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比较的角度看潘塔莱奥尼的财政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角度看论文,奥尼论文,财政论文,理论论文,潘塔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现代西方财政理论核心——公共产品论的先驱者，潘塔莱奥尼的财政理论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与其他奥意财政学者较早地将“边际革命”所产生的基本经济理论运用到财政学中，为西方财政学的一个重要转变奠定了基础。（注：张馨：《西方财政学的一个重要转变》，《财政研究》1993年第11期。）本文拟在介绍潘塔莱奥尼若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探讨该理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本文主要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了潘塔莱奥尼的若干财政理论，认为潘塔莱奥尼的理论对于我国财政支出效率的研究、财政收支原则的确定与财政决策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全文对潘塔莱奥尼的公共支出分配的标准、税收和支出的相互关系和财政决策过程等三个方面的理论进行了分析。
一、公共支出分配的标准
潘塔莱奥尼提出了公共支出分配的标准。他认为，公共支出分配的标准取决于不同公共支出项目的边际效用的比较。具体地说，这包括两方面的标准：①支出项目本身的内在效用；②支出项目和其他可能支出项目的效用比较。他还指出，如果现行税制是税种与支出项目都一一对应的话，那么，分配的标准还要加上两条：①由支出项目获得的效用抵得上纳税人由于交税所遭受的损失；②特定的税收——支出组合与其他的税收——支出组合创造的效用的比较。但由于现实没有这么复杂，因为财政制度依赖一般税收而不是收费，这样就可以撇开特定收入，预算支出代表的满意或需要满足的总额必须至少等于纳税引起的损失总额。
潘塔莱奥尼的理论虽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就他的支出分配标准的理论而言：首先，它促进了西方财政学研究对象的转变。在他之前，西方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往往只是税收和公债，而不包括公共支出。这在财政尚未成为公共财政时，问题是不突出的，因为王室支出和公共支出是混在一起的，财政是国王的“私财政”，国王怎么支出是他个人的私事。而在“私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后，公共支出是面向全体人民的（至少在表面上如此），公共财政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财政。（注：张馨：《论公共财政》，载《经济学家》1997年第1期。）所以人民需要对之进行监督， 而监督必须建立在对公共支出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但当时研究对象较窄的财政学是不适应这一要求的。为此，实践要求财政学研究对象的转变。潘塔莱奥尼开了公共支出分析的先河。其次，他的理论促成了财政学与经济学的进一步融合，使得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解释财政现象成为可能。“潘塔莱奥尼是边际主义在意大利所以被人接受的真正枢石”，他选择的是创立一门“财政科学”的发展路线。（注：巴鲁奇、皮耶罗：《边际主义在意大利的传播，1871—1890》，载R.D.C.布莱克（编）：《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说明与评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边际效用理论在公共支出分析中的运用，使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有了西方经济学所说的价值。（注：张馨：《西方财政学的一个重要转变》，载《财政研究》1993年第11期。）第三，他的理论对于我国财政理论和实践均有借鉴意义。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理论深受前苏联经济和财政理论的影响，“偏重于传授财税工作实务方面的知识，着重阐述现有的财政方针和政策，解释当前的财政规章制度的原因，以致财政理论难以发展，内容枯燥，研究范围局限于预算收支管理”。（注：席克正：《财政学的形成与发展》，载席克正、杨君昌（主编）：《财政理论与政策选择》，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虽然这已得到很大的改观，但对财政支出理论分析较少的现象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财政最终必然转向公共财政。这同样要求对公共支出进行研究。但由于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对支出的理论分析较少，凭空搭起公共支出理论分析框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西方财政理论中的公共支出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扬弃，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支出理论，以指导实践。潘塔莱奥尼实际上将纳税所遭致的损失视为公共支出的成本，而将支出项目的效用或满意看作收益，通过成本和收益的对比以决定支出项目的取舍。这就为我们的公共支出分析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思路。我们可以将公共支出和税收结合起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促进财政效率的提高。
二、税收和支出有无先后之分
潘塔莱奥尼认为，税收和支出没有先后之分，二者是并行的。议会为获得最大效用，要衡量国家的愿望和能力，对一大堆复杂的问题进行判断，以决定支出项目的取舍，而这又是对税收——支出组合所带来的损失和收益，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进行选择的。这样，预算的收支双方完全是并行的。他反对那种认为政府预算是“量出为入”，而私人预算是“量入为出”的观点。他批评了“私人按照收入安排支出，政府按支出组织收入”（这样，增减税收就取决于政府要提供较多还是较少的服务）的观点。在他看来，将税收与支出视为有先后之分是不正确的。
