：“建设这样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领导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需要。各级党委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以思想政治建设为重点，把干部队伍建设这件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大事抓紧抓好，绝不能有丝毫的忽视和懈怠。”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我们党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应当是一支包括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干部、科学技术干部和其他战线干部组成的宏大队伍。这支干部队伍，由于分工和职责不同，对他们应当有适应本职工作特点的不同的具体要求。但是，不论做什么工作，作为党的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都要具备基本的五个方面的政治业务素质。后来，江泽民又对领导干部提出了五条要求。他先后提出的关于干部的“三个5条”，对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做了非常精到的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干部理论的新发展。
七、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规定坚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邓小平一贯强调：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根本保证。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的领导，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得出的共同认识，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新中国建立初期，帝国主义者曾经断言共产党只能领导革命，不能领导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也有人怀疑甚至反对党的领导。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先进政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的思想，按照党章和宪法的规定坚持和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作用。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的巨变和我们党内国内的错误思潮，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各级政权组织，包括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凡属方针、政策的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委讨论，然后分头执行。这些政权机构中的党组，应对同级党委负责；在这些政权机构中任职的党员，应执行党的决议，接受党的监督。如果放弃了这种领导，就谈不上执政地位。任何削弱、淡化党的领导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江泽民还针对前一任总书记借口“改革”党的领导，只讲党的政治领导，轻视、忽视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错误观点，坚持党章关于“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的规定，指出：首要问题确实是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即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方向的领导，但又必须看到，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又是统一的，不可分的，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组织领导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的重要保证；我们要善于把三者很好地统一起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充分发挥党对各项改革和建设的领导作用。
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坚决地批判了“政治多元化”、“指导思想多元化”的错误观点，坚决地抵制了“多党制”的喧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动摇，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使中国的人民民主政权更加巩固。
在党的政治领导问题上，江泽民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即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这个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也是党对国家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内容。
在党的思想领导问题上，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实践证明，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21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在党的组织领导问题上，江泽民强调：“我们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同时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人事任免权。各级党组织推荐需经人大选举、任免的干部时，要重视人大的意见。推荐的人选确定之后，人大党组应努力做好工作，使党的决定得到实现，并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对于由人大选举、决定的政府组成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
八、强调在新的条件下必须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
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有卓越的建树，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方面，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又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决议》对此强调了几点根本观点：第一，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既要维护党的领袖的威信，又要保证他们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第二，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高度的集中，坚持“四个服从”的基本原则；第三，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反对各种错误思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清除腐化变质分子；第四，在党的领导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国家政权组织、经济文化组织、群众组织以及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关系，保证他们有效地行使职权和主动负责地开展工作；第五，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从党的建设的历史看，把建设“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提到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点之一，提到党的建设的根本目标的高度，是从来没有过的。由此可见，经过“文化大革命”，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党的制度建设、特别是民主集中制建设，是多么的重视。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这个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全面论述党的建设的时候，总是非常强调“加强民主集中制，提高党的战斗力”问题。在1989年底的党建理论研讨班，在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在十四大、十五大的报告中，在其他的有关讲话中，江泽民都一再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干部：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只有这样，才能统一认识，统一步调；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以增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充分调动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中全党的正确意见，团结一致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
第三代领导集体和这个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对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观点集中反映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共有5条，主要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特别是根据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作了科学界定，对党在长期实践中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成功经验作了科学概括，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必要性、重要性作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说明；第二，重申并系统地阐明了发展党内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三，重申了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特别强调了维护中央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党必须维护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和这个集体的核心；第四，重申必须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第五，对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