潘塔莱奥尼还提到，如果所有与政府相关的功能都代表支出项目的话，那么，我们就碰到了一个理论上尚未解决的难题，即政府到底有哪些功能问题。这就进一步说明了量出为入原则实现难度较大。
一般说来，财政收支原则可分为量出为入原则和量入为出原则。如果照这样区分的话，那么，作为财政收支的主要组成部分的税收与支出就有先后之分。我国在改革之前主要奉行量入为出原则。这一原则适应当时体制状况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自己最基本任务的中国政府和以直接提供生产建设资金为自己最主要任务的中国财政，它们所必然要追求的，首先是最大限度的资金投入。……另一方面，以国有企业利润上交为主要来源的国家预算收入，它的数量可以说已达到客观上限……此时如以支出的需求来确定收入的规模，则无限的需求是无法以有限的可能来满足的。”（注：张馨：《财政·计划·市场——中西财政比较与借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改变，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此时，再采用量入为出的原则已不合时宜。这也可以从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奉行量出为入的原则看出来。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财政收支原则进行了争论。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认为我国财政收支所奉行的量入为出的原则需要改变，但这是不是说一定要转到量出为入原则上来呢？为此，我们有必要看看西方国家实施该原则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60年代以来，美国公共部门规模日益扩大。这表明原先希冀以民主制度制约公共支出的愿望未能完全得到实现。而传统的观点是：民主制度为防止过度的征税和过度公共支出提供了足够的保障。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官僚政治是完全被动和公平的，并且不对预算支出施加任何影响的基础之上的，但这不是事实。对此，布坎南等提出了用规章限制税收和支出，其中包括程序限制（税收和支出立法的绝对多数、税收和支出的普遍性、支出和税收的同时考察等）和数量限制（支出或收入占GNP的份额、 税基约束和对指定税率直接的秩序约束等）。
这说明量出为入原则也存在着内在的缺陷。我国的财政收支原则若完全转向量出为入，也可能产生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在转轨经济时期财政秩序尚处于过渡状态的情况下。这样，量出为入在现在和未来都不能成为我国财政收支的唯一原则。而较为理想的做法是将收入和支出结合起来并行分析。潘塔莱奥尼的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我们只有将收支结合起来考虑，财政活动才能给人民带来最大限度的满意。
三、财政决策过程
财政活动无非涉及支出和税收。潘塔莱奥尼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研究财政决策过程的。在问题的探讨过程中，他对议员和政府官员表示了信任。他认为行政部门是这样解决财政支出问题的：财政部长根据各部部长（包括他自己）提出的支出估计报告，按照财政平衡的要求，去尽力满足各个部门的需要。而各个部门是按以下原则编制各自预算的：①不安排不属于本部门服务范围的支出。②以以前年度的支出为基础，即按以前年度至今的支出趋势编制。③明确区分不可撤销支出和行政性支出，一般支出和特殊支出。（注：王传纶：《西方财政金融思想发展》，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财政收入问题，他认为，这主要是由财政部长来决策的。财政部长拥有丰富的经验，使得他在这一问题的决策上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财政部长所采用的估计收入规模的方法是：计算过去年度的每一种税收的平均值，没有特殊原因，税收将按这一趋势增减；同时将收入视为统计序列，按稳定和统一的收入因素来分析对收入的影响。这种方法忽略了更重要的偶然性的和可变的因素。
他还认为，虽然议会对预算能否通过有最终的表决权，但由于财政部和其他部门更富有经验，同时，这些部门在考虑问题时已将议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在内，因此，议会往往是把编制预算的大部分工作交给财政部和其他部长。这就是说，在此，议会对行政部门也表示了信任。
在潘塔莱奥尼看来，财政决策过程中行政部门受到的约束主要是预算平衡的约束和来自议会的其他约束。他对财政决策过程的分析主要是对现实的描述，这与他认为的“理论上看上去很复杂的问题，现实中往往依据经验就得以解决”的看法相一致。由于财政决策问题较为繁杂，当时他能做到的只是对经验的总结。这一总结看似简单，但它对于理论和实践的启示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潘塔莱奥尼较早地对财政决策问题进行了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从而在西方财政思想史上留有一席之地。以后，意大利经济学家马佐拉、马尔科，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林达尔，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等人沿着他未尽之路，为财政学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域——公共选择领域。
联系到我国，对于财政决策过程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为此，借鉴西方从古到今的相关理论，必将有助于我国财政决策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另外，我国现实中的财政决策还可从潘塔莱奥尼的理论中获得启示。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发挥预算平衡对于预算编制的约束作用。第二，如何发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在预算编制过程中的监督作用。潘塔莱奥尼之所以认为议会对行政部门表示了信任，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议会对行政部门的约束已潜移默化。而我国财政收支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就与缺少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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