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同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刘少奇、陈云等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有的理论原则是恢复了七大、八大的提法，例如“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而未沿用十二大的提法；有的判断是根据新情况、新形势而作出的新阐释，例如“当前，我国正在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更需要我们党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而决不能削弱和放弃民主集中制”；有的观点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和理论的新强调，例如“集中，就要集中正确的意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二者不可偏废”。无论是恢复还是新阐释、新强调，都可以认为是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新思维，都是为了把党的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七一讲话”中，江泽民特别强调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从以上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党的建设既坚持毛泽东关于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和实践，又坚持邓小平特别强调党的建设要走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在新的条件下，即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并重的新思路。在实践中，江泽民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带头维护中央领导集体的团结，从而形成今天这种全党团结统一、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
九、全面阐述和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一系列新观点、新举措
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出现的严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陈云1980年11月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座谈会上，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同年12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都把这个论断作为党建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写了进去；十三大更把这个论断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12个基本观点之一，写进了政治报告。20年的实践证明，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党风问题的这个命题是一个科学的命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以来，一直十分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他出席了几乎每一次的中央纪委全体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亲自安排、部署和指导这项工作。他一再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化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务必提高坚持“两手抓”方针的自觉性，务必加强领导。1997年1月，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江泽民首次提出反腐败是“严重政治斗争”的观点，他说：“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同年5月29日，他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重申了这个论断。十五大报告将这个论断载入党的正式文献，成为全党的共识。
为什么说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呢”？尽管江泽民没有像学者一样列举一、二、三条加以论证，但我们根据江泽民的一贯思路来看，还是可以大致理出脉络来的。第一，江泽民非常强调讲政治，他一再说“三讲”的核心是讲政治。1995年9月他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上的讲话（后来《人民日报》以《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为题发表了部分内容），就是从反腐败破题的。可以认为，说反腐败是“严重的政治斗争”，首先是因为反腐败问题是关系党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识别力、政治敏锐性等等的重大问题。第二，邓小平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是搞四个现代化。而腐败则是阻碍现代化的大敌，不反腐败，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即使“现代化”了，也可能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决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反不反腐败、反腐败力度的大小，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这还不是政治问题吗？第四，党章总纲和邓小平理论都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但由于国内国际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我们党同腐败分子（例如陈希同、王宝森、胡长清、成克杰）的斗争，早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而是新形势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阶级斗争问题当然属于政治问题。深刻理解江泽民的这个新论断，可以使我们从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旗帜鲜明地、坚决地、锲而不舍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第三代领导集体还进一步明确了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基本方针和工作格局。江泽民指出，反腐败斗争的总要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把思想政治教育、查处大案要案、健全制度和严肃党纪政纪结合起来，既防范于前，又惩戒于后，打好一个一个的阶段性战役，一步一步地把斗争引向深入。
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江泽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并全面论述了从严治党方针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点。江泽民反复强调，党组织对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领导干部自己也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多层面分析，他律（“三严”）与自律（“四自”）相比，我们应更着重于他律，也就是党组织治党要严。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是主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没有认真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对党员、对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对违纪违法者心慈手软，失之过宽。
江泽民指出，落实从严治党方针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必须全面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方面、各环节。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把从严治党的方针理解为党风廉政建设的方针，它也是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的方针。十五大报告从五个方面明确了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为从严治党提供了可操作的办法。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是新世纪我们党党风廉政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党风廉政建设理论的又一新贡献。
《决定》指出，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作风建设与党的其他方面的建设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抓住作风建设，就抓住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决定》对我们党当前的作风状况，既充分肯定了主流，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全面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使党的作风建设有新的明显的进步，以适应新世纪的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党提出的新要求。
按照《决定》的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对这“五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决定》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解决这“五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决定》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基本措施。问题已经找到，指导思想已经明确，办法也已经有了，又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能不能在实践中认真贯彻执行。如果作出了一个好的决定而不打算去照着办，就正像列宁所说的，这样的决定就等于是废纸。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决定真成了“废纸”，那么，我们失去的将是党心和民主，而要重新赢得党心和民心，不知又要费多少力气啊！解决“五风”方面的突出问题，领导干部一定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既立言，更立行，成为加强和改进党风廉政建设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